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濤滾滾

自序

我寫新聞，也見證歷史！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三時。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時此刻正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兩岸領導人會談」。我原計畫趕赴歷史現場見證採訪，卻因出席正在北京飯店十八樓舉行的《首屆兩岸媒體人聯席會：北京座談會》，只能留在北京同步觀看央視直播千里之外的「馬習會」。此時，遠眺北京飯店窗外的紫禁城，帝都正飄落入冬以來的第一場細雪。

「馬習會」是自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分治以來，兩岸舉行的最高級別的領導人會談，也是兩岸談判史上的一次重大進程。遠的不談，從一九八六年，一架華航貨機飛入廣州白雲機場，揭開兩岸歷史性的談判序幕之後，卅年來，兩岸的談判協商，經歷了兩航談判、奧會談判、紅會談判、兩會商談，以至國共之間高層政治對話等各種型態的溝通，形成了具有兩岸特色的談判對話模式。

歷史性的「馬習會」，雙方互稱「先生」，會面定位為「兩岸領導人會談」，避開仍屬高度敏感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稱呼，兩岸當局展現「擱置爭議，務實協商」的政治智慧與理性態度，顯示雙方在積累卅年的協商談判、交流互動的豐富經驗之後，已能逐步領悟「求同存異」的談判真諦，雙方建立的互信基礎，更為兩岸最高領導人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世紀之握」。

「北京一下雪，就變成北平！」兩岸主權的核心爭議，正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和平相處的問題。歷史場景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城。十月一日，下午三時。紫禁城的天安門城樓上，剛當選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率領參與全國政協會議的民主黨派代表出席「開國大典」，毛澤東透過廣播，以濃重湖南鄉音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當天，國民政府時期的「北平市」，再度改稱「北京市」，並成為新中國首都。幾個小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派出的第一批「外交使者」，騎著破舊自行車，穿梭於各國駐華機構，遞交毛澤東當天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及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簽署的新中國第一份外交公函。

應邀觀禮「開國大典」的蘇聯總領事齊赫文斯基，回到總領事館，就收到外交部禮賓司科長韓敘送達公函，周恩來在公函說：「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發表了公告。現具函將此公告送達給您，並希望您轉給貴國政府。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這是新中國開展外交工作的濫觴，更是國民政府與新中國啟動漫長外交零和鬥爭的歷史起點。十月二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在莫斯科發表聲明，決定承認北京的新中國，並將建立蘇中外交關係，兩國互派大使。同時，蘇聯也宣布將斷絕與廣州國民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撤離蘇聯駐廣州的外交機構。

國民政府此時雖已撤到廣州，但雙方的外交鬥爭並未完全結束。十月三日，美國政府在華府發表聲明，承認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華府的聲明，並沒有因國民政府的軍事失利，政府機構遷徒，而有所動搖。美蘇各有抉擇，既反映二戰後的對峙格局，也呈現國共所面臨的複雜國際情勢。

國民政府雖處於「流亡狀態」，但美國重申外交承認，對國府確有「振奮士氣」的激勵作用。蔣介石當時已下野，李宗仁代總統又無心政務，行政院長閻錫山即成為最高行政首長。他在新中國成立第四天，十月四日，在廣州發表的《為共匪在北平成立偽政權告全國同胞書》，即成為兩岸分裂分治史的重要文獻。

這是遷徙於廣州市的國民政府行政院，首度以「中華民國政府」名義，對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出的第一份政治聲明。根據閻錫山秘書原馥庭老先生廿年前贈送給我，行政院秘書處於一九五○年編印《閻院長政論輯要》上冊記載的聲明，其遣詞用字，全是國共敵對時期的「經典詞彙」，該聲明全文如下：

「全國同胞們！此次共匪在北平成立偽中央人民政府，是共匪出賣祖國的最具體的表現，它不僅將斷送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並且要準備著把我們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與全國同胞的性命，供給另一個國家作侵略世界的犧牲。政府為救國救民，並維護世界和平，一定要貫澈戡亂國策，並與世界反侵略國家，共為反侵略而奮鬥到底。

我們全國同胞，一定要認識共匪的北平傀儡政權，如同日本帝國主義所導演的汪精衛漢奸政府一樣，它是蘇聯卵翼下的一個出賣國家主權的國賊政府，這個偽政府是專為蘇聯的利益，完全為蘇聯効力的。我們全國同胞，必須認識這與歷代的改朝換帝不同，萬不存敢那個朝廷不納糧的心理，本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同共匪拼命到底，以保障我們國家的獨立自主。

