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丸的東方紅-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
活動訊息
閱讀漫遊錄-2026上半年暢銷榜
內容簡介
「造反有理」在日本不僅是政治運動的語言，甚至轉變為日常流行語；
著名漫畫家藤子不二雄Ⓐ曾風靡於毛澤東，創作了毛澤東的傳記漫畫；
了解日本人何以曾經著迷於毛澤東，
是深入探索60至70年代日本社會與思想的關鍵線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積極對外輸出毛澤東思想。在全球左翼思潮高漲的時代脈絡中，日本國內飽受戰後民主主義危機、資本主義制度公害等社會問題困擾，因此日本人逐漸將目光投射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上，湧現出強烈的「毛澤東熱」。被歌頌為「東方紅」的毛澤東與日本國旗「日之丸」在意象上同樣是太陽—這兩個「太陽」相遇，會產生甚麼火花？
本書利用大量原始文獻，以全球毛澤東主義與東亞思想文化交流史為分析視角，從「經典、語言與教育」、「文化與藝術」、「知識分子」、「社會」四部分共十一個個案，包含《毛語錄》的翻譯、左派學者竹內實掙扎的心路歷程、聯合赤軍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改造等，全面探討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在日本不同角落的接受情況。本書不只呈現日本社會在60至70年代如何詮釋、吸收與轉化毛澤東思想，更深刻反映了當時日本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的脈動。
著名漫畫家藤子不二雄Ⓐ曾風靡於毛澤東，創作了毛澤東的傳記漫畫；
了解日本人何以曾經著迷於毛澤東，
是深入探索60至70年代日本社會與思想的關鍵線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積極對外輸出毛澤東思想。在全球左翼思潮高漲的時代脈絡中，日本國內飽受戰後民主主義危機、資本主義制度公害等社會問題困擾，因此日本人逐漸將目光投射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上，湧現出強烈的「毛澤東熱」。被歌頌為「東方紅」的毛澤東與日本國旗「日之丸」在意象上同樣是太陽—這兩個「太陽」相遇，會產生甚麼火花？
本書利用大量原始文獻，以全球毛澤東主義與東亞思想文化交流史為分析視角，從「經典、語言與教育」、「文化與藝術」、「知識分子」、「社會」四部分共十一個個案，包含《毛語錄》的翻譯、左派學者竹內實掙扎的心路歷程、聯合赤軍對於毛澤東思想的改造等，全面探討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在日本不同角落的接受情況。本書不只呈現日本社會在60至70年代如何詮釋、吸收與轉化毛澤東思想，更深刻反映了當時日本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的脈動。
目錄
圖表目次
代序／吳偉明
序章 日本與文化大革命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二、全球毛澤東主義與中國思想日本化
三、本書意義、架構與方法
第一部 經典、語言與教育
第一章 《毛澤東語錄》在日本的傳播
一、《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概況
二、作為政治傳播的《毛語錄》
三、作為知識傳播的《毛語錄》
四、結語
第二章 「造反有理」成為日本的四字熟語
一、作為政治運動的理解：革命用語「造反有理」進入日本
二、作為一般「反抗」之義的理解：「造反有理」意義的活用與擴充
三、作為時代記憶：文革退潮後「造反有理」成為日本四字熟語
四、「造反有理」一度成為日本流行語的語言及思想原因
五、結語
第三章 書生造反：毛澤東思想學院的學習課程
一、革命基地抑或教育機構：毛澤東思想學院的營運與教育性質
二、毛澤東思想學院的定期學習會與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齟齬
三、書生造反：定期學習會的局限與盡頭
四、結語
第二部 文化與藝術
第四章 日本的革命文藝戰士：齒輪座劇團及《野火》
一、革命文藝戰士的煉成：齒輪座戲劇《野火》的改編與限制
二、從《野火》看齒輪座在日本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情況、局限與策略
三、結語
第五章 藤子不二雄Ⓐ《劇畫：毛澤東傳》：虛實相交的漫畫
一、藤子不二雄Ⓐ：從《紅星照耀中國》到《毛澤東傳》
二、悲劇英雄化的毛澤東
三、虛實相交的漫畫：從引經據典到加入想像
四、結語
第三部 知識分子
第六章 新島淳良：一個文革禮讚派的夢與憂鬱
一、從狂熱到懺悔：新島淳良的毛澤東論
二、「擺脫毛澤東的詛咒」：從公社到《告別公社》
三、結語
第七章 中嶋嶺雄的現代中國論與香港情感
一、中嶋嶺雄的思想形成：從左翼學生運動到右翼中國研究學者
二、中嶋嶺雄宿命論式的毛澤東觀與文化大革命論
三、文革、「六七暴動」、「一九九七」：中嶋嶺雄的香港論與情感
四、結語
第八章 竹內實對毛澤東的情感與理性
一、文革前竹內實的中國觀：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思考
二、文革後竹內實的中國觀：文革批判及其對知識分子處境的反思
三、毛澤東傳記塑造的毛澤東形象及變化
四、結語
第四部 社會
第九章 改造毛澤東思想：聯合赤軍的毛澤東因素及淵源
一、聯合赤軍與毛澤東思想
二、赤軍派的中國及毛澤東因素
三、革命左派的中國及毛澤東因素
四、聯合赤軍的「總括」
五、結語
