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對話：思想實驗劇場
A Dialogue Across Civilisations: the Polis and the People
活動訊息
山崎達也的臺灣車車100
2026年11月金石堂強力推薦
金石堂閱讀週年慶第二波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內容簡介
如果蘇格拉底遇見孔子，他們會如何辯論何謂理想社會？
如果柏拉圖與馬克思同台，哲人王與革命，誰能帶來正義？
如果何殷震闖入這場由男性主導了兩千五百年的辯論，她會提出什麼質問？
如果阿Q也走上舞台，那些宏偉的哲學與政治理想，還禁得起普通人的現實人生嗎？
跨越兩千五百年的時空，一場不可能發生的思想大戲，就此開演。
《跨文明的對話》打破歷史與文明的疆界，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孔子請上同一座舞台；馬克思、葛蘭西、魯迅、何殷震、胡適、毛澤東與阿Q也相繼登場。當哲學家遇見革命者，聖賢遭遇異議者，那些沉默於歷史中的人民也開始發聲——誰還能安坐台上，宣稱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答案？
哲學能讓人溫飽嗎？自由能與尊嚴共存嗎？和諧若建立在沉默之上，還能稱為和諧嗎？民主若與不平等並存，還是真正的民主嗎？當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人民究竟是城邦的主人，還是舞台下的觀眾？
這不是一場彬彬有禮的文明交流，也沒有任何思想家能全身而退。古老的智慧必須接受現代歷史的拷問，東方與西方彼此質疑，理想與現實正面碰撞。當民主遭遇危機、科技重新定義人類生活，世界似乎也再次走向分裂，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或許不是：
「誰的答案才正確？」
而是「我們究竟想要共同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大幕已經拉開。
接下來，輪到我們加入這場對話。
如果柏拉圖與馬克思同台，哲人王與革命，誰能帶來正義？
如果何殷震闖入這場由男性主導了兩千五百年的辯論，她會提出什麼質問？
如果阿Q也走上舞台，那些宏偉的哲學與政治理想，還禁得起普通人的現實人生嗎？
跨越兩千五百年的時空，一場不可能發生的思想大戲，就此開演。
《跨文明的對話》打破歷史與文明的疆界，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孔子請上同一座舞台；馬克思、葛蘭西、魯迅、何殷震、胡適、毛澤東與阿Q也相繼登場。當哲學家遇見革命者，聖賢遭遇異議者，那些沉默於歷史中的人民也開始發聲——誰還能安坐台上，宣稱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答案？
哲學能讓人溫飽嗎？自由能與尊嚴共存嗎？和諧若建立在沉默之上，還能稱為和諧嗎？民主若與不平等並存，還是真正的民主嗎？當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人民究竟是城邦的主人，還是舞台下的觀眾？
這不是一場彬彬有禮的文明交流，也沒有任何思想家能全身而退。古老的智慧必須接受現代歷史的拷問，東方與西方彼此質疑，理想與現實正面碰撞。當民主遭遇危機、科技重新定義人類生活，世界似乎也再次走向分裂，我們真正需要追問的或許不是：
「誰的答案才正確？」
而是「我們究竟想要共同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大幕已經拉開。
接下來，輪到我們加入這場對話。
目錄
推薦序一／阿都拉曼．安邦
推薦序二／馬克．辛普森
致謝
中文版序
序言
導言
出場人物
第一幕 一場論城邦的對話
第二幕 孔子與希臘哲人
第三幕 論城邦的規模及天道
第四幕 阿Q的鬼魂
第五幕 思想的材料
第六幕 毒堇之鬼
第七幕 挑戰舊秩序
第八幕 懷疑的饗宴
第九幕 訴苦
第十幕 革命與改制
退場 重訪城邦
詞彙釋義
場景比較：雅典與中國
參考文獻
推薦序二／馬克．辛普森
致謝
中文版序
序言
導言
出場人物
第一幕 一場論城邦的對話
第二幕 孔子與希臘哲人
第三幕 論城邦的規模及天道
第四幕 阿Q的鬼魂
第五幕 思想的材料
第六幕 毒堇之鬼
第七幕 挑戰舊秩序
第八幕 懷疑的饗宴
第九幕 訴苦
第十幕 革命與改制
退場 重訪城邦
詞彙釋義
場景比較：雅典與中國
參考文獻
序／導讀
中文版序
我初次構思這本書是在近十年前，當時，我從沒想過這部作品最終會帶我來到蘇格拉底的城邦—雅典；我也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能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希臘雅典科學院（Academy of Athens）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World Conference of Classics）。
時間的先後順序有時格外重要。若這本書是在世界古典學大會啟動後才構思的，某些讀者難免會認為我的創作是趕搭新興學術思潮。但在得知大會的消息之前，這本書的內容其實已大抵完成。二○二六年六月，我出席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只是驗證了那些縈繞我心多年的問題，而全世界的學者也都在透過不同的制度框架探索著相同的疑問。
仰望雅典科學院主會議廳的天花板，我看見了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畫像。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反抗既有的權威，他將火種帶給人類，並因此遭受懲罰。從古至今，普羅米修斯便代表著追求知識、質疑正統，以及為了他人利益而甘願忍受犧牲的形象，故親眼見到此壁畫對我而言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性意義。
不管你是哲學家、改革者、異議人士還是社會運動分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都提醒著我們：智識的進步往往始於挑戰既有成見的勇氣。
