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門的國家：英九的台灣
本書是邱教授在台灣現代政論史上所留下來不朽的重要足跡－彭明敏
活動訊息
來金石堂，總有一本書懂你，邀您同遊解憂秘境！
內容簡介
本書是邱教授在台灣現代政論史上所留下來不朽的重要足跡－彭明敏
2008年馬政府上任以來，無能治國，上至國家主權，下至民生經濟，只能用失魂落魄四個字來形容，外交休兵還沾沾自喜，而大幅度地傾中，更是台灣俗諺說的：「請鬼拿藥單，欲死卡緊」，這些作為看在知識份子眼裡無不痛心！
曾經是海外黑名單的邱垂亮，從早期風起雲湧的黨外時代到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他還是不忘初衷的「憨人說憨話」，只為求得台灣獨立建國夢想實現…
在澳洲昆斯蘭大學任教多年的邱垂亮，就其政治學專業洞悉國際情勢，犀利地點出台灣的癥結症狀，以國內經濟同樣大幅傾中的澳洲為例，分析目前內憂外患的台灣應該如何守住主權，並在國際社會上開闢出一席之地。
2008年馬政府上任以來，無能治國，上至國家主權，下至民生經濟，只能用失魂落魄四個字來形容，外交休兵還沾沾自喜，而大幅度地傾中，更是台灣俗諺說的：「請鬼拿藥單，欲死卡緊」，這些作為看在知識份子眼裡無不痛心！
曾經是海外黑名單的邱垂亮，從早期風起雲湧的黨外時代到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他還是不忘初衷的「憨人說憨話」，只為求得台灣獨立建國夢想實現…
在澳洲昆斯蘭大學任教多年的邱垂亮，就其政治學專業洞悉國際情勢，犀利地點出台灣的癥結症狀，以國內經濟同樣大幅傾中的澳洲為例，分析目前內憂外患的台灣應該如何守住主權，並在國際社會上開闢出一席之地。
目錄
代序∕彭明敏教授
前言
◎第一輯 中國篇
《大國崛起》的迷思（myth）
中國崛起武力威脅和平
窮兵黷武、無理取鬧
邪惡帝國本質沒變
歷史重演 ─ 京奧是柏奧的續集
中國民主化的迷思
胡錦濤睜眼說瞎話
「中國模式」的迷思
睡獅醒來會咬人，不會變成和平的鴿子
再論中國「和平崛起」
歷史見證的一張椅子
中國求安也求霸
◎第二輯 台中關係
中國在為馬英九鋪路
馬英九的「三不」等同投降
與虎謀皮、引狼入室
「胡六點」和「馬三不」一樣騙人
台灣人民製造麻煩？
不再「終極統一」？吳英毅黑白講
中國職業學生趴趴走
攏係假ㄟ
◎第三輯 國際篇
物以類聚的邪惡之邦)
台灣、澳洲與尼加拉瓜
台灣前途不在北京和華盛頓
澳洲和日本簽訂安保協定
聯合國的可恥日
「民主協定」向前邁進
美國反對台灣入聯公投
以台灣名義申請進入UN
中國干涉他國內政
不要只聽萊斯說的話
陸克文的中國情結
淑女遇到土匪 ─ 力拓竊密案
人家揚威國際，我們關起門來打狗
一山難容兩虎、美中關係惡化
民主腦殘、蘇起黑白講
國比國氣死人 ─ 南韓和台灣
陸克文的「殘酷現實主義」
不對稱的戰略關係
澳洲拒絕華為
釣魚島風雲
◎第四輯 結語
前言
◎第一輯 中國篇
《大國崛起》的迷思（myth）
中國崛起武力威脅和平
窮兵黷武、無理取鬧
邪惡帝國本質沒變
歷史重演 ─ 京奧是柏奧的續集
中國民主化的迷思
胡錦濤睜眼說瞎話
「中國模式」的迷思
睡獅醒來會咬人，不會變成和平的鴿子
再論中國「和平崛起」
歷史見證的一張椅子
中國求安也求霸
◎第二輯 台中關係
中國在為馬英九鋪路
馬英九的「三不」等同投降
與虎謀皮、引狼入室
「胡六點」和「馬三不」一樣騙人
台灣人民製造麻煩？
不再「終極統一」？吳英毅黑白講
中國職業學生趴趴走
攏係假ㄟ
◎第三輯 國際篇
物以類聚的邪惡之邦)
台灣、澳洲與尼加拉瓜
台灣前途不在北京和華盛頓
澳洲和日本簽訂安保協定
聯合國的可恥日
「民主協定」向前邁進
美國反對台灣入聯公投
以台灣名義申請進入UN
中國干涉他國內政
不要只聽萊斯說的話
陸克文的中國情結
淑女遇到土匪 ─ 力拓竊密案
人家揚威國際，我們關起門來打狗
一山難容兩虎、美中關係惡化
民主腦殘、蘇起黑白講
國比國氣死人 ─ 南韓和台灣
陸克文的「殘酷現實主義」
不對稱的戰略關係
澳洲拒絕華為
釣魚島風雲
◎第四輯 結語
序／導讀
代序
邱垂亮教授將五年來所發表的時論整理成書，這是他第五本中文著作。
