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會契約：從搖籃到墳墓，我們對彼此的責任

序

萬物崩解，危機也是轉機

「萬物崩解；中心難再維繫⋯⋯眼前無疑有啟示⋯⋯」

這是葉慈（W. B. Yeats）經歷了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懷孕的妻子在1918-19年的流感大流行中重病之際所寫的詩。2016年，世人空前頻繁地引用「萬物崩解」（things fall apart）這句話。葉慈那首詩，捕捉到改變看似無可避免時的不祥預感。近年我們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經濟餘波、日益分裂的政治、環境抗爭，以及冠狀病毒大流行。非常動盪的時期，可能導致我們的社會秩序根本重塑。社會秩序如何重塑，取決於現行制度、哪些領袖掌權，以及哪些思想正流行。

近年來，許多塑造我的世界的假設、制度和規範在我眼前崩解，而且制度和規範崩解的情況越來越多。我曾從事國際開發工作25年之久，親眼目睹「使貧困成為歷史」如何大大改善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類的生活真的從來不曾這麼好。但是，在世界各地許多地方，民眾非常失望，而這已經展現在政治、媒體和公共話語上。民眾越來越憤怒和焦慮，這與他們覺得生活變得更沒有保障，以及沒有辦法或力量去塑造自己的未來有關。隨著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興起，戰後以來運作至今的國際合作體系得到的支持也正在減弱（我的職業生涯主要就是在這個體系中度過。）

2020年的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突顯了這一切。貧窮、工作沒有保障和無法獲得醫療照護的人所面臨的風險暴露無遺。我們看到了我們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必要的工作者」主要是工資最低的勞工，如果沒有他們，我們的社會就無法運轉。沒有銀行家和律師，我們也能生活，但食品雜貨商、護士和保全人員卻是不可或缺的。這場瘟疫揭露了我們是多麼地相互依賴——生存是這樣，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行事也是這樣。

危機也帶來機會。有些危機造就了使社會變得比較美好的決策，例如「新政」（New Deal）是因應大蕭條推出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則是產生於二戰之後。有些危機則播下了新問題的種子，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善後不足的問題，2008年的金融危機則引發了民粹反彈。冠狀病毒危機的影響仍有待觀察。這場危機能否帶來進步，取決於有哪些構想可以選擇，以及政治情勢如何演變並從中作出抉擇。經過大量的閱讀、聆聽、思考和討論之後，我發現「社會契約」（決定我們如何在一個社會裡共同生活的政策和規範）這概念是個有用的架構，有助我們理解和界定眼前挑戰的潛在解決方案。

多年來，世界各地關於社會契約的許多想法是在倫敦政經學院形成的，而我目前正是該大學的校長。從費邊社（Fabian Society）和倫敦政經學院的創始人韋伯夫婦（丈夫西德尼、妻子碧翠絲）開始，對經濟與社會有何關係的思考有悠久的傳統。碧翠絲・韋伯（Beatrice Webb）曾花數年時間在倫敦最貧窮的地區蒐集資料，親眼目睹貧困的影響。作為1909年濟貧法皇家委員會的成員，她撰寫了一份表達異議的少數派報告，反對嚴厲的濟貧院制度和英國零碎的濟貧方式。在該報告中，她主張英國訂立新的社會契約，藉此「確立全國最低限度的文明生活標準……保障所有人，無論性別或階級；我們主張的這種最低標準，是指國民年輕時得到足夠的營養和訓練，身體健康時獲得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資，生病時得到治療，失能或年老時可以過有保障的像樣生活。」超過一百年後，這仍是世界上多數國家嚮往的目標。

1942年的《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反映了碧翠絲・韋伯的觀點。這份極具影響力的報告是1919-37年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校長的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撰寫的，它設計了英國的現代福利體制，包括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以及處理最低收入、失業保險和養老金的綜合方法。《貝弗里奇報告》是革命性的，其銷售量超過以前任何一份政府文件，英國民眾紛紛購買該報告，以了解英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如何因此根本改變。該報告的建議主要是在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任內付諸實行；艾德禮之前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講師，能夠贏得大選與支持《貝弗里奇報告》有關。雖然韋伯夫婦和貝弗里奇關注的焦點是英國，他們的想法在歐洲各地和多數前殖民地產生了巨大影響，尤其是在印度、巴基斯坦、東亞、非洲和中東。

接下來的社會秩序重塑，也是以倫敦政經學院為中心：該校教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他是從維也納移民到英國的，多年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海耶克認為，貝弗里奇倡導的干預型國家（interventionist state）會將社會帶到極權主義的道路上。他重視個人自由和市場效率，為正統經濟自由主義奠下基礎。海耶克1950年離開倫敦政經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其思想影響了同校的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後來著名的芝加哥學派奠定了基礎，該學派致力倡導自由主義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柴契爾夫人和雷根都表示，他們的政治哲學和對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的重視，是受海耶克啟發。海耶克在中歐和東歐也有巨大的影響力，其著作很受當地異見者歡迎，而他們為蘇聯解體出了一份力。

