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殖中國史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在中國脈絡下，「解殖」意味著什麼？
如何以殖民批判的眼光，重新書寫中國史？
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帝國史觀中，中國政治文明是一株從「堯」到「毛」代代相傳的薪火，自古坐擁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州大陸；而「中國」，則被想像為統一且均質的政治／文化實體。
然而，這樣的大一統敘事忽視了這塊大陸上的多元文化，以及跨國移民在中國與世界史中的意義。更有甚者，向來自居西方殖民主義受害者的中國，從不談自身的殖民加害事實。歷史成為當權者用來文飾暴力的工具，更為當代威權統治提供正當性。
重構中國史觀是當下刻不容緩的任務。本書收錄了五位中國史學者的解殖研究，從新疆、臺灣、香港到海外華人社群等角度切入，深入探討「朝貢體系」、「漢化」與「朝代紀元」等概念如何形塑當代中國的歷史敘事與疆域想像。同時反躬自問：西方出身的學者，如何一邊解殖中國史，一邊處理自身與西方霸權的曖昧關係？
透過解殖之眼，我們共同撥開「大寫敘事」的修辭幻術，設想一種朝向史學正義的中國史。
如何以殖民批判的眼光，重新書寫中國史？
在「中國上下五千年」的帝國史觀中，中國政治文明是一株從「堯」到「毛」代代相傳的薪火，自古坐擁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州大陸；而「中國」，則被想像為統一且均質的政治／文化實體。
然而，這樣的大一統敘事忽視了這塊大陸上的多元文化，以及跨國移民在中國與世界史中的意義。更有甚者，向來自居西方殖民主義受害者的中國，從不談自身的殖民加害事實。歷史成為當權者用來文飾暴力的工具，更為當代威權統治提供正當性。
重構中國史觀是當下刻不容緩的任務。本書收錄了五位中國史學者的解殖研究，從新疆、臺灣、香港到海外華人社群等角度切入，深入探討「朝貢體系」、「漢化」與「朝代紀元」等概念如何形塑當代中國的歷史敘事與疆域想像。同時反躬自問：西方出身的學者，如何一邊解殖中國史，一邊處理自身與西方霸權的曖昧關係？
透過解殖之眼，我們共同撥開「大寫敘事」的修辭幻術，設想一種朝向史學正義的中國史。
目錄
【主編序】解殖中國史：專制主義崛起下的未解矛盾與迫切關懷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導言：為何要「解殖」中國歷史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第一章：「中國朝代」、「朝貢體系」與「漢化」三位一體如何在中國史學中排除異音、粉飾殖民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第二章：解殖「一個中國」敘事：以臺灣為例
周怡齡Catherine Lila Chou
第三章：香港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走向真正的解殖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第四章：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第五章：全球毛主義與中國史的解殖
詹艾文 James Gethyn Evans
結語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作者簡介
註釋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導言：為何要「解殖」中國歷史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第一章：「中國朝代」、「朝貢體系」與「漢化」三位一體如何在中國史學中排除異音、粉飾殖民
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第二章：解殖「一個中國」敘事：以臺灣為例
周怡齡Catherine Lila Chou
第三章：香港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走向真正的解殖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第四章：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第五章：全球毛主義與中國史的解殖
詹艾文 James Gethyn Evans
結語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作者簡介
註釋