流亡海外二十三年期間，常讀到邱教授的文章，感佩其立場嚴謹，條理清晰，為文精彩，很是動人，早成為其忠實的「愛讀者」。但沒有機會見面。一九九二年回台以後，才有機會在各種會議中認識，覺得「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他純樸踏實，誠懇磊落，頭腦清楚而不裝作。
在民進黨執政時，我任總統府資政，兼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常到外國訪問或主持會議（算起來曾到過三十多國）。若是國際討論會，一定邀請邱教授參加，不只是因為他在澳洲大學任教多年，亦是因為他每發言不像些以「學院派」自居者，故作深奧，把一句話即能道破的，煞有介事的，轉彎抹角，弄得複雜不堪，為的是要炫耀博識，衒學浮誇。
我很欣賞邱教授，頗有資深學人的獨特風格，諤諤而談，直截了當，直搗問題的核心，清清楚楚，聽來深入而輕鬆。他一生好運，得到伶俐賢慧的夫人月琴女士的不少內助，應該特記。
此本書是邱教授在台灣現代政論史上所留下來不朽的重要足跡，能藉此短序，在其足跡上附上一輕微的手紋，深感榮幸。
2012年8月15日
前言
戰前生在苗栗鄉下公館，戰後在石油公司探勘處當電工領班的父親，從南洋回來被派去台南東山，我們一家搬去山裡，一住20多年。在深山裡長大，我的鄉土味根深蒂固。
1947爆發228事件，父親同事被抓，我幼小心靈感受到莫名的殺氣、恐懼，一生難忘。
父親在山上礦場爬電線桿、拉電線，雖然做得很好，但到退休，一直當工頭，沒被升等過。上面管他的主管、課長、主任，大多是外省（中國）人，台灣人沒份。他受日本教育，從日本時代就當領班，中國人來也一輩子只當領班。
我感覺不平，也感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小，我書唸得很好，小學6年都第一名。嘉義中學畢業後，全校第7名，保送成功大學，沒去，參加聯考，考上台大外文系，想當文學家，作夢。
在台大，一開始就沒和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等搞《現代文學》的同學在一起，感覺他們離我的台灣土地、台灣人的心情很遠。
我和幾位台灣同學搞台灣同學會，並當第一屆會長。還選上班代表，要和國民黨推出的代表競選台大學生代聯會會長，被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月琴阻擋，說是雞蛋碰石頭。
月琴的姐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抓，關了快20年。她談「白」變色，怕國民黨政權怕死了，晚上都會做惡夢。她認為我有叛逆性格，留在台灣一定反國民黨，出問題，被抓、被殺。她「強迫」我台大畢業後去美國深造，並「威脅」，不去就不嫁給我。
在美國，我在加大（Riverside河邊）唸博士，月琴在南加大唸碩士。蔡同榮也在南加大唸博士，張燦鍙則已在附近的研究所當研究員。我和他們常見面，他們搞台獨，我贊同他們的理念，但沒參加他們的組織。
1971年初拿到博士，知道可能有人打我小報告，不敢回台工作。而且越來越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也不想回去。只好抓到機會來澳洲昆斯蘭大學教書，一教41年。
教的是亞洲政治，研究的是政治文化和民主化。一開始就塗鴉，主張台灣民主化，要求蔣家父子解除戒嚴統治、全面改選國會、總統直選，甚至曾在文章裡呼籲蔣家父子下台。
1970年初先在蔣經國支持的「革新保台」、「吹台青」的學者們辦的《人與社會》寫文章，轟動一時，並被請為社務執委。
《人與社會》由當年救國團主任李煥背後主導，招攬國內外學者鼓動改革。外省的張京育、關中、沈君山、丘宏達、張忠棟、陳長文、魏鏞、卲玉銘，本省的趙守博、施啟揚，都在裡面。
我文章敢寫、話敢說，被拉去打前鋒。很多後來都當國民黨的高官，只有張忠棟和我不知天高地厚，越罵越兇，留在黨外跟蔣家鬥到底。1999忠棟得癌死前，我倆還合作要對台灣的民主化做全盤的研究，提案被蔣經國基金會否決。
《人與社會》後替老康（寧祥）的《台灣政論》寫文章。1975年底終於爆發《台灣政論》事件。國民黨用我的文章《兩種心向》把《台灣政論》關掉，說我「涉嫌煽動叛亂」。我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回國。1976一月我闖關回去，在機場被阻，原機遣返。
