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曦照耀中國：共產主義征服中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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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閱讀週年慶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內容簡介

★《金融時報》和《外交政策》雜誌2026年最受期待書籍
★邦諾書店2026年2月最佳圖書
★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全新力作——「人民三部曲」前傳，
揭露中國共產黨如何翻轉新中國

紅曦照亮的，是希望，還是災難的序幕？
一場改變四分之一人類命運的革命，究竟如何征服了中國？

1937年，愛德加．史諾以《紅星照耀中國》向世界描繪了一個充滿理想與希望的革命神話。近一個世紀後，歷史學家馮客以《紅曦照耀中國》重新追問：當紅曦升起，它究竟為中國帶來了什麼？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經過戰亂，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本書以大量近年解密的中外檔案、回憶錄與第一手史料為基礎，細緻重建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歷史過程。所謂共產黨人在山區為自由而戰，透過奪取富人土地、分給窮人而逐步贏得民眾支持的故事，是否就是真實歷史？馮客挑戰長久以來關於中共崛起的英雄敘事，揭示政治宣傳、群眾動員、軍事鬥爭與權力運作如何交織成一場改變世界的革命。
這部中國革命史，也是一部關於權力如何取得勝利、意識形態如何塑造現代世界的全球史。當共產主義成功征服擁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其影響遠遠超越國界，深刻改變了二十世紀乃至今日的世界秩序。
繼「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之後，馮客帶來全新作品，再次以犀利而嚴謹的筆法，帶領讀者回到原點，重新審視共產中國誕生的關鍵時刻。
一場關於中國革命神話與歷史真相的世紀對話

作者

馮客
1961年出生於荷蘭，現居美國加州帕羅奧多，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米利亞斯資深研究員，並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其著作頗豐，改變了歷史學家理解中國的方式，代表作包括《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人民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以及《獨裁者養成之路》、《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等。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
www.frankdikotter.com

譯者

蕭葉
歷史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發表及出版相關中英文論文、書評與譯著若干。譯有《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等書。

目錄

前言
第一章‧萌芽（一九二一—一九二六）
第二章‧鼓動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三章‧紅色恐怖（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第四章‧蘇維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第五章‧求生（一九三四—一九三六）
第六章‧再次合作（一九三六—一九四一）
第七章‧等待時機（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第八章‧內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致謝
精選參考文獻

序／導讀

在時間的碾壓下，無論是記憶、人物或者物品，亦或設計為千年不倒的建築，最終都會化作塵土。從古至今，絕大多數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在這世上幾乎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即便在今天這個數位時代，如果我們到網路上搜尋幾年前剛剛去世的親朋好友的資訊，得到的結果往往也少得可憐。我們無法把逝者召回，向他們詢問我們如此關切的問題，也無法回到過去，親身感受時代的脈動。不過，有一件事可以做到，那就是把自己沉浸在歷史的紀錄中，閱讀一份份口述訪談，以及保存在國家檔案館海量資料裡的私人信件和明信片。這項工作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而且無法窮盡所有資料，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但對於無法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的我們，這是瞭解歷史的最佳途徑。
　　中國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後，這個國家經歷了數十年的封閉。直到今天，研究者想要通過規範管道獲取第一手資料依然困難重重，更不要說查閱共產黨的內部檔案了。歷史—不僅是中共的歷史，還包括它過去敵人的歷史—全被黨牢牢地控制著。
