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心態：12個來自歷史的警告
The Nazi Mind: Twelve Warnings from History
活動訊息
中文書、漫畫輕小說5折起、電子書35元起，全館滿$1,000送100點金幣
2025年度總結，讀者大數據最愛書單公布👉 快來看看
用閱讀開啟視野，讓書成為照亮你人生的光
【金石堂選書】本月推薦您這些好書👉 快來看看
內容簡介
〈第一章 散播陰謀論〉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名人推薦
◎各界讚譽
「我認為本書人人必讀……研究下足功夫，結構嚴謹」
（阿拉斯泰爾‧坎貝爾，Podcast節目《餘下皆政治》共同主持人）
「《納粹心態》不只是以數十年的縝密研究為本，鉅細靡遺且犀利點出過往的恐怖。本書更無疑是在考驗二十一世紀世人的良知，要我們不再掉以輕心，要起而行動」
（佛雷德里克‧泰勒，《一九三九：人民的歷史》作者）
「瑞斯深入表象之下挖掘這段為人所知的歷史，鑽研常人意想不到的豐富資料。本書向我們證明，納粹統治的故事並不關乎禽獸，主角其實是關於熟悉的人性——也正因如此更顯駭人。這是一本緊扣當代、亦具普世時代意義的書。」
（辛克萊‧麥凱，《柏林與德勒斯登》作者）
「研究引人入勝，讓讀者從嶄新角度深掘納粹分子的心理動力來源。德國怎麼會遭邪惡的希特勒吞噬？要想解答這道揮之不去的疑問，本書正是必備讀物。」
（茱莉亞‧博伊德，《第三帝國的一座村莊》作者）
「內容令人心驚，研究手法精妙。唯有勞倫斯‧瑞斯才有能耐寫出本作。」
（基思‧羅威，《野蠻大陸》作者）
「本書妙極。無懈可擊的歷史敘事結合心理學，解釋納粹罪行的來龍去脈。」
（保羅‧菲利普斯，大英帝國勳章得主、大屠殺教育信託基金聯合會長）
「我認為本書人人必讀……研究下足功夫，結構嚴謹」
（阿拉斯泰爾‧坎貝爾，Podcast節目《餘下皆政治》共同主持人）
「《納粹心態》不只是以數十年的縝密研究為本，鉅細靡遺且犀利點出過往的恐怖。本書更無疑是在考驗二十一世紀世人的良知，要我們不再掉以輕心，要起而行動」
（佛雷德里克‧泰勒，《一九三九：人民的歷史》作者）
「瑞斯深入表象之下挖掘這段為人所知的歷史，鑽研常人意想不到的豐富資料。本書向我們證明，納粹統治的故事並不關乎禽獸，主角其實是關於熟悉的人性——也正因如此更顯駭人。這是一本緊扣當代、亦具普世時代意義的書。」
（辛克萊‧麥凱，《柏林與德勒斯登》作者）
「研究引人入勝，讓讀者從嶄新角度深掘納粹分子的心理動力來源。德國怎麼會遭邪惡的希特勒吞噬？要想解答這道揮之不去的疑問，本書正是必備讀物。」
（茱莉亞‧博伊德，《第三帝國的一座村莊》作者）
「內容令人心驚，研究手法精妙。唯有勞倫斯‧瑞斯才有能耐寫出本作。」
（基思‧羅威，《野蠻大陸》作者）
「本書妙極。無懈可擊的歷史敘事結合心理學，解釋納粹罪行的來龍去脈。」
（保羅‧菲利普斯，大英帝國勳章得主、大屠殺教育信託基金聯合會長）
目錄
․序
․引言
第一章 散播陰謀論
第二章 區分他我
第三章 扮演領頭英雄
第四章 腐化青年
第五章 菁英的縱容
第六章 打擊人權
第七章 濫用信仰
第八章 草木皆兵
第九章 消滅阻力
第十章 升級種族主義
第十一章 拉開殺人距離
第十二章 煽動恐懼
․後記
․十二個警告
․謝辭
․引言
第一章 散播陰謀論
第二章 區分他我
第三章 扮演領頭英雄
第四章 腐化青年
第五章 菁英的縱容
第六章 打擊人權
第七章 濫用信仰
第八章 草木皆兵
第九章 消滅阻力
第十章 升級種族主義
第十一章 拉開殺人距離
第十二章 煽動恐懼
․後記
․十二個警告
․謝辭
序／導讀
引言
一九九○年，我人在奧地利為一部電視紀錄片做研究，首次認識了一個加入過武裝親衛隊（Waffen SS，納粹的菁英作戰部隊）的人。那段經歷非比尋常。
那人機靈親切——不難理解在戰後他是如何於一家德國汽車公司闖出一番事業，位居資深管理職位。可是在午餐時間，我很快就發現，這人雖然如今春風得意，但仍對過去懷抱著幻想：在他心目中，第三帝國是「黃金時代」，戰爭不是德國的錯，而猶太人是須「以某種手段」解決的「問題」。戰後，他曾於史達林的古拉格監獄（Gulag）被關了八年，此後他更堅定相信，當時納粹是在設法保護歐洲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禍害」，所以值得讚揚。我們一起喝了咖啡，他表示他之所以同意見我，是因為他很欣賞英國人。不過他也批評邱吉爾竟然沒有與納粹德國結盟，那是他犯下的「滔天大錯」，因為這樣「我們早能一起統御世界了。」
