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日本與文化大革命（摘錄）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一）歷史背景
文革時期日本的毛澤東熱潮並非憑空誕生，日本人有與文革共鳴的歷史和國際政治角力之背景。1960年代是日本思想洶湧、精神陷於矛盾的時期。1945年，隨著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加上蘇聯向日本宣戰，日本完全喪失抵抗能力，昭和天皇（1901-1989）透過「玉音放送」，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戰敗後的日本陷入短暫的經濟蕭條，但五分之一個世紀後，日本一舉從戰敗的荒蕪，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強國。在經濟上，大部分日本人確實感受到生活質素的躍升。1965年進行的國民生活輿論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六的家庭認為自己的生活屬中產階級。1960年代也是日本百貨公司的鼎盛時期，消費主義進占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衣、食、住、行的質素大幅提升；在體育競技、科技發展、科學成就、文化藝術等，都在國際取得耀眼成績，確立了自信；連同五光十色的大眾娛樂，日本彷彿告別了戰敗的衰頹。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2020）於1979年寫就的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便是憑日本近乎「經濟奇跡」的經驗，反過來「教訓」美國的著作。
然而，高度經濟增長的日本埋藏著無數陰暗面，譬如新潟縣、熊本縣的水俁病等公害、汙染問題，在經濟迅速起飛的年代逐漸浮現。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日趨惡化，東京的山谷地區、大阪的釜崎，成為發達都市裡刺眼的「貧民區」。
在政治上，早在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日本因美國的軍備採購發了「戰爭財」；在越南戰爭下，日本繼續受惠於作為美軍「特需」基地，令戰後接受美式民主理念教育、在學校學習「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年輕人充滿加害者意識與罪惡感。加上日本侵華歷史在前，不少日本人同情中國、懷有贖罪意識，更極端者甚至覺得自己出生為日本人也是一種原罪。日本的民主制度受到懷疑。1960年，岸信介（1896-1987）政府強行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議會在制衡與約束政府權力的功能受到質疑，現行制度成為政權幫凶，與中國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命題產生共鳴。戰後日本在經濟、科學發展、教育制度，以及生死觀和自然觀的急速改變，日本傳統的精神價值亦陷入萎縮，無法為現代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柱。戰前的國家神話破滅，連同戰後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的困局，使不少日本人對自我身分陷於迷失。
與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國成為這困局的解藥。戰後的日本知識分子傾向正面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被以公共知識分子竹內好（1910-1977）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者視為抵禦、對抗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之裝置。戰後，竹內好出版《現代中國論》（1951），一方面批判日本現代化的精神墮落，另一方面讚揚中國的現代化。他從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不同反應，指出日本對西方現代化毫無抵抗地接受，是個看似優秀，實質失去自我的「轉向」型文化構造；中國則是不斷抵抗、失敗但能夠保存、完善自我的「回心」型文化。於他而言，日本既無法成為西方，又失去了自我；中國既抵禦了西方，又保存了自我。現代中國正是失去「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日本之最佳對照。他又指，與日本人對革命的意識不同，中國人認為革命不能與自身內在的日常性分離，革命於中國人心中乃「為了生存而不可或缺的東西」，且「就像人的生命超越個體一樣，革命亦作為長期或反覆的過程中欲表現的心理習性」。中國革命是人的日常性中之不斷超越，這套理論彌補了尋求日常變化的日本人之空虛心靈。對比日本的精神墮落，中國超越自我、脫離西方現代化的框架與霸權並開拓了新的社會建設。竹內的理論在當時的日本擁有很大說服力。
