診療椅上的政治：如何成為更有自覺的公民

﹝中文版序﹞
公民身分與內心世界
安德魯．沙繆斯
 
雙向道
 
本書的內容試圖在社會及政治現象及心理治療之間做出有意義的連結。我在寫作時總會使用「雙向道」技巧，目的是：第一，讓社會現象來批判、啟發、轉化心理層面議題；第二，以心理治療的思考方式幫助社會進步。心理歷程和人身處社會之中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心理議題和主觀經驗無法獨立於社會、文化及歷史脈絡之外，但也不能確切地簡化到只剩下社會此一因素。相同地，社會及文化也各自有其心理因素的層面，由一連串心理歷程及主體之間的關係刻畫而成。
 
這本書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評估心理治療在「讓我們不再用國家要我們思考的方式思考」這個層面有多少貢獻。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對此一職業的整體政治立場進行重新校準。心理治療發展之初有個特色，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就是行業人士的想法比較激進，但隨後為了受到當權者接受，便逐漸失去了這樣激進的聲音。我希望這本書或多或少能夠傳達如何找回這種根本的激進主義。
 
我是執業心理治療師、學者，也是政治運動家。我非常小心地測試這本書討論的主題極限何在。我對此議題很有熱忱，但我同時也小心謹慎、抱持批判態度。在本書中，我們討論真實的議題，並不侷限於主體經驗之中，如性別政治、經濟、侵略與暴力、領導、社會脈絡中的靈性及父親等。

老實說，除了緩和個人的痛苦之外，心理治療對社會貢獻的其他可能性，並不是那麼受大眾歡迎。第一次會談就被這個世界放了鴿子！連與個人進行的臨床工作都被斥為新的集體鴉片，讓我們不去關注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並打造某種獨立的假象，對集體生活的價值嗤之以鼻。
 
心理治療的問題
 
老實說，這一連串的挫折是心理治療師自找的。我們的精力通常是花在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對的，而不是去作根本性的改變。心理治療師正直誠實地令人惱怒，再碰上盲目的簡化主義，將所有的社會現象視為精神方面的碎片，就變成了無聊的泛心論。更別提心理治療在對待不同群體方面有過的黑暗歷史，尤其是針對性取向的少數群體。
 
即使到了現代，恐同症已經銷聲匿跡，在心理治療圈裡還是有一種將同志分為「好同志」和「壞同志」的傾向。前者仿效著所有異性戀的長期關係或婚姻帶來的種種所謂優點。而後者則被當作是標新立異的激進分子，過著不經思考的淫亂生活。
 
而在此領域之外的人都知道，要接觸心理治療這個領域，而且不是那種機械化的心理治療，除非你非常富有，不然恐怕很難辦到。在西方國家，少數族群或勞動階級的成員要接受訓練成為心理治療師並不容易，不曉得在臺灣情況是否類似。
 
我們追尋的終極目標依然是廣泛地將心理治療的觀念應用在探討社會及政治的運作及問題之上，用跨學科的方式進行更深的了解。這些問題包括了當代生活的膚淺及不公、似乎無法根除的戰爭及暴力，或是像氣候變遷否定論這樣令人困惑的集體現象。
 
參與社會運動的治療師
 
我想要針對參與社會運動的心理治療師發表一些意見。心理治療師社群發起的社會及政治運動依然非常有趣。我們曾經目睹九○年代中期英國「追求社會責任的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的形成，也有特定的小組關注核武及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議題。但我必須說，許多心理治療師不太確定該如何將行動主義與心理治療師的專業所扮演的角色及形象結合。若以治療師的身分介入政治運動或與政治人物互動，究竟是應該扮演治療師的角色，還是以公民的身分參與，只是這個公民剛好是心理治療師？還是兩者皆是？相關的道德規範又是什麼呢？

我現在關注的範圍轉向了希望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力的某些心理治療與諮商師組織，他們的政治理念連貫一致，並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他們的專業所規範。由於文長限制，我將僅討論兩個議題。第一，這樣的組織是否一定是（或一定應該）在政治立場上左傾的，或是在某些層面上來說是「激進」的，畢竟我們似乎聲稱這個年代已經跳脫了左傾或右傾的框架。如果左傾是無可避免的，那麼該組織就必須承認它無法代表一個雙方都覺得專業的意見（雖然某些時候可能可以），當然就無法代表整個專業來發言。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某個心理治療師的組織在重要的選舉中公開表達反對某位候選人。

治療師犯的政治錯誤

談到政治人物或政治圈使用心理治療概念的情況，我們必須記得精神分析的歷史中包含了一連串與當權者的權力勾結。榮格沒有受到誘惑，而近年來的史料研究指出，三○年代的安娜．佛洛伊德與恩尼斯特．瓊斯（Ernest Jones）也是如此。