自那頓午餐之後，我就一直納悶，戰爭都結束了這麼久，如此練達的人怎麼還會有這種思維。這些年來，我為了尋覓答案，也見過其他數百位曾經歷第三帝國的人。
當然，我承認歷史學家絕對有必要研究歷史檔案，可是真正讓我改觀的，卻是得以會見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這是一種別人再無法享有的特權，因為這三十年來我們研究和採訪過的對象至今幾乎都已離世。
一九九○年代，我花了幾年製作一部電視紀錄片系列和書籍，我稱之為《納粹：歷史殷鑑》（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我欲提出的「殷鑑」是較為籠統的，靈感取自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所言：「我們應引已發生之事為鑑，忘卻是罪惡，必得牢記於心。」
如今在更深入研究納粹分子的心態後，我相信自己已有能力更明確解釋這段歷史殷鑑。所以說，接下來的十二個章節不僅會細究納粹發展出那套思維模式的原因，亦會分別闡述一項我認為於當今仍值得我們警惕的教訓。本書最後則將討論這些不同警告的具體相關之處。
我將重心擺在「警告」的原因，在於我覺得歷史從來不會直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舉例來說，社群媒體上是不是經常寫道，政界從納粹主義學到的一個教訓是不該「姑息」外國勢力？記得嗎？人們會說，溫斯頓‧邱吉爾曾警告不得姑息希特勒，所以綏靖政策是錯誤的。但歷史的運作方式並非如此。邱吉爾的確沒有姑息希特勒，但他對史達林卻是大力姑息。這又給我們何種教訓？你可以在特定局勢下姑息某人，但在局勢有變時就不能姑息了嗎？
教訓屬於固定不變的法則，可警訊卻是一種可能的趨勢。醫生說，抽菸會導致早死，但那不算是醫療教訓——畢竟還是有些菸槍活到百歲，不過醫生還是能警告民眾抽菸的危險。警告雖不如教訓明確具約束力，卻仍是寶貴的建議。
這段歷史意義重大。許多民主體系目前都大敵當前，因此世人有必要了解潛在的暴君會用哪些手段來顛覆我們的自由。但我明白，這仍然是一本歷史專書，不是政治評論。而若不了解歷史，就無法完全理解這些警告。
我在研究中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若要理解納粹為何擁有那樣的心態，我們就得接受一基本事實：我們都是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產物。這點似乎不必我多言，但就我的經驗而言，許多人並未充分認知到時間與地點對自己的人格影響有多大。
回到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委託拍攝並擔任監製的一部電影，名為《失竊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內容就強而有力地闡明了這點。故事主角是一位名叫阿洛茲伊（Alojzy）的波蘭小孩。一九四二年，阿洛茲伊年僅四歲，便被納粹從母親身邊強行帶走。親衛隊（SS）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想要綁架「有種族價值」的波蘭小孩送到德國。於是在這項不人道政策之下，阿洛茲伊被帶離波蘭，由一對忠於納粹的德國夫婦收養。他在新家過得幸福快樂，也深愛著他的德國養母。他對自己早年在波蘭的生活毫無記憶。
戰爭結束時，七歲的阿洛茲伊在聽聞德國戰敗時還「留下眼淚」。幾年後生母找到了他，他才發現驚人真相——自己竟然不是德國人，而是波蘭人。阿洛茲伊起初拒絕接受現實——這也難怪，畢竟他自小便被教育波蘭人為「次等人類」。可是終究，他還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身分其實並非自己所想。
