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散播陰謀論〉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納粹憑藉陰謀論得勢。他們使用與當今陰謀論者的同一套思維模式，來說服自己納粹是對的。唯一的區別在於，納粹的陰謀論助長了歷史上最駭人的罪行——猶太人大屠殺。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出納粹的諸多陰謀論。確實，若無一戰及其留下的深刻陰影，納粹黨就不會誕生，阿道夫‧希特勒也就無緣出任德國總理。因此，我們若想洞察納粹的心態，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眾多納粹分子是如何以慘烈的一戰作為看待這個世界和德國地位的棱鏡。
這場戰爭留下的長遠影響不僅觸及納粹，更衝擊到全德國人的心理，部分原因在於它激起了巨大的情緒波瀾。四年前甫開戰時，德國人原本滿心期待，不料一九一八年只迎來奇恥大辱，令德國人更加難以承受。而若無當初的雀躍，戰爭結束前夕興起的陰謀論便不會有那麼大的威力。
「終於，生命重拾了理想的意義，」左翼作家恩斯特‧葛雷瑟（Ernst Glaeser）如此形容一九一四年八月的氛圍。「人性的偉大美德、忠誠、愛國主義、為理想而視死如歸……都戰勝了只重營利的買賣式心態……戰爭將澈底洗淨全人類之不潔。」政治立場相反的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也衷心贊同這個觀點，他於戰後寫道：「德國人同仇敵愾，彼此至今曾有的嫌隙，無論是資產階級內部的裂痕，還是資產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芥蒂，都突然癒合了。」
雖然學界近年來也開始質疑德國民眾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擁護戰爭的程度，並且從當時的脈絡重新詮釋該現象，但事實仍不容否認：許多人都能於八月戰爭爆發時，察覺到一種團結的氛圍。同月，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恰好道盡了這種團結之感：「我不再認可任何（政治）黨派；我唯認同德國人。」現代人大概對這句話無感，但此話在那個時代卻是振聾發聵。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才剛剛統一，距離戰爭爆發不滿五十年。而就算統一之後，全國仍是由二十五個分立的邦國組成。各邦國儘管都承認德皇的統御地位，卻依舊小心翼翼維護自己在德意志聯邦內部的狀態。巴伐利亞仍保有自身的軍隊和君主。
德皇於一九一四年八月鼓吹的，是一種認同「德意志民族性」的民族主義意識。有鑑於該國於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於政治、經濟及文化層面都經歷了劇變，德皇的號召就更顯動人了。種種變革都帶出了一個大哉問——何謂身為德意志人（不是巴伐利亞人，也不是普魯士人或黑森人）的意義何在？德皇意圖尋找答案。你來自哪個政治黨派或邦國都不要緊，最大的重點在於，你是德意志人，而身為德意志人就意味著你得為德國的榮耀而戰。
艾米爾‧克萊茵（Emil Klein）那時還是個學童——他之後會長成忠誠的納粹黨員。他記得，「每當專列滿載著身穿原野灰戰服的士兵從車站出發，民眾總會高聲歡騰。我經常在現場目送他們離開，尤其是我父親上戰場的時候……我們自小就被養育成民族主義者。」當克萊茵與同學們列隊前去上體育課時，他們也會唱起〈噢德國，萬歲！〉這類「愛國歌曲」。
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是一位深受納粹運動推崇的作家，他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軍時年僅十九歲。「我們生長於安逸的時代，」他寫道：「眾人都渴望冒險與非凡的體驗。戰爭令人陶醉。民眾撒下花瓣，我們在血與玫瑰的醉人氛圍中出發。戰爭確實滿足我們的渴望：那是壯烈懾人的神聖體驗。」