坐在壁畫之下，聽著學者們討論古典思想在當代的意義，我的思緒回到了那個在我心中多年的問題：如果蘇格拉底和孔子兩人見面，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探問便是此書的起點。
一開始，我只是對這兩位思想家相當好奇。蘇格拉底與孔子生活的時代相仿，且兩人所處的社會都經歷著政治動盪與社會變革。他們都沒有留下系統性的著作，也恰巧都是透過對話來教學。此外，兩位思想家都致力培育更好的人；並始終關切同一個永恆的問題：人類應該如何共同生活？什麼樣的統治方式最能帶來共善（common good）？
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切入這個問題的取徑。
孔子以「修身」作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他關切人類如何能成為更好的人，進而使家庭有序、國家以德治理，最終達到社會和諧。這條從個人通往政治社群的路徑是連貫的：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蘇格拉底則從另一種角度切入。比起規範德性，他更想知道人如何知道德性的內涵。在不懈追問下，蘇格拉底試圖揭露虛假的道理、挑戰未經審視的假設，並培養批判性思考的習慣。他相信，如果公民只是盲目地複誦代代相傳的習俗，並以此為真理，那麼任何社會都無法得到良好的治理。
蘇格拉底與孔子的差異不在學問的終點，而是起點。孔子始於修身；蘇格拉底則始於自我省察。
他們的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而是有其脈絡。
哲學不僅是抽象推理的產物，也是生活經驗的沉積。地理、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歷史記憶、人類與自然的鬥爭、和必然性的對抗等因素，都會形塑思想的內涵。
蘇格拉底所處的雅典，是以城邦為政治單位的共同體；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則是周王室名義上居於共主地位、諸侯國各據一方的政治世界，魯國只是其中一國。各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生產易受水患與收成變化影響，諸侯間的競逐也使政治秩序時有動盪。兩人面對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各不相同，若哲學思想完全一致，那才叫人驚訝。
令我著迷的不僅是兩者的差異，還有兩位哲學家相互對話所帶來的啟示。
雅典世界古典學大會的發言者中，有一位學者，是安樂哲（Roger T. Ames），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貢獻豐厚，因而享譽國際。他在香港初次接觸中國文化，並於國立臺灣大學正式研讀中國經典，隨後才前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進行博士研究。從他的職業生涯，我們可以看到文明不是封閉自守的，跨越文化邊界、翻譯、學習等活動都能讓舊有的傳統日益豐盈。
安樂哲在雅典談到了「文明間的互學互鑑」。正好符合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要讓不同文化的思想相互融合，便必須承認任何個人、傳統或文明都無法壟斷、獨占智慧。
隨著書中的對話開展，我也逐漸明白，這場對談不能僅限於蘇格拉底與孔子兩人的爭辯。
於是，我讓更近代的歷史人物加入了。
馬克思、魯迅、胡適先後參與對話。毛澤東在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與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的陪同下現身。代表女性主義的何殷震提出了雅典或古代中國都未曾充分面對的問題。葛蘭西則指出文化霸權的困境。甚至連虛構人物阿Q也要求入場。
二十世紀的歷史發生了，革命發生了，殖民主義發生了，工業資本主義發生了，婦女解放發生了，群眾民主發生了。新的主張百花齊放，農民、工人、異議分子與普通公民的經驗，再也無法被排除在對話之外。
於是，原書的副標題「城邦與人民」（The Polis and the People）便逐漸顯露出更深層的意義。
在我與讀者們對此書的討論激盪下，「城邦與人民」的意象也變得更加清晰。我們舉辦了馬來西亞的新書發表會，並與馬尼拉的年輕社運分子對話，經歷那麼多人與人的對話交流後，我發現自己面臨一個蘇格拉底或孔子都無法預見的問題：我們的時代社群媒體盛行、人的注意力縮短，且每天都得應付日常生活的瑣事與開銷，此時，哲學的探問是否依然重要？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內容簡化、講求即刻反應的時代，所以理所當然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蘇格拉底在雅典公開廣場的漫談、讓孔子的教誨富有生命力的反思性對話，在現代演算法與短影音平台形塑的世界裡，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然而，個人經驗讓我肯定，哲學問題仍然至關重要。
每次與馬尼拉的年輕社運分子談到正義、尊嚴、權力、自由、美好社會的意義等主題，我們都不會止步於口號，而是走向更為深入的反思。年輕人對這些問題的好奇心，絕不亞於當年聚集在蘇格拉底身邊的學生，或追隨孔子的門徒。我們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但關切這些議題的心是一致的。
在某次討論中，我刻意將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倒置為：「未經檢驗的死亡，是否值得我們犧牲？」聽到我的提問，台下的人們都笑了，並開啟了激烈的爭辯。在幽默之下，我的問題隱含著嚴肅的論點。縱觀歷史，無數平凡的男女在爭取正義、尊嚴、自由與社會變革的鬥爭中犧牲，但他們卻從未真正讀過哲學。
他們的赴死犧牲是未經檢驗的嗎？又或者，因為其行動本於對公正、有意義的生活的信念，他們會不會反而是最深思熟慮的一群人呢？