必須說明的是，在沒有心理專家在場的情況下使用心理學的概念，和在有諮商師在場的情況下參與他們提供的服務，這兩者之間是有不同之處的。舉例來說，我與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及政治運動團體進行過諮商，也有許多心理治療師有過這類經驗。所有人都同意這樣的經驗可以非常美妙，同時也令人挫折、謙卑。但是，像定義、整合、認同這類的有趣問題也會在過程之中出現。

最後，歡迎讀者與我聯繫。我的電子郵件地址為andrew@andrewsamuels.net，個人網站為www.andrewsamuels.com。

﹝推薦序一﹞
轉型政治的一本小聖經
南方朔（作家、社會評論人）
 
一九八七年，美國政治科學會（APSA）在芝加哥召開年會，在那次年會上，通過由美國大學教授費雪（Jeft Fishel）成立一個「生態及轉型政治小組」，它的成員包括了人道心理學、未來學、政治運動研究、生態永續性研究、電訊民主等新興領域具有創新性的學者；動員的學校，包括了史丹福大學、西北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布朗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名校。
 
從一九八七年起，「轉型政治」（Transformational politics）這個名詞和概念，開始成了當代學術思想最新興的領域。根據加州聖瑪麗學院政府研究教授伍爾波特（Stephen woolpert）等人所編的論文集《轉型政治：理論、研究及實踐》，學者們認為，當今的政治已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現在的政治己告陳腐僵化，舊的問題它無力解決，新的問題它完全沒有概念，於是政治和社會遂成了不滿之源。政治人物只知道固執守舊，語言乏味，政治在缺乏新視野後已勢不可免的走向平庸化。當代理論家充斥著「後自由」、「後現代」、「後父權」、「後物質」、「後結構」等名詞，這正好顯示了政治與社會停滯，看不到新的典範時的「論述泛濫」。人類文明的進展有個大規律，當一個時代的新典範清楚，人們就會努力於走向新典範之路，但若走到了十字路口，看不到新的典範和方向，人們的徬徨不滿就會表現在各種意象式的批判上，諸如「後自由」、「後現代」之類的論述符號，它即是一種矇矓的不滿，是對現狀的批判，只有等到「轉型政治」這個更具體、可操作的概念被提出後，新典範的定位遂告清楚。「轉型」是一種新的價值取向，是更加水平多元的民主，是公平正義的更加講究，也是人性的復歸，以及新的性別價值和生態價值進入政治、產業和社會的時間表。
 
自從「美國政治科學學會」提出「轉型政治」這個時代性的新觀念後，最值得注意的，乃是當代對「轉型」的研究和實踐，特別重視「轉型」的三個面向；一個是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另一個是文化和新的價值良知，第三個則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診療的面向。

首先就政治及社會運動而言，近代學者已察覺到，每個國家的政府官僚體制，由於體制的龐大僵化，它已被現狀緊緊地捆綁，已不可能進行任何改變或創新，近代的民主發展、性別政治、生態政治、多元政治甚至和平政治，都不是官僚體系所帶動，而是公民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所促成的。因此，學者們認為，政治和社會的新典範，已必須將重點放置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上。公民先行已成了政治及社會轉型的最基本的動力。
 
其次，就文化批判的角色而言，近代學者早已發現，文化即政治，政治即文化，一個社會甚至整個地球，早已被固定了的文化價值所制約，因此要政治及社會轉型，必須優先致力於文化和價值的轉型。而一種涉及「典範轉移」的「反」的文化批判，乃是最為艱困的志業，它必須有另類的視野，必須有新的整體認知，必須和龐大的商業保守文化對話，必須不被既有的文化體制剽竊佔領，必須在新的文化上賦予新的價值想像。當代轉型之所以極為緩慢，主因即在於新的文化價值總是顯得那麼無力，而且文化論述，並不能及時與社會與政治運動結合，遂使得運動顥得片段化和零星化。

第三個面向即是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及精神治療這種深層批判的面向，而恰恰好，當代後榮格學派學者沙繆斯（Andrew Samuels）所著的這本《診療椅上的政治：如何成為更有自覺的公民》所談的就是這個課題，而它恰好就是當代「轉型政治」中所說的「人本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核心問題。它把人們習以為常的「外在政治」和「內在心靈」這種二分法的窠臼打破，認為「內在心靈」和「外在政治」其實是一個辯證統一的範疇。在本文前述的《轉型政治》論文集裡，喬治城大學教授芭芭拉．耐特（Barbara Night）在所寫的論文裡即指出，「如果每個人的內在未曾轉型，則世界結構的變遷將不可能對體制造成衝擊。」因此，「轉型」的根本必須從人的自我開始，然後以榮格早年所說的「心靈鍊金術」形成新的自我覺知，而後才能結合外在的改變，促成自我的轉型。而該論文集的主編伍爾波特也是《人道心理學學報》主編之一，他也在結論的論文裡指出，心理學對「轉型」的最大功用，乃是透過分析和診斷，可以使心靈受到遮蔽以及被體制馴化的黑色板塊得以被新的光線所照亮，從而獲得新的啟明。因此榮格早年所講的「心靈鍊金術」「集體無意識」等精神分析方法論，始得以發揮作用。近代法國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曾有一句名言：「真正的發現之旅，並不是在找到新的陸地，而是找到看問題的新眼光。」他的這句名言，已成了「轉型政治」的核心金句，它也是「人本心理學」的真正價值之所在。