序／導讀
【主編序】
解殖中國史：專制主義崛起下的未解矛盾與迫切關懷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二〇二〇年，美國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殺害，引發了全球對種族議題的反思，對此，學術界的回應聚焦於對殖民主義遺毒的再檢視。學者們不只披露這些遺毒如何形塑學院結構及其知識生產，更揭示這些知識不但無助於破除種族階級，反而強化了固有的不平等。要解決這些歷史包袱，就得有意識地去「解殖」（decolonize）那些我們創造與共享的知識。我們的初衷就是從認識論著手，去創造具體且實在的影響。
在二〇二二年籌辦的「解殖中國史」圓桌論壇中，我們試圖從兩個層面回應這道命題。首先，我們審視歷史學科中結構性的殖民遺跡，即全球西方帝國主義留下的歐洲中心主義烙印。今天的中國研究過度放大來自白人主體國家的學者聲量，而這些學者所浸淫的學術文化都可追溯到至西方帝國。從「國族」與「民主」等概念，到我們用以敘述中國歷史的象徵語言，種種脫胎自西方歷史的概念都主導著我們的分析框架。這種失衡也體現於語種資本：英語學術成果獲得的關注遠勝華語學術成果。
然而，「解殖歷史」不應止步於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而應承擔批判帝國主義本身這個更宏大的使命。這要求我們直面、批判中國如何通過帝國主義手段去構建並維護其想像中的主權疆界，並審視清帝國佔領現今新疆、臺灣與西藏地區時，採用的手段與當年鄂圖曼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或美國等帝國擴張何其相似。這也要求我們去剖析歷史上的擴張對當代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包括國家如何用種族階級合理化自身統治、以及體制結構如何被設計成鞏固或消泯差異的工具。這同時還要求我們檢視中國官方推崇的歷史敘事（如首文批判的「堯到毛」敘事）如何否認過去的殖民事實及其當代遺緒。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曾是西方帝國主義下的受害者，但同時要強調：中國作為受害者的立場並不能抵銷它自身的帝國屬性，也不能勾銷這種帝國主義從古至今造成的傷害，更無法抹除中國歷史自述中殘存的帝國層序結構。
對我們而言，這兩個層面各自重要，也息息相關。西方帝國為「主權」訂立了一套以國家擴權及開疆拓土為核心的遊戲規則，從而煽動了中國的殖民擴張企圖。而那些強調中國文明薪火相傳、淡化中國殖民遺產的宏大敘事，又被白人主體國家選擇性地加以呼應，目的只在鞏固自身世界觀與自我形象。二者在敘事策略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美國曾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民族主義敘事掩蓋它在西部的殖民擴張，中國同樣以「民族命運」粉飾自身的帝國主義。
雖然我們主張這兩個層面相互交織，但也要意識到其中未解的矛盾：我們該如何衡量西方帝國對中國霸權敘事的形塑之功？在華語世界之外，中國帝國與白人至上主義如何相互作用？僅聚焦於中國殖民主義，是否將導致我們忽略上至中共反殖姿態、下至當代民間反帝論述的中國本土反殖民傳統？
更深層的挑戰在於研究方法。如果說西方偏頗的知識生產正是造成今日全球不平等的元兇，那麼把一個用來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框架套用於非西方強權，是否形同重蹈知識殖民的覆轍？尤其當中國本身就是反殖民批判的重要推手，這種矛盾就更顯尖銳。從更切身的角度來說，本論壇多數成員皆出身、生活或受教於西方國家。英文是我們共同的書寫語言。由我們這群人來揭露中國的殖民現實，是否無意間強化了西方霸權？
這項挑戰自有其矛盾。誠然，中國本土不乏來自民間的反殖民論述傳統，但當今這類敘事卻常與民族主義糾纏不清，被用來掩飾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身的殖民罪行。更重要的是，將「解殖歷史」視為西方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解殖歷史」的呼聲最早來自殖民主義的受害者，而這個概念在西方學術界能落地生根，更是邊緣學者艱辛爭取的成果。儘管如此，這項挑戰仍亟待正視，而我們期盼此譯本能提供一個起點。藉由讓不同的聲音參與對話，我們志在釋放解殖工作最核心的那股慰藉力量。