還有哪個例子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背景脈絡對我們信念的影響之深嗎？有鑑於大多數遭納粹擄走的波蘭兒童從未返回故土，阿洛茲伊的故事就更值得引以為鑑了。有多少人生前死後都堅信自己是德國人，且因希特勒戰敗而感到失望？
阿洛茲伊的故事也證明了，形塑我們心態的不僅是我們身處的時代，還有我們身處的地點。我曾造訪耶路撒冷和瓦拉納西（Varanasi）這兩個名列世界之最的聖地，並觀察兩座城市對耶穌和佛陀的影響，那段旅程讓我有了深切體會。很快我就發現，這兩位宗教巨人的言行大多映照出他們生活與死亡的地方。耶路撒冷聖殿若對耶穌來說無足輕重，他就不會痛斥那裡的兌幣之人；佛陀若不理解鹿野苑（Sarnath，位於印度聖城瓦拉納西郊外的恆河畔）的靈性意義，他就不會選定那裡作為第一次宣講佛法的地點。我覺得有必要強調這種人與地的聯繫，因為歷史人物經常會被拉離脈絡，在大眾文化中尤其如此。
有時候，在同一人的有生之年，歷史脈絡也有機會出現劇變。我遇到的許多納粹信徒就是這樣。他們於一九三○年代納粹德國被灌輸的堅定真理，卻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後毀於一旦，這往往在他們內心造成了深刻的撕裂與困惑。戰後，他們才發現全世界都覺得納粹主義驚世駭俗，但無法接受自己在第三帝國昌盛時做過任何錯事。「你親身經歷過的話，」他們會這麼說：「就會明白的。」這種感覺也使得其中一些人開始散佈「我們被催眠了」的謠言——他們自認為是中了希特勒的咒語，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他們的元首一槍打穿自己的腦袋，眾人才醒悟過來。
那當然是無稽之談。沒有人是因為中了咒語而成為納粹。反之，我覺得他們自己也說不清自身內心的二元對立：一是曾經為納粹的「我」，二是如今意識到納粹行為令人髮指的「我」。在此情境下，我們一定要記住，德國戰敗是導致自我認同撕裂的主因。當初納粹若贏得戰爭，這些人幾乎肯定還是會對納粹的理想深信不疑。
隨著我們自身文化變遷，我也目睹到類似的情形，不過範圍要小得多。我成長於一九六○年代，那時我時常能見到我最敬愛的叔叔，他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蘇格蘭。他是個好人，善良又慷慨，對同性戀卻極度厭惡。他經常發表一些極度恐同的言論——當今理所當然會招來譴責的言論。可是在叔叔發表這些言論的時代，同性戀行為仍是違法的，他說的話正投射出許多人的心思。這樣的話，回顧當時，我究竟該原諒或是譴責他？有次我到開普敦巡迴演講，我向南非一位知名歷史學家講述這個故事，我還記得他當時的評論：「自種族隔離制度垮臺以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位這樣的叔叔……」
我以本書首次探討，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如何有助我們理解納粹分子的心態，而我在神經、行為及社會心理學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寶貴心得。我原本不曉得這些領域近年來進步如此之巨，直到與學術心理學家交流，並研究相關科學論文之後才明白。
其中又以相對較新興的演化心理學領域尤其珍貴。我們有時會忘記，人的大腦是在祖先仍於非洲稀樹草原上打獵時逐漸演化而來，而從演化的尺度來看，至今過去的時間仍然太短，還不足以讓大腦變化太多。兩位演化心理學先驅——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與和約翰‧圖比（John Tooby）教授——認為，「若要理解現代人的思維，」關鍵在於認知到思維的迴路「是專門為了解決我們採獵祖先的日常問題。」你有疑竇的話，那不妨想想看為什麼這麼多人怕蛇？在已開發世界的多數地區，「電源插座的威脅要大過於蛇。」可幾乎沒有人會恐懼電源插座。
近期心理學界研究的各種認知偏誤——如「公正世界」（Just world）假說與消極偏見——也助益良多。雖然自納粹時代至今局勢已經有變，但認知偏誤不僅存在於當今世界，過去亦然。