　　儘管困難重重，中共一項規模浩大的黨史工程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窺探歷史的窗口。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間，隸屬於中共中央的中央檔案館與全國各地的省級檔案館合作，出版了三百多冊中共原始文件資料集，時間從一九二三年橫跨到一九四九年。這套資料集印量不多，僅限黨內流通，因此無法在書店買到，公共圖書館也無法查閱。然而，它們還是通過某種途徑流入了香港。
　　這套書每冊大約四百至六百頁，對於想深入瞭解中共歷史的人來說，是必讀的基本資料。然而，這批重要資料的利用率卻不高。究其原因，或許源於另一個悖論：這些資料充分證明，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中共在中國的歷史上其實處於邊緣地帶。以無錫為例，這座位於上海以北的工業城市，一九二九年已擁有十幾萬工人，可中共黨員僅有二十五人。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國民黨對中共血腥鎮壓的後果，但即便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之前，在擁有兩千萬人口的浙江省，中共的黨員人數也不足兩千六百人，僅占全省人口約七千七百分之一。不僅如此，來自全國其他地區的報告顯示，許多中共黨員幾乎從來不繳黨費，對黨的意識形態毫無興趣，經常缺席黨的會議，還亂花經費，這些人顯然不是嚴守紀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有些黨支部僅僅存在於紙面上，其成員通過誇大人數從中央騙取更多經費。從人數來看，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納粹德國除外），共產黨員占總人口的比例都高於中國的任何一個省分。即便在葡萄牙，共產黨遭到總理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的嚴厲鎮壓，可一九三四年其黨員人數仍達到兩萬五千人，占全國總人口約二百八十分之一。反觀一九四○年以前的中國，中共黨員人數最多時不過占全國人口約一千七百分之一—這個數字還極可能被共產國際誇大了（共產國際於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其宗旨是為了推動全球共產革命運動）。這個比例相當於美國共產黨員在全美人口中的占比，而美國共產黨的影響力實在有限得很。再比如芬蘭，雖然共產黨在這個國家是非法政黨，但一九三五年時其成員仍達到約五千人，占全國人口約七百分之一。回到中國的甘肅，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個深處內陸的貧窮農業省分本應具備共產革命的理想條件，可事實上，一九三九年時全省六百七十萬人口中，中共黨員僅有二百六十四人，占全省總人口的約兩萬五千分之一。那一年年底，經過一次黨內清洗，剔除不忠誠的黨員後，甘肅的中共黨員人數掉到一百四十三人。事實上，直到一九四五年後，中共的規模才真正開始擴張。
　　當時身在中國的外國人也觀察到這一事實。一九三四年二月，一位負責評估中國各地軍事實力的美國駐華武官指出：「從實際情況來看，共產主義在中國並不構成威脅」，因為除了蒙古、滿洲和西藏外，全中國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地區被共產黨控制，其中最惡名在外就是江西蘇區，中共在那裡發行獨立的郵票和貨幣，上面印著毛澤東的頭像。不過，江西蘇區地處貧瘠山區，經濟落後，沒人願意投奔那裡。這名美國駐華武官總結道：「如今，全中國沒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任何一個港口或經濟發達的地區被共產黨所控制。」
　　共產黨在中國的邊緣化還可以從當時的報紙上得到印證。在整個民國時期（即從一九一一年帝制終結，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這段時期），即便是中共的重大戰略行動也很難登上報章的頭條。例如，一九三四年十月，經過中央政府的幾次圍剿，江西蘇區最終瓦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倉皇逃離—也就是後來所謂的「長征」。然而，就連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也沒有哪家報紙用頭條予以報導。也許有人會質疑，這可能是國民黨的報紙審查制度所致，可事實上，國民黨政府很樂意宣揚占領江西蘇區的軍事勝利，只不過這一消息被各大報紙放在了第三版。
　　從當時駐中國各地的外國領事館所提交的大量報告中，我們也可以確認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影響有限。實際上，在農村地區，比共產黨影響更大的往往是祕密會社、地方幫派和土匪等組織，他們掠奪村民，也會從農民中招募成員，與共產黨形成有力競爭。有些組織的勢力甚至強大到可以發揮政府的職能，在滿足其要求的前提下，為當地居民提供保護，以免受其他土匪的侵害。對於這些地方組織，中國的歷代政府時不時就會發起剿滅行動，但最終付出代價的往往是當地居民。至一九二○年代初，各省的土匪人數不盡相同，例如湖南省有大約不到兩千人，而一向比周邊省分貧窮的河南則超過五萬人。一九二○年，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報告稱，中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諸如暴動、軍隊譁變和土匪劫掠這類事件。直到一九三○年，這個面積幾乎與整個歐洲相當、人口多達五億的龐大國家仍然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為了爭權奪利，隸屬於地方、省和中央的不同軍隊之間時而合作，時而對立，有時甚至爆發武裝衝突。不僅如此，中國還面臨與周邊國家的戰爭，如一九二九年，中國與蘇聯交戰，雙方投入的兵力多達數十萬人。一九三一年，日軍侵占滿洲，此後中日衝突不斷，直至一九三七年爆發全面戰爭。