在討論之後，我深信只要人們願意對自身與社會提出艱難的詰問，哲學便依然鮮活。我們接收資訊的媒介或許已經改變，但人類的好奇心始終如一。
因此，城邦與人民之間的對話並不是老掉牙的遺物，它仍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中，且有其必要性。
問題的核心不再是哲學家們對話的內容，而是哲學遇見歷史、遇見那些生命受固有觀念形塑的人民時，是否還能保有反思的活力，我們要問：
哲學能讓人溫飽嗎？
自由能與尊嚴共存嗎？
德性能在貧困中存續嗎？
和諧能與正義並存嗎？
民主能在不平等中體現嗎？
權力能保有人性嗎？
這些問題並不專屬於東方或西方世界，而是全人類要共同面對的。
此外，我認為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思想都無法在這場文明的交會中維持原樣。
蘇格拉底被迫正視那些在古代城邦的範疇內絕不可能產生的問題。他得自問，社群內僅有數萬人的民主制度，能否在人口高達數億的國家中有效運作？代議民主如何不淪為寡頭或貴族制？現代的財富、科技、媒體、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是雅典人無法想像的，此時他們的公民身分將演變成什麼模樣？
孔子也面臨同樣深刻的詰問：我們該如何安置那些被排除在傳統儒家秩序之外的人？總是負責撐起家庭女性該如何適從？那些聲音入不了正史的勞工與農民又該如何？如果天下太平只是盲從的體現，會有什麼後果？如果階級制度演變成特權，要如何修正？如果道德修養忽略了結構性不義，又會如何？
這場對話的目的不是擊敗任何一位思想家，而是要檢證他們的理論。更重要的是，觀察他們的思路是否還能繼續成長、演進。
一開始，我只想像蘇格拉底與孔子的對話。到了最後，我開始追問歷史、革命、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平凡大眾等議題，推演這兩位哲學巨擘會對此有什麼評論。
對話的結果不是辯護不同文明間的對抗，也不發掘永恆不變的正統思維，而是一場對於思想融合的追尋。
我所追求的不是一種由上而下強加的融合，也不是一種強迫性的和解。而是一種透過交會、分歧、批判、反思與學習而孕育出的深度交流。
如果一個傳統不容質疑，那這項傳統便死了，僅僅是一件歷史遺物而已。
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思想真正面臨的考驗，不在於他們能否回答自身時代的問題，而在於他們能否保持開放、接受變動，繼續啟發我們的時代。
在今日重新審視古老的智慧，是一項極其艱鉅的挑戰。
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凝望過去。我們接受了體制、國家、文明所形塑的敘事，常把習得的成見誤認為普世真理，而每個文明都容易以自己為人類歷史的中心。
在我們這個時代，破除偏見變得更加困難。
現代社會下，若想要得到利益和政治權力，煽動恐懼、怨恨、憤怒與分裂是眼下最便捷的方式。最新的科技標榜著能讓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知識，卻不求甚解；我們獎勵絕對正確的數據和資訊，卻缺乏反思。公共事務的論述變得越來越零碎，而持續探究與懷疑所需的注意力則越來越稀缺。
因此，有意義的對話不只需要包容的態度，也需要對自己擁有的知識保持謙遜、對歷史富有想像力，更需要跨越文化、意識形態、階級、世代與經驗邊界，傾聽對方的意願。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壟斷智慧。
最後，我想澄清一件事。你們很快就會注意到，這場對話主要聚焦於兩個偉大的文明傳統：希臘與中國。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區，不是排斥其他文明，也不代表希臘跟中國的思想最佳，純粹是因單冊篇幅限制所做的取捨。
人類的智識遺產遠比此書的範疇更為豐富。
歐洲大陸已悉數遺忘古希臘的思想；而伊斯蘭文明卻保存、詮釋、轉化了希臘的文化遺產。印度教與佛教傳統深刻反思人的意識、倫理以及人類境況等議題，至今仍持續形塑著數十億人的生活。在東南亞，努山塔拉充滿多樣性的文化也提醒著我們：文明不是孤立的紀念碑，而是活生生的網絡，在相互交流、適應、融合之下存續。
阿都拉曼．安邦教授曾說：馬來—印尼世界一直是文明的交匯地，吸收了來自印度、中國、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影響，並轉化為獨具自身特色的事物。我相當認同他的觀察，並認為努山塔拉本身即是跨文明的對話的見證。
在文明範疇的局限下，我並不會自詡這本書是完整無缺的，而只是寫出了眾多可能對話中的其中一場。
在書頁之外，還有其他的聲音正靜候著。
若這本書能得到人們的關注，我希望鼓勵讀者不只能重溫古人的思想學說，更能重新找回自身的探究精神。畢竟，讓蘇格拉底、孔子以及許多後繼思想家開啟對話的原因並非共識，而是一種共同的信念：相信人類有能力變得比現在更好。
古希臘與中國的對話始於二十五個世紀以前，且至今尚未結束。
讀者們，我在此邀請你們延續這場對話。
二○二六年，倫敦
導言
正如序言中所解釋的，我之所以創作這部作品，是因為我一直想了解不同文明如何思辨德性、正義、治理與美好生活。此外，我也想知道為何兩千五百多年前形成的傳統，至今仍持續形塑、割裂、擾動著現今的世界。那些曾經看似遙遠的哲學分歧，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固化為意識形態，不僅在書卷中交鋒，更在街頭、議會與戰場上激盪。
書名取作《跨文明的對話》可能會讓讀者投以相當大的期待。因此，我應該開宗明義地釐清這部作品的抱負及刻意為之的限制。
這場對話主要聚焦於兩個舉足輕重的文明：蘇格拉底與其學生所代表的古希臘，以及孔子和諸子百家所塑造的中國。選擇這兩大流派，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文明窮盡了人類的道德或知識遺產，而是因為中國與古希臘最早開始談論德性、政治秩序、美好生活等問題，並提出有系統且禁得起時間檢驗的解答。此外，兩種思想體系對上述問題的結論各異其趣，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的觀點。
