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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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外交政策》年度最佳圖書★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是奇蹟還是詛咒？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推薦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
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好評力薦（依首字筆畫排序）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是奇蹟還是詛咒？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推薦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
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好評力薦（依首字筆畫排序）
目錄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宋國誠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程曉農
前言 從清零抗議到千年科舉，解讀中國模式的制度密碼
導論 分拆EAST的分析框架
第一部 考試Exams
第一章 一個強大的規模化工具──科舉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組織
第二部 專制Autocracy
第三章 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
第四章 專制的回歸
第三部 穩定Stability
第五章 是什麼讓中國的專制如此穩固？
第六章 圖洛克的詛咒
第四部 科技Technology
第七章 重新定義李約瑟問題
第八章 政府共和國
第五部 中國模式的未來
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
第十章 突破「中國模式」？
年代表
注釋
參考文獻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程曉農
前言 從清零抗議到千年科舉，解讀中國模式的制度密碼
導論 分拆EAST的分析框架
第一部 考試Exams
第一章 一個強大的規模化工具──科舉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組織
第二部 專制Autocracy
第三章 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
第四章 專制的回歸
第三部 穩定Stability
第五章 是什麼讓中國的專制如此穩固？
第六章 圖洛克的詛咒
第四部 科技Technology
第七章 重新定義李約瑟問題
第八章 政府共和國
第五部 中國模式的未來
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
第十章 突破「中國模式」？
年代表
注釋
參考文獻
序／導讀
【前言】
2022年11月間，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後，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百上千名抗議者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喊出「習近平，下」、「共產黨，下台」這類的口號。僅僅在一個月前，習近平在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面地鞏固了他的權力，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抗議確實是難以置信的。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次抗議有可能會大大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的基礎。
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頻繁發生，但那些事件都是局部、地區層級的事件，而且它們只針對一些特定事情和問題。而這次的抗議活動是全國範圍的且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這確實是不同尋常的。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能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參加這次抗議的頂多就只有數千人。另外這次抗議的規模和引發抗議的原因好像完全不成比例。清零等於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及方艙醫院，這個措施導致了有人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饑餓和許多其他不可思議的災難，然而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都，經過了如此的災難以後，最後也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次抗議的意義是它還能夠發生，而不是它能帶來有多大的威脅。形成鮮明的對照的是伊朗：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起因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員警之手。
之所以這次抗議只是一場針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沒有形成一場新冠之春的民運，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政府太強大了。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索怎麼去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如此寬泛的管轄幅度，和有如此程度的行使權力的自由度。當然，這裡有國家暴力和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另外中國政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也是中國人認同的。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和它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增加了中國政府的所謂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為政府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民意。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它的執政持久力和政權的穩定性。
但是絕對還有別的因素在裡面。雖然我上面介紹的思路可能適用於個別、特定的情境，但它們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用來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沒有產生相當程度的「績效不合法性」嗎？另外我們如何去解釋古代中國帝制的穩定和持久力。
我提出的解釋框架要盡量遵循了兩條基本學術原則。一個是簡約性（parsimony）。如果一個解釋框架能夠「包羅萬象」，就是它有能力解釋或者兼顧到多個和多種我們要研究的現象和問題，那麼我就認為它比別的思維方式更優越。另一個原則是相近性（proximity），也就是說，我要求我們的解釋框架要盡量接近我們要解釋的現象。越接近，越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EAST模式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你只讓我點出中國與其他文明一個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一方面是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是它的一個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EAST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使眾多的國人為備考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也是國人的價值觀、行為規範和道德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奠定了中國人思想基礎，意識形態和認知方法。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這樣最優秀的人才就沒有流向社會。國家對人才的控制，剝奪了別人獲得人才的機會。透過對人才的壟斷，國家遏制和壓制了宗教、商業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強大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統治著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度。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身分，是獨立於國家的，是有自治、有組織的存在，更有自己的資源。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制人壓制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社會就沒有「集體行為」。集體行為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特徵。