那年八月，有位居住在慕尼黑、專為遊客描摹畫像的二十五歲畫家——阿道夫‧希特勒——也深有同感。生於奧地利的他很快就加入巴伐利亞軍團，因為他自認為是德意志人。「對我來說，那段時光彷彿是在釋放我年少的痛苦，」他於十年後寫道：「時至今日，我也不羞於承認，滿腔猛烈的熱情驅使我跪倒在地，由衷感謝上蒼賜予我這般好運，允許我活在這個時代。爭取自由的鬥爭已然展開，是舉世前所未見的壯烈。」在希特勒眼中，這是個關乎「德意志民族是存或亡」的史詩級之問。
開戰前夕，柏林陸軍部瀰漫著樂觀的氣氛。巴伐利亞武官可見到「四處都是迎人的笑容，大家於走廊上彼此握手致意，恭喜對方跨過障礙（決定參戰）。」
上述情景在我們看來很不可思議，但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接下來的情勢走向了——為期四年的戰事將害死一千萬名軍人，其中有兩百萬為德國人。這樣的下場當然是德國領導階層始料未及。最高統帥部（High Command）原本計劃速戰速決，欲遵循腓特烈大帝的格言——普魯士要想打仗，就理當打得「短暫而激烈」。可能的話，敵人幾週內就會潰敗，必要的話，就再花幾個月，但絕對不可能耗時四年打一場勞民傷財的大戰。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從來擁有過可投入這種戰爭的資源，而當時在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國，同樣無力應對東西兩方受敵的處境。
初期，德軍贏下了西線的首場大戰——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讓德國民眾的樂觀情緒顯得其來有自。可八月至九月初在比利時南部和法國東北部發生的一系列慘烈戰役，卻也令人恍然覺察這場戰爭絕不同於以往。法軍於莫朗日（Morhange）一役仍穿著傳統的藍衣紅褲上戰場，不料只讓德軍更能輕鬆識別目標。最後法軍死傷慘重。而這次血淋淋的教訓，也教會我們於現代衝突中必須善用偽裝。
後來成為納粹風暴兵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曾以二十六歲之齡參與邊境戰役，擔任尉官。他於戰後寫道，大家在上戰場前，「全軍團都瀰漫著歡欣鼓舞之情。」但羅姆眼見軍中弟兄一開始的「歡欣鼓舞」在現代武器的毀滅威力跟前卻是受到重重考驗。他猶記在一場「可畏的」戰鬥中，「勢不可擋的步兵、機槍及砲火」箝制著他們。儘管德軍最後打了勝仗，可他所屬的團仍是「折損慘重」。
縱然如此，德軍仍得以繼續推進，將協約國軍隊逼退回法國。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德國最高司令部（German Supreme Headquarters）宣稱敵人正「全面撤軍，無力再整軍抵禦德國進軍。」至九月一日，德軍距離巴黎僅剩約莫三十英里。這代表著德國勝利的巔峰時刻。幾天之後，戰情卻澈底扭轉。
法國與英國部隊成功集結兵力，強力反攻此時已過度擴張的德國，這就是後來人稱的第一次馬恩河戰役（First Battle of the Marne）。不出幾日，兩軍便逼得德軍退回更易防守的戰線。巴黎獲救，而一種新型衝突則於西部戰線誕生——是為壕溝戰。
經此一役，德國及其盟國便註定了幾無勝算。這場戰爭並不如他們當初所願的「短暫而激烈」，卻是一場僵持不下的持久戰，他們更不具備戰事所需的雄厚資源。但德國媒體對局勢的解讀卻非如此。第一次馬恩河戰役的慘敗僅被輕描淡寫成微不足道的小挫折，——只是區區戰線改動，戰術調整而已。這是德國官方不老實的先例，而此後他們對戰情也不會據實以告——此種不誠實的態度也將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陷德國軍隊於眼下困境的真正元兇——那些澈底誤判局勢的軍事領袖——只躲在連串謊言的背後：謊言隨後又幫助陰謀論者兜售他們選擇相信的幻想。
儘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當今大眾的認知中，仍屬一場缺乏創意的乏味衝突，我們卻想不到戰爭爆發之初的幾個月實代表著一場兵法上的革命。一連串現代科技的進步已澈底顛覆了戰爭的型態。首次變革——正如恩斯特‧羅姆於邊境戰役親身目睹——為現代武器的駭人威力，最顯著的就屬先進的大砲與機槍了。此外還有用於保護防守型砲位的鐵絲網，以及有助情報傳遞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最後，罐頭食品的供應也表示數百萬士兵得以常駐同一地點，連續戰鬥數年。