世界上還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文明與傳統。例如早於古典希臘、古代中國的人類文明；歐洲大陸悉數遺忘古希臘思想之時，保存、詮釋、轉化希臘文化遺產的伊斯蘭文明。此外，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並與儒家思想共存、競爭、相互激盪與交融，亦對人類有很大的啟發。在全球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每一種體系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此書中缺席的思想，代表的不是忽視或評判，而是一種控制篇幅的自律；對話若要保持清晰且富有生命力，便得縮小舞台，才能帶來深化的交流。
此書並無意如百科全書般涵蓋所有立場，而是追求深度的交鋒。我希望少數的聲音能夠充分發言、執拗地爭辯，並揭露內在的矛盾，同時避免對話規模不斷擴張，從而稀釋了問題的重大性。其他文明、思想體系間的對話仍具可能，本書只是寫出了眾多可能對話中的其中一場。
至於場景的選擇，同樣是有意為之。為了呈現劇場的象徵性和歷史張力，我拋棄了中立的視角，選擇讓對話開啟於川普掌權的華盛頓，並終於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
孕育政治上理性思維的雅典遇上今日的華盛頓，兩者之間存在著緊繃的張力。古希臘思想推崇嚴謹地審視德性與權力的界限，但當代政治卻充斥著作秀、支配、快速動員等現象。因此，呈現出此種對比並非偶然，而是希望引發讀者的反思：希臘理性主義的遺產，是否已被聲稱要捍衛它的民主制度給掏空了？
相比之下，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代表智性危機與創造力並存的時代。二十世紀初期，儒家思想在北京與西方哲學相遇，並與馬克思主義交匯；這場多邊角力迫使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國恥、社會苦難與歷史斷裂時，不得不正視繼承而來的道德缺陷。
正是在這座文明體系的熔爐中，我們才能看到哲學家們苦尋一條同時解放思想與生活的道路；與此同時，像阿Q這樣的虛構人物，則展現了受創民族的韌性、自嘲、絕望。
華盛頓與北京，古典與革命—在兩極之間，對話就此展開。
最初動筆時，我創作的是一齣簡短、平易近人的劇本，長度大約九十分鐘，目標讀者便是那些深切關心社會、卻「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人，他們既沒有胃口、也沒有閒暇去研讀學術專著。因此，這是一齣劇作，而非論文；是對話，而非將理論平鋪直述。
然而，思想由不得壓縮。隨著對話逐漸開展，哲學家們開始相互交鋒。他們的思辨細膩深入，拒絕將論證簡化為口號。這場最初的小小實驗，最終擴展成了長達十幕的劇本，每一幕都自成一個世界，每一幕都上演著理想與其後果之間的激烈碰撞。
因此，作品中的辯論不以尋求共識為目標，也不是思想融合的提案；而是一封邀請函，希望能帶領讀者見證文明在對話與衝突中的面貌，見識理性、禮儀、革命、博愛等概念如何各自宣稱其道德權威，並觀察各種理論主張推向極端時，又是如何走向失敗。
如果讀完這場對話，你感受到的不是平靜而是不安，同時覺得問題不斷擴張、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也是刻意為之。文明的進步不僅限於發現新的真理；在新的環境壓力之下，若我們能以更清明的雙眼，以現實的角度重新審視古老的真理，更是文明向前邁進的展現。
這本書無意給出最終的答案，而是提供一個場域，讓那些長久以來被時間、地理與意識形態所隔絕的聲音再次彼此交談；同時，也讓讀者能身歷其中，傾聽而不急於尋求定論。
我初次構思這本書是在近十年前，當時，我從沒想過這部作品最終會帶我來到蘇格拉底的城邦—雅典；我也未曾想過，自己有一天能以觀察員的身分，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希臘雅典科學院（Academy of Athens）聯合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World Conference of Classics）。
時間的先後順序有時格外重要。若這本書是在世界古典學大會啟動後才構思的，某些讀者難免會認為我的創作是趕搭新興學術思潮。但在得知大會的消息之前，這本書的內容其實已大抵完成。二○二六年六月，我出席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只是驗證了那些縈繞我心多年的問題，而全世界的學者也都在透過不同的制度框架探索著相同的疑問。
仰望雅典科學院主會議廳的天花板，我看見了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畫像。在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反抗既有的權威，他將火種帶給人類，並因此遭受懲罰。從古至今，普羅米修斯便代表著追求知識、質疑正統，以及為了他人利益而甘願忍受犧牲的形象，故親眼見到此壁畫對我而言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性意義。
不管你是哲學家、改革者、異議人士還是社會運動分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都提醒著我們：智識的進步往往始於挑戰既有成見的勇氣。
坐在壁畫之下，聽著學者們討論古典思想在當代的意義，我的思緒回到了那個在我心中多年的問題：如果蘇格拉底和孔子兩人見面，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探問便是此書的起點。
一開始，我只是對這兩位思想家相當好奇。蘇格拉底與孔子生活的時代相仿，且兩人所處的社會都經歷著政治動盪與社會變革。他們都沒有留下系統性的著作，也恰巧都是透過對話來教學。此外，兩位思想家都致力培育更好的人；並始終關切同一個永恆的問題：人類應該如何共同生活？什麼樣的統治方式最能帶來共善（common good）？
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切入這個問題的取徑。