自本圓桌論壇召集至今，這些對話顯得益發重要。隨著美中摩擦加劇，中國人權問題已成為美國政府掩蓋自家人權弊端、並進一步鞏固美國全球霸權的障眼法。同時升溫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少數族群的壓迫、對臺灣主權的威脅、以及對香港社會中無論鉅細的政治批評或本土身份認同的彈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討論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殖民遺緒，都有助於揭露這些內部張力，並挑戰那些它們賴以維繫的通行敘事。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各國政府正愈發有志一同地阻撓大眾審視殖民主義在國家權力合法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共產黨掌控史觀的手段已日漸細緻，觸角也遍及全球，這一趨勢從二〇二五年張雅笛的離奇失蹤便可見一斑。在法國留學的她曾擔任網站「華語青年挺藏會」 （ChineseYouthStand4Tibet）的編輯。這個以漢族青年為主的團體致力於「揭露西藏真相」、挑戰漢族中心史觀掩蓋下的中國殖民遺產、並為藏族爭取更公正的未來。張雅迪的失蹤意味著，以解殖為關懷的歷史敘事，在中國官方眼中已構成對國家存續的威脅。她因在境外撰寫文章而遭逮捕，顯示中國壟斷官方歷史敘事的意圖已擴展至國界之外。
清算殖民遺緒者遭到封殺，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英國，解殖大學的呼聲遭教育大臣斥為審查。今年稍早，美國政府更對「多元、公平與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宣戰，企圖將所有涉及性別、種族與性取向權力不平等的論述從公眾記憶中翦除。官方列出的公共補助申請「禁用詞彙」清單中，「解殖」赫然在列，被貼上激進、非法的標籤。這些審查旨在隱匿美國歷史中的殖民屬性，和否認美洲原住民大屠殺、「淨化」國家博物館等政治操作旨趣相仿。這些例子顯示，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籠罩北京與華盛頓等權力中心，歷史逐漸淪為服務當前多數派政治野心的武器。它們被用來強化單一歷史詮釋，而無力回應歷史現實的不公與複雜性。在這樣的政治變局下，「解殖歷史」自然被視為潛在威脅。
正因形勢日趨嚴峻，才更凸顯延續這些對話之迫切必要，而我們認為走向英語世界之外的受眾，將為下個階段打開一條有意義的進路。畢竟，我們試圖透過解殖敘事拆解的西方殖民主義，在一個英語霸權的環境下可能無意間被深化。有鑑於此以及種種原因，我們對這些論文能以中文出版感到由衷欣喜。親愛的讀者，我們誠摯邀請您，將這場對話延續下去。
解殖中國史：專制主義崛起下的未解矛盾與迫切關懷
譚吉娜 Gina Anne Tam
二〇二〇年，美國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男子遭白人警察殺害，引發了全球對種族議題的反思，對此，學術界的回應聚焦於對殖民主義遺毒的再檢視。學者們不只披露這些遺毒如何形塑學院結構及其知識生產，更揭示這些知識不但無助於破除種族階級，反而強化了固有的不平等。要解決這些歷史包袱，就得有意識地去「解殖」（decolonize）那些我們創造與共享的知識。我們的初衷就是從認識論著手，去創造具體且實在的影響。
在二〇二二年籌辦的「解殖中國史」圓桌論壇中，我們試圖從兩個層面回應這道命題。首先，我們審視歷史學科中結構性的殖民遺跡，即全球西方帝國主義留下的歐洲中心主義烙印。今天的中國研究過度放大來自白人主體國家的學者聲量，而這些學者所浸淫的學術文化都可追溯到至西方帝國。從「國族」與「民主」等概念，到我們用以敘述中國歷史的象徵語言，種種脫胎自西方歷史的概念都主導著我們的分析框架。這種失衡也體現於語種資本：英語學術成果獲得的關注遠勝華語學術成果。
然而，「解殖歷史」不應止步於批判西方帝國主義，而應承擔批判帝國主義本身這個更宏大的使命。這要求我們直面、批判中國如何通過帝國主義手段去構建並維護其想像中的主權疆界，並審視清帝國佔領現今新疆、臺灣與西藏地區時，採用的手段與當年鄂圖曼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或美國等帝國擴張何其相似。這也要求我們去剖析歷史上的擴張對當代中國政治的深遠影響：包括國家如何用種族階級合理化自身統治、以及體制結構如何被設計成鞏固或消泯差異的工具。這同時還要求我們檢視中國官方推崇的歷史敘事（如首文批判的「堯到毛」敘事）如何否認過去的殖民事實及其當代遺緒。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曾是西方帝國主義下的受害者，但同時要強調：中國作為受害者的立場並不能抵銷它自身的帝國屬性，也不能勾銷這種帝國主義從古至今造成的傷害，更無法抹除中國歷史自述中殘存的帝國層序結構。