1978年在史丹佛大學客座，突然接到李煥的信，告知「問題」處理好了，歡迎我回國訪問。那時他已因1977中壢事件下台。1978夏天，我回去，他親自到機場接我，還請我去吃了牛排午餐。
《台灣政論》事件後，繼續在老康的《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等黨外雜誌寫文章，寫很多批判國民黨專制獨裁、鼓吹自由民主、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寫很多，文章火氣也很大。
1980年代還在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眾日報》、《自立晚報》、《首都早報》、《台灣日報》、《自由時報》、香港的《中報》、《展望》、《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美國的《北美日報》等報章雜誌發表政論著作。一直寫到現在，整整40年。
我有壞脾氣、壞習慣，文章寫了就忘，不去想它。文章寫多少，沒記錄、也沒留下。現在想起來，迷迷茫茫，猜想，大概沒幾千、也近千篇吧！
不過，到1989，我還是出了4本文集：《民主政治與台灣前途》（1976）、《亞洲的政治文化 ─ 日本、台灣與中國》（1984）、《民主台灣與中國》（1987）、《台灣與中國 ─ 走上不同政治路》（1989）。
這裡不提我的英文寫作，只點出兩本英文學術著作，一是《Maoism in A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4)，二是《Democratizing Oriental Despotism》(1995)。前者分析老毛的文革，指出中國專制政治的頑固本性。後者從文化與制度決定論的不同角度，解說民主化在中國失敗、在台灣成功的理由，基本上論述了我對民主發展的看法。
1989後，20多年間寫的文章一定比之前的20年要多。但沒再結集出書，原因、藉口很多。生性懶惰是理由之一，但不是主因。主因是，文章寫越多越感覺自己才疏學淺，再努力也達不到文豪、哲人的崇高境界，不能立言流傳後世。
1970出道，開始寫政論文章時，是有發揮所學要人讀我書、希望影響人心的雄心大志。但寫多了，寫來寫去還是在人權正義、民主自由、主權獨立、反獨裁專制等普世價值的思想、理論範圍內轉來轉去，轉不出已有的典範限制，達不到「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突破，推不出更高層次的理念論述。
連自己寫得都越來越覺得乏味、汗顏。後來變成寫文章不是為了發揚理念、啟發人性、引領風潮，而是為了自我心靈、智慧、情緒的發洩。寫了、發洩了就好，不僅不去想別人看不看，連自己都懶得、甚至不想再看。要把一大堆的舊文章細心整理、編輯、出書，實在提不起興趣、找不到勁頭。就這樣一拖再拖，一拖就是20多年沒出專集。
有點不可思議，這種心情發洩的心理作用，大概也是刺激我不停寫作的動力。
還有，更深層的心理挫折，則是中國六四天安門症候群引起的深沈無力、無奈感。我文章寫得再多、民主吶喊的聲音再大，面對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文化、制度的根深蒂固，有如狗吠火車，沒人聽到、聽懂，沒有影響、作用。
1980年代，我文章寫得很多的時候，台灣的民主化風起雲湧，大步向前邁進，中國也文革後推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導致「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的自由化可喜現象。
那些年我常去中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所、北京、人民、杭州、復旦等大學講學，講西方民主化的理論，也講台灣正快速民主化的經驗。