科舉可以說是人類發明中最富有競爭性的一項活動。科舉頌揚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獎勵在小小的考場裡面為了獲取金榜題名孤獨奮鬥，每個人在一個絕對競爭的叢林裡自生自滅。另一方面，科舉嚴厲懲罰合作行為──合作就是作弊，作弊就是合作。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勝出這麼多充滿活力的、精緻個人主義的企業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老百姓的抗議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因為他們的抗議都是個體行為。你看看在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清零抗議首先是在上海發生的，但是規模很小，和上海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上海有2,500萬人口，如果抗議者只占人口的1%，那國家的員警力量再強大，也很難像2022年那樣那麼容易控制住局面。在中國，壓迫和反抗是相輔相成的。壓迫確實很厲害，但是壓迫的厲害也是由於反抗的規模是很有限的。
當然這是一個揣測。可能有人會說我把中國社會構思為一個高度的、極端的、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完全是異想天開（難道中國不是一個集體主義國家嗎？）。可能還會有人說我的研究題目過於寬泛。我書中的「EAST」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我要探討和解釋的四個宏大的課題。另外我又要講歷史，又要解釋當今的中國，這種在歷史和當代之間穿梭的方式也不是學術通行的風範。
學術界通行的方式是集中對一個課題（有的是很小的課題）進行深入的鑽研。我認為透過寫書我們可以去研究和探索更加重大的課題，這在學術期刊上很難做到。學術期刊論文一般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這種學術風格有它的存在理由，但也有一定的缺點，即今日在學術期刊上很難發表大題目的研究。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期刊的論文的原創性和其專業化和技術複雜程度一般是成反比的，專業化越強，技術程度越高，課題就窄，原創性就越低，一般來說，由這類研究得出的結論已經是盡人皆知的，而寫書則可以讓我們去做一些大題目。我是否成功了做到了，那要讓讀者來判斷，但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研究中國完全不缺少大的課題。也許經過新冠疫情，中國政治和社會已經發生了或者將會發生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中國古代的帝制和當今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堅韌性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社會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沒有組織，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經歷和橫向交流。但是新冠清零──還有中國經濟的疲軟──改變這個狀況。新冠清零把數億人放在同一種處境裡面，讓他們獲得了相同的感受。經驗上的孤立和區隔消失或者減弱了。中國可能還沒有集體行為，但是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集體感受了，這可能是中國邁出基於極端的個人主義科舉政治文化的第一步。
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認為我們處在一個轉折點。1978年以後，雖然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遇到過多重挑戰，但是中國人整體來看都是樂觀的。但今天，中國社會似乎處於一個焦慮和日漸悲觀的情緒之中，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它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們現在不知道答案，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假設和猜想。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事情、事務的發生和發展的精確管道和機制。我只是想拋磚引玉，希望能夠開啟進一步和更多的爭鳴和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髓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
2022年11月間，在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後，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百上千名抗議者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喊出「習近平，下」、「共產黨，下台」這類的口號。僅僅在一個月前，習近平在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面地鞏固了他的權力，在這個時間點發生這樣的抗議確實是難以置信的。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次抗議有可能會大大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的基礎。
在某些方面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頻繁發生，但那些事件都是局部、地區層級的事件，而且它們只針對一些特定事情和問題。而這次的抗議活動是全國範圍的且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這確實是不同尋常的。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能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參加這次抗議的頂多就只有數千人。另外這次抗議的規模和引發抗議的原因好像完全不成比例。清零等於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及方艙醫院，這個措施導致了有人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饑餓和許多其他不可思議的災難，然而在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都，經過了如此的災難以後，最後也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次抗議的意義是它還能夠發生，而不是它能帶來有多大的威脅。形成鮮明的對照的是伊朗：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起因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員警之手。