　　然而，在中國出版的有關近現代史的書裡，卻很少提到上述這些情況。無論是學術著作還是通俗讀物，其敘述論調都被中共所主導，而這種論調有時聽起來就像童話故事一樣：「帝國主義列強」和「反動派」結成邪惡聯盟，中國飽受摧殘，共產黨則把富人的土地奪過來分給窮人，從而獲得「農民」的支持，他還一步步團結起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最終打倒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法西斯。當然，不同作者的敘述差異很大，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甚至存在爭論，但他們論述的核心不變，都遵循了中共那套話語體系。
　　其實，中共篡改事實、操控歷史敘述的作法，早在一九四九年獲得內戰勝利前就開始了。例如，在歷時一年多的「長征」中，中共軍隊輾轉於南方各省，尋找建立新根據地的地點。一九三五年，僅剩的約六千人（其中只有少數女性）終於抵達陝西北部，與當地一支人數相當的武裝合併，重新組建了紅軍。不久，毛經過嚴格挑選，決定邀請一位年輕的美國記者—來自密蘇里州的理想主義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或譯埃德加．斯諾）—對自己進行採訪。「安全、保密、熱情和紅地毯」，接待史諾的每個細節都經過精心安排。史諾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待了幾個月，聽毛講述了他本人及共產黨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傳奇色彩，史諾完全被其吸引。幾個月後，史諾回到上海，在《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發表文章，把這位神祕的中共領導人介紹給全世界。在史諾的描述下，一群身處內陸、組織散漫的紅軍士兵，竟比一百七十萬中央政府的軍隊更具活力，而毛則被描繪成蓄勢待發的領袖，完全有能力領導全中國抵抗日本的侵略。當然，這一切都是誇大其詞。次年，史諾出版了關於毛澤東和中共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迅速成為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毛澤東的名字從此變得家喻戶曉，而書中對中共歷史的敘述也成為日後相關論述的基礎，甚至間接影響到對中國現代史的整體闡述。從本質上說，史諾提供的版本編織了一個浪漫故事，他把共產黨人描繪成為自由而戰的綠林好漢，頗像手持甩石機弦挑戰歌利亞的大衛，熟悉這個故事的西方讀者都會對年輕的大衛抱以同情。
　　通過控制過去，中共得以把失敗的紀錄和對其不利的內容從歷史書裡抹去。例如，共產主義青年團曾經比中共更受年輕人的歡迎，儘管中共檔案館裡存有許多相關資料，但官方出版物對這個組織的介紹卻少之又少。民國時期，除了共產主義，還有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特別是豐富的民主思想和實踐，這些在一九四九年後通通都從官方的歷史敘述中消失了。就像大衛與歌利亞的故事一樣，最終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毛站到最後，憑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打倒蔣介石領導的腐敗殘暴的獨裁政府。在這種大刀闊斧的刪改下，大量史實被人遺忘，其影響甚至不局限於中國的官方史書。例如，一九二九年的中蘇戰爭，本是中國和歐洲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爆發過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可在英文的二手文獻中，幾乎無法找到對這一事件的詳細論述，直到二○一七年才由邁克爾．沃克（Michael Walker）出版關於這場戰爭的專著。正如沃克所說，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中，很多人從未提到這場戰爭，其中不乏知名學者。本書的讀者會發現，類似的情況其實還很多。馬奎德（Robert Marquand）曾指出，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歷史記述大多經歷了批判、質疑、解構和重建的過程，可中共編造的「勝利者的歷史」竟然可以做到「巋然不動」，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未遭到實質性的挑戰。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來澄清那段混亂的歷史。上面提到，中共出版過大量內部流通的書籍，研究者還可以前往臺北郊區的國史館（編按：指新店館區）查閱國民黨保存的檔案，此外還可以參閱蔣介石日記等個人資料。當然，研究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還必須查閱「西方列強」保存的檔案，尤其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例如，曾經在上海赫赫有名的法租界政治部（Sûreté）即擁有兩千多名雇員，其中有許多特務和譯員，他們的工作包括監視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代表—這些代表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俄國的資料當然不可或缺，共產國際保存了大量與中國有關的檔案，一九九四年至二○○七年莫斯科出版了五卷相關的資料集。