孔子以「修身」作為解決問題的出發點。他關切人類如何能成為更好的人，進而使家庭有序、國家以德治理，最終達到社會和諧。這條從個人通往政治社群的路徑是連貫的：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蘇格拉底則從另一種角度切入。比起規範德性，他更想知道人如何知道德性的內涵。在不懈追問下，蘇格拉底試圖揭露虛假的道理、挑戰未經審視的假設，並培養批判性思考的習慣。他相信，如果公民只是盲目地複誦代代相傳的習俗，並以此為真理，那麼任何社會都無法得到良好的治理。
蘇格拉底與孔子的差異不在學問的終點，而是起點。孔子始於修身；蘇格拉底則始於自我省察。
他們的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而是有其脈絡。
哲學不僅是抽象推理的產物，也是生活經驗的沉積。地理、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歷史記憶、人類與自然的鬥爭、和必然性的對抗等因素，都會形塑思想的內涵。
蘇格拉底所處的雅典，是以城邦為政治單位的共同體；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則是周王室名義上居於共主地位、諸侯國各據一方的政治世界，魯國只是其中一國。各國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生產易受水患與收成變化影響，諸侯間的競逐也使政治秩序時有動盪。兩人面對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各不相同，若哲學思想完全一致，那才叫人驚訝。
令我著迷的不僅是兩者的差異，還有兩位哲學家相互對話所帶來的啟示。
雅典世界古典學大會的發言者中，有一位學者，是安樂哲（Roger T. Ames），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貢獻豐厚，因而享譽國際。他在香港初次接觸中國文化，並於國立臺灣大學正式研讀中國經典，隨後才前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進行博士研究。從他的職業生涯，我們可以看到文明不是封閉自守的，跨越文化邊界、翻譯、學習等活動都能讓舊有的傳統日益豐盈。
安樂哲在雅典談到了「文明間的互學互鑑」。正好符合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要讓不同文化的思想相互融合，便必須承認任何個人、傳統或文明都無法壟斷、獨占智慧。
隨著書中的對話開展，我也逐漸明白，這場對談不能僅限於蘇格拉底與孔子兩人的爭辯。
於是，我讓更近代的歷史人物加入了。
馬克思、魯迅、胡適先後參與對話。毛澤東在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與威廉．韓丁（William Hinton）的陪同下現身。代表女性主義的何殷震提出了雅典或古代中國都未曾充分面對的問題。葛蘭西則指出文化霸權的困境。甚至連虛構人物阿Q也要求入場。
二十世紀的歷史發生了，革命發生了，殖民主義發生了，工業資本主義發生了，婦女解放發生了，群眾民主發生了。新的主張百花齊放，農民、工人、異議分子與普通公民的經驗，再也無法被排除在對話之外。
於是，原書的副標題「城邦與人民」（The Polis and the People）便逐漸顯露出更深層的意義。
在我與讀者們對此書的討論激盪下，「城邦與人民」的意象也變得更加清晰。我們舉辦了馬來西亞的新書發表會，並與馬尼拉的年輕社運分子對話，經歷那麼多人與人的對話交流後，我發現自己面臨一個蘇格拉底或孔子都無法預見的問題：我們的時代社群媒體盛行、人的注意力縮短，且每天都得應付日常生活的瑣事與開銷，此時，哲學的探問是否依然重要？
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內容簡化、講求即刻反應的時代，所以理所當然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蘇格拉底在雅典公開廣場的漫談、讓孔子的教誨富有生命力的反思性對話，在現代演算法與短影音平台形塑的世界裡，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然而，個人經驗讓我肯定，哲學問題仍然至關重要。
每次與馬尼拉的年輕社運分子談到正義、尊嚴、權力、自由、美好社會的意義等主題，我們都不會止步於口號，而是走向更為深入的反思。年輕人對這些問題的好奇心，絕不亞於當年聚集在蘇格拉底身邊的學生，或追隨孔子的門徒。我們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但關切這些議題的心是一致的。
在某次討論中，我刻意將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檢驗的人生不值得活」，倒置為：「未經檢驗的死亡，是否值得我們犧牲？」聽到我的提問，台下的人們都笑了，並開啟了激烈的爭辯。在幽默之下，我的問題隱含著嚴肅的論點。縱觀歷史，無數平凡的男女在爭取正義、尊嚴、自由與社會變革的鬥爭中犧牲，但他們卻從未真正讀過哲學。
他們的赴死犧牲是未經檢驗的嗎？又或者，因為其行動本於對公正、有意義的生活的信念，他們會不會反而是最深思熟慮的一群人呢？
在討論之後，我深信只要人們願意對自身與社會提出艱難的詰問，哲學便依然鮮活。我們接收資訊的媒介或許已經改變，但人類的好奇心始終如一。
因此，城邦與人民之間的對話並不是老掉牙的遺物，它仍存活在我們的生活中，且有其必要性。
問題的核心不再是哲學家們對話的內容，而是哲學遇見歷史、遇見那些生命受固有觀念形塑的人民時，是否還能保有反思的活力，我們要問：
哲學能讓人溫飽嗎？
自由能與尊嚴共存嗎？
德性能在貧困中存續嗎？
和諧能與正義並存嗎？
民主能在不平等中體現嗎？
權力能保有人性嗎？
這些問題並不專屬於東方或西方世界，而是全人類要共同面對的。
此外，我認為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思想都無法在這場文明的交會中維持原樣。
蘇格拉底被迫正視那些在古代城邦的範疇內絕不可能產生的問題。他得自問，社群內僅有數萬人的民主制度，能否在人口高達數億的國家中有效運作？代議民主如何不淪為寡頭或貴族制？現代的財富、科技、媒體、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是雅典人無法想像的，此時他們的公民身分將演變成什麼模樣？