之所以這次抗議只是一場針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沒有形成一場新冠之春的民運，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政府太強大了。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索怎麼去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如此寬泛的管轄幅度，和有如此程度的行使權力的自由度。當然，這裡有國家暴力和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另外中國政府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也是中國人認同的。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的強勁成長和它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業績增加了中國政府的所謂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為政府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民意。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它的執政持久力和政權的穩定性。
但是絕對還有別的因素在裡面。雖然我上面介紹的思路可能適用於個別、特定的情境，但它們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用來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沒有產生相當程度的「績效不合法性」嗎？另外我們如何去解釋古代中國帝制的穩定和持久力。
我提出的解釋框架要盡量遵循了兩條基本學術原則。一個是簡約性（parsimony）。如果一個解釋框架能夠「包羅萬象」，就是它有能力解釋或者兼顧到多個和多種我們要研究的現象和問題，那麼我就認為它比別的思維方式更優越。另一個原則是相近性（proximity），也就是說，我要求我們的解釋框架要盡量接近我們要解釋的現象。越接近，越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EAST模式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你只讓我點出中國與其他文明一個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一方面是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發明，是它的一個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EAST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使眾多的國人為備考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也是國人的價值觀、行為規範和道德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奠定了中國人思想基礎，意識形態和認知方法。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這樣最優秀的人才就沒有流向社會。國家對人才的控制，剝奪了別人獲得人才的機會。透過對人才的壟斷，國家遏制和壓制了宗教、商業和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強大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統治著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度。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身分，是獨立於國家的，是有自治、有組織的存在，更有自己的資源。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制人壓制有組織的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沒有獨立的社會就沒有「集體行為」。集體行為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特徵。
科舉可以說是人類發明中最富有競爭性的一項活動。科舉頌揚極端的個人主義行為，獎勵在小小的考場裡面為了獲取金榜題名孤獨奮鬥，每個人在一個絕對競爭的叢林裡自生自滅。另一方面，科舉嚴厲懲罰合作行為──合作就是作弊，作弊就是合作。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勝出這麼多充滿活力的、精緻個人主義的企業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用這個視角，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老百姓的抗議是如此的蒼白無力，因為他們的抗議都是個體行為。你看看在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清零抗議首先是在上海發生的，但是規模很小，和上海的人口完全不成比例。上海有2,500萬人口，如果抗議者只占人口的1%，那國家的員警力量再強大，也很難像2022年那樣那麼容易控制住局面。在中國，壓迫和反抗是相輔相成的。壓迫確實很厲害，但是壓迫的厲害也是由於反抗的規模是很有限的。
當然這是一個揣測。可能有人會說我把中國社會構思為一個高度的、極端的、極致的個人主義社會完全是異想天開（難道中國不是一個集體主義國家嗎？）。可能還會有人說我的研究題目過於寬泛。我書中的「EAST」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我要探討和解釋的四個宏大的課題。另外我又要講歷史，又要解釋當今的中國，這種在歷史和當代之間穿梭的方式也不是學術通行的風範。
學術界通行的方式是集中對一個課題（有的是很小的課題）進行深入的鑽研。我認為透過寫書我們可以去研究和探索更加重大的課題，這在學術期刊上很難做到。學術期刊論文一般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這種學術風格有它的存在理由，但也有一定的缺點，即今日在學術期刊上很難發表大題目的研究。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期刊的論文的原創性和其專業化和技術複雜程度一般是成反比的，專業化越強，技術程度越高，課題就窄，原創性就越低，一般來說，由這類研究得出的結論已經是盡人皆知的，而寫書則可以讓我們去做一些大題目。我是否成功了做到了，那要讓讀者來判斷，但這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研究中國完全不缺少大的課題。也許經過新冠疫情，中國政治和社會已經發生了或者將會發生一些潛移默化的變化。中國古代的帝制和當今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堅韌性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社會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沒有組織，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經歷和橫向交流。但是新冠清零──還有中國經濟的疲軟──改變這個狀況。新冠清零把數億人放在同一種處境裡面，讓他們獲得了相同的感受。經驗上的孤立和區隔消失或者減弱了。中國可能還沒有集體行為，但是已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集體感受了，這可能是中國邁出基於極端的個人主義科舉政治文化的第一步。
未來的歷史學家也許會認為我們處在一個轉折點。1978年以後，雖然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遇到過多重挑戰，但是中國人整體來看都是樂觀的。但今天，中國社會似乎處於一個焦慮和日漸悲觀的情緒之中，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它的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們現在不知道答案，但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假設和猜想。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事情、事務的發生和發展的精確管道和機制。我只是想拋磚引玉，希望能夠開啟進一步和更多的爭鳴和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髓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
試閱
【導論】分拆EAST的分析框架
當你行動的空間最大時，你可依據的知識往往最少；而當你的知識最大時，你的行動空間往往已經消失。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0年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對中國政治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秦朝之後的帝國體制以及其共和時期的繼承者——國民政府和隨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專制體制、自上而下的統治方式、非人格化的治理、菁英領導的選拔機制，以及高壓統治模式。秦朝為中國政治打下了永久的深刻印記。