因而認識了方勵之（剛死於2012.04.06）、嚴家其、包遵信（死於2007.10.28）、蘇紹智、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改革派學者和很多北大、人大的學生。
記得曾在我的旅館房間，和包遵信、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人談民主談到天亮，吸了他們一整夜的煙塵。也和嚴家其在他的辦公室談民主化談了好幾小時，後來在李怡的《九十年代》發表長文，指出嚴講「人道主義高於馬克斯主義」的話，害他被社科院的「領導請去交代」並寫「自我檢討」。也去過方勵之、蘇紹智家作客，後來還邀請他兩人來澳洲訪問。我陪著方勵之在雪梨、墨爾本各地演講一個月，掀起風潮。
在北大演講台灣的民主化，很轟動，講堂裡、外都擠滿人潮。講後學生們送我很多小禮物（北大的T杉、筆記本、原子筆等），讓我感動。
1989，他們很多捲入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被關的被關，逃亡的逃亡，下場淒涼。中國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悲情落幕。到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願景、希望。
1990在淡江大學客座，並在老康的《首都早報》當主筆、總主筆，幾乎每天都寫政論，寫很多急就章，有點亂寫，不夠深入、嚴謹。
1990年3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生反「老賊」（終身國代和立委）的民主示威運動。我也去中正紀念堂靜坐，支持學生們。
3月底，李登輝（阿輝伯）被國民大會選上連任，要組新閣，換掉行政院長李煥。李煥請老康和我去圓山飯店吃牛排，希望我們支持他能被阿輝伯提名為副總統。
第二天我寫一篇專論，勸李煥不要爭大位，說台灣政局已丕變，應讓台灣人出頭天，他的時代已過去，跟阿輝伯爭權他必敗。之後，他就不再理
邱垂亮教授將五年來所發表的時論整理成書，這是他第五本中文著作。
流亡海外二十三年期間，常讀到邱教授的文章，感佩其立場嚴謹，條理清晰，為文精彩，很是動人，早成為其忠實的「愛讀者」。但沒有機會見面。一九九二年回台以後，才有機會在各種會議中認識，覺得「人如其文」或「文如其人」，他純樸踏實，誠懇磊落，頭腦清楚而不裝作。
在民進黨執政時，我任總統府資政，兼任「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長，常到外國訪問或主持會議（算起來曾到過三十多國）。若是國際討論會，一定邀請邱教授參加，不只是因為他在澳洲大學任教多年，亦是因為他每發言不像些以「學院派」自居者，故作深奧，把一句話即能道破的，煞有介事的，轉彎抹角，弄得複雜不堪，為的是要炫耀博識，衒學浮誇。
我很欣賞邱教授，頗有資深學人的獨特風格，諤諤而談，直截了當，直搗問題的核心，清清楚楚，聽來深入而輕鬆。他一生好運，得到伶俐賢慧的夫人月琴女士的不少內助，應該特記。
此本書是邱教授在台灣現代政論史上所留下來不朽的重要足跡，能藉此短序，在其足跡上附上一輕微的手紋，深感榮幸。
2012年8月15日
前言
戰前生在苗栗鄉下公館，戰後在石油公司探勘處當電工領班的父親，從南洋回來被派去台南東山，我們一家搬去山裡，一住20多年。在深山裡長大，我的鄉土味根深蒂固。
1947爆發228事件，父親同事被抓，我幼小心靈感受到莫名的殺氣、恐懼，一生難忘。
父親在山上礦場爬電線桿、拉電線，雖然做得很好，但到退休，一直當工頭，沒被升等過。上面管他的主管、課長、主任，大多是外省（中國）人，台灣人沒份。他受日本教育，從日本時代就當領班，中國人來也一輩子只當領班。
我感覺不平，也感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小，我書唸得很好，小學6年都第一名。嘉義中學畢業後，全校第7名，保送成功大學，沒去，參加聯考，考上台大外文系，想當文學家，作夢。
在台大，一開始就沒和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等搞《現代文學》的同學在一起，感覺他們離我的台灣土地、台灣人的心情很遠。