孔子也面臨同樣深刻的詰問：我們該如何安置那些被排除在傳統儒家秩序之外的人？總是負責撐起家庭女性該如何適從？那些聲音入不了正史的勞工與農民又該如何？如果天下太平只是盲從的體現，會有什麼後果？如果階級制度演變成特權，要如何修正？如果道德修養忽略了結構性不義，又會如何？
這場對話的目的不是擊敗任何一位思想家，而是要檢證他們的理論。更重要的是，觀察他們的思路是否還能繼續成長、演進。
一開始，我只想像蘇格拉底與孔子的對話。到了最後，我開始追問歷史、革命、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平凡大眾等議題，推演這兩位哲學巨擘會對此有什麼評論。
對話的結果不是辯護不同文明間的對抗，也不發掘永恆不變的正統思維，而是一場對於思想融合的追尋。
我所追求的不是一種由上而下強加的融合，也不是一種強迫性的和解。而是一種透過交會、分歧、批判、反思與學習而孕育出的深度交流。
如果一個傳統不容質疑，那這項傳統便死了，僅僅是一件歷史遺物而已。
蘇格拉底與孔子的思想真正面臨的考驗，不在於他們能否回答自身時代的問題，而在於他們能否保持開放、接受變動，繼續啟發我們的時代。
在今日重新審視古老的智慧，是一項極其艱鉅的挑戰。
我們透過歷史的迷霧凝望過去。我們接受了體制、國家、文明所形塑的敘事，常把習得的成見誤認為普世真理，而每個文明都容易以自己為人類歷史的中心。
在我們這個時代，破除偏見變得更加困難。
現代社會下，若想要得到利益和政治權力，煽動恐懼、怨恨、憤怒與分裂是眼下最便捷的方式。最新的科技標榜著能讓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知識，卻不求甚解；我們獎勵絕對正確的數據和資訊，卻缺乏反思。公共事務的論述變得越來越零碎，而持續探究與懷疑所需的注意力則越來越稀缺。
因此，有意義的對話不只需要包容的態度，也需要對自己擁有的知識保持謙遜、對歷史富有想像力，更需要跨越文化、意識形態、階級、世代與經驗邊界，傾聽對方的意願。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壟斷智慧。
最後，我想澄清一件事。你們很快就會注意到，這場對話主要聚焦於兩個偉大的文明傳統：希臘與中國。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區，不是排斥其他文明，也不代表希臘跟中國的思想最佳，純粹是因單冊篇幅限制所做的取捨。
人類的智識遺產遠比此書的範疇更為豐富。
歐洲大陸已悉數遺忘古希臘的思想；而伊斯蘭文明卻保存、詮釋、轉化了希臘的文化遺產。印度教與佛教傳統深刻反思人的意識、倫理以及人類境況等議題，至今仍持續形塑著數十億人的生活。在東南亞，努山塔拉充滿多樣性的文化也提醒著我們：文明不是孤立的紀念碑，而是活生生的網絡，在相互交流、適應、融合之下存續。
阿都拉曼．安邦教授曾說：馬來—印尼世界一直是文明的交匯地，吸收了來自印度、中國、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影響，並轉化為獨具自身特色的事物。我相當認同他的觀察，並認為努山塔拉本身即是跨文明的對話的見證。
在文明範疇的局限下，我並不會自詡這本書是完整無缺的，而只是寫出了眾多可能對話中的其中一場。
在書頁之外，還有其他的聲音正靜候著。
若這本書能得到人們的關注，我希望鼓勵讀者不只能重溫古人的思想學說，更能重新找回自身的探究精神。畢竟，讓蘇格拉底、孔子以及許多後繼思想家開啟對話的原因並非共識，而是一種共同的信念：相信人類有能力變得比現在更好。
古希臘與中國的對話始於二十五個世紀以前，且至今尚未結束。
讀者們，我在此邀請你們延續這場對話。
二○二六年，倫敦
導言
正如序言中所解釋的，我之所以創作這部作品，是因為我一直想了解不同文明如何思辨德性、正義、治理與美好生活。此外，我也想知道為何兩千五百多年前形成的傳統，至今仍持續形塑、割裂、擾動著現今的世界。那些曾經看似遙遠的哲學分歧，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固化為意識形態，不僅在書卷中交鋒，更在街頭、議會與戰場上激盪。
書名取作《跨文明的對話》可能會讓讀者投以相當大的期待。因此，我應該開宗明義地釐清這部作品的抱負及刻意為之的限制。
這場對話主要聚焦於兩個舉足輕重的文明：蘇格拉底與其學生所代表的古希臘，以及孔子和諸子百家所塑造的中國。選擇這兩大流派，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文明窮盡了人類的道德或知識遺產，而是因為中國與古希臘最早開始談論德性、政治秩序、美好生活等問題，並提出有系統且禁得起時間檢驗的解答。此外，兩種思想體系對上述問題的結論各異其趣，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現代人的觀點。
世界上還有很多值得關注的文明與傳統。例如早於古典希臘、古代中國的人類文明；歐洲大陸悉數遺忘古希臘思想之時，保存、詮釋、轉化希臘文化遺產的伊斯蘭文明。此外，佛教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並與儒家思想共存、競爭、相互激盪與交融，亦對人類有很大的啟發。在全球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每一種體系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此書中缺席的思想，代表的不是忽視或評判，而是一種控制篇幅的自律；對話若要保持清晰且富有生命力，便得縮小舞台，才能帶來深化的交流。
此書並無意如百科全書般涵蓋所有立場，而是追求深度的交鋒。我希望少數的聲音能夠充分發言、執拗地爭辯，並揭露內在的矛盾，同時避免對話規模不斷擴張，從而稀釋了問題的重大性。其他文明、思想體系間的對話仍具可能，本書只是寫出了眾多可能對話中的其中一場。
至於場景的選擇，同樣是有意為之。為了呈現劇場的象徵性和歷史張力，我拋棄了中立的視角，選擇讓對話開啟於川普掌權的華盛頓，並終於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