但是秦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出奇的短命，僅持續了14年，是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統一度量衡和車軌標準化，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最後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輕易地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都相當熟悉大澤鄉起義的細節。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條法規把陳勝和吳廣逼上一條死路：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河。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比這個說法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機制。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者設計了一個糟糕的激勵機制，這個針對逾期的秦規實際上等於是鼓勵人們造反，這是機制設計者意想不到的。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而法家是非常重視激勵的設置。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麼低級的設計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而後來的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是可行的，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就不切實際了。如圖1.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很明顯，秦帝國的疆域比秦國更為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環境和各方面具有「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但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差異，他們可能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帝國，會因為異質性的增加大大增加治理的複雜性。
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張力。在這本書裡我也把同質性稱為規模（Scale），異質性稱為範圍（或廣度，Scope），它們之間的張力貫穿於中國歷史，並延續至當今。大澤鄉起義所揭示的是這麼一個道理：如果你忽視規模與範圍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和它們之間的張力，你是要付出代價的。中國統治者解決這個張力的一個通行的辦法就是加強同質性、消滅異質性。在意識形態上，一種思想──儒家或共產主義──常常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取得主導地位。在政治上，一個權力中心——皇帝或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壓倒其他權力來源。在官僚體系中，一類人力資本——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排擠了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它的疆土面積也在增長。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的官僚機構規模也在擴大。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差異非常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層面。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因為即使是普通黨員，他們也有義務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在特定的時期履行類似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秦朝以後的朝代都很長壽。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是高齡朝代，擁有令人驚歎的持久性。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由兩個不同的朝代組成的，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最持久的王朝是在漢朝以後出現的。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的319年壽命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耐久力還是很厲害的。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體制中，一些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方面和特徵：
•它是當今世界上僅存5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經歷了多次危機，但中共體制非但沒有崩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發展壯大了。在其他的國家，這類的危機早就把它們的政權搞垮了，比如1998年的印尼。這些危機有一些是源自國際社會；另一些則完全是中國領導自己的政策失誤，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還有中國很多城市經歷的漫長的污染，即所謂「空氣末日」，以及2020-2022年間新冠病毒的爆發和大流行。
•它可以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甚至是極端的政策措施，而且好像無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比如：完全和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改制過程中，多達3,000萬至5,000萬名工人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下大規模的裁員、毛澤東時代對農民用集體化和剪刀差進行攫奪（鮮為人知的是一定程度的對農民的攫奪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管理、習近平領導下大規模反腐敗的運動，還有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改善所引發的社會和思想上的自由化。中國一黨專制的體制好像完全無視，或者可以說是笑納西方學者對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化做出的各式預言。
2026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曾幾何時，有多少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共會崩塌，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成名大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這個詞獲得了一個嶄新的涵義和一個時空相對的概念。
章家敦延續了過去很多人對中國政體的判斷錯誤，嚴重的低估了中國體制的持久力。在19世紀，馬克思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在1850年預言清朝馬上就會崩潰。可是雖然滿清政府面臨外敵入侵內亂不止的巨大壓力，它還是能夠苟延殘喘了60多年，活過了馬克思。但是世界政治非常錯綜複雜，我們不應該對這些預言家過於苛刻，對他們的預測失準妄下事後諸葛亮式的評論。但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的帝制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顛覆了對其執政預期壽命的時間預測。
對中國更了解的學者一般不會輕率，隨隨便便地預測中國的崩塌。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是這樣評估古代中國的帝制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所謂的「威權韌性」，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1990年代初，分析師用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預測中國體制的壽命。他們預測，鄧小平將來的去世就意味著中共政權本身的壽終正寢。但鄧小平於1997年就去世了，中共政權好像還沒有要結束的明顯跡象。
