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一戰，台灣準備好了嗎？台海戰爭的政治分析

前言

台灣就是戲中人，不能再輕佻看戲了！

二〇一三年，我判斷習近平將打破中共黨內規矩、試圖連續執政二十年。二〇一五年將此判斷首度公諸於世（收納於《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一書），當時少人相信；二〇一八年，事情成真了。

二〇一五年，我判斷二〇一八至二○二二年這時段，將是台灣決定自己命運的最後機會期。很少人認真對待。而今二○二一年，認真思考此命題的人多了起來。

二○一六年，我判斷世界、至少西方，將普遍認知到「中共不等於中國」這事實，還是少人信，二○二○年美國白宮帶頭點出這事實，並形成政策，西方他國開始跟進。

二○一八年底，我感知到「川普的白宮將向台灣借名片」，連續寫了四、五篇文章分析利弊，聽進去者將信將疑，聽不進去者斥為天方夜譚。現在，繼任的拜登白宮繼承了這大戰略，並且動作頻頻。

二○一九年下半年出版的上一本書，《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談的是台灣對自己命運做抉擇的最後時機——二○二二年。該書中分析了中共對台作戰的可能性，但並沒有進一步判斷時間段。因為那時，台灣總統尚待大選，美國總統尚待大選，習近平終生掌權的態勢還不明朗。

不過才二十個月，不到兩年，世局劇變：

（一）來路不明、爆發於中國武漢的病毒，瞬間肆虐全球，各國末日感驟升；

（二）前病毒時期就早已醞釀成形的金融信用超發危機，加上病毒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效應可能持續至二○二五年，世界經濟踏入了無地圖的時代；

（三）中共單方撕毀國際協議、香港五十年不變的「中英聯合聲明」，美國對中共制裁升溫，脫鉤中共態勢明顯；中共方面也做出了許多主動脫鉤的姿態；

（四）中共完全不再隱瞞擴張主義，三百六十度擴軍，以戰狼外交逼迫歐非中小國家選邊，展開決戰亞洲的布局；但同時，中共對其治下人民的壓制手段，直逼文革、新疆集中營化、在一線城市（如上海）嘗試新疆式網格化管制，擺出與西方玉石俱焚、「攬炒」美國的架勢；

（五）習近平的用人圈子越來越窄，鬥爭手段越來越狠，一切動作劍指二〇二二年的中共二十大的保權保位；

綜上所述，我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已經於二〇二〇年開打，只是沒有硝煙。倘若演變為有硝煙的戰爭，那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一戰到二戰之間隔了二十五年，但在今日「流動性時代」（詳見本書）的特性下，如果不能在無硝煙的「三戰」中分出勝負，熱戰的「四戰」不會那麼遠。許多人在說美共之間進入「冷戰」，我個人完全不同意這個比喻；因為今天人類所處的科技、通訊、金融、資源、人心等種種環境，已經使得過去美蘇之間那種磨磨蹭蹭的冷戰變得不可能。更關鍵的原因是，中共（尤其是習近平）心裏雪亮，知道蘇共是怎麼死的。時間在光亮的這一面，而不在暗黑的那一面。對暗黑方來說，有問題就該上，沒有問題創造問題也要上。因為，一旦透露了意圖及行蹤，就沒有時間再磨蹭了。

同樣地綜上所述，二○二二年前後將是近代史上的一個關鍵分水嶺時段。只是，日後歷史學者會稱其為「希特勒時刻」還是「張伯倫時刻」還是「邱吉爾時刻」還是「慈禧時刻」，眼下還不得知。眼下可判定的是，過去三十年西方所期待的中共「哥巴契夫時刻」已經無指望了。

台灣的地緣戰略位置重要，但遠比台灣人過去所意識到的更重要。「得台灣者得天下」已逐步成為世界共識。在這種分量下，當下的台灣海峽之戰略意義就如一九三六年之前的萊茵河，台灣本島之戰略意義就如一九四一年之前的珍珠港。

台灣是決定地球未來至少二十年大格局的兵家必爭之地。一年以來，全世界主要國家都持續在跟蹤、關注台灣的戰情，也都跳出了「就台灣論台灣」甚至「就中國威脅論台灣」的格局，而進入了「就世界論台灣」的宏大視野。在大視野下，伊朗在波斯灣的動作與台海戰情有關，普丁是否開打烏克蘭也會牽動台海局勢。奇妙的是，當全球各國都把台灣戰情視為切身議題時，最不願意面對台灣戰情真實面貌的國家是哪一個？答案是台灣。

台灣社會陷入桃花源心態、不問世事之狀態久矣！避戰與懼戰之情，遠遠大於備戰與作戰之勇！若以客觀意識的角度分析，這是台灣長期被中共隔絕於國際的直接後果。但也可用主觀潛意識的角度來分析，視為一種四百年來老是作為別人的「基地人民」的文化特性之反映。

迴避現實、逆來順受、短視近利、通過心靈雞湯消災解難，這就是「基地文化」的特性。人民自主這件事， 到了台灣就好像僅止於投票遊行，義憤僅止於嘴砲，抗爭僅止於掃把。

而今，戰火逼近。西方軍界，不分歐美，紛紛警告，中共武力攻台就落在六、七年之內。台灣社會，有些緊張，但多數人的內心反應似乎是：還有六年啊！七年後的事誰知道？天塌下來有高人頂著。或是，乾脆無奈地兩手一攤，「來了不過是換一面旗子，我能怎麼樣」。

台灣人還在看戲！這個國家的人好像有特異功能，總能靈魂出竅地看戲、評戲，哪怕戲中人就是自己。西方軍界評估風險在六、七年，那是因為西方受限於方法學，老是用對外「軍力」的數量、噸位、性能作為評估的標準，而遠遠低估了中共內部鬥爭激烈性對政治決定的影響力。這些嬰兒潮世代才出生的西方將領、學者，犯了歷史健忘症；不論希特勒還是慈禧太后，啟戰、宣戰的動機都來自國內政治壓力，而不來自軍力對比的加減乘除。

在此呼籲台灣政府、新聞輿論界，切勿陷溺於亞洲矽谷、防疫有成之喜，而迴避必須備戰之憂。無論是希特勒或慈禧，「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這本書不是一本軍事分析著作。而是一本建構對「台海戰爭的認知框架」的書；或者說，一本對台海戰爭的政治環境分析之書。內容牽涉到對台海戰爭的外部政治處境，也牽涉到台灣的國內政治生態及人心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