我和幾位台灣同學搞台灣同學會，並當第一屆會長。還選上班代表，要和國民黨推出的代表競選台大學生代聯會會長，被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老婆月琴阻擋，說是雞蛋碰石頭。
月琴的姐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抓，關了快20年。她談「白」變色，怕國民黨政權怕死了，晚上都會做惡夢。她認為我有叛逆性格，留在台灣一定反國民黨，出問題，被抓、被殺。她「強迫」我台大畢業後去美國深造，並「威脅」，不去就不嫁給我。
在美國，我在加大（Riverside河邊）唸博士，月琴在南加大唸碩士。蔡同榮也在南加大唸博士，張燦鍙則已在附近的研究所當研究員。我和他們常見面，他們搞台獨，我贊同他們的理念，但沒參加他們的組織。
1971年初拿到博士，知道可能有人打我小報告，不敢回台工作。而且越來越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也不想回去。只好抓到機會來澳洲昆斯蘭大學教書，一教41年。
教的是亞洲政治，研究的是政治文化和民主化。一開始就塗鴉，主張台灣民主化，要求蔣家父子解除戒嚴統治、全面改選國會、總統直選，甚至曾在文章裡呼籲蔣家父子下台。
1970年初先在蔣經國支持的「革新保台」、「吹台青」的學者們辦的《人與社會》寫文章，轟動一時，並被請為社務執委。
《人與社會》由當年救國團主任李煥背後主導，招攬國內外學者鼓動改革。外省的張京育、關中、沈君山、丘宏達、張忠棟、陳長文、魏鏞、卲玉銘，本省的趙守博、施啟揚，都在裡面。
我文章敢寫、話敢說，被拉去打前鋒。很多後來都當國民黨的高官，只有張忠棟和我不知天高地厚，越罵越兇，留在黨外跟蔣家鬥到底。1999忠棟得癌死前，我倆還合作要對台灣的民主化做全盤的研究，提案被蔣經國基金會否決。
《人與社會》後替老康（寧祥）的《台灣政論》寫文章。1975年底終於爆發《台灣政論》事件。國民黨用我的文章《兩種心向》把《台灣政論》關掉，說我「涉嫌煽動叛亂」。我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回國。1976一月我闖關回去，在機場被阻，原機遣返。
1978年在史丹佛大學客座，突然接到李煥的信，告知「問題」處理好了，歡迎我回國訪問。那時他已因1977中壢事件下台。1978夏天，我回去，他親自到機場接我，還請我去吃了牛排午餐。
《台灣政論》事件後，繼續在老康的《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鄭南榕的《自由時代》等黨外雜誌寫文章，寫很多批判國民黨專制獨裁、鼓吹自由民主、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論述。寫很多，文章火氣也很大。
1980年代還在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民眾日報》、《自立晚報》、《首都早報》、《台灣日報》、《自由時報》、香港的《中報》、《展望》、《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美國的《北美日報》等報章雜誌發表政論著作。一直寫到現在，整整40年。
我有壞脾氣、壞習慣，文章寫了就忘，不去想它。文章寫多少，沒記錄、也沒留下。現在想起來，迷迷茫茫，猜想，大概沒幾千、也近千篇吧！
不過，到1989，我還是出了4本文集：《民主政治與台灣前途》（1976）、《亞洲的政治文化 ─ 日本、台灣與中國》（1984）、《民主台灣與中國》（1987）、《台灣與中國 ─ 走上不同政治路》（1989）。
這裡不提我的英文寫作，只點出兩本英文學術著作，一是《Maoism in Ac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4)，二是《Democratizing Oriental Despotism》(1995)。前者分析老毛的文革，指出中國專制政治的頑固本性。後者從文化與制度決定論的不同角度，解說民主化在中國失敗、在台灣成功的理由，基本上論述了我對民主發展的看法。