我當時也參與了這場辯論，幸運的是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我給出了幾個原因，由於經濟增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中納入大量民族主義的成分；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加強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性。這幾項觀察都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最終都沒有導致失控，而且對中國國家的治理架構沒有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中共黨員人數大幅增加、稅收年年增長，GDP表現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改善。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對領袖的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發生如此巨大的政治退步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預測中國會延續和維繫它過去那種狀況。
中國的獨裁政權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好像更有「韌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無數的房主遭到驅逐。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撼動中共政權的基本穩定。2022年發生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確實是一次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僅僅這類孤立事件是不會對中共的政權形成威脅的。除非發生兩種情況，一個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裂，另外一個就是經濟出現突發性的巨變。
在本書裡，我想探討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持久力，這是一個宏大課題，此課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擴大它的政府規模、如何維持政權如此持久？要達成此一成果，中國使用的是什麼治理工具和手段有？另一個大課題是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嚴厲的專制政權之一，它扼殺言論自由，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長足的進步？。
我想探討是什麼樣的機制，能把一個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組合在一起。中共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那它是如何一方面賦予個體成員足夠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另外一方面又有效地控制被賦予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不會威脅中共體制的整體安全？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要探討中國的未來。我試圖解釋通往習近平的路徑，探討和思索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對中國會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
在導論的其餘部分，我將提出一個受大澤鄉起義啟發所敘明的思路：一個國家經常在規模和範圍之間徘徊和在它們之間的張力中掙扎，而成功的國家一般會在兩者之間達成一定的平衡。我將從國家和政權如何解決這些張力的角度，來建立一個解釋本書四個課題的框架：考試、專制、穩定和科技。
當你行動的空間最大時，你可依據的知識往往最少；而當你的知識最大時，你的行動空間往往已經消失。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70年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對中國政治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秦朝之後的帝國體制以及其共和時期的繼承者——國民政府和隨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專制體制、自上而下的統治方式、非人格化的治理、菁英領導的選拔機制，以及高壓統治模式。秦朝為中國政治打下了永久的深刻印記。
但是秦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出奇的短命，僅持續了14年，是中國歷史上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統一度量衡和車軌標準化，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最後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輕易地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都相當熟悉大澤鄉起義的細節。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條法規把陳勝和吳廣逼上一條死路：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河。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比這個說法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機制。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者設計了一個糟糕的激勵機制，這個針對逾期的秦規實際上等於是鼓勵人們造反，這是機制設計者意想不到的。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而法家是非常重視激勵的設置。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麼低級的設計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而後來的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是可行的，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就不切實際了。如圖1.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很明顯，秦帝國的疆域比秦國更為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環境和各方面具有「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但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差異，他們可能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帝國，會因為異質性的增加大大增加治理的複雜性。
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存在相當程度的張力。在這本書裡我也把同質性稱為規模（Scale），異質性稱為範圍（或廣度，Scope），它們之間的張力貫穿於中國歷史，並延續至當今。大澤鄉起義所揭示的是這麼一個道理：如果你忽視規模與範圍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和它們之間的張力，你是要付出代價的。中國統治者解決這個張力的一個通行的辦法就是加強同質性、消滅異質性。在意識形態上，一種思想──儒家或共產主義──常常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取得主導地位。在政治上，一個權力中心——皇帝或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壓倒其他權力來源。在官僚體系中，一類人力資本——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排擠了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當中國變得越來越同質化，它的疆土面積也在增長。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的官僚機構規模也在擴大。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差異非常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層面。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因為即使是普通黨員，他們也有義務執行黨中央的指示，在特定的時期履行類似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秦朝以後的朝代都很長壽。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是高齡朝代，擁有令人驚歎的持久性。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由兩個不同的朝代組成的，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最持久的王朝是在漢朝以後出現的。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的319年壽命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耐久力還是很厲害的。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體制中，一些可以說是不可思議的方面和特徵：
