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與自由主義(思想45)

致讀者

在世界文壇，魯迅的《阿Q正傳》已經是不朽之作，對幾代的中文讀者衝擊尤其強大。今年是這本小說正式問世的100週年，本期發表趙尋先生的長文，適時對魯迅筆下阿Q這個人物的倫理─政治涵意，提出與100年來的通行看法大異其趣的分析。由於中共奉阿Q為底層人民的代表人物，阿Q的革命「倫理」深深影響了中國革命的自我想像。趙尋參考亞里斯多德對憐憫以及阿倫特對社會革命的批評，檢討阿Q的殘忍倫理的政治後果。這篇文章在「魯迅作者」之間應該會引起爭論，但是爭論阿Q的政治倫理，豈不最能證明《阿Q正傳》不衰的現實意義嗎？

其實1922年在文學史上並不尋常，當年問世的名著，除了《阿Q正傳》，還有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竹藪中〉），喬伊斯的《尤里西斯》，艾略特的《荒原》，褚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等等。如果有作者願意共襄盛舉，我們很希望能邀請到相關的文章以饗讀者。

余英時先生在去年8月去世後，《思想》即盼望以合適的方式來紀念與追思他的成就。余先生一生主張民主與自由，不過除了若干少作，並沒有專著陳述他的自由主義信念。在本期的專輯「余英時與自由主義」中，王邦華、陳祖為兩位教授探討余先生在90年代接觸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後的一些回應，揣度余先生晚年會如何界定儒家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以這種方式重現余先生的政治觀點，向余先生致上敬意，格外有其價值。

同樣出於敬意，唐小兵先生追述他跟余先生交往的點滴，特別記錄下余先生對大陸上像他這樣的新一代學人的期望，令人感慨有加。小兵先生一向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對於知識人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裡的種種命運，有一份深刻的同情。文章的結尾處從個人角度思考「人生的完成」這個挑戰，讀來也令人動容。

在本期《思想》的編輯工作接近尾聲時，傳來張灝先生過世的消息。張先生跟余先生一樣，都對當代中文世界的人文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後來者莫不曾經受惠於他們的觀念啟蒙乃至於人格的示範。張先生曾經在《思想》14期發表過〈殷海光先生的理想主義道路：從公共知識分子談起〉，在20期發表〈政教一元還是政教二元？：傳統儒家思想中的政教關係〉；在19期我們也發表過李懷宇先生的訪談〈張灝：探索時代〉，請讀者自行參考。

張灝先生於4月20日去世之後，上海的郭克先生在封城中撰文，趕上本期的出刊。郭克想起他最後一次跟張先生通電話，問張先生最近在研究什麼問題。張先生緩緩回答：為什麼在中國「人」會被神化？郭先生回顧張先生看出從軸心時代的先知到啟蒙知識分子，多有一種「精神氣質」，稱之為「人極意識」。軸心時代的先知尚受到超越意識的限制，但現代知識分子的「人極意識」則已無止境。這種人極意識，正是中國思想一貫地將人「神化」的源頭與動力。到了近代職業革命家帶領社會革命，這種「人極意識」就一發不可收拾了。這正是張先生晚年一直關注的大問題。

張先生所謂的「人極意識」，另一個說法即是「人類中心主義」。在疫情中，人類中心主義應是不得不面對的一種尷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