然而，我還是少量謹慎地使用這類資料，也始終牢記這是一本偶受心理學啟發的歷史專書，而非受歷史學啟發的心理專書。比方說，我覺得，試圖從遠距離去分析納粹高層的心理並無什助益。凡是有意採取此研究方向的人，都應讀一讀美國心理分析學家華特‧蘭格（Walter Langer）於戰爭期間為戰情局（OSS，中情局的前身）針對希特勒撰寫的長篇分析。裡頭堆疊著一層層的猜測，不少內容還荒謬至極。也許最無稽的說法，要屬希特勒之所以建造「鷹巢」（位於巴伐利亞凱爾斯坦高山［Kehlstein］上的茶館，須經隧道和電梯才能到達），是因為他渴望回歸母親羊水裡的安全狀態。「若要規劃一處象徵回歸子宮的空間」，朗格寫道：「那麼再無人能發想出超越鷹巢的設計。」全是胡扯一通。凱爾斯坦山上的茶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主意。那是出自他的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之手，希特勒甚至不喜歡那地方。他更青睞的其實是貝格霍夫（Berghof）——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Obersalzber）山腳下的居所。就連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科醫生也說不出這行館有何與子宮相像之處。
至少蘭格與希特勒是同一時代的人——儘管他從未見過希特勒。如今兩人去世已久，要想再對惡名昭彰的納粹分子進行心理分析，勢必更為困難重重。這種臆測往往只是換個方式重新提出有關他們的問題，有時甚至可謂是在為納粹的罪行開脫。不僅如此，戰後凡是嘗試界定特定納粹「人格」者，也都失敗得澈底。
這種認定有特定「納粹人格」的想法，正是我們應避免的分類思維。約翰‧華森（John Watson）這類行為主義者曾以為人類的可塑性無限，且能夠全由環境改變，神經學家埃加斯‧莫尼茲（Egas Moniz）亦錯判「精神失調」可藉由額葉切除術來治療，正如以上案例，用類似這種刻舟求劍的取向來解讀納粹歷史也不妥當。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籠統簡化心理學，對待歷史也應保持警惕。可以理解，許多人總想為人類的行為找出一套單一解釋——尤其是能夠解釋駭人罪行的單一說法——但單一解釋從來不存在。
因此，我們不僅應謙遜對待歷史研究，更應秉持同樣的精神來看待心理研究於歷史學的應用。我始終將一位世界頂尖神經科學家的話銘記在心，他說：「試圖辨明人類社會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原理，是一項混亂的浩大工程。」我們的身分受到無數因素的影響——遺傳基因、胎兒時期的環境、家長的社經狀況、我們在兒時是否習得了特定的行為模式、我們接受的教育等等。我們都是環境與生物因素造就的大雜燴。
容我簡單說明一下本書的書名和內容。「納粹心態」（Nazi Mind）指的是納粹各式各樣的心理狀態。探討對象不僅限於領有黨證的納粹分子，也涵蓋其他支持納粹政權的人。同樣，本書雖是以駭人罪行的加害者為重點對象，卻無意為其辯解或開脫。理解不等於原諒。書中的每一個人當初都有權選擇是否犯下暴行。可惡的是，其中有許多人在戰後從未被追究應負之責。
本書結構主要是依時序排列，便於我們了解這類心理狀態隨時間而演變的過程。我特地列出了幾名目擊者的經驗（選定這些人，是因為他們代表第三帝國時期的典型人物），其中許多證詞還是首次公開。本書內容也會穿插一些知名納粹頭目的故事——希姆萊、羅姆、海德里希、施特萊徹、戈林，當然還有希特勒。我無意完整講述這些耳熟能詳人物的生平，而是著重探討他們的心態是如何形成。納粹宣傳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也於這段歷史扮演要角。戈培爾是推動一九三○年代他所謂「思想和精神動員」運動的重要人物，旨在說服所有他認可的「正統」德國人皈依納粹主義。