•它是當今世界上僅存5個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經歷了多次危機，但中共體制非但沒有崩潰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發展壯大了。在其他的國家，這類的危機早就把它們的政權搞垮了，比如1998年的印尼。這些危機有一些是源自國際社會；另一些則完全是中國領導自己的政策失誤，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還有中國很多城市經歷的漫長的污染，即所謂「空氣末日」，以及2020-2022年間新冠病毒的爆發和大流行。
•它可以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甚至是極端的政策措施，而且好像無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比如：完全和中國文化傳統背道而馳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改制過程中，多達3,000萬至5,000萬名工人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下大規模的裁員、毛澤東時代對農民用集體化和剪刀差進行攫奪（鮮為人知的是一定程度的對農民的攫奪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管理、習近平領導下大規模反腐敗的運動，還有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經濟全球化、教育國際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改善所引發的社會和思想上的自由化。中國一黨專制的體制好像完全無視，或者可以說是笑納西方學者對經濟發展會導致民主化做出的各式預言。
2026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曾幾何時，有多少西方學者曾預言中共會崩塌，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成名大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這個詞獲得了一個嶄新的涵義和一個時空相對的概念。
章家敦延續了過去很多人對中國政體的判斷錯誤，嚴重的低估了中國體制的持久力。在19世紀，馬克思就犯了這個錯誤。他在1850年預言清朝馬上就會崩潰。可是雖然滿清政府面臨外敵入侵內亂不止的巨大壓力，它還是能夠苟延殘喘了60多年，活過了馬克思。但是世界政治非常錯綜複雜，我們不應該對這些預言家過於苛刻，對他們的預測失準妄下事後諸葛亮式的評論。但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中國的帝制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顛覆了對其執政預期壽命的時間預測。
對中國更了解的學者一般不會輕率，隨隨便便地預測中國的崩塌。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是這樣評估古代中國的帝制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所謂的「威權韌性」，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1990年代初，分析師用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預測中國體制的壽命。他們預測，鄧小平將來的去世就意味著中共政權本身的壽終正寢。但鄧小平於1997年就去世了，中共政權好像還沒有要結束的明顯跡象。
我當時也參與了這場辯論，幸運的是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我給出了幾個原因，由於經濟增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中納入大量民族主義的成分；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加強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性。這幾項觀察都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最終都沒有導致失控，而且對中國國家的治理架構沒有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中共黨員人數大幅增加、稅收年年增長，GDP表現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改善。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對領袖的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在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發生如此巨大的政治退步真是有點不可思議。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都預測中國會延續和維繫它過去那種狀況。
中國的獨裁政權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好像更有「韌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無數的房主遭到驅逐。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撼動中共政權的基本穩定。2022年發生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確實是一次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僅僅這類孤立事件是不會對中共的政權形成威脅的。除非發生兩種情況，一個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裂，另外一個就是經濟出現突發性的巨變。
在本書裡，我想探討中國政治體制為什麼會有這麼巨大的持久力，這是一個宏大課題，此課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擴大它的政府規模、如何維持政權如此持久？要達成此一成果，中國使用的是什麼治理工具和手段有？另一個大課題是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嚴厲的專制政權之一，它扼殺言論自由，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長足的進步？。
我想探討是什麼樣的機制，能把一個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組合在一起。中共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那它是如何一方面賦予個體成員足夠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以促進經濟發展，但另外一方面又有效地控制被賦予的能動性和自主性不會威脅中共體制的整體安全？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我要探討中國的未來。我試圖解釋通往習近平的路徑，探討和思索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對中國會帶來哪些深遠的影響。
在導論的其餘部分，我將提出一個受大澤鄉起義啟發所敘明的思路：一個國家經常在規模和範圍之間徘徊和在它們之間的張力中掙扎，而成功的國家一般會在兩者之間達成一定的平衡。我將從國家和政權如何解決這些張力的角度，來建立一個解釋本書四個課題的框架：考試、專制、穩定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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