　　通過實證研究，我們有什麼發現呢？最關鍵的一個發現，是中國的共產革命充斥暴力，一遇到問題就訴諸暴力。事實上，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影響力跟它在芬蘭或美國差不多，根本得不到民眾的廣泛認可，它最終是通過「槍管子」強加給全體國民的。中國共產黨是一九二一年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而共產國際則是一九一九年成立於莫斯科的組織，其目標是「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推翻全世界的資產階級」。
　　共產國際不僅在中國成立了共產黨，同時也對國民黨興趣深厚。國民黨成立於一九一二年，起初並不叫這個名字。那一年，清政府被一群暫時聯合的軍事將領推翻，但這個聯盟很快解體，軍閥們各霸一方，令中國陷入內戰。莫斯科決定為國民黨提供人力、資金和武器，幫助其建立軍隊，條件是必須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發動旨在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一路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鼓動暴徒洗劫富商和地主，還把外國人當作帝國主義者來攻擊，為北伐製造了巨大阻力。最終，蔣介石不得不把共產黨員從國民黨內徹底清除，終止了史達林強加的國共合作。
　　在此後許多年裡，共產黨依靠四處劫掠和綁架勒索生存，所到之處皆造成巨大破壞。他們圍攻城鎮，燒毀政府建築，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搶奪其財產充作軍資。等到沒有東西可搶，政府軍前來救援時，他們就轉移陣地，再去禍害別的地方。
　　一九三○年後，中共轉變策略，企圖占領一塊領土，建立正規軍。但他們始終面臨一個難題：一方面以「共產」之名廢除稅收，重新分配土地，另一方面又要從當地民眾身上攫取足夠的資源供養軍隊。長期下來，共產黨並未從這種相互矛盾的作法中獲得多大收益。搶奪一部分人的土地分給更多的人，結果造成所有人都貧困，即使家產微薄的農戶也難逃一劫，民眾嚇得紛紛藏匿財產，也不願多種糧食，只夠自己吃就行。此外，無論是反對強制徵收，還是有通敵嫌疑，各類真實或假想的敵人都會受到中共嚴懲。如此一來，農民們連基本生活都難以保障，何談支持中共的「革命事業」？
　　至一九三六年，中共軍隊苦苦掙扎一年多後，陷入四面楚歌，所謂「革命事業」希望渺然。此時，史達林再次出手，拯救了瀕臨絕境的中共。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對中國全面開戰後，莫斯科為國民黨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後勤支援，同時逼迫國民黨與共產黨再次合作。此後幾年，日軍幫中共達成了無法實現的願望：日軍進攻和消滅國民黨軍隊，並迫使其撤出沿海地區的各大城市。與此同時，共產黨盤踞在陝西的黃土高原上，把總部設在偏遠的延安，那裡雖然貧瘠荒涼，交通不便，卻很安全。
　　對於革命來說，暴力並非偶然事件。正如西蒙．沙馬（Simon Schama）在評價法國大革命時所說，暴力從一開始就為革命提供了動力，因為革命者的目標是為了摧毀舊秩序。然而，革命的產生還源於對美好未來的設想。中共曾反覆許諾，將來一定會消滅地主，趕走外國人，並懲罰資本家。一九四○年，毛澤東出版了《新民主主義論》，聲稱共產黨致力於團結所有「革命階級」，以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他承諾革命成功後將實施多黨制，保護民主自由和私人財產。這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吸引了無數信眾，此後數年裡，成千上萬的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紛紛投奔延安。結果，這些人到達延安後不久，便被迫檢討自己過往的經歷，並互相揭發，數千人遭到關押、調查、拷打和清洗，甚至有個別被處決，與此同時，中共仍對外宣稱所有人都應享有公正和平等。
　　至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已經建立起強大的宣傳機器、控制嚴密的政黨和規模龐大的紅軍，但實際控制的地域仍然有限。此時，史達林再次出手相助，從西伯利亞派遣近百萬兵力進軍朝鮮，沿途占領了戰略和工業重地—滿洲。蘇聯紅軍在滿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們拒絕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接管這一地區，卻偷偷地讓共產黨占領農村，並幫助中共提升游擊隊的戰鬥力，使其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
　　消耗戰逐漸成為國共戰場上的主要戰略。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相比，中共軍隊在運用火攻、製造饑荒和正面格鬥等戰術時，更加冷酷無情。一九四八年五月，共軍採用圍城戰術，試圖通過製造饑荒迫使守軍投降。長春城被困六個月，造成十六萬平民餓死，最終於十月淪陷。與此同時，共軍還採用「人海戰術」，強征大量農民，把他們源源不斷地投入戰場—幾年後，中共在朝鮮戰爭中再次使用同樣戰術，給聯合國軍造成巨大壓力。內戰從一九四五年持續到一九四九年，數以百萬的難民湧入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令本已不堪重負的政府體系幾近崩潰—頗為諷刺的是，卻沒有人逃往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因為有長春之鑑，其他城市的國民黨守軍不想重蹈覆轍，因此紛紛選擇投降，一座座城市相繼淪陷。蔣介石及其政府被迫逃往臺灣（西方人稱之為「福爾摩沙」）。至一九四九年底，經過數年浴血奮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共產黨終於征服了中國—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叫「解放」。