戰後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1914-1996）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構想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頗高評價，學者認為這與他對戰爭的罪疚感不無關係。對那些在戰爭時期或以前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人而言，現代中國的誕生與意義，顛覆了他們一直相信的價值觀，為其人生帶來實際影響。漢學家溝口雄三（1932-2010）在《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回想現代中國為他們那一代人帶來的震撼：
雖然是小學時代，但對我們這些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長大的人來說，中國革命在我們人生上的意義可謂不小。聖戰成為了侵略的贖罪問題、戰後日本追隨美國、參與了圍堵中國戰略等問題，雖然那跟政治有關，但自己過往深信的聖戰之正義（不止是知識），彷彿完全被推翻的內心震撼，加上那突如其來的、就像從異次元世界般的中國革命─那突如其來完全只是印象─出現的兩種知性衝擊，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根據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理論，進入社會主義前會先經歷資本主義。在此理論尺度下，中國成為領先日本一步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在民間、知識界，文革的出現意味著一種新希望、新可能，為日本人的身分危機、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出路。張雅晶綜合文革爆發對日本人的時代意義：「不曾被懷疑過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中國、毛澤東思想、文革遂成為一種豐富的資源和靈感，供日本人思考、挪用，成為形塑日本人思想與社會的重要養分。
眾所周知，自古代以來，日本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學者吳偉明表示：「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其「歷代日本」，主要指德川時代（或稱江戶時代，1603-1868）及以前。自明治維新（1868）始，日本走上富國強兵、脫亞入歐的帝國路線，另一邊廂晚清積弱，使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方向發生逆轉，變成中國學習日本的現代化，晚清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蔚然成風，在日本勝出日俄戰爭（1904-1905）後更迎來最高峰。此時，中國成為一個被迅速現代化的日本蔑視的存在。這種態度上的逆轉，再度於戰後發生。正如溝口雄三在其《作為方法的中國》指出，像竹內好等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所憧憬的中國，那不是客觀的，而實際上是自己內在的、想像的中國。
本書正是要探究日本人如何將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內化，也嘗試將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置於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脈絡上，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一種廣義的中國思想、文化，探討它在日本如何被接受、改造、理解、篩選，呈現中國思想、文化在日本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現象。了解毛澤東思想如何成為日本人內在的、想像的理想，就能將日本人從古至近世「將中國文化本地化」這句命題的時間跨度進一步延伸至現代，亦即，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也被日本人挪用，經歷在地化的過程。
一、日本人對文革共鳴的背景
（一）歷史背景
文革時期日本的毛澤東熱潮並非憑空誕生，日本人有與文革共鳴的歷史和國際政治角力之背景。1960年代是日本思想洶湧、精神陷於矛盾的時期。1945年，隨著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加上蘇聯向日本宣戰，日本完全喪失抵抗能力，昭和天皇（1901-1989）透過「玉音放送」，正式宣布日本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戰敗後的日本陷入短暫的經濟蕭條，但五分之一個世紀後，日本一舉從戰敗的荒蕪，搖身一變成為經濟強國。在經濟上，大部分日本人確實感受到生活質素的躍升。1965年進行的國民生活輿論調查顯示，超過百分之八十六的家庭認為自己的生活屬中產階級。1960年代也是日本百貨公司的鼎盛時期，消費主義進占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衣、食、住、行的質素大幅提升；在體育競技、科技發展、科學成就、文化藝術等，都在國際取得耀眼成績，確立了自信；連同五光十色的大眾娛樂，日本彷彿告別了戰敗的衰頹。傅高義（Ezra F. Vogel 1930-2020）於1979年寫就的暢銷書《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便是憑日本近乎「經濟奇跡」的經驗，反過來「教訓」美國的著作。