對我們而言，這兩個層面各自重要，也息息相關。西方帝國為「主權」訂立了一套以國家擴權及開疆拓土為核心的遊戲規則，從而煽動了中國的殖民擴張企圖。而那些強調中國文明薪火相傳、淡化中國殖民遺產的宏大敘事，又被白人主體國家選擇性地加以呼應，目的只在鞏固自身世界觀與自我形象。二者在敘事策略上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正如美國曾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民族主義敘事掩蓋它在西部的殖民擴張，中國同樣以「民族命運」粉飾自身的帝國主義。
雖然我們主張這兩個層面相互交織，但也要意識到其中未解的矛盾：我們該如何衡量西方帝國對中國霸權敘事的形塑之功？在華語世界之外，中國帝國與白人至上主義如何相互作用？僅聚焦於中國殖民主義，是否將導致我們忽略上至中共反殖姿態、下至當代民間反帝論述的中國本土反殖民傳統？
更深層的挑戰在於研究方法。如果說西方偏頗的知識生產正是造成今日全球不平等的元兇，那麼把一個用來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框架套用於非西方強權，是否形同重蹈知識殖民的覆轍？尤其當中國本身就是反殖民批判的重要推手，這種矛盾就更顯尖銳。從更切身的角度來說，本論壇多數成員皆出身、生活或受教於西方國家。英文是我們共同的書寫語言。由我們這群人來揭露中國的殖民現實，是否無意間強化了西方霸權？
這項挑戰自有其矛盾。誠然，中國本土不乏來自民間的反殖民論述傳統，但當今這類敘事卻常與民族主義糾纏不清，被用來掩飾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身的殖民罪行。更重要的是，將「解殖歷史」視為西方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解殖歷史」的呼聲最早來自殖民主義的受害者，而這個概念在西方學術界能落地生根，更是邊緣學者艱辛爭取的成果。儘管如此，這項挑戰仍亟待正視，而我們期盼此譯本能提供一個起點。藉由讓不同的聲音參與對話，我們志在釋放解殖工作最核心的那股慰藉力量。
自本圓桌論壇召集至今，這些對話顯得益發重要。隨著美中摩擦加劇，中國人權問題已成為美國政府掩蓋自家人權弊端、並進一步鞏固美國全球霸權的障眼法。同時升溫的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少數族群的壓迫、對臺灣主權的威脅、以及對香港社會中無論鉅細的政治批評或本土身份認同的彈壓。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討論西方的還是中國的殖民遺緒，都有助於揭露這些內部張力，並挑戰那些它們賴以維繫的通行敘事。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各國政府正愈發有志一同地阻撓大眾審視殖民主義在國家權力合法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共產黨掌控史觀的手段已日漸細緻，觸角也遍及全球，這一趨勢從二〇二五年張雅笛的離奇失蹤便可見一斑。在法國留學的她曾擔任網站「華語青年挺藏會」 （ChineseYouthStand4Tibet）的編輯。這個以漢族青年為主的團體致力於「揭露西藏真相」、挑戰漢族中心史觀掩蓋下的中國殖民遺產、並為藏族爭取更公正的未來。張雅迪的失蹤意味著，以解殖為關懷的歷史敘事，在中國官方眼中已構成對國家存續的威脅。她因在境外撰寫文章而遭逮捕，顯示中國壟斷官方歷史敘事的意圖已擴展至國界之外。
清算殖民遺緒者遭到封殺，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在英國，解殖大學的呼聲遭教育大臣斥為審查。今年稍早，美國政府更對「多元、公平與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宣戰，企圖將所有涉及性別、種族與性取向權力不平等的論述從公眾記憶中翦除。官方列出的公共補助申請「禁用詞彙」清單中，「解殖」赫然在列，被貼上激進、非法的標籤。這些審查旨在隱匿美國歷史中的殖民屬性，和否認美洲原住民大屠殺、「淨化」國家博物館等政治操作旨趣相仿。這些例子顯示，隨著民族主義情緒籠罩北京與華盛頓等權力中心，歷史逐漸淪為服務當前多數派政治野心的武器。它們被用來強化單一歷史詮釋，而無力回應歷史現實的不公與複雜性。在這樣的政治變局下，「解殖歷史」自然被視為潛在威脅。
正因形勢日趨嚴峻，才更凸顯延續這些對話之迫切必要，而我們認為走向英語世界之外的受眾，將為下個階段打開一條有意義的進路。畢竟，我們試圖透過解殖敘事拆解的西方殖民主義，在一個英語霸權的環境下可能無意間被深化。有鑑於此以及種種原因，我們對這些論文能以中文出版感到由衷欣喜。親愛的讀者，我們誠摯邀請您，將這場對話延續下去。
試閱
第四章
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解殖範式及其不滿