　　在詮釋「解放」的涵義時，好幾代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共產黨的成功在於動員並駕馭了龐大的社會力量，並提出更符合現代精神的進步的社會政治主張。事實卻是：中共（尤其毛本人）在戰場上比對手更無情、更無底線，因此在角逐政權時更據優勢。他們對《孫子兵法》等古代戰術活學活用，諸如欺瞞哄騙、神出鬼沒等手段，運用起來得心應手，毫無道德顧慮。總之，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最終伺機反撲，通過殘酷的消耗戰壓垮敵人。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對勝利始終充滿信心。

試閱

第三章 紅色恐怖（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在共產黨的設想中，廣州暴動一經發動，便會點燃革命的熊熊烈火，農民與工人群起響應，把廣州變成一個紅色堡壘，沒想到卻遭遇慘敗。逃到香港的葉挺對此深感痛心。他檢討說，問題出在沒有發動群眾參加暴動。店鋪全部歇業，店員們對暴動毫無興趣，而且農民也沒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站出來。雖然廣州蘇維埃政府號召農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消滅地主和富農，並銷毀所有地契和借據，但並沒有多少農民回應。
　　除了廣州，中共中央還曾經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海豐和陸豐是背山靠海的兩個縣，自然資源豐富，盛產木材、水果和大米，商品從汕尾的港口裝船，只需半天即可運達香港。許多土匪盤踞在山裡，常年在此活動。這裡出過不少名人，包括陳炯明和彭湃。彭湃出生於富裕的地主家庭，讀書時便被革命理想所吸引，並於一九一七年在陳炯明的資助下前往日本留學。一九二一年回國後，他成了一名狂熱的革命者，堅信共產主義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希望。陳炯明任命他為海豐縣教育局長，但他不僅主張取消私有財產，而且認為法律、政府和國家都是資產階級的壓迫工具，應當全部廢除。一年後，他在農村中成立農會，鼓動農民奪取土地並燒毀地契。陳炯明忍無可忍，下令逮捕彭湃，結果彭逃到廣州，於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後，他擔任第一任所長，直到一九二六年被毛澤東取代。
　　一九二七年八月，彭湃參與組織了南昌暴動。行動失敗後，中共中央緊接著籌畫發動一場農民暴動，通過殺光地主製造「紅色恐怖」。彭湃帶領幾百人從南昌出發，一路往南回到家鄉海豐，隨即發起暴動。然而，他的恐怖統治只持續了九天便被張發奎的部隊擊潰。一個月後，趁張發奎與李濟深交戰，彭湃捲土重來。這一次，他收容了從汕頭逃出的葉挺和賀龍的數千名部下，因此實力大增，於十一月初占領了陸豐和海豐縣城，隨後又攻占了汕尾。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當地居民家中受到洗劫，兩百人被屠殺，另有上百人遭到綁架和勒索。幾天後，政府的軍隊趕到，彭湃撤離了縣城，但他已經在農村站穩了腳跟。
　　一場恐怖的運動就此揭開帷幕，首先是大規模屠殺所謂的「地主」。十一月七日，為紀念俄國的十月革命，海豐縣召開了六千人參加的集會。在這次大會上，有九名「地主」遭到斬首或剖腹，屍體被扔在街上任狗啃食。據一份給中共中央的報告稱，十一月十八日，僅一天之內就有約五十名「地主」被殺。彭湃本人毫不手軟，親自斬首了幾名受害者，並把他們的頭顱掛起來示眾。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五萬人參加的大會上，彭湃宣布成立海陸豐蘇維埃，這是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他要求三百名正式代表，每人親手殺掉至少十個「反動派」，另外還需帶領農民再殺十人，總共計畫處決六千人。即便如此，彭湃依然認為殺得不夠多，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今日我不殺人，則明日人必殺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走一個。」
　　根據彭湃的粗略計畫，應殺掉農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尤其是二十八類群體，包括政治反對派和對社會無用的人（如患有不治之症者、妓女、牧師、算命先生、盲人、跛子、老人等等）。一個人受到指控後，只有在革命法庭的投票表決中經多數人同意，才能獲得赦免。
　　蘇維埃把其管轄的地域劃分為一個一個區，每個區又進一步細分為小塊，每塊指定一名劊子手，負責每月按定額殺人。行刑時，革命者通常會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處決的手段則極為殘忍：割掉受害者的耳朵、鼻子和身上的肉、挖出眼球、砍斷頭顱和四肢，有些人被活活折磨而死。相比之下，槍決算是最仁慈的一種了。共產黨要求每個村民都必須手上沾血，人人都要參與殺人，這樣才不會背叛革命，這種作法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年代。有一名鄉紳被遊街示眾時，每走幾公尺就被迫跪下，讓圍觀的村民用刀割他的身體。
　　人民按年齡分別加入不同的組織。男孩必須參加少年先鋒隊，為蘇維埃充當間諜，檢舉揭發身邊的人，就連自己的父母和老人也不能例外。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男子被徵入伍，年齡較大的則被分配到其他任務。四十歲以上的人被視為社會的負擔。年輕女孩和婦女也以類似的方式組織起來，接受使用武器和從事宣傳活動的訓練。
　　蘇維埃發布了一系列法令，似乎一夜之間就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沒收土地、燒毀地契，各家地塊之間用於劃定邊界的田埂也被鏟平。私有財產全部取消，蘇維埃派出委員會核驗每家商店的帳目，資本超過五百元的一律充公，許多店主被當作資本家處決。