前述創新都有利於防守方，而非進攻方。對於授命進軍的士兵來說，這些科技累積起來的影響是很可怕的。阿道夫‧希特勒便曾從前線寄信給慕尼黑的一位熟人，欲向對方形容這種新型態戰爭的氣息：「終於，軍令響起：『前進！』我們蜂擁而出，疾行過田野，來到一座小農場。彈片於左右兩邊炸裂，英軍的子彈呼嘯其中。可大家不以為意。我們先按兵不動，十分鐘後再接獲命令繼續前進……我們匍匐爬往樹林邊緣。炸彈於我們上方咆哮，碎裂的樹幹與枝條在我們周身飛舞。接著手榴彈炸入樹林，捲起陣陣石礫、塵土及樹根，一切都籠罩在一片黃綠色、臭得令人作嘔的雲霧裡。」
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私下分享他自這段經歷學得的教訓：「一九一四年，我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情懷奔赴前線。後卻目睹數千人於我周身倒下。從此，我便體悟到，生命是一場鬥爭，唯一的目標就是保護種族存續，再無其他。個人的生死無關緊要，只要有其他人能夠接替他的位子即可。」
恩斯特‧羅姆在這方面與希特勒所見略同，兩人對西線戰事之慘烈有著相同的解讀。羅姆的經歷甚至更可怕。在邊境戰役不久之後，他有次曾於睡夢中赫然「感覺臉龐受到重擊……我感覺頭部鮮血直流，結果竟是彈片撕裂了我上半部鼻子。我的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口子；鮮血汩汩直流……」醫生後來保住了羅姆的性命，卻沒能修復他的面容。那晚發生的事令他從此毀容，而羅姆只能帶著這個印記直至自己死去的那一天。
羅姆受傷的過程象徵著現代戰爭令人不安的面向——戰爭已來到一種會留下持久心理影響的新境界。傷到羅姆的人很可能身處數英里之外。這表示戰場之血腥程度已今非昔比。戴夫‧葛羅斯曼（Dave Grossman）的《論殺戮：於戰場與社會中習得殺戮之心理代價》（On Killing: 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是一本影響深遠之作。他於書中寫道，對大多數人類來說，面對面殺人並非易事。甚至還有調查指出，當目標就近在眼前時，許多參與二戰的美國軍人卻反而無法扣下步槍扳機殺敵。是戰後戰鬥訓練的澈底改革，才提高了近戰的殺敵率。所以大砲才會是如此強效的武器。你不只能夠遠距殺人，也是砲組的一員。這樣一來，殺人就成了一群人共同承擔的責任。葛羅斯曼也點出，拿破崙是砲兵，且在戰場上總盼著能擁有多過敵人的火砲，這一點影響重大。
許多後來於納粹運動中登上高位的人，至此之前都曾參與過慘烈大戰。希特勒與羅姆的戰友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於戰爭尾聲成為了紅男爵里希特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中隊的指揮官，獲頒多枚勳章。曾經參與凡爾登戰役（Battle of Verdun）的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於戰後當上德國的副元首。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西線的砲擊下展現出過人勇氣，日後也成為惡名昭彰的納粹反猶主義者。還有魯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是當年德軍中最年輕的士官，二十多年後獲任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指揮官。
以上這些人都親眼見證過最駭人的血腥場面，所有上前線作戰的人皆然。他們經歷過的腥風血雨是當今的我們所難以體會。以蒂耶普瓦勒（Thiepval）的巨大紀念碑為例，這座碑是獻給參與索姆河戰役（Somme）的英軍和南非士兵。立碑的用意在於紀念七萬多名「失蹤人士」，紀念那些並無已知安息之所的士兵。我們可能會疑惑，七萬人怎麼會憑空「失蹤」？答案就是，西線戰場上的陣亡將士多數是死於砲火，近代科技的進步使得砲火的致命程度今非昔比。被高爆彈直接擊中，就好比被一列飛馳的火車直直撞上。你整個人會直接「失蹤」，因為身體已經灰飛煙滅。