在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一書中，文化研究學者洪宜安（Ien Ang）將移民學者視為「戰術性的介入者」。他們通常並不提出反霸權的宏大主張，而是在那些被給定的「真理」之中點出矛盾與暴力。 本著這種精神，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善加結合我在中國成長的生活經驗以及英文學術界的資源。正如詹姆斯．埃文斯的文章所言，「解殖」中國歷史研究是個雙重任務：既要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傳的敘事霸權，也要挑戰全球北方對知識生產的壟斷。若沒有中國學者的參與，當前的「解殖」運動只會像殖民主義一樣，再次成為一場西方的工程。
研討會中其他學者們的論文非漢族國家、臺灣、香港、以及毛派組織在印度和秘魯等地的歷史敘事，並解構了它們的中國中心視角。但英語世界高度壟學術聲望仍是個待處理的課題，這造成那些接受中文學術訓練、並用中文寫作、教學的學者，始終受到全球學術網絡的邊緣化。正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每個人的發聲位置都取決於全球權力分布」。作為一位在美國受訓、現於新加坡工作的學者，我深知我受到體制的充分保護，因此沒有資格為那些在高壓政治與畸形化的知識生產下保持深刻反思韌性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邀請大家關注我們所面對的複雜現實。
我們這番對中國歷史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受到北美社會正義運動的啟發。「解殖」的本義是「使殖民地成為在政治與經濟上能自我主導的自治實體」，但這個詞的內涵在過去幾年間已經超出了原指。在教育與文化語境下，「解殖」通常泛指透過質疑歐洲中心的知識生產為被邊緣化的群體賦能。為了避免歧義，我將這個擴展過的概念稱為「解殖範式」。
在華人移民研究中，文學學者史書美率先用「殖民主義」描述中共對「中國認同」的整肅，指的是中共用一種對「中國」的單一想像覆寫全球各地多樣化的中國認同。她在二○一一年便寫道：「中國境內外有不少被邊緣化的作家與藝術家，都曾對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的霸權呼聲提出批判。他們認為這是那些掌握身分決定權的人們強加的殖民暴行。」
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史書美有充分理由對中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崛起、及其對海外華人日益積極的動員感到警惕。在習近平政府的官方話語中，無論海外華人在中國境外開枝散葉了幾代，他們永遠承擔著「共同的中華民族之根、共同的中華文化之魂，以及共同的中華民族復興之夢」。
既然解殖範式在歐美語境中如此流行，我們這些英文世界的中國歷史學者是否也該用它來批判中國呢？更具體地說，解殖範式是否能幫助我們撼動血緣、世系本位的中國文明論述？它是否能幫助我們對抗一個認為同種必然同文、並強迫對單一祖國輸誠的中國政府？
在本文中，我主張當代西方公共論述對「解殖」一詞的濫用已稀釋了它的解釋效力，將它從原生語境移植到迥異的社會脈絡未必有助於分析。在這點上，我與奧盧費米．泰伊沃、伊芙．塔克與韋恩．楊等學者及社會活動家觀點一致。我們都認為「太隨易地吸收、轉用」這個術語，只是在「粗疏地描述完客觀事件」後，冠上解殖範式這個「包山包海的修辭」。如果中國政府對「族群歸屬」本質主義式的粗暴理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那麼一套同樣肆意簡化歷史的思維框架很難成為有用的批判工具。
更重要的是，解殖範式創造出一種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假性二元對立，例如一個位居中心的專制中國對立於香港、臺灣等邊陲的進步政權，或是單一化的「中國大陸人」對照於多采多姿的海外華人社群。解殖範式可能適得其反地將中共的本質主義史觀替換成另一種「威權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的本質主義。從冷戰時期到可以稱為「冷戰二‧○」的今日，無論是北京當局對美國境內反亞裔仇恨罪的譴責，或是西方對中國大規模監禁少數民族的批判，雙邊民族主義者都經常以種族作為交火的彈藥。這種政治修辭被人權律師滕彪稱為「比爛主義」（whataboutism），它的思路就是「把美國（或任何其它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的事描述為各自獨立的兩碼事，最後在等式兩邊互相抵銷」。