第十章 從親鸞到毛澤東：梶大介對毛澤東思想的挪用
一、梶大介思想的形成：《歎異抄》、山谷、毛澤東思想
二、梶大介及其親鸞思想
三、以親鸞思想為主體與對毛澤東思想的挪用
四、結語
第十一章 「拯救你的公司」：毛澤東思想的商業應用
一、日本商界與《毛語錄》
二、《毛澤東語錄入門》對《毛語錄》的借用
三、從中國革命領袖學習企業經營的潮流
四、結語
終章 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影響及其特色
一、日本在毛澤東思想全球傳播下的特色
二、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在地化
後記
各章出處
附錄
一、1966至1972年中國物產展入場人次與《毛語錄》銷量統計
二、毛澤東思想學院定期學習會的課程
徵引書目
索引
代序／吳偉明
序章 日本與文化大革命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二、全球毛澤東主義與中國思想日本化
三、本書意義、架構與方法
第一部 經典、語言與教育
第一章 《毛澤東語錄》在日本的傳播
一、《毛語錄》在日本的傳播概況
二、作為政治傳播的《毛語錄》
三、作為知識傳播的《毛語錄》
四、結語
第二章 「造反有理」成為日本的四字熟語
一、作為政治運動的理解：革命用語「造反有理」進入日本
二、作為一般「反抗」之義的理解：「造反有理」意義的活用與擴充
三、作為時代記憶：文革退潮後「造反有理」成為日本四字熟語
四、「造反有理」一度成為日本流行語的語言及思想原因
五、結語
第三章 書生造反：毛澤東思想學院的學習課程
一、革命基地抑或教育機構：毛澤東思想學院的營運與教育性質
二、毛澤東思想學院的定期學習會與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齟齬
三、書生造反：定期學習會的局限與盡頭
四、結語
第二部 文化與藝術
第四章 日本的革命文藝戰士：齒輪座劇團及《野火》
一、革命文藝戰士的煉成：齒輪座戲劇《野火》的改編與限制
二、從《野火》看齒輪座在日本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情況、局限與策略
三、結語
第五章 藤子不二雄Ⓐ《劇畫：毛澤東傳》：虛實相交的漫畫
一、藤子不二雄Ⓐ：從《紅星照耀中國》到《毛澤東傳》
二、悲劇英雄化的毛澤東
三、虛實相交的漫畫：從引經據典到加入想像
四、結語
第三部 知識分子
第六章 新島淳良：一個文革禮讚派的夢與憂鬱
一、從狂熱到懺悔：新島淳良的毛澤東論
二、「擺脫毛澤東的詛咒」：從公社到《告別公社》
三、結語
第七章 中嶋嶺雄的現代中國論與香港情感
一、中嶋嶺雄的思想形成：從左翼學生運動到右翼中國研究學者
二、中嶋嶺雄宿命論式的毛澤東觀與文化大革命論
三、文革、「六七暴動」、「一九九七」：中嶋嶺雄的香港論與情感
四、結語
第八章 竹內實對毛澤東的情感與理性
一、文革前竹內實的中國觀：文學與政治之間的思考
二、文革後竹內實的中國觀：文革批判及其對知識分子處境的反思
三、毛澤東傳記塑造的毛澤東形象及變化
四、結語
第四部 社會
第九章 改造毛澤東思想：聯合赤軍的毛澤東因素及淵源
一、聯合赤軍與毛澤東思想
二、赤軍派的中國及毛澤東因素
三、革命左派的中國及毛澤東因素
四、聯合赤軍的「總括」
五、結語
第十章 從親鸞到毛澤東：梶大介對毛澤東思想的挪用
一、梶大介思想的形成：《歎異抄》、山谷、毛澤東思想
二、梶大介及其親鸞思想
三、以親鸞思想為主體與對毛澤東思想的挪用
四、結語
第十一章 「拯救你的公司」：毛澤東思想的商業應用
一、日本商界與《毛語錄》
二、《毛澤東語錄入門》對《毛語錄》的借用
三、從中國革命領袖學習企業經營的潮流
四、結語
終章 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影響及其特色
一、日本在毛澤東思想全球傳播下的特色
二、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在地化
後記
各章出處
附錄
一、1966至1972年中國物產展入場人次與《毛語錄》銷量統計
二、毛澤東思想學院定期學習會的課程
徵引書目
索引
序／導讀
代序
吳偉明（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曹嗣衡君是我的關門弟子、得意門生，也是我在過去近三十年所指導的博士生中，研究能力最為出眾者之一。從他身上，我彷彿看見年輕時的自己—奔放、自信，對知識有著無窮的渴求。
我與曹君結緣於202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碩士課程中選修了我開設的「獨立專題研究」。初次見面時我倆已一見如故，他表示希望在近代中日關係史領域做一項嶄新的研究。我建議他可以嘗試探討《毛語錄》在戰後日本的影響，他只簡潔有力回了一句：「好！」這便成了這項研究的起點。在短短三個月內，他便完成了一篇關於《毛語錄》在日本的優秀論文。有見他出色的表現，我順理成章收他為博士生，並將研究擴展為探討日本人如何在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曹君不負所託，最終完成了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甚至可說是超額達標的優秀博士論文。
《日之丸的東方紅：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一書，即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修訂成果。書中每一章皆開拓了全新的研究領域，其中多章並已分別刊載於一級學術期刊。各章合而為一，融會貫通，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全面呈現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曹君的中文造詣根柢深厚，思路清晰，其論述由淺入深，可讀性極高。