在一戰期間見證上述種種的人不只有納粹；未來的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也都參與其中。並非每個德國人都樂見戰爭爆發，同理可證，並非每個曾於德軍服役的人以後都會長成納粹——絕非如此。以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為例，他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僅在前線服役幾週，就因遭彈片重傷而再也無法上戰場，但這次經歷卻讓他從此對人生改觀。幾年後他以這場衝突為靈感，寫下了《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這本全球暢銷書。依雷馬克所見，自己屬於被戰爭摧毀的一代。小說詳述一位保羅‧鮑默（Paul Bäumer）的經歷，由鮑默自述西線的生活是如何把自己與戰友變成失去人性的生物。戰地醫院之恐怖景象——周身不是死者就是垂死之人——讓鮑默認定了人生並無意義。最後，鮑默對未來只餘絕望，在這段慘痛經歷之後，他不明白戰後的世界還剩下什麼。
《西線無戰事》於一九二九年出版時，納粹還對這本書深惡痛絕。雷馬克的觀點令納粹不齒。前者認為戰爭只讓人平白受罪，這卻與納粹黨後來要求德國人看待戰爭的方式天差地遠。儘管希特勒視生命為「殘酷的鬥爭」，但他仍覺為國捐軀是高尚之舉，雷馬克的虛無主義觀點正是他的肉中刺。
另一位在戰爭觀念上與納粹志同道合者，則要屬士兵恩斯特‧榮格爾了。他在西線服役期間的情感體驗便與雷馬克截然不同。榮格爾寫下文學著作《鋼鐵風暴》（Storm of Steel），於書中將自己塑造成勇敢堅毅的領袖，一位憑藉自身勇氣激勵士兵堅守崗位的戰士。「我之所以能夠服人，」他寫道：「是因為我本人就身處極端險境。」
於周身肆虐的彈雨竟讓榮格爾幾乎是精神一振。眼前手下「文風不動」地站著，「然後，憑藉照明彈的閃光，我看見一頂頂鋼盔、一把把閃著寒光的刺刀，我心中則湧起一陣刀槍不入之感。我們也許會被擊潰，卻絕不會被征服。」
情節令人激動，全然不同於雷馬克筆下那些在泥濘中扭打的野蠻人。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兩者的描述卻有諸多相似之處，榮格爾和雷馬克都生動描繪出夢魘般的壕溝戰景象。那麼，為何一位作家能從戰爭中體會到虛無主義的絕望，另一位卻又從中領悟出尊嚴和勇氣呢？
第一個答案很明顯：兩人的出身截然不同。榮格爾自小便滿懷冒險精神——他於青少年時期曾逃家加入法國外籍軍團（Foreign Legion），後來才發現失策並偷偷離團。雷馬克則是個帶書卷氣的憂鬱小生。他後來透露，自己「在憂鬱的青春歲月裡，不時曾興起自殺念頭。」兩人的背景也不一樣。雷馬克出身貧寒，榮格爾則來自富貴之家，還曾經加入青年浪漫主義運動「漂鳥」（Wandervogel）。
此外還有時間上的區別。榮格爾是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加入德國軍隊，正值民眾剛對戰爭燃起熱情之時。小他三歲的雷馬克則於一九一七年才應徵入伍。德國劇作家卡爾‧楚克邁爾（Carl Zuckmayer）說得有理——同樣參加過一戰的他後來回憶道：「時局如此，世代間的差異發展之快令人驚訝，就算是年齡僅相差一、兩歲的群體，卻仍存在深厚的鴻溝。」等到雷馬克接受徵召時，局勢的走向已經很明顯了，「起初的勢不可擋已淪為消耗戰，淪為一場系統性的普世大屠殺。」
戰爭結束十多年後，納粹宣傳家約瑟夫‧戈培爾一邊大肆宣揚自己對《西線無戰事》的厭惡，一邊吹捧榮格爾的戰時著作，藉著兩者的對比成功炒起極大聲勢。這是一場攸關民族文化記憶的戰鬥，也是一場納粹決意要取勝的戰鬥。未來的德國軍人勢必得接受榮格爾一戰願景的薰陶，不能受到雷馬克的影響。
然而，納粹宣傳人員還得應對一道難題：一戰的實際戰況確實越來越如雷馬克的小說所寫。早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德國就開始施行麵包配給制，而眾人過不多久就開始尋找究責的對象。畢竟德國報紙的報導都是聽從軍方指示——錯絕對不在總參謀部——於是如今的情勢只能歸咎於別人。（本章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