三十多年前，我撰寫腳本並製作了一部有關戈培爾的電影，此後我就一直對這號人物很感興趣。我還清楚記得，自己曾在德國知名女演員瑪格特‧希爾斯徹（Margot Hielscher）於柏林登臺演出前，在她的化妝室裡採訪她有關戈培爾的事情。那時，年逾七十的她談著戈培爾主宰德國電影產業的情形。可是，最讓我銘記於心的，卻是她可謂脫口說出的一句話。她說自己從未見過像他這樣「迷人」的「政治人物」，還讚他很有「大牌電影明星」的風範。戈培爾是「迷人的政治人物」？那怎麼可能？戈培爾可是最惡劣的納粹戰犯之一，他在一九四○年代初期還對消滅猶太人一事沾沾自喜呢。
先前說過，認識那位視第三帝國為「黃金時代」的武裝親衛隊員，是對我影響深遠的一段經歷，與瑪格特‧希爾斯徹的訪談也一樣。兩人都讓我不禁自問，若我親身經歷德國歷史上那段時期，我又會有何種表現？可是，我們每個人畢竟都是由生物與生存環境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所造就，我無法判定自己會如何抉擇。
於是，我換了個方式自問。如果我的生活今天發生劇變，我又會如何行事？
在以民眾戰時心態為題的講座上，我偶爾也會問聽眾，若周遭局勢驟變，他們會怎麼做？我會請大家想像，恐怖分子現在已經封鎖講廳的所有出入口，我們幾百人被迫在廳內待上四十八小時，沒有食物和水。四十八小時過去之後，對方將六瓶水扔進房間裡，並且告訴我們，接下來四十八小時內我們不會再得到其他物資。你們能預測自己在對方扔水進來時會如何反應嗎？你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嗎？你們會與旁人分享嗎？你們會讓最有需要的人先喝嗎？而若你們無法預測自己會怎麼做，那你們又有多了解自己呢？
誠如本書所探討的歷史案例，人的行為總會依情勢而改變。困難之處，在於理解變化的原因，以及我們今人能從前人的經驗中汲取何種借鑒。
一九九○年，我人在奧地利為一部電視紀錄片做研究，首次認識了一個加入過武裝親衛隊（Waffen SS，納粹的菁英作戰部隊）的人。那段經歷非比尋常。
那人機靈親切——不難理解在戰後他是如何於一家德國汽車公司闖出一番事業，位居資深管理職位。可是在午餐時間，我很快就發現，這人雖然如今春風得意，但仍對過去懷抱著幻想：在他心目中，第三帝國是「黃金時代」，戰爭不是德國的錯，而猶太人是須「以某種手段」解決的「問題」。戰後，他曾於史達林的古拉格監獄（Gulag）被關了八年，此後他更堅定相信，當時納粹是在設法保護歐洲免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禍害」，所以值得讚揚。我們一起喝了咖啡，他表示他之所以同意見我，是因為他很欣賞英國人。不過他也批評邱吉爾竟然沒有與納粹德國結盟，那是他犯下的「滔天大錯」，因為這樣「我們早能一起統御世界了。」
自那頓午餐之後，我就一直納悶，戰爭都結束了這麼久，如此練達的人怎麼還會有這種思維。這些年來，我為了尋覓答案，也見過其他數百位曾經歷第三帝國的人。
當然，我承認歷史學家絕對有必要研究歷史檔案，可是真正讓我改觀的，卻是得以會見親身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這是一種別人再無法享有的特權，因為這三十年來我們研究和採訪過的對象至今幾乎都已離世。
一九九○年代，我花了幾年製作一部電視紀錄片系列和書籍，我稱之為《納粹：歷史殷鑑》（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我欲提出的「殷鑑」是較為籠統的，靈感取自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所言：「我們應引已發生之事為鑑，忘卻是罪惡，必得牢記於心。」
如今在更深入研究納粹分子的心態後，我相信自己已有能力更明確解釋這段歷史殷鑑。所以說，接下來的十二個章節不僅會細究納粹發展出那套思維模式的原因，亦會分別闡述一項我認為於當今仍值得我們警惕的教訓。本書最後則將討論這些不同警告的具體相關之處。
我將重心擺在「警告」的原因，在於我覺得歷史從來不會直接告訴我們該怎麼做。舉例來說，社群媒體上是不是經常寫道，政界從納粹主義學到的一個教訓是不該「姑息」外國勢力？記得嗎？人們會說，溫斯頓‧邱吉爾曾警告不得姑息希特勒，所以綏靖政策是錯誤的。但歷史的運作方式並非如此。邱吉爾的確沒有姑息希特勒，但他對史達林卻是大力姑息。這又給我們何種教訓？你可以在特定局勢下姑息某人，但在局勢有變時就不能姑息了嗎？