全國同胞們！北平傀儡政權的成立，為我國家民族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禍害，我們只有實行反共保民總動員，有錢的出錢，大家出力，以毀產保產、拼命保命的精神，來保國、保民、保身家，我們要知道，共匪是世界的敵人，它不只是不容於中國，更不容於世界，只要我們同共匪戰鬥，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全國人民的。」

當年四月，解放軍在攻陷南京後，軍事行動屢傳捷報，六月間，中共提出談判條件，準備與國際社會建立外交關係，條件大致有三：第一，外國武裝部隊必須自中國撤退；第二，國際關係必須以平等互惠，尊重彼此之獨立領土完整爲基礎；第三，必須撤銷承認國民政府。這種「零和遊戲」的外交爭鬥，攸關國共政權的存亡絕續，六十六年來，除近年的「外交休兵」，雙方從未實質妥協。

輾轉遷徒於廣州、重慶、成都的國民政府，因在西南各地與解放軍部隊展開的軍事鬥爭節節敗退，對外工作只能緊緊抓著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才能維持與中共抗衡的形勢。相對的，共產黨人在宣布建立新中國之後，趁勢拉攏蘇聯、英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全面開展新中國的外交工作，希望透過更多的外交承認，創建有利的國際環境因素，解決國共內戰所遺留的兩岸統合問題。

採訪兩岸關係與談判協商，經常碰觸的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所遺留的主權分裂、治權分治的複雜難題，或兩岸不同政治體制呈現的絕對矛盾，即成為採訪歷程難以迴避的敏感課題。曾幾何時，兩岸研討會上，大陸學者只要聽到「中華民國」，不是爭的面紅耳赤，就是怒目相視，拍桌走人。如今，兩岸領導人見面，談笑用兵，還大談總統府、中華民國，顯現兩岸對話正在務實開展。

一九九○年三月廿七日，我第一次到北京採訪大陸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期間，參加兩會新聞中心舉辦的中國外長記者會。由於當時「六四事件」即將屆滿一週年，兩岸爭取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GATT，即世貿組織WTO的前身）正進入關鍵的角力階段，北京對台灣爭取入會的政策動向，自然受到中外記者的關注，台灣記者更希望在中國外長的記者會爭取提問機會。

兩會新聞中心發言人姚廣很快點到了華視記者李艷秋，她問到台灣媒體關切的「中共對台灣申請加入GATT的立場是什麼？」中國外長錢其琛答稱：「台灣既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就沒有資格加入GATT，唯有在中國的同意之下，台灣可以一個中國內部單獨關稅領域的身份，申請加入GATT。」針對錢其琛無視於台灣事實存在的強硬說詞，台灣記者紛紛舉手，準備追問。

現場三、四百位中外記者出席的外長記者會，爭相提問各式各樣的國際外交或與中國的雙邊問題，台灣記者想爭取第二個提問機會並不容易。在記者會結束前五分鐘，姚廣終於點到我。我即刻追問錢其琛有關GATT的問題：

「剛才錢外長強調，台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就沒有資格加入GATT，但你忽略了一項事實，即在兩岸關係仍未改變之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國際社會所分別承認的兩個國家，或兩個政治實體；是不是台灣李登輝總統領導推動的務實外交政策，已對中國的外交決策部門構成壓力或困擾，你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要領導人，你有何評論？」

錢氏對我的提法似乎很有意見，當我提到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時，已可看到他不耐的表情。他在外交部翻譯將問題翻成英文之後，立刻答復說：「台灣當局最近也曾聲明，只有『一個中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的國家。同時，聯合國及其他的國際組織，也都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此，你所說，世界上有『兩個中國』的說法，是錯誤的，我必須當場糾正你！」

其實，我只是客觀敘述兩岸現狀，就如同馬英九在「馬習會」提到「中華民國憲法」的敘述一般，我當時並沒有使用「兩個中國」用語，也無意渲染兩岸政治矛盾，但錢其琛卻在大會堂公開糾正我的提法。錢其琛作為中國外長，他的反應與答復，我完全可以理解。尤其，一九九○年代初期，兩岸剛開始交往，彼此對政治分歧正在相互探索，外交部門的反應，無非就是「政治正確」。

兩岸關係的互動發展模式與變化歷程，應該是舉世罕見的特殊類型。從廿五年前，中國外長為了「中華民國」的稱呼，公開糾正台灣記者的提法，以至廿五年後，兩岸最高領導人都已雙邊會談，把酒言歡，甚至還不時談到「總統府」、「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等敏感話題，雙方也都坦誠溝通，各抒己見，兩岸價值觀的相融，兩岸歷史觀的整合，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