孕育政治上理性思維的雅典遇上今日的華盛頓，兩者之間存在著緊繃的張力。古希臘思想推崇嚴謹地審視德性與權力的界限，但當代政治卻充斥著作秀、支配、快速動員等現象。因此，呈現出此種對比並非偶然，而是希望引發讀者的反思：希臘理性主義的遺產，是否已被聲稱要捍衛它的民主制度給掏空了？
相比之下，二十世紀初的北京大學代表智性危機與創造力並存的時代。二十世紀初期，儒家思想在北京與西方哲學相遇，並與馬克思主義交匯；這場多邊角力迫使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國恥、社會苦難與歷史斷裂時，不得不正視繼承而來的道德缺陷。
正是在這座文明體系的熔爐中，我們才能看到哲學家們苦尋一條同時解放思想與生活的道路；與此同時，像阿Q這樣的虛構人物，則展現了受創民族的韌性、自嘲、絕望。
華盛頓與北京，古典與革命—在兩極之間，對話就此展開。
最初動筆時，我創作的是一齣簡短、平易近人的劇本，長度大約九十分鐘，目標讀者便是那些深切關心社會、卻「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的人，他們既沒有胃口、也沒有閒暇去研讀學術專著。因此，這是一齣劇作，而非論文；是對話，而非將理論平鋪直述。
然而，思想由不得壓縮。隨著對話逐漸開展，哲學家們開始相互交鋒。他們的思辨細膩深入，拒絕將論證簡化為口號。這場最初的小小實驗，最終擴展成了長達十幕的劇本，每一幕都自成一個世界，每一幕都上演著理想與其後果之間的激烈碰撞。
因此，作品中的辯論不以尋求共識為目標，也不是思想融合的提案；而是一封邀請函，希望能帶領讀者見證文明在對話與衝突中的面貌，見識理性、禮儀、革命、博愛等概念如何各自宣稱其道德權威，並觀察各種理論主張推向極端時，又是如何走向失敗。
如果讀完這場對話，你感受到的不是平靜而是不安，同時覺得問題不斷擴張、變得越來越複雜，那也是刻意為之。文明的進步不僅限於發現新的真理；在新的環境壓力之下，若我們能以更清明的雙眼，以現實的角度重新審視古老的真理，更是文明向前邁進的展現。
這本書無意給出最終的答案，而是提供一個場域，讓那些長久以來被時間、地理與意識形態所隔絕的聲音再次彼此交談；同時，也讓讀者能身歷其中，傾聽而不急於尋求定論。
試閱
第七幕
挑戰舊秩序
孔夫子，女兒之角色，何也？妻之角色，何也？
汝等認為女性纏足是「和」的象徵，
故女人跛行乃合乎禮法之表現乎？
使天下一半的人口殘廢之社會，還有「仁」可言邪？
馬克思：（低聲嘟囔，接著轉身對孔子說）孔夫子，冒昧一提，在二十世紀初期，你們的國人，那些逃亡到東京的學生，意外讀了我的《共產黨宣言》，那本呼籲工人階級團結的書。那本小冊子點燃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他們的英雄魯迅筆下不留人，都一起喊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把你的學說視為封建主義的鐵鍊，是框限女性、農民，還有人們心靈的鐐銬。請告訴我，面對這些以進步之名反對你們思想的孩子，你們怎麼回應？
孔子：（垂下視線，陷入若有所思的沉默）吾曾聞此魯氏，其言民之精神陷於「一間絕無窗戶的鐵屋子」。吾對此人無憎恨之情，魯氏大嚷擊牆，以助他人甦醒吐息。若其深信此牆乃吾所造，則破牆乃正當之舉也。
馬克思：（驚呼）你竟如此輕易接受他的論述？
孔子：吾所接受者乃其起心，而非其忿恨。吾主張以和為貴，然若君王忘德，和則淪為官僚階級。禮乃本於博愛之心，然數百年之濫用已使禮淪為鐐銬。
蘇格拉底：（緩緩點頭）所以你的德性已經被權力腐化了，就如同許多哲學思想一樣。
孔子：眾所斥者非儒學本身，而為儒學之衰敗也。世世代代皆需自荒廢遺跡中拯救出真理。
馬克思：（向前傾身）然而，思想的衰敗並不是意外。當道德允許人民屈服，權力便會介入。你們那些父子、君臣的階級，難道不就是讓人低頭屈服的結構嗎？
孔子：兒公然反抗父之景，何以見得？汝誤以叛亂引向更新。然若根系搗毀，草木亦無法生長。
馬克思：如果沒有動亂，土壤就會持續貧瘠。
孔子：吾之道所尋求者，長治久安也，汝之道則導向動亂。此乃往昔與變動之角力也。
柏拉圖：我認為爭論的關鍵又回到城邦的問題上，即我們應該要治癒它，還是重建整個結構。
馬克思：我認為是重建。孔夫子，你的名字已經變成落後的象徵，清朝的皇帝把你的德性變為意識形態，他們稱叛國者為不孝，稱屈服者為忠誠。恕我直言，你已變成中國人民的心理鴉片。
孔子：汝所言之鴉片者，乃指毒藥也。
馬克思：不，我用鴉片這個字代指真相。你的儒家秩序不是恆常的真理，而只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用來證成地主榨取農民勞動的行為。你只看到文化而看不到階級，只看到責任而看不到剝削。
孔子：若人皆為心懷憎惡之孤島，則社會無以存續也。
馬克思：如果每個人都被禮儀所綑綁，社會也無法運作！你教導人們依照社會角色的期待演出，而不是自由自在地生活，這便是讓人從真實的人性中異化。在這樣的社會下，女人被視為影子，她們的德性便是沉默。請傾聽一九一九年女性的吶喊，她們在祠堂破壞你的牌位，呼籲社會看見女人的存在。
後台出現一道尖銳而清晰的聲音。
何殷震從走廊緩步邁出，她一現身便立即盯著孔子，讓思想家的爭論更加劍拔弩張。
何殷震：（聲音斬釘截鐵，眾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氣勢）孔夫子，女兒之角色，何也？妻之角色，何也？汝等認為女性纏足是「和」的象徵，故女人跛行乃合乎禮法之表現乎？使天下一半的人口殘廢之社會，還有「仁」可言邪？
孔子：禮儀者，待雕琢也。汝言之纏足習俗，乃禮之變形；此陋習未把握禮之真義，乃需與仁相結合也。無博愛之禮儀，世衰道微矣。
何殷震：此乃暴君所用之方便之辭。非汝言之秩序，而為精心設計之酷刑也。
蘇格拉底：（點頭）未經檢視的習俗不值得人依循其生活。（轉向希臘哲學家們）我們雅典人以理性和民主為傲。
何殷震：（銳利的眼神轉向希臘哲學家）豈是如此？汝等民主是少數人之慶典，公民為城市命運辯論之時，奴隸卻為公民之閒暇而勞動。此類社會何以稱仁？
亞里斯多德：這便是自然秩序。公民們不受身體的勞動限制，才能培養德性。女人適合待在私密領域，奴隸則是必要的經濟制度。這就是城邦和諧運作的法則。
何殷震：自然秩序？和諧運作？皆證成權力之藉口也。亞里斯多德，汝以為女性之責僅有育子治家。而孔夫子，汝不認為女性有掌管國家之德性，汝認同義之重要性，但若只有男性為道德培養之對象，則義何在？汝等之哲學僅為美麗而複雜之牢籠矣。
孔子：（沉默良久後開口）忠言逆耳，汝言極是也。傳統習俗如致苦難，則為待棄之包袱也。仁之真諦或為聽取往昔因維護天下太平而消除之吶喊也。