　　彭湃並未對廣州的蘇維埃伸出援手。他不僅被迫把暴動的時間提前了兩天，而且一直處於政府軍的圍困之中。在其恐怖統治期間，數千人想盡辦法逃出海陸豐，有些向北逃往汕頭，有些向南逃往廣州和香港。隨著難民的到來，海陸豐發生的恐怖事情開始流傳開來。在廣州暴動前一週，有記者寫道：從海陸豐傳出的故事「如此可怕，令人難以置信」，但都得到了難民的證實。張發奎就是因為瞭解到海陸豐的情況，所以在鎮壓廣州蘇維埃時才那麼果斷無情。他也效仿彭湃的觀點聲稱：必須殺盡共產黨，否則他們會反過來殺我們。
　　至十二月底，根據各個村鎮的統計，海陸豐各地的死亡人數往往在數百人，有時高達六七百，遇害者總數達到上萬人。
　　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國民黨軍隊才進入海陸豐地區。然而，與打仗比起來，許多士兵更擅長敲竹槓和吃霸王餐，以致當局不得不動用憲兵來約束軍紀。戰鬥打響後，雙方展開激烈的拉鋸戰，一個村鎮通常會幾易其手，最終變成廢墟。每次蘇維埃打回來後，無論男女老幼，凡是沒有跟隨共產黨一起撤退的，均被視為叛徒和反動派而遭到屠殺。因此，正規軍的到來帶給村民們的恐懼並不亞於彭湃的部隊。在整個交戰過程中，共產黨表現出其一貫的特質：絕不妥協與退讓。
　　直到二月底，彭湃一幫人被迫撤退到山裡後，情況才有所好轉。據時任法國駐廣州總領事估計，海陸豐蘇維埃的鐵腕統治大約導致兩萬五千人喪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彭湃仍不時發動偷襲，但最終逃往上海。一九二九年八月，他被同夥出賣遭到逮捕，經受嚴刑拷問後被處決。彭湃當年的殘暴行徑，在四十年後為其家人及後代帶來一場災難。文化大革命期間，海陸豐發生大屠殺，一百六十人喪命，其中包括彭湃的幾名親戚。他住在汕尾的母親也遭到監禁，他的一名侄子則被眾人追殺，死後又被砍下頭顱掛在城門上示眾。一九七九年，彭湃獲得平反，以烈士而非殺人犯的形象受到官方紀念。在海豐的紅場中央，還為他樹起一座高大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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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湃建立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從此成為其他人效法的榜樣。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好幾個地方都成立了紅軍隊伍，並建立起根據地，也試圖運用紅色恐怖的手段把革命推向農村。在南昌暴動失敗後，中共中央任命毛澤東為湘南特別委員會書記，派他回到家鄉湖南組織暴動，這次行動後來被稱為「秋收暴動」。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曾預言一場革命的風暴將把一切反動勢力埋進墳墓。然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長沙的「反動勢力」卻在許克祥的率領下剿滅了共產黨。在此之前，長沙總工會及其下屬的糾察隊已經胡作非為了九個月，令整座城市的經濟陷入停頓，公用事業也遭到破壞。原先受北京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郵局，如今被迫將收入上繳長沙市政府，可本地銀行發行的貨幣根本無法在外地兌換。在長沙周圍的農村，農民協會沒收了所有糧食，將其封存在糧倉裡，並按統一的低價出售，以為這樣就能讓所有窮人買得起。可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唯一從這項政策中獲利的，是那些以低價買進、又到外地以高價賣出的糧食販子。為了制止這種現象，農會乾脆規定每次只能買一頓飯所需的大米數量。然而，當許克祥命令手下的部隊突襲總工會、打殺十多名糾察隊員後，共產黨的領導人一夜之間全消失了，漢口至長沙的列車恢復了運行，輪船重新停靠港口，米價也逐漸穩定下來，各種標語口號全都拆除，也沒有人上街遊行了。
　　九月九日，毛澤東在長沙以東約五十公里的地方發起一場暴動。他樂觀地預計，一旦暴動開始，每個縣都會回應。暴動者的口號包括「殺盡土豪劣紳」、「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實行農協專權」、「奪取土地」等等。然而，響應暴動號召的僅有數千人，而且還未抵達長沙，便被當地的軍隊輕鬆擊潰。中共總結此次的暴動，稱：「農民群眾並沒有起來回應。」湖南蘇維埃只存在了一天，連報紙都沒有報導此事。自古以來，湖南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這裡發生過無數激烈的戰鬥，可被毛命名為「秋收暴動」的行動，連一次小規模的衝突都算不上。事敗後，毛澤東帶著一千五百名追隨者潛逃至井岡山。這裡位於湖南和江西交界處，地處偏僻，長期以來一直被造反者和土匪占據。上井岡山後，毛與兩名當地的土匪頭目稱兄道弟，試圖以此作為據點，慢慢擴充隊伍。由於未能組織一次像樣的農民暴動，毛澤東後來被解除了所有黨內職務。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湖南的騷亂並未就此平息。十月十日這天，長沙的民眾正張燈結綵紀念辛亥革命，突然有人朝傾聽演講的人群扔了一枚炸彈，造成十幾個人受傷。此事很可能是共產黨所為，但最終不了了之。
　　此後連續數週，長沙當局每天都在城外新修的公路上處決犯人。這些舉措看似嚴厲，實際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仍逍遙法外。長沙及周邊鄉村的民眾經歷了種種恐怖對待，早已不堪其擾。儘管恢復使用銀元，糧食獲得豐收，米價也不貴，但有人觀察到，民眾普遍生活在恐懼當中，人們害怕共產黨，害怕當地政府，甚至害怕鄰居。小偷、土匪和士兵橫行鄉野，以致農村中暴力氾濫，盛行搶劫和詐騙。其中尤以土匪為甚，而且不斷有逃兵加入。他們燒殺搶掠，綁架勒索，無惡不作。當地報紙報導，在湖南南部地區，有一名青年糾集了五百多人，在不同的鄉鎮流竄作案，主要是綁架地方官員和向居民勒索錢財。