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率先對「中國性」的民族主義敘事發難的，是英文世界的華人移民研究者。或許，我們不必停留在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做概念上的區隔。身為用英文研究華人移民的學者，我們更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位置，幫助歐美公眾將中國與海外華人理解為一個「動態的、持續變化的過程」。為此，也許我們不該全然放棄那個備受爭議的術語「離散」（diaspora）。畢竟，東南亞的解殖過程本身就創造了某些促使華人向中國離散的複雜歷史條件；而今日，那些「回到」中國的東南亞華人也善用其多重身分，靈活經營與多個祖國的關係。正如我將在下文討論的，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並非單線敘事，海外華人的遷徙路徑也並不總是單向輸出。而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更未必總是一條從遠距離民族主義走向同化的線性旅程。
從「是否離散？」到「如何離散？」
怎麼定義自己研究的對象，一直是華人移民學者爭論不休的課題。此一領域的權威學者王賡武就認為「離散」（diaspora）一詞無條件地假設「中國」是所有具華人血統者的家園，忽視了華人在多元地緣條件下建構新身分、形成新社群的能動性，因此避免使用這個詞彙。隨意使用「離散中國人」一詞是危險的，因為它暗示了中共與全球華人之間存在某種政治紐帶。正如歷史學家許慧玲（Madeline Hsu）所言：「這種危險可能來自將海外華人培養成國家發展資源的中國政府，也可能來自擔心這種狀況、因此將華人移民視為潛在威脅的其他族裔。」史書美更進一步指出，「離散」是對華人昔日定居殖民的委婉說詞，也是中國政府當下動員海外華人的修辭工具。
出於對這種離散的抗衡，史書美提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這個反霸權的文化空間概念，指的是「位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華語文化與社群」。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拒絕對中共的認同，轉而強調在地歸屬。史書美寫道，華語語系文化在任何民族國家「都是該國多元文化與多語社會的一部分」，比方說「美國華語語系文化就是美國文化」。她的理論對歷史學界有重大影響。例如，瑞秋．羅（Rachael Leow）與蔡秀敏（Sai Siew Min）的近期研究就從性別角度出發，批判了華人父權體制如何延續宗族源自祖籍、從未中斷的世系神話。
中國在全球政經格局中的角色，也持續影響英語學界的海外華人研究。在北美，海外華人歷史最初被視為中國研究的延伸。東南亞的反共與排華暴力、美國民權運動等都促成了研究模式迭代，使海外華人的經歷逐漸被視為所在國歷史一部分。美國長期擔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後，東南亞華人社群將集體成為北京的「第五縱隊」，而上述的史學轉向及對在地歸屬的強調，正與這種骨牌效應邏輯相抗衡。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華人身分與網絡，在史學界的「跨國轉向」下成為爆炸性成長的研究焦點。華語語系研究大力推動中國性與中國的脫鉤，也預示了當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在發生的脫鉤。隨著千禧時代全球化高峰期的樂觀情緒消退，不確定性與危機感使得許多海外華人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已融入所在國的少數群體，而不願在政治上與中國強行綁定。
華語語系固然豐富了我們對全球華人社群多樣性與駁雜性的討論，史書美的「排除式取徑」卻可能失於偏頗，也可能限制我們探索跨國連結的可能性。當我們歌頌海外華人的多樣性、適應力與應變能力，中國大陸漢人卻可能被描繪為面目單一的國家順民。不同於史書美提出的「與中國脫鉤」，文學學者王德威主張一種更為寬泛、容得下中國大陸作家的華語語系研究。同樣地，歷史學家龔建文也勾勒出了一個範圍更宏大、從臺灣延及菲律賓的「華語語系歷史」。
或許我們可以將贊成或反對離散的是非題轉換為「如果離散」和「如何離散」的申論題。洪宜安曾寫道：「血統讓我無可避免地生為中國人，但我只在某些時刻才自願成為中國人。至於何時成為、如何成為，則是個政治問題。」什麼因素、哪些情況會讓中國政府選擇承認或否認海外華人的中國身分？反過來說，又是怎樣的動機、怎樣的歷史情境，會驅使個人選擇親附中國或保持距離？
（全文未完）
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解殖範式及其不滿