教訓屬於固定不變的法則，可警訊卻是一種可能的趨勢。醫生說，抽菸會導致早死，但那不算是醫療教訓——畢竟還是有些菸槍活到百歲，不過醫生還是能警告民眾抽菸的危險。警告雖不如教訓明確具約束力，卻仍是寶貴的建議。
這段歷史意義重大。許多民主體系目前都大敵當前，因此世人有必要了解潛在的暴君會用哪些手段來顛覆我們的自由。但我明白，這仍然是一本歷史專書，不是政治評論。而若不了解歷史，就無法完全理解這些警告。
我在研究中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若要理解納粹為何擁有那樣的心態，我們就得接受一基本事實：我們都是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產物。這點似乎不必我多言，但就我的經驗而言，許多人並未充分認知到時間與地點對自己的人格影響有多大。
回到一九九○年代初期，我委託拍攝並擔任監製的一部電影，名為《失竊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內容就強而有力地闡明了這點。故事主角是一位名叫阿洛茲伊（Alojzy）的波蘭小孩。一九四二年，阿洛茲伊年僅四歲，便被納粹從母親身邊強行帶走。親衛隊（SS）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想要綁架「有種族價值」的波蘭小孩送到德國。於是在這項不人道政策之下，阿洛茲伊被帶離波蘭，由一對忠於納粹的德國夫婦收養。他在新家過得幸福快樂，也深愛著他的德國養母。他對自己早年在波蘭的生活毫無記憶。
戰爭結束時，七歲的阿洛茲伊在聽聞德國戰敗時還「留下眼淚」。幾年後生母找到了他，他才發現驚人真相——自己竟然不是德國人，而是波蘭人。阿洛茲伊起初拒絕接受現實——這也難怪，畢竟他自小便被教育波蘭人為「次等人類」。可是終究，他還是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身分其實並非自己所想。
還有哪個例子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背景脈絡對我們信念的影響之深嗎？有鑑於大多數遭納粹擄走的波蘭兒童從未返回故土，阿洛茲伊的故事就更值得引以為鑑了。有多少人生前死後都堅信自己是德國人，且因希特勒戰敗而感到失望？
阿洛茲伊的故事也證明了，形塑我們心態的不僅是我們身處的時代，還有我們身處的地點。我曾造訪耶路撒冷和瓦拉納西（Varanasi）這兩個名列世界之最的聖地，並觀察兩座城市對耶穌和佛陀的影響，那段旅程讓我有了深切體會。很快我就發現，這兩位宗教巨人的言行大多映照出他們生活與死亡的地方。耶路撒冷聖殿若對耶穌來說無足輕重，他就不會痛斥那裡的兌幣之人；佛陀若不理解鹿野苑（Sarnath，位於印度聖城瓦拉納西郊外的恆河畔）的靈性意義，他就不會選定那裡作為第一次宣講佛法的地點。我覺得有必要強調這種人與地的聯繫，因為歷史人物經常會被拉離脈絡，在大眾文化中尤其如此。
有時候，在同一人的有生之年，歷史脈絡也有機會出現劇變。我遇到的許多納粹信徒就是這樣。他們於一九三○年代納粹德國被灌輸的堅定真理，卻在一九四五年戰敗後毀於一旦，這往往在他們內心造成了深刻的撕裂與困惑。戰後，他們才發現全世界都覺得納粹主義驚世駭俗，但無法接受自己在第三帝國昌盛時做過任何錯事。「你親身經歷過的話，」他們會這麼說：「就會明白的。」這種感覺也使得其中一些人開始散佈「我們被催眠了」的謠言——他們自認為是中了希特勒的咒語，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他們的元首一槍打穿自己的腦袋，眾人才醒悟過來。
那當然是無稽之談。沒有人是因為中了咒語而成為納粹。反之，我覺得他們自己也說不清自身內心的二元對立：一是曾經為納粹的「我」，二是如今意識到納粹行為令人髮指的「我」。在此情境下，我們一定要記住，德國戰敗是導致自我認同撕裂的主因。當初納粹若贏得戰爭，這些人幾乎肯定還是會對納粹的理想深信不疑。