蘇格拉底：我們討論了好幾個世紀的正義，卻都沒有看見自己家園中的不正義。
何殷震：所謂正義，乃使不正義之階級制度解體也。吾望能警醒地打造社會，使女人之雙足不再受限、使人人之吶喊皆受聽取，此方為禮之真義。如此一來，所有人方能共同向前也。
孔子：吾傳授仁，即博愛之心，早於現代所倡之平等數世代也。若能實踐博愛，則壓迫者將無立足之地。
馬克思：若沒有革命，博愛便只是空有情感而已。你們追求和諧，卻不改變摧毀和諧的固有環境。
孔子：汝之行為，棄和而求自由，以鮮血為師也。
蘇格拉底：（輕柔的語氣，彷彿在自言自語）智慧一定要經歷破壞才能修復嗎？
馬克思：若權力本身便是疾病，那麼修復必然引向破壞。
孔子：人心不可僅有否定之思想也。革命者可合摧毀與建造為一，則吾盼汝革命成功矣。
馬克思：封建的思維必須死亡，人們才能夠再次自由地思考。
孔子：任其亡，然勿忘之。死灰之中，或萌生引向太平之秩序也。
第七幕結束
挑戰舊秩序
孔夫子，女兒之角色，何也？妻之角色，何也？
汝等認為女性纏足是「和」的象徵，
故女人跛行乃合乎禮法之表現乎？
使天下一半的人口殘廢之社會，還有「仁」可言邪？
馬克思：（低聲嘟囔，接著轉身對孔子說）孔夫子，冒昧一提，在二十世紀初期，你們的國人，那些逃亡到東京的學生，意外讀了我的《共產黨宣言》，那本呼籲工人階級團結的書。那本小冊子點燃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他們的英雄魯迅筆下不留人，都一起喊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把你的學說視為封建主義的鐵鍊，是框限女性、農民，還有人們心靈的鐐銬。請告訴我，面對這些以進步之名反對你們思想的孩子，你們怎麼回應？
孔子：（垂下視線，陷入若有所思的沉默）吾曾聞此魯氏，其言民之精神陷於「一間絕無窗戶的鐵屋子」。吾對此人無憎恨之情，魯氏大嚷擊牆，以助他人甦醒吐息。若其深信此牆乃吾所造，則破牆乃正當之舉也。
馬克思：（驚呼）你竟如此輕易接受他的論述？
孔子：吾所接受者乃其起心，而非其忿恨。吾主張以和為貴，然若君王忘德，和則淪為官僚階級。禮乃本於博愛之心，然數百年之濫用已使禮淪為鐐銬。
蘇格拉底：（緩緩點頭）所以你的德性已經被權力腐化了，就如同許多哲學思想一樣。
孔子：眾所斥者非儒學本身，而為儒學之衰敗也。世世代代皆需自荒廢遺跡中拯救出真理。
馬克思：（向前傾身）然而，思想的衰敗並不是意外。當道德允許人民屈服，權力便會介入。你們那些父子、君臣的階級，難道不就是讓人低頭屈服的結構嗎？
孔子：兒公然反抗父之景，何以見得？汝誤以叛亂引向更新。然若根系搗毀，草木亦無法生長。
馬克思：如果沒有動亂，土壤就會持續貧瘠。
孔子：吾之道所尋求者，長治久安也，汝之道則導向動亂。此乃往昔與變動之角力也。
柏拉圖：我認為爭論的關鍵又回到城邦的問題上，即我們應該要治癒它，還是重建整個結構。
馬克思：我認為是重建。孔夫子，你的名字已經變成落後的象徵，清朝的皇帝把你的德性變為意識形態，他們稱叛國者為不孝，稱屈服者為忠誠。恕我直言，你已變成中國人民的心理鴉片。
孔子：汝所言之鴉片者，乃指毒藥也。
馬克思：不，我用鴉片這個字代指真相。你的儒家秩序不是恆常的真理，而只是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用來證成地主榨取農民勞動的行為。你只看到文化而看不到階級，只看到責任而看不到剝削。
孔子：若人皆為心懷憎惡之孤島，則社會無以存續也。
馬克思：如果每個人都被禮儀所綑綁，社會也無法運作！你教導人們依照社會角色的期待演出，而不是自由自在地生活，這便是讓人從真實的人性中異化。在這樣的社會下，女人被視為影子，她們的德性便是沉默。請傾聽一九一九年女性的吶喊，她們在祠堂破壞你的牌位，呼籲社會看見女人的存在。
後台出現一道尖銳而清晰的聲音。
何殷震從走廊緩步邁出，她一現身便立即盯著孔子，讓思想家的爭論更加劍拔弩張。
何殷震：（聲音斬釘截鐵，眾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氣勢）孔夫子，女兒之角色，何也？妻之角色，何也？汝等認為女性纏足是「和」的象徵，故女人跛行乃合乎禮法之表現乎？使天下一半的人口殘廢之社會，還有「仁」可言邪？
孔子：禮儀者，待雕琢也。汝言之纏足習俗，乃禮之變形；此陋習未把握禮之真義，乃需與仁相結合也。無博愛之禮儀，世衰道微矣。
何殷震：此乃暴君所用之方便之辭。非汝言之秩序，而為精心設計之酷刑也。
蘇格拉底：（點頭）未經檢視的習俗不值得人依循其生活。（轉向希臘哲學家們）我們雅典人以理性和民主為傲。
何殷震：（銳利的眼神轉向希臘哲學家）豈是如此？汝等民主是少數人之慶典，公民為城市命運辯論之時，奴隸卻為公民之閒暇而勞動。此類社會何以稱仁？
亞里斯多德：這便是自然秩序。公民們不受身體的勞動限制，才能培養德性。女人適合待在私密領域，奴隸則是必要的經濟制度。這就是城邦和諧運作的法則。
何殷震：自然秩序？和諧運作？皆證成權力之藉口也。亞里斯多德，汝以為女性之責僅有育子治家。而孔夫子，汝不認為女性有掌管國家之德性，汝認同義之重要性，但若只有男性為道德培養之對象，則義何在？汝等之哲學僅為美麗而複雜之牢籠矣。
孔子：（沉默良久後開口）忠言逆耳，汝言極是也。傳統習俗如致苦難，則為待棄之包袱也。仁之真諦或為聽取往昔因維護天下太平而消除之吶喊也。
蘇格拉底：我們討論了好幾個世紀的正義，卻都沒有看見自己家園中的不正義。
何殷震：所謂正義，乃使不正義之階級制度解體也。吾望能警醒地打造社會，使女人之雙足不再受限、使人人之吶喊皆受聽取，此方為禮之真義。如此一來，所有人方能共同向前也。
孔子：吾傳授仁，即博愛之心，早於現代所倡之平等數世代也。若能實踐博愛，則壓迫者將無立足之地。
馬克思：若沒有革命，博愛便只是空有情感而已。你們追求和諧，卻不改變摧毀和諧的固有環境。
孔子：汝之行為，棄和而求自由，以鮮血為師也。
蘇格拉底：（輕柔的語氣，彷彿在自言自語）智慧一定要經歷破壞才能修復嗎？
馬克思：若權力本身便是疾病，那麼修復必然引向破壞。
孔子：人心不可僅有否定之思想也。革命者可合摧毀與建造為一，則吾盼汝革命成功矣。
馬克思：封建的思維必須死亡，人們才能夠再次自由地思考。
孔子：任其亡，然勿忘之。死灰之中，或萌生引向太平之秩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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