在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一書中，文化研究學者洪宜安（Ien Ang）將移民學者視為「戰術性的介入者」。他們通常並不提出反霸權的宏大主張，而是在那些被給定的「真理」之中點出矛盾與暴力。 本著這種精神，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善加結合我在中國成長的生活經驗以及英文學術界的資源。正如詹姆斯．埃文斯的文章所言，「解殖」中國歷史研究是個雙重任務：既要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傳的敘事霸權，也要挑戰全球北方對知識生產的壟斷。若沒有中國學者的參與，當前的「解殖」運動只會像殖民主義一樣，再次成為一場西方的工程。
研討會中其他學者們的論文非漢族國家、臺灣、香港、以及毛派組織在印度和秘魯等地的歷史敘事，並解構了它們的中國中心視角。但英語世界高度壟學術聲望仍是個待處理的課題，這造成那些接受中文學術訓練、並用中文寫作、教學的學者，始終受到全球學術網絡的邊緣化。正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每個人的發聲位置都取決於全球權力分布」。作為一位在美國受訓、現於新加坡工作的學者，我深知我受到體制的充分保護，因此沒有資格為那些在高壓政治與畸形化的知識生產下保持深刻反思韌性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邀請大家關注我們所面對的複雜現實。
我們這番對中國歷史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受到北美社會正義運動的啟發。「解殖」的本義是「使殖民地成為在政治與經濟上能自我主導的自治實體」，但這個詞的內涵在過去幾年間已經超出了原指。在教育與文化語境下，「解殖」通常泛指透過質疑歐洲中心的知識生產為被邊緣化的群體賦能。為了避免歧義，我將這個擴展過的概念稱為「解殖範式」。
在華人移民研究中，文學學者史書美率先用「殖民主義」描述中共對「中國認同」的整肅，指的是中共用一種對「中國」的單一想像覆寫全球各地多樣化的中國認同。她在二○一一年便寫道：「中國境內外有不少被邊緣化的作家與藝術家，都曾對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的霸權呼聲提出批判。他們認為這是那些掌握身分決定權的人們強加的殖民暴行。」
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史書美有充分理由對中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崛起、及其對海外華人日益積極的動員感到警惕。在習近平政府的官方話語中，無論海外華人在中國境外開枝散葉了幾代，他們永遠承擔著「共同的中華民族之根、共同的中華文化之魂，以及共同的中華民族復興之夢」。
既然解殖範式在歐美語境中如此流行，我們這些英文世界的中國歷史學者是否也該用它來批判中國呢？更具體地說，解殖範式是否能幫助我們撼動血緣、世系本位的中國文明論述？它是否能幫助我們對抗一個認為同種必然同文、並強迫對單一祖國輸誠的中國政府？
在本文中，我主張當代西方公共論述對「解殖」一詞的濫用已稀釋了它的解釋效力，將它從原生語境移植到迥異的社會脈絡未必有助於分析。在這點上，我與奧盧費米．泰伊沃、伊芙．塔克與韋恩．楊等學者及社會活動家觀點一致。我們都認為「太隨易地吸收、轉用」這個術語，只是在「粗疏地描述完客觀事件」後，冠上解殖範式這個「包山包海的修辭」。如果中國政府對「族群歸屬」本質主義式的粗暴理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那麼一套同樣肆意簡化歷史的思維框架很難成為有用的批判工具。
更重要的是，解殖範式創造出一種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假性二元對立，例如一個位居中心的專制中國對立於香港、臺灣等邊陲的進步政權，或是單一化的「中國大陸人」對照於多采多姿的海外華人社群。解殖範式可能適得其反地將中共的本質主義史觀替換成另一種「威權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的本質主義。從冷戰時期到可以稱為「冷戰二‧○」的今日，無論是北京當局對美國境內反亞裔仇恨罪的譴責，或是西方對中國大規模監禁少數民族的批判，雙邊民族主義者都經常以種族作為交火的彈藥。這種政治修辭被人權律師滕彪稱為「比爛主義」（whataboutism），它的思路就是「把美國（或任何其它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的事描述為各自獨立的兩碼事，最後在等式兩邊互相抵銷」。