《日之丸的東方紅》可謂石破天驚之作，令人耳目一新。我們長久以來往往認為，日本對中國文化「厚古薄今」：古代中國深刻影響日本，而近現代則多由日本影響中國。然而此研究讓我們理解，近現代中日關係並非如此單向，中國文化在日本仍具有一定影響力。固然，日本自古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吸收，皆經過在地化的轉化，與本土思潮融為一體。其實本書的內容並不只單純探討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而更重要是呈現其在1960至1970年代如何在日本社會中被重新詮釋、吸收與轉化，並進一步反映出當時日本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的脈動。這是本書真正的重點，及精華所在。
吳偉明（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榮休教授）
曹嗣衡君是我的關門弟子、得意門生，也是我在過去近三十年所指導的博士生中，研究能力最為出眾者之一。從他身上，我彷彿看見年輕時的自己—奔放、自信，對知識有著無窮的渴求。
我與曹君結緣於202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碩士課程中選修了我開設的「獨立專題研究」。初次見面時我倆已一見如故，他表示希望在近代中日關係史領域做一項嶄新的研究。我建議他可以嘗試探討《毛語錄》在戰後日本的影響，他只簡潔有力回了一句：「好！」這便成了這項研究的起點。在短短三個月內，他便完成了一篇關於《毛語錄》在日本的優秀論文。有見他出色的表現，我順理成章收他為博士生，並將研究擴展為探討日本人如何在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曹君不負所託，最終完成了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甚至可說是超額達標的優秀博士論文。
《日之丸的東方紅：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一書，即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的修訂成果。書中每一章皆開拓了全新的研究領域，其中多章並已分別刊載於一級學術期刊。各章合而為一，融會貫通，從不同角度與層面，全面呈現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曹君的中文造詣根柢深厚，思路清晰，其論述由淺入深，可讀性極高。
《日之丸的東方紅》可謂石破天驚之作，令人耳目一新。我們長久以來往往認為，日本對中國文化「厚古薄今」：古代中國深刻影響日本，而近現代則多由日本影響中國。然而此研究讓我們理解，近現代中日關係並非如此單向，中國文化在日本仍具有一定影響力。固然，日本自古以來對中國文化的吸收，皆經過在地化的轉化，與本土思潮融為一體。其實本書的內容並不只單純探討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而更重要是呈現其在1960至1970年代如何在日本社會中被重新詮釋、吸收與轉化，並進一步反映出當時日本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的脈動。這是本書真正的重點，及精華所在。
試閱
序章 日本與文化大革命（摘錄）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一）歷史背景
文革時期日本的毛澤東熱潮並非憑空誕生，日本人有與文革共鳴的歷史和國際政治角力之背景。1960年代是日本思想洶湧、精神陷於矛盾的時期。1945年，隨著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加上蘇聯向日本宣戰，日本完全喪失抵抗能力，昭和天皇（1901-1989）透過「玉音放送」，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戰敗後的日本陷入短暫的經濟蕭條，但五分之一個世紀後，日本一舉從戰敗的荒蕪，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強國。在經濟上，大部分日本人確實感受到生活質素的躍升。1965年進行的國民生活輿論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六的家庭認為自己的生活屬中產階級。1960年代也是日本百貨公司的鼎盛時期，消費主義進占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衣、食、住、行的質素大幅提升；在體育競技、科技發展、科學成就、文化藝術等，都在國際取得耀眼成績，確立了自信；連同五光十色的大眾娛樂，日本彷彿告別了戰敗的衰頹。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2020）於1979年寫就的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便是憑日本近乎「經濟奇跡」的經驗，反過來「教訓」美國的著作。
然而，高度經濟增長的日本埋藏著無數陰暗面，譬如新潟縣、熊本縣的水俁病等公害、汙染問題，在經濟迅速起飛的年代逐漸浮現。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日趨惡化，東京的山谷地區、大阪的釜崎，成為發達都市裡刺眼的「貧民區」。