　　到了十一月，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醴陵—這裡距離毛澤東試圖發動暴動的地方不遠，出現一批四處劫掠的暴徒，而且還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很快，一場暴力革命開始席捲湖南南部，其幕後主使就是派毛澤東去長沙的中共湘南特別委員會，它計畫發動一場湘南暴動來奪取政權。
　　領導這次行動的不是毛澤東，而是朱德。在朱德的崇拜者眼中，他對待朋友溫和謙讓，但打起仗來卻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戰士」。朱德於一八八六年出生於四川，早年參軍，一九一一年積極參與辛亥革命。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後，他與許多軍官一樣，脫離北京政權，率領自己的部隊回到四川。朱德熱衷於閱讀《新青年》，一九二二年曾與陳獨秀見面，但陳對他態度冷淡。同一年，朱德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軍事，並在周恩來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他前往莫斯科待了一年，於一九二六年奉命回國參加北伐。
　　一九二七年八月，朱德率領一千名士兵參加了南昌暴動。朱的部隊在汕頭城外戰敗，並與其他退敗下來的部隊失去聯繫。當大部隊向南撤退，最終加入海陸豐的彭湃時，朱德卻被迫向北轉移，回到江西邊界，並在冬季不斷擴充，準備發動湘南暴動。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朱德率領四千人攻占了位於湘粵交界地帶的宜章，繁華的縣城遭到大肆洗劫後變成一片廢墟。朱隨後率眾向坪石進發，迅速占領該鎮後又是一番燒殺劫掠，全鎮只剩三分之一的房屋未被焚毀。跟廣州的澎湃比起來，朱的殘酷有過之而無不及。短短三天時間，當地約有一千五百人被殺，遇害者主要是商人，但也包括婦女和兒童。朱在坪石鎮升起一面紅旗，宣布成立蘇維埃，隨後迅速撤離。
　　在朱的計畫中，坪石只能算革命的火花，往北約五十公里、擁有五十萬人口的耒陽才是新蘇維埃的中心。二月，耒陽當地的駐軍暫時被調往別處，朱德抓住機會占領了這座縣城，並宣布成立蘇維埃。隨後照例是一番燒殺劫掠，繫著紅色腰帶、領巾和綁腿的士兵四處亂竄，拿走一切可以搬動的東西。縱火的計畫也有條不紊地進行，士兵們專挑每條街上最好的建築，塗上硫磺粉和煤油後引燃，最後燒得只剩下焦黑的廢墟。焚燒時，士兵通常會守住房門，不許屋裡的人跑出來。在一座寺廟，數百名僧侶被關在屋內，連同建築一起化為灰燼，甚至有窮人的草棚也被燒毀。三月，朱下令把耒陽城外道路兩側七公里內的所有房屋盡數燒毀，為的是讓敵軍無處容身。
　　紅色恐怖還波及到耒陽周邊步行一天可達的範圍，包括安仁、茶陵、汝城、桂陽和郴州等。各地紛紛成立蘇維埃，瓜分土地，屠殺階級敵人，並燒毀其房屋。暴動者高喊口號：「殺，殺，殺光反革命！燒，燒，燒光他們的老巢！」 許多人因此遭受滅門之災。有報導稱，有些被指控為地主的人，被剜去雙眼、割去雙耳後流落街頭，自生自滅。具體死亡人數不詳，但四月分出版的一份全國性大報在相關報導的標題中稱，有三十八個縣化為灰燼。據估計，僅耒陽一地就有兩萬人喪生。
　　這種毫無必要的暴力，令原本同情革命的人也無法認可。後來官至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黃克誠的哥哥就曾質問：「你們為什麼要到處燒房子呢？這樣搞法老百姓就不得安生了。貪官汙吏、 土豪劣紳的房子也可以分給窮人住，燒房子可不得人心。」 中共內部文件稱，郴州的暴力「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和反抗」。事實上，當地民眾殺死當地的共產黨書記和其他領導人。就連毛澤東也不贊成紅色恐怖。他在與湘南特委的溝通中，將任意訴諸暴力的行為斥為「左傾機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特指忽視現實條件而採取魯莽行動。
　　蔣介石派白崇禧前往湖南驅逐共產黨。三月初，白率領軍隊抵達耒陽。對於白崇禧而言，共產黨並不足為慮，就連各大報紙也很少提及共產黨的行蹤。蔣派他此行實際另有重任。自一九二六年北伐以來，湖南境內一直存在幾支軍隊，雖然有些口頭上效忠於南京，實則彼此相持不下，都想爭奪湖南的控制權，白崇禧這次來就是要平定湖南的局面。他率領軍隊輾轉於湖南各地，一路上收編當地的部隊，最終幾乎沒有經過戰鬥就達成了目標。三月十一日，白崇禧宣布湖南戰事結束。
　　朱德帶領手下的部隊撤出湖南，隨後也像毛澤東一樣，上了井岡山。朱毛二人於四月會師，兩支部隊合併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他們放棄了發動暴動的念頭，轉而專注於鞏固根據地。然而，井岡山地處窮鄉僻壤，當地居民只能勉強度日，根本無力供養越來越多的土匪、遊民和逃兵。毛澤東和朱德不得不經常對周圍的山村發動突襲，一起殺人、放火和搶劫。毛自己也承認，紅四軍帶有匪氣。
　　紅軍最喜歡襲擊的目標是縣城。許多縣城就像小型的堡壘，周圍建有城牆，城裡駐有守軍，保護著縣長及其私人財物。井岡山往北約三十公里的河邊坐落著永新縣城，這裡土地肥沃，是個傳統的貿易中心。六月和七月，紅軍多次突襲永新，雖未攻下縣城，但占領了縣城以南直至井岡山之間的農村地區。在歷史上，這一地區曾因種植鴉片而致富，如今，毛澤東和朱德決定重啟鴉片種植和貿易。位於贛江下游的吉安則更為誘人，那裡住有許多外國人，紅軍幾次發動突襲，差點兒就打進縣城。
　　此外，紅軍還向南流竄，重新造訪湘南暴動期間遭其蹂躪過的城鎮。七月，郴州、永興和興寧再次被共產黨占領。八月，桂東和汝城又受到襲擊。每占領一地，紅軍總是先搶奪敵人的槍械，然後招募降兵，洗劫城鎮，殺死地方官員，燒光政府機關。據估計，在新田縣即有三千所房屋被毀，一萬二千人無家可歸，方圓幾公里內的耕畜全被搶走。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在廣東的農村也有所復甦。在位於該省南部的陽江，有人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占領並焚毀了縣城。在廣州，上一次暴動造成的廢墟仍未清理乾淨，形勢卻又緊張起來。該省的其他地區也是如此，例如在海陸豐，蘇維埃雖然已被剷除，但共產黨仍盤踞在附近的山裡。八月，共產黨侵犯了東江沿岸繁華的縣城河源。從河源往北僅三十公里，共產黨又與當地的土匪聯合，對連平縣城構成威脅。其他省分也面臨相似的情況，尤其是湖北，武漢政府垮臺後，共產黨已經在那裡紮了根。
