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中國，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推薦序

如果有一天，連腦袋都變成國家的管控範圍……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中共藉機打造一個史上前所未見、最完美的監控國家，最好連監控設施都看不到，因為已被植入奴才的腦袋。這個新中國不該像毛時代的士兵那樣刻苦、服從和千篇一律，而是多彩又繽紛、猶如歐威爾《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混合體，人民投身於商業活動，不但盡情享樂，也心甘情願被監控。多數子民內心明白，黨隨時會再揮舞「恐嚇的工具」，這些被用來貫徹權力的工具無所不在，一如黨宇宙的背景輻射。

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的著作《和諧社會》鎖定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談論其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讓改革開放多年的中國再次進入獨裁統治的景況──有西方評論稱為「毛2.0」──上述引句或可一言以蔽之地呈現本書的要旨：儘管黨的手段嚴厲，但人民也在規訓之下，充分配合。

《和諧社會》這樣的書，由在冷戰時期出生、面對東德的威脅、受過漢學訓練的馬凱來寫，或許再適合不過，因為他在人生中，有超過二十年的歲月與中國鑲嵌：馬凱在東西德統一前後這個階段，學習漢學，曾在中國與台灣擔任交換生的他，或許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台灣解嚴的社會活力。但他真正認識中國，則要從一九九七年起以《南德日報》通訊員身分派駐北京開始算起，他在這座城市八年，看著江澤民如何將棒子交到胡錦濤手上。直至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也就是二○一二年，他又再次被派駐北京，在這六年，看著中國夢如何昂揚，但也看著民間言論思想遭到扼殺。

我不免想像，初次派駐北京，迎上中小企業經濟發展、民間仍有活力的他，可能跟我一樣，對於科技的影響有所想像──我於二○○七年開始頻繁往來兩岸，曾對近代中國開放的可能，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心，卻在二○一九年春天，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之際，從手機上移除了「微信」。

為了和中國朋友、受訪者保持聯繫，我相當依賴微信，以確認他們的近況與互通消息。我並不十分確定，中共是否有必要透過這款應用軟體監控像我這樣的台灣人，又或者，對中共的不信任，讓你我草木皆兵，但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因此，我對於微信的使用無所顧忌。但有次，我如同使用境外社群網站一般，隨意將某個觸犯中共禁忌的訊息傳到群組，立刻收到台灣友人訊息：「快刪掉，不要害到我們的朋友。」

這句話，讓我緊張起來，想到二○一四年底──我最後一次到北京──在「中國夢」遍地張揚之時，聽聞中國媒體朋友們紛紛轉職、棄守報導的陣地，他們說，再怎麼磨拳霍霍，也拚不過當局不斷收緊的言論思想控制的繩索。當時，一個媒體主管在觥籌交錯中，低聲提到一個在公益組織做事的朋友才剛被放了出來。理由呢？我問：「做公益，能得罪政府嗎？」他搖頭表示不確知原因，「據說他去複印了香港佔中的資料，才被抓。」這顯然是有人舉報。

故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萌芽時，我開始產生警戒，並移除「微信」，斷絕與對岸友人的聯絡。這個動作與其說為了自己，倒不如說是保護朋友──畢竟我在境外，於自由台灣生活的我，無法拿捏紅線的尺度，心中的小警總顢頇遲鈍，倒不如什麼都不說。但不免遺憾的是，當年我曾見證公民記者遍地、維權人士透過網路發起倡議行動、川震開放媒體直播，如今竟也親眼看到，即使需要翻牆仍活絡奔放的中國網路與言論，僵凍成今天這個樣子。

儘管有金盾長城、有五毛活躍，但對我來說，扼住中國新聞言論自由的那雙手，並不那麼用力，曾讓我有可望鬆開的錯覺。但讀完《和諧社會》，我不免想像，若有機會與馬凱對談，他或許會對我的天真感到不以為然，從君王統御與百家之言開始談到魯迅，告訴我中國自古以來是何樣貌──對於接受黨國教育長大的我而言，不免感嘆這個老外比我還清楚這塊土地的經歷。馬凱或許還會憑藉自己的近代中國經驗，對我勾勒出當代獨裁的輪廓，而人民又如何臣服於獨裁之下。這個輪廓已有諸多西方思想家、作家指陳，例如前述的歐威爾，又如漢娜．鄂蘭。

誠如上揭，馬凱在這本書中，縱貫古今，博引東西，漫談今日種種如何發生，耙梳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的收放歷程，但真正聚焦在習近平執政後，各種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或讓中產階級醒悟，或讓人民更是噤聲──這不禁讓我想起二○一二年後前往中國，非媒體的友人總限制我說話，以免「汙染」他們。但不論醒悟或噤聲，當權者的手段更是高壓而多樣，對人民的控制更是嚴厲，天津倉庫爆炸如此，香港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的施行如此，武漢疫情發生後，更是如此。

小至杭州教室的「天眼」，廣泛如無所不在的「天網」，都是控制工具，但更有效率的，或許就是「數位監控」。「科技總是對資源比較多的一方有利，相較於中共的對手，網路始終對中共比較有利」，書中引用香港出版人鮑樸的說法：無所不在的「史塔西」現在只要跟著網民一起讀微博和微信「就知道下一個該抓誰」。

拜科技之賜，現在監控方便多了，不像過去共產極權國家需要出動「史塔西」這樣的「祕密警察」，靠著數位技術就可以做到。而且隨著社會事件與發展，中共還能「推陳出新」，祭出相應的數位技術，替人民繫上腳鐐：社會信用體系是如此，健康碼亦是如此。而中國人驕傲地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是地球上的首例。但在德國中國問題專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看來，這毋寧是「數位列寧主義」。是當代的獨裁統治方式。

「我們確實正在見證披著數位外衣的極權主義重返世界。」馬凱不免繼續強調：

中國一直是獨裁國家，但只有在毛澤東統治時，才轉變為極權國家，伸進百姓腦袋最幽微的角落、連他們的臥室和親密關係也監視。這種新的極權主義比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統治手段完美得多，國家機器掌握數據和數位控制的能力，已經超乎前人的想像，因為我們已經一步步將大腦搬到手機上，在數位的網路中生活和思考，並用數位媒介記錄下來。最棒的是，跟以前的極權主義不同，國家機器毋須在日常生活散播恐懼，只要人民下意識地感覺暴力可能隨時出現，已達到恐嚇的效果。監控機制先是無人察覺、靜悄悄地潛入，最後人民也成了共犯。

身為台灣人，即使偶爾在媒體上略微聽聞中共對於社會的控制，對新疆集中營有點印象，也對香港實施國安法感到不安，但這個社會仍分屬兩極：一是無法容忍，另一則是認為經濟重要，為了維穩，這些犧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與兩岸無涉，作為完全第三人的馬凱，振筆疾書，整理自己的採訪、觀察，並藉著出版對世界提出警示──自然包含台灣人。

此書譯者林育立為駐德記者，過往透過報導，為台灣人打開認識德國的窗戶，如今也翻介德國記者的作品，替緊鄰中國的我們，提供一個解析後的中國。

而於第一線親見香港危機的我們，或許能從馬凱對近代中國的犀利解剖中，得到完整的圖像，並且深刻認知到：獨裁體制重返後，人民要付出的代價比原本以為的還大──可不是簡單地犧牲自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