在政治上，早在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日本因美國的軍備採購發了「戰爭財」；在越南戰爭下，日本繼續受惠於作為美軍「特需」基地，令戰後接受美式民主理念教育、在學校學習「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年輕人充滿加害者意識與罪惡感。加上日本侵華歷史在前，不少日本人同情中國、懷有贖罪意識，更極端者甚至覺得自己出生為日本人也是一種原罪。日本的民主制度受到懷疑。1960年，岸信介（1896-1987）政府強行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議會在制衡與約束政府權力的功能受到質疑，現行制度成為政權幫凶，與中國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命題產生共鳴。戰後日本在經濟、科學發展、教育制度，以及生死觀和自然觀的急速改變，日本傳統的精神價值亦陷入萎縮，無法為現代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柱。戰前的國家神話破滅，連同戰後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的困局，使不少日本人對自我身分陷於迷失。
與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國成為這困局的解藥。戰後的日本知識分子傾向正面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被以公共知識分子竹內好（1910-1977）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者視為抵禦、對抗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之裝置。戰後，竹內好出版《現代中國論》（1951），一方面批判日本現代化的精神墮落，另一方面讚揚中國的現代化。他從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不同反應，指出日本對西方現代化毫無抵抗地接受，是個看似優秀，實質失去自我的「轉向」型文化構造；中國則是不斷抵抗、失敗但能夠保存、完善自我的「回心」型文化。於他而言，日本既無法成為西方，又失去了自我；中國既抵禦了西方，又保存了自我。現代中國正是失去「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日本之最佳對照。他又指，與日本人對革命的意識不同，中國人認為革命不能與自身內在的日常性分離，革命於中國人心中乃「為了生存而不可或缺的東西」，且「就像人的生命超越個體一樣，革命亦作為長期或反覆的過程中欲表現的心理習性」。中國革命是人的日常性中之不斷超越，這套理論彌補了尋求日常變化的日本人之空虛心靈。對比日本的精神墮落，中國超越自我、脫離西方現代化的框架與霸權並開拓了新的社會建設。竹內的理論在當時的日本擁有很大說服力。
戰後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1914-1996）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構想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頗高評價，學者認為這與他對戰爭的罪疚感不無關係。對那些在戰爭時期或以前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人而言，現代中國的誕生與意義，顛覆了他們一直相信的價值觀，為其人生帶來實際影響。漢學家溝口雄三（1932-2010）在《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回想現代中國為他們那一代人帶來的震撼：
雖然是小學時代，但對我們這些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長大的人來說，中國革命在我們人生上的意義可謂不小。聖戰成為了侵略的贖罪問題、戰後日本追隨美國、參與了圍堵中國戰略等問題，雖然那跟政治有關，但自己過往深信的聖戰之正義（不止是知識），彷彿完全被推翻的內心震撼，加上那突如其來的、就像從異次元世界般的中國革命─那突如其來完全只是印象─出現的兩種知性衝擊，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根據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理論，進入社會主義前會先經歷資本主義。在此理論尺度下，中國成為領先日本一步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在民間、知識界，文革的出現意味著一種新希望、新可能，為日本人的身分危機、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出路。張雅晶綜合文革爆發對日本人的時代意義：「不曾被懷疑過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中國、毛澤東思想、文革遂成為一種豐富的資源和靈感，供日本人思考、挪用，成為形塑日本人思想與社會的重要養分。