隨著我們自身文化變遷，我也目睹到類似的情形，不過範圍要小得多。我成長於一九六○年代，那時我時常能見到我最敬愛的叔叔，他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的蘇格蘭。他是個好人，善良又慷慨，對同性戀卻極度厭惡。他經常發表一些極度恐同的言論——當今理所當然會招來譴責的言論。可是在叔叔發表這些言論的時代，同性戀行為仍是違法的，他說的話正投射出許多人的心思。這樣的話，回顧當時，我究竟該原諒或是譴責他？有次我到開普敦巡迴演講，我向南非一位知名歷史學家講述這個故事，我還記得他當時的評論：「自種族隔離制度垮臺以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位這樣的叔叔……」
我以本書首次探討，心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如何有助我們理解納粹分子的心態，而我在神經、行為及社會心理學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寶貴心得。我原本不曉得這些領域近年來進步如此之巨，直到與學術心理學家交流，並研究相關科學論文之後才明白。
其中又以相對較新興的演化心理學領域尤其珍貴。我們有時會忘記，人的大腦是在祖先仍於非洲稀樹草原上打獵時逐漸演化而來，而從演化的尺度來看，至今過去的時間仍然太短，還不足以讓大腦變化太多。兩位演化心理學先驅——勒達‧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與和約翰‧圖比（John Tooby）教授——認為，「若要理解現代人的思維，」關鍵在於認知到思維的迴路「是專門為了解決我們採獵祖先的日常問題。」你有疑竇的話，那不妨想想看為什麼這麼多人怕蛇？在已開發世界的多數地區，「電源插座的威脅要大過於蛇。」可幾乎沒有人會恐懼電源插座。
近期心理學界研究的各種認知偏誤——如「公正世界」（Just world）假說與消極偏見——也助益良多。雖然自納粹時代至今局勢已經有變，但認知偏誤不僅存在於當今世界，過去亦然。
然而，我還是少量謹慎地使用這類資料，也始終牢記這是一本偶受心理學啟發的歷史專書，而非受歷史學啟發的心理專書。比方說，我覺得，試圖從遠距離去分析納粹高層的心理並無什助益。凡是有意採取此研究方向的人，都應讀一讀美國心理分析學家華特‧蘭格（Walter Langer）於戰爭期間為戰情局（OSS，中情局的前身）針對希特勒撰寫的長篇分析。裡頭堆疊著一層層的猜測，不少內容還荒謬至極。也許最無稽的說法，要屬希特勒之所以建造「鷹巢」（位於巴伐利亞凱爾斯坦高山［Kehlstein］上的茶館，須經隧道和電梯才能到達），是因為他渴望回歸母親羊水裡的安全狀態。「若要規劃一處象徵回歸子宮的空間」，朗格寫道：「那麼再無人能發想出超越鷹巢的設計。」全是胡扯一通。凱爾斯坦山上的茶館根本不是希特勒的主意。那是出自他的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之手，希特勒甚至不喜歡那地方。他更青睞的其實是貝格霍夫（Berghof）——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Obersalzber）山腳下的居所。就連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科醫生也說不出這行館有何與子宮相像之處。
至少蘭格與希特勒是同一時代的人——儘管他從未見過希特勒。如今兩人去世已久，要想再對惡名昭彰的納粹分子進行心理分析，勢必更為困難重重。這種臆測往往只是換個方式重新提出有關他們的問題，有時甚至可謂是在為納粹的罪行開脫。不僅如此，戰後凡是嘗試界定特定納粹「人格」者，也都失敗得澈底。
這種認定有特定「納粹人格」的想法，正是我們應避免的分類思維。約翰‧華森（John Watson）這類行為主義者曾以為人類的可塑性無限，且能夠全由環境改變，神經學家埃加斯‧莫尼茲（Egas Moniz）亦錯判「精神失調」可藉由額葉切除術來治療，正如以上案例，用類似這種刻舟求劍的取向來解讀納粹歷史也不妥當。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籠統簡化心理學，對待歷史也應保持警惕。可以理解，許多人總想為人類的行為找出一套單一解釋——尤其是能夠解釋駭人罪行的單一說法——但單一解釋從來不存在。