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率先對「中國性」的民族主義敘事發難的，是英文世界的華人移民研究者。或許，我們不必停留在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做概念上的區隔。身為用英文研究華人移民的學者，我們更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位置，幫助歐美公眾將中國與海外華人理解為一個「動態的、持續變化的過程」。為此，也許我們不該全然放棄那個備受爭議的術語「離散」（diaspora）。畢竟，東南亞的解殖過程本身就創造了某些促使華人向中國離散的複雜歷史條件；而今日，那些「回到」中國的東南亞華人也善用其多重身分，靈活經營與多個祖國的關係。正如我將在下文討論的，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並非單線敘事，海外華人的遷徙路徑也並不總是單向輸出。而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更未必總是一條從遠距離民族主義走向同化的線性旅程。
從「是否離散？」到「如何離散？」
怎麼定義自己研究的對象，一直是華人移民學者爭論不休的課題。此一領域的權威學者王賡武就認為「離散」（diaspora）一詞無條件地假設「中國」是所有具華人血統者的家園，忽視了華人在多元地緣條件下建構新身分、形成新社群的能動性，因此避免使用這個詞彙。隨意使用「離散中國人」一詞是危險的，因為它暗示了中共與全球華人之間存在某種政治紐帶。正如歷史學家許慧玲（Madeline Hsu）所言：「這種危險可能來自將海外華人培養成國家發展資源的中國政府，也可能來自擔心這種狀況、因此將華人移民視為潛在威脅的其他族裔。」史書美更進一步指出，「離散」是對華人昔日定居殖民的委婉說詞，也是中國政府當下動員海外華人的修辭工具。
出於對這種離散的抗衡，史書美提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這個反霸權的文化空間概念，指的是「位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華語文化與社群」。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拒絕對中共的認同，轉而強調在地歸屬。史書美寫道，華語語系文化在任何民族國家「都是該國多元文化與多語社會的一部分」，比方說「美國華語語系文化就是美國文化」。她的理論對歷史學界有重大影響。例如，瑞秋．羅（Rachael Leow）與蔡秀敏（Sai Siew Min）的近期研究就從性別角度出發，批判了華人父權體制如何延續宗族源自祖籍、從未中斷的世系神話。
中國在全球政經格局中的角色，也持續影響英語學界的海外華人研究。在北美，海外華人歷史最初被視為中國研究的延伸。東南亞的反共與排華暴力、美國民權運動等都促成了研究模式迭代，使海外華人的經歷逐漸被視為所在國歷史一部分。美國長期擔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後，東南亞華人社群將集體成為北京的「第五縱隊」，而上述的史學轉向及對在地歸屬的強調，正與這種骨牌效應邏輯相抗衡。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華人身分與網絡，在史學界的「跨國轉向」下成為爆炸性成長的研究焦點。華語語系研究大力推動中國性與中國的脫鉤，也預示了當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在發生的脫鉤。隨著千禧時代全球化高峰期的樂觀情緒消退，不確定性與危機感使得許多海外華人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已融入所在國的少數群體，而不願在政治上與中國強行綁定。
華語語系固然豐富了我們對全球華人社群多樣性與駁雜性的討論，史書美的「排除式取徑」卻可能失於偏頗，也可能限制我們探索跨國連結的可能性。當我們歌頌海外華人的多樣性、適應力與應變能力，中國大陸漢人卻可能被描繪為面目單一的國家順民。不同於史書美提出的「與中國脫鉤」，文學學者王德威主張一種更為寬泛、容得下中國大陸作家的華語語系研究。同樣地，歷史學家龔建文也勾勒出了一個範圍更宏大、從臺灣延及菲律賓的「華語語系歷史」。
或許我們可以將贊成或反對離散的是非題轉換為「如果離散」和「如何離散」的申論題。洪宜安曾寫道：「血統讓我無可避免地生為中國人，但我只在某些時刻才自願成為中國人。至於何時成為、如何成為，則是個政治問題。」什麼因素、哪些情況會讓中國政府選擇承認或否認海外華人的中國身分？反過來說，又是怎樣的動機、怎樣的歷史情境，會驅使個人選擇親附中國或保持距離？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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