因此，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對「轉型政治」太重要了。對近代精神分析有瞭解的都知道，從佛洛伊德以降，精神分析和治療的學者，就努力於將人的自我小宇宙和外在的大環境進行聯繫。前代著名學者馬丁傑（Martin Jay）在他的名著《辯證的想像》中，即有專章〈精神分析的整合〉，他總結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Ｏ年間，德國法蘭克福批判學派，在精神分析和治療上，如何將分析和診療的方法用於政治和社會批判，前代學者對於自由私人生活的開放，專制政治的解構，體制的僵化，幸福的重新定義上都留下卓越的成就。這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用於政治和社會的批判，其實以前已經走了很長的路，現在由於對體制的不滿已累積到了一個新的高點，並具體化成了「轉型」這個新理論和新的全球運動，分析和治療家又到了可以再開展的時候。
 
《診療椅上的政治》乃是一本值得專業心理學界和一般讀者仔細研讀的著作，作者沙繆斯為後榮格學派重要學者，他參加了許多現實性的工作，負責過政治諮商事宜，尤其是對公民不滿運動，他也有很多介入，所以本書對當代的「轉型政治」，特別是最新的「轉型經濟」有著相當透澈的分析。今天的台灣毫無疑問已到了政治和社會應該轉型的關頭。領導及體制的無能日益嚴重，公民不滿運動已經一波波興起，現在是必須把政治放到診療椅上的時候，這本書的出版正逢其時！
 
﹝推薦序二﹞
躺椅上的政治？刀俎上的心理治療？
陳俊霖（精神科醫師、臺灣榮格發展小組成員）
 
在漫長而細微的心理治療生涯中，面對無數個案的肺腑真言與理論洗禮，總覺得身為治療師，應該比一般人多學到些人性，而人性又該是眾人之事的基礎，不免自認為多看懂一些政經人事的絃外之音。然而出了會談室，回到工作崗位上，面對長官的要求、制度的框限，卻又深覺無力。看似通透人情的心理治療師，其實在社會現狀下是許多制度中的弱勢，這中間總讓我覺得有種矛盾。回頭想想，各種心理衛生專業者歷來沒佔過太多政治、經濟要位，就更難以運用政治權力實現心理治療的理想。

這多少始自古典精神分析中立、節制的原則，以及心理治療保守介入案主人生的倫理考量，但也就習而變成一種內斂，蝸坐在治療室內，超然旁觀世事的態度。當治療師們越少實際參與社會上真實的政治活動時，被握有權利的政治人物決定心理治療的命運，也就只是剛好而已。
 
所以，即便心理治療學聽起來充滿道德高度與智慧洞見，卻正如作者引用詹姆斯．希爾曼的書名《我們擁有心理治療一百年了，但世界卻變得更糟》所鏡鑑的，到底一個在治療室內幫人類拆解人類心中善惡愛欲的學問，真能與治療室外由人類組合起來控制人類的政治體制之間產生關聯嗎？安德魯．沙繆斯的作品，當然必讀。

必讀的重要原因之一，乃是因為安德魯‧沙繆斯正是少數跨出治療室，積極投身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分析師之一。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他，長年投身社會運動，並在心理衛生專業上取得精神社工資格，之後又進一步完訓成為榮格分析師。在他諸多穿梭於心理分析與社會運動的成果中，尤以一九九五年領導成立「追求社會責任的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PCSR,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結合精神分析、榮格分析、人本心理等不同學派的治療師們，共同關切許多不同的社會議題尤為經典。我也是在追溯歷史時，才知道英國的生態心理學也是在 PCSR 的號召下，而有瑪莉－珍．羅斯特（Mary-Jayne Rust，《失靈的大地》〔心靈工坊，二○一五〕一書主編）等人引領發展。他一向倡導將心理治療所得的智慧和政治運作相結合，逐漸累積實作機會，因而曾經和著名的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擔任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Anthony Blair）的顧問，也曾擔任歐美、巴西、以色列、日本、俄羅斯、南非等地政治人物或社運團體的諮詢顧問。
 
此書《診療椅上的政治》正是一貫發展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