隨後出現的「第三條路」，則是希望在費邊主義者的干預型國家和海耶克的放任式市場自由主義之外找到出路。第三條路的許多想法誕生於倫敦政經學院，包括如何利用市場達到比較平等的結果，其標誌性著作為1998年出版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作者是1997-2003年擔任倫敦政經學院校長的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這些觀點獲得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派從政者支持，包括美國的比爾・柯林頓、英國的布萊爾、巴西的魯拉、德國的施洛德，以及南非的姆貝基。2008年的大衰退標誌著第三條路得到的支持瓦解，因為它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喪失信譽，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中間派領袖因此遭到民粹主義者取代。

因此我們又一次來到需要新範式的時候。科技和人口方面的深刻變化，正導致舊結構受到挑戰。氣候危機、病毒大流行及其無可避免的經濟後果，揭露了現行社會契約已經嚴重失靈。本書致力說明出現這些挑戰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設想適合21世紀的社會契約。它不是一份藍圖，但我希望它可以對促進辯論和為未來的政策指明方向略有貢獻。

在這本書中，我努力從全球的角度討論許多問題，有些讀者將能針對我的許多觀點指出例外情況。我倚重發表於同儕評審期刊的學術研究和統合分析——這種分析有時檢視多達數百項相關研究，得出概括結論。這些技術資料的來源多數可在注釋中找到。我非常重視證據、專業和嚴謹的辯論，但我也表達了自己對這些文獻的判斷，告訴讀者我認為我們可以從各國的社會契約經驗中得到什麼教訓。

這些判斷必然植根於我在家庭、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個人經驗，也與我見識過的社會和國家對個人的影響有關。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源於我渴望了解社會中的機會結構（architecture of opportunity）。小時候，我不時去埃及母親家的村莊，看到許多看起來和我一樣的女孩，但她們不能上學，必須在田地裡辛勤工作，而且幾乎完全不能決定自己與誰結婚或生幾個孩子。我有許多機會是她們沒有的，這似乎非常任意和不公平——如果不是比較幸運，我大有可能和她們一樣。這些機會在1960年代根本改變了，當時我家的大部分土地和財產被埃及政府收歸國有，我們移民到我父親曾經留學的美國。

我父親擁有化學博士學位，除此之外幾乎一無所有。對他來說，教育是成功的唯一途徑。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他們可以奪走你的一切，除了你的教育。」但是，當時美國南部正處於解除種族隔離的動盪和緊張時期，我們在當地可以獲得的教育機會品質參差。我讀過的學校多到我無法一一記得，有些學校的老師給我很多啟發，有些學校差到你幾乎只求生存。拯救我的是當地的圖書館，母親在週末總是盡職地帶我去圖書館。我在多間圖書館辦了借閱證，以便每週可以多借一些書，而我花很多時間在家裡的沙發上看書探索世界。

在把握機會接受優質教育之後，對機會結構的好奇心，引領我展開經濟與開發方面的職業生涯，先後任職於世界銀行、英國國際開發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英國央行。我很喜歡大學，在大學裡度過了18年，但我的職涯大部分時間是在政策制定的前線。這當中不同尋常的可能是我的工作涉及如此不同的許多國家，包括世上最窮的一些國家如南蘇丹和孟加拉，以至最富有的一些國家如英國或歐元區成員國。我也曾與許多不同政治派別的從政者共事——在英國，我曾為工黨政府以及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擔任常務次官。在世界銀行和IMF工作期間，我曾與數以百計的從政者合作，他們的政治派別是你想得到的都有。我因為實際參與政策工作和研究政策而形成的觀點貫穿這本書。

在國際經濟機構工作了25年之後，我看到跨國分享經驗大有好處。當然，每個國家都有自身獨特之處，尤其是在有關社會契約中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平衡等問題方面。美國之類的國家比較重視個人自由，亞洲社會則傾向重視集體利益甚於個人偏好。歐洲介於兩者之間，致力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這些概述底下有許多例外情況和有用的例子，有助我們學習針對不同的情況特別設計解決方案。現實中極少遇到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情況，常見的是有一系列的選項，涉及不同的成本和效益，反映不同的價值判斷。

除了放眼全球和重視解決方案，我也致力使讀者覺得本書內容攸關個人福祉。對我來說，擬訂社會契約並不是技術官僚和政策專家專屬的抽象工作。關於教育體系如何組織、醫療服務如何融資或失業者可以得到什麼援助的政策決定，對每一個人都有巨大的影響。我與那些埃及農村女孩的生活截然不同，正是這種政策決定造成的。這就是為什麼本書圍繞著我們大多數人經歷的人生階段組織內容，包括育兒、上學、生病、求職和變老。我希望這種觀點能使這些重要議題變得容易理解，並鼓勵我們所有人對這些重要事務形成自己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