因此，我們不僅應謙遜對待歷史研究，更應秉持同樣的精神來看待心理研究於歷史學的應用。我始終將一位世界頂尖神經科學家的話銘記在心，他說：「試圖辨明人類社會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原理，是一項混亂的浩大工程。」我們的身分受到無數因素的影響——遺傳基因、胎兒時期的環境、家長的社經狀況、我們在兒時是否習得了特定的行為模式、我們接受的教育等等。我們都是環境與生物因素造就的大雜燴。
容我簡單說明一下本書的書名和內容。「納粹心態」（Nazi Mind）指的是納粹各式各樣的心理狀態。探討對象不僅限於領有黨證的納粹分子，也涵蓋其他支持納粹政權的人。同樣，本書雖是以駭人罪行的加害者為重點對象，卻無意為其辯解或開脫。理解不等於原諒。書中的每一個人當初都有權選擇是否犯下暴行。可惡的是，其中有許多人在戰後從未被追究應負之責。
本書結構主要是依時序排列，便於我們了解這類心理狀態隨時間而演變的過程。我特地列出了幾名目擊者的經驗（選定這些人，是因為他們代表第三帝國時期的典型人物），其中許多證詞還是首次公開。本書內容也會穿插一些知名納粹頭目的故事——希姆萊、羅姆、海德里希、施特萊徹、戈林，當然還有希特勒。我無意完整講述這些耳熟能詳人物的生平，而是著重探討他們的心態是如何形成。納粹宣傳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也於這段歷史扮演要角。戈培爾是推動一九三○年代他所謂「思想和精神動員」運動的重要人物，旨在說服所有他認可的「正統」德國人皈依納粹主義。
三十多年前，我撰寫腳本並製作了一部有關戈培爾的電影，此後我就一直對這號人物很感興趣。我還清楚記得，自己曾在德國知名女演員瑪格特‧希爾斯徹（Margot Hielscher）於柏林登臺演出前，在她的化妝室裡採訪她有關戈培爾的事情。那時，年逾七十的她談著戈培爾主宰德國電影產業的情形。可是，最讓我銘記於心的，卻是她可謂脫口說出的一句話。她說自己從未見過像他這樣「迷人」的「政治人物」，還讚他很有「大牌電影明星」的風範。戈培爾是「迷人的政治人物」？那怎麼可能？戈培爾可是最惡劣的納粹戰犯之一，他在一九四○年代初期還對消滅猶太人一事沾沾自喜呢。
先前說過，認識那位視第三帝國為「黃金時代」的武裝親衛隊員，是對我影響深遠的一段經歷，與瑪格特‧希爾斯徹的訪談也一樣。兩人都讓我不禁自問，若我親身經歷德國歷史上那段時期，我又會有何種表現？可是，我們每個人畢竟都是由生物與生存環境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所造就，我無法判定自己會如何抉擇。
於是，我換了個方式自問。如果我的生活今天發生劇變，我又會如何行事？
在以民眾戰時心態為題的講座上，我偶爾也會問聽眾，若周遭局勢驟變，他們會怎麼做？我會請大家想像，恐怖分子現在已經封鎖講廳的所有出入口，我們幾百人被迫在廳內待上四十八小時，沒有食物和水。四十八小時過去之後，對方將六瓶水扔進房間裡，並且告訴我們，接下來四十八小時內我們不會再得到其他物資。你們能預測自己在對方扔水進來時會如何反應嗎？你們會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嗎？你們會與旁人分享嗎？你們會讓最有需要的人先喝嗎？而若你們無法預測自己會怎麼做，那你們又有多了解自己呢？
誠如本書所探討的歷史案例，人的行為總會依情勢而改變。困難之處，在於理解變化的原因，以及我們今人能從前人的經驗中汲取何種借鑒。
試閱
〈第一章 散播陰謀論〉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加入金石堂 LINE 官方帳號『完成綁定』，隨時掌握出貨動態：
提醒您！！
金石堂及銀行均不會請您操作ATM! 如接獲電話要求您前往ATM提款機，請不要聽從指示，以免受騙上當！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