眾所周知，自古代以來，日本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學者吳偉明表示：「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其「歷代日本」，主要指德川時代（或稱江戶時代，1603-1868）及以前。自明治維新（1868）始，日本走上富國強兵、脫亞入歐的帝國路線，另一邊廂晚清積弱，使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方向發生逆轉，變成中國學習日本的現代化，晚清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蔚然成風，在日本勝出日俄戰爭（1904-1905）後更迎來最高峰。此時，中國成為一個被迅速現代化的日本蔑視的存在。這種態度上的逆轉，再度於戰後發生。正如溝口雄三在其《作為方法的中國》指出，像竹內好等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所憧憬的中國，那不是客觀的，而實際上是自己內在的、想像的中國。
本書正是要探究日本人如何將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內化，也嘗試將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置於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脈絡上，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一種廣義的中國思想、文化，探討它在日本如何被接受、改造、理解、篩選，呈現中國思想、文化在日本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現象。了解毛澤東思想如何成為日本人內在的、想像的理想，就能將日本人從古至近世「將中國文化本地化」這句命題的時間跨度進一步延伸至現代，亦即，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也被日本人挪用，經歷在地化的過程。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一）歷史背景
文革時期日本的毛澤東熱潮並非憑空誕生，日本人有與文革共鳴的歷史和國際政治角力之背景。1960年代是日本思想洶湧、精神陷於矛盾的時期。1945年，隨著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加上蘇聯向日本宣戰，日本完全喪失抵抗能力，昭和天皇（1901-1989）透過「玉音放送」，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戰敗後的日本陷入短暫的經濟蕭條，但五分之一個世紀後，日本一舉從戰敗的荒蕪，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強國。在經濟上，大部分日本人確實感受到生活質素的躍升。1965年進行的國民生活輿論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六的家庭認為自己的生活屬中產階級。1960年代也是日本百貨公司的鼎盛時期，消費主義進占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衣、食、住、行的質素大幅提升；在體育競技、科技發展、科學成就、文化藝術等，都在國際取得耀眼成績，確立了自信；連同五光十色的大眾娛樂，日本彷彿告別了戰敗的衰頹。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2020）於1979年寫就的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便是憑日本近乎「經濟奇跡」的經驗，反過來「教訓」美國的著作。
然而，高度經濟增長的日本埋藏著無數陰暗面，譬如新潟縣、熊本縣的水俁病等公害、汙染問題，在經濟迅速起飛的年代逐漸浮現。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日趨惡化，東京的山谷地區、大阪的釜崎，成為發達都市裡刺眼的「貧民區」。
在政治上，早在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日本因美國的軍備採購發了「戰爭財」；在越南戰爭下，日本繼續受惠於作為美軍「特需」基地，令戰後接受美式民主理念教育、在學校學習「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年輕人充滿加害者意識與罪惡感。加上日本侵華歷史在前，不少日本人同情中國、懷有贖罪意識，更極端者甚至覺得自己出生為日本人也是一種原罪。日本的民主制度受到懷疑。1960年，岸信介（1896-1987）政府強行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議會在制衡與約束政府權力的功能受到質疑，現行制度成為政權幫凶，與中國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命題產生共鳴。戰後日本在經濟、科學發展、教育制度，以及生死觀和自然觀的急速改變，日本傳統的精神價值亦陷入萎縮，無法為現代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柱。戰前的國家神話破滅，連同戰後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的困局，使不少日本人對自我身分陷於迷失。