　　然而，各地共產黨武裝的人數有限，沒有超過一萬人的隊伍。他們會給一地民眾造成災難，但跟那些實力強大、征伐不斷的大軍閥比起來，只能算小巫見大巫。那些坐擁數十萬大軍的軍閥們，彼此間合縱連橫，你爭我鬥，但大多數時候僅限於口頭和書面的攻擊，偶爾也會爆發戰爭，令無數民眾付出金錢和生命的代價。
　　八月底，共產黨再次引起南京的注意。此時，經過一個冬天的修整，蔣介石的軍隊擴充到一百多萬，其中包括許多臣服於南京的地方軍閥的部隊。一九二八年四月，蔣介石決定揮師北上，向北京進軍。北京此時仍掌握在張作霖及其盟友的手中。北伐軍沿著鐵路線向北穩步推進，但在五月到達山東省的省會濟南時，卻被迫停頓下來。原來，日本以保護該市一千八百名日本僑民為由，派軍隊進駐濟南。北伐軍到來後，雙方發生衝突，並迅速升級為全面軍事對抗。日軍動用三英寸的野戰炮、迫擊炮、機槍和轟炸機，摧毀了國民黨占領的濟南老城。隨之而來是一場大屠殺—似乎是數年後南京大屠殺的預演，無數平民遭到槍殺，肢體殘缺的屍體散落四處，其中有許多婦女和兒童，遇難人數達到數千人。事發後，蔣介石被迫向日方道歉以謀求停戰。濟南事件對蔣介石影響致深，他由此將日本視為永遠的敵人。在日記中，他將濟南慘案比作「揚州十日」—一六四五年，滿清入主中原後的次年，清兵曾在揚州屠城，前後長達十天。蔣寫道：「凡我華人能忘此仇乎？……此恥必雪，不雪此恥，尚是人乎？」 他還指出，為了對日本復仇，必須在精神和組織上作長期而充分的準備。
　　六月，北伐軍的四個集團軍逼近北京，並控制了北京以南的重要鐵路線。馮玉祥的部隊沿平漢鐵路（即今京漢鐵路）推進，占領了保定，距北京僅一步之遙。張作霖決定放棄抵抗，乘火車退回滿洲。然而，六月四日上午，張作霖的專列在奉天（今瀋陽）郊區被炸成碎片，炸彈是從由日軍守衛的鐵路橋上投下的。毫無疑問，這是關東軍精心策劃並實行的陰謀—關東軍是日本帝國陸軍派駐滿洲的部隊，旨在保衛日本在這一地區的利益。31兩天後，國民黨軍隊興高采烈地開進北京城，而且並未騷擾城裡的外國僑民。之前以張作霖為首的北方軍閥聯盟迅速瓦解，張作霖的權力由其子張學良繼承。年輕的張學良身材瘦削，臉色白皙，上唇蓄著鬍鬚，神情顯得十分嚴肅。他決定加入國民黨，結束這場戰爭。
　　南京政府由此成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美國在七週內與之簽訂了新的關稅條約，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中國終於統一了，至少名義上如此。不過，歸順蔣介石的各地軍閥仍想方設法保持其獨立性，因此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仍處於一定程度的緊張狀態，尤其是圍繞財政和軍隊收歸中央的問題，雙方矛盾不斷，有時甚至有再次爆發內戰的危險。然而，在反對共產主義這件事上，大家的立場是一致的。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伐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宣布，鑑於北京已被占領，北伐大功告成，政府已命令部隊前往江西，處置朱德和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製造的騷亂。
　　南方各省的軍隊開始封鎖井岡山。身為詩人的毛澤東對此表示不屑，他在一首詞中寫道：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陷入封鎖中的紅軍，無法下山偷襲和劫掠，井岡山上的生活變得日益艱難。幾個月前，毛澤東開始實施一項激進的政策：不管是富人還是窮人的土地，一律沒收歸蘇維埃所有，每個村民根據體力各自分配到一塊土地，所有人必須參加勞動，並繳納實物稅—事實上，農民們只能留下維持生存所需的糧食，其餘的收穫必須全部上繳蘇維埃。結果，村民們用腳投票，成群結隊地離開井岡山。留下的人則被束縛在土地上，實際成為蘇維埃的農奴。傳統上，農民會利用晚上或農閒時間製作油紙傘、布鞋、籐椅或柳條筐等物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補貼家用。可如今，除了種田，他們什麼都不能做。由於對「小資產階級」處理過於嚴厲，加上井岡山面臨封鎖，當地的集市全都取消，導致基本商品短缺，鹽、布和藥品不僅稀缺，而且價格昂貴。幾個月後，井岡山黨委在報告中稱：「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十二月，毛澤東和朱德迎來彭德懷。彭是湖南人，加入國民黨軍隊後，從普通士兵一路晉升，一九二六年被授予上校軍銜。一九二八年五月，彭德懷投奔共產黨。幾個月後，他帶著手下的隊伍來到井岡山，試圖把毛澤東救出重圍。彭上山後才發現，紅軍只剩下六千人，而且在寒冬中穿著草鞋和夏天的衣服瑟瑟發抖。事到如今，共產黨別無選擇，只能另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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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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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570881790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416
  • 商品規格
  • 18開17*23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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