1989後，20多年間寫的文章一定比之前的20年要多。但沒再結集出書，原因、藉口很多。生性懶惰是理由之一，但不是主因。主因是，文章寫越多越感覺自己才疏學淺，再努力也達不到文豪、哲人的崇高境界，不能立言流傳後世。
1970出道，開始寫政論文章時，是有發揮所學要人讀我書、希望影響人心的雄心大志。但寫多了，寫來寫去還是在人權正義、民主自由、主權獨立、反獨裁專制等普世價值的思想、理論範圍內轉來轉去，轉不出已有的典範限制，達不到「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突破，推不出更高層次的理念論述。
連自己寫得都越來越覺得乏味、汗顏。後來變成寫文章不是為了發揚理念、啟發人性、引領風潮，而是為了自我心靈、智慧、情緒的發洩。寫了、發洩了就好，不僅不去想別人看不看，連自己都懶得、甚至不想再看。要把一大堆的舊文章細心整理、編輯、出書，實在提不起興趣、找不到勁頭。就這樣一拖再拖，一拖就是20多年沒出專集。
有點不可思議，這種心情發洩的心理作用，大概也是刺激我不停寫作的動力。
還有，更深層的心理挫折，則是中國六四天安門症候群引起的深沈無力、無奈感。我文章寫得再多、民主吶喊的聲音再大，面對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文化、制度的根深蒂固，有如狗吠火車，沒人聽到、聽懂，沒有影響、作用。
1980年代，我文章寫得很多的時候，台灣的民主化風起雲湧，大步向前邁進，中國也文革後推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導致「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的自由化可喜現象。
那些年我常去中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所、北京、人民、杭州、復旦等大學講學，講西方民主化的理論，也講台灣正快速民主化的經驗。
因而認識了方勵之（剛死於2012.04.06）、嚴家其、包遵信（死於2007.10.28）、蘇紹智、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改革派學者和很多北大、人大的學生。
記得曾在我的旅館房間，和包遵信、王軍濤、蘇曉康、遠志明等人談民主談到天亮，吸了他們一整夜的煙塵。也和嚴家其在他的辦公室談民主化談了好幾小時，後來在李怡的《九十年代》發表長文，指出嚴講「人道主義高於馬克斯主義」的話，害他被社科院的「領導請去交代」並寫「自我檢討」。也去過方勵之、蘇紹智家作客，後來還邀請他兩人來澳洲訪問。我陪著方勵之在雪梨、墨爾本各地演講一個月，掀起風潮。
在北大演講台灣的民主化，很轟動，講堂裡、外都擠滿人潮。講後學生們送我很多小禮物（北大的T杉、筆記本、原子筆等），讓我感動。
1989，他們很多捲入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被關的被關，逃亡的逃亡，下場淒涼。中國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悲情落幕。到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在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願景、希望。
1990在淡江大學客座，並在老康的《首都早報》當主筆、總主筆，幾乎每天都寫政論，寫很多急就章，有點亂寫，不夠深入、嚴謹。
1990年3月台灣爆發野百合學生反「老賊」（終身國代和立委）的民主示威運動。我也去中正紀念堂靜坐，支持學生們。
3月底，李登輝（阿輝伯）被國民大會選上連任，要組新閣，換掉行政院長李煥。李煥請老康和我去圓山飯店吃牛排，希望我們支持他能被阿輝伯提名為副總統。
第二天我寫一篇專論，勸李煥不要爭大位，說台灣政局已丕變，應讓台灣人出頭天，他的時代已過去，跟阿輝伯爭權他必敗。之後，他就不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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