與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國成為這困局的解藥。戰後的日本知識分子傾向正面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被以公共知識分子竹內好（1910-1977）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者視為抵禦、對抗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之裝置。戰後，竹內好出版《現代中國論》（1951），一方面批判日本現代化的精神墮落，另一方面讚揚中國的現代化。他從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不同反應，指出日本對西方現代化毫無抵抗地接受，是個看似優秀，實質失去自我的「轉向」型文化構造；中國則是不斷抵抗、失敗但能夠保存、完善自我的「回心」型文化。於他而言，日本既無法成為西方，又失去了自我；中國既抵禦了西方，又保存了自我。現代中國正是失去「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日本之最佳對照。他又指，與日本人對革命的意識不同，中國人認為革命不能與自身內在的日常性分離，革命於中國人心中乃「為了生存而不可或缺的東西」，且「就像人的生命超越個體一樣，革命亦作為長期或反覆的過程中欲表現的心理習性」。中國革命是人的日常性中之不斷超越，這套理論彌補了尋求日常變化的日本人之空虛心靈。對比日本的精神墮落，中國超越自我、脫離西方現代化的框架與霸權並開拓了新的社會建設。竹內的理論在當時的日本擁有很大說服力。
戰後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1914-1996）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構想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頗高評價，學者認為這與他對戰爭的罪疚感不無關係。對那些在戰爭時期或以前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人而言，現代中國的誕生與意義，顛覆了他們一直相信的價值觀，為其人生帶來實際影響。漢學家溝口雄三（1932-2010）在《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回想現代中國為他們那一代人帶來的震撼：
雖然是小學時代，但對我們這些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長大的人來說，中國革命在我們人生上的意義可謂不小。聖戰成為了侵略的贖罪問題、戰後日本追隨美國、參與了圍堵中國戰略等問題，雖然那跟政治有關，但自己過往深信的聖戰之正義（不止是知識），彷彿完全被推翻的內心震撼，加上那突如其來的、就像從異次元世界般的中國革命─那突如其來完全只是印象─出現的兩種知性衝擊，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根據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理論，進入社會主義前會先經歷資本主義。在此理論尺度下，中國成為領先日本一步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在民間、知識界，文革的出現意味著一種新希望、新可能，為日本人的身分危機、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出路。張雅晶綜合文革爆發對日本人的時代意義：「不曾被懷疑過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中國、毛澤東思想、文革遂成為一種豐富的資源和靈感，供日本人思考、挪用，成為形塑日本人思想與社會的重要養分。
眾所周知，自古代以來，日本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學者吳偉明表示：「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其「歷代日本」，主要指德川時代（或稱江戶時代，1603-1868）及以前。自明治維新（1868）始，日本走上富國強兵、脫亞入歐的帝國路線，另一邊廂晚清積弱，使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方向發生逆轉，變成中國學習日本的現代化，晚清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蔚然成風，在日本勝出日俄戰爭（1904-1905）後更迎來最高峰。此時，中國成為一個被迅速現代化的日本蔑視的存在。這種態度上的逆轉，再度於戰後發生。正如溝口雄三在其《作為方法的中國》指出，像竹內好等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所憧憬的中國，那不是客觀的，而實際上是自己內在的、想像的中國。
本書正是要探究日本人如何將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內化，也嘗試將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置於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脈絡上，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一種廣義的中國思想、文化，探討它在日本如何被接受、改造、理解、篩選，呈現中國思想、文化在日本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現象。了解毛澤東思想如何成為日本人內在的、想像的理想，就能將日本人從古至近世「將中國文化本地化」這句命題的時間跨度進一步延伸至現代，亦即，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也被日本人挪用，經歷在地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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