然而，高度經濟增長的日本埋藏著無數陰暗面，譬如新潟縣、熊本縣的水俁病等公害、汙染問題，在經濟迅速起飛的年代逐漸浮現。經濟成果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日趨惡化，東京的山谷地區、大阪的釜崎，成為發達都市裡刺眼的「貧民區」。
在政治上，早在1950年開始的朝鮮戰爭，日本因美國的軍備採購發了「戰爭財」；在越南戰爭下，日本繼續受惠於作為美軍「特需」基地，令戰後接受美式民主理念教育、在學校學習「反戰和平與平等理念」的年輕人充滿加害者意識與罪惡感。加上日本侵華歷史在前，不少日本人同情中國、懷有贖罪意識，更極端者甚至覺得自己出生為日本人也是一種原罪。日本的民主制度受到懷疑。1960年，岸信介（1896-1987）政府強行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議會在制衡與約束政府權力的功能受到質疑，現行制度成為政權幫凶，與中國反美國帝國主義的命題產生共鳴。戰後日本在經濟、科學發展、教育制度，以及生死觀和自然觀的急速改變，日本傳統的精神價值亦陷入萎縮，無法為現代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柱。戰前的國家神話破滅，連同戰後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思想的困局，使不少日本人對自我身分陷於迷失。
與日本一海之隔的中國成為這困局的解藥。戰後的日本知識分子傾向正面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被以公共知識分子竹內好（1910-1977）為代表的中國研究學者視為抵禦、對抗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之裝置。戰後，竹內好出版《現代中國論》（1951），一方面批判日本現代化的精神墮落，另一方面讚揚中國的現代化。他從兩國對西方「現代化」的不同反應，指出日本對西方現代化毫無抵抗地接受，是個看似優秀，實質失去自我的「轉向」型文化構造；中國則是不斷抵抗、失敗但能夠保存、完善自我的「回心」型文化。於他而言，日本既無法成為西方，又失去了自我；中國既抵禦了西方，又保存了自我。現代中國正是失去「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日本之最佳對照。他又指，與日本人對革命的意識不同，中國人認為革命不能與自身內在的日常性分離，革命於中國人心中乃「為了生存而不可或缺的東西」，且「就像人的生命超越個體一樣，革命亦作為長期或反覆的過程中欲表現的心理習性」。中國革命是人的日常性中之不斷超越，這套理論彌補了尋求日常變化的日本人之空虛心靈。對比日本的精神墮落，中國超越自我、脫離西方現代化的框架與霸權並開拓了新的社會建設。竹內的理論在當時的日本擁有很大說服力。
戰後民主主義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1914-1996）對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構想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有頗高評價，學者認為這與他對戰爭的罪疚感不無關係。對那些在戰爭時期或以前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人而言，現代中國的誕生與意義，顛覆了他們一直相信的價值觀，為其人生帶來實際影響。漢學家溝口雄三（1932-2010）在《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回想現代中國為他們那一代人帶來的震撼：
雖然是小學時代，但對我們這些在「大東亞共榮圈」內長大的人來說，中國革命在我們人生上的意義可謂不小。聖戰成為了侵略的贖罪問題、戰後日本追隨美國、參與了圍堵中國戰略等問題，雖然那跟政治有關，但自己過往深信的聖戰之正義（不止是知識），彷彿完全被推翻的內心震撼，加上那突如其來的、就像從異次元世界般的中國革命─那突如其來完全只是印象─出現的兩種知性衝擊，毫不誇張地說，它們決定了我的人生方向。
根據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理論，進入社會主義前會先經歷資本主義。在此理論尺度下，中國成為領先日本一步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在民間、知識界，文革的出現意味著一種新希望、新可能，為日本人的身分危機、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出路。張雅晶綜合文革爆發對日本人的時代意義：「不曾被懷疑過當作價值基準的『現代合理主義』受到質疑，在這種思想背景下，不少人想從『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中找到新的東西。」中國、毛澤東思想、文革遂成為一種豐富的資源和靈感，供日本人思考、挪用，成為形塑日本人思想與社會的重要養分。
眾所周知，自古代以來，日本深受中國思想文化影響。學者吳偉明表示：「自古以來，中國和日本就是關係極其密切的東亞近鄰，彼此在互動中成長……中日在地理上絕非『一衣帶水』，歷史上多少使節、商人及僧侶被相隔兩地的汪洋大海吞噬。既非太近、亦非太遠的距離令歷代日本在吸納中國文化時，能夠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及民族意識。身處中華文化圈外圍的日本善於將中國文化本地化，以豐富日本文化的內涵。」其「歷代日本」，主要指德川時代（或稱江戶時代，1603-1868）及以前。自明治維新（1868）始，日本走上富國強兵、脫亞入歐的帝國路線，另一邊廂晚清積弱，使日本向中國學習的方向發生逆轉，變成中國學習日本的現代化，晚清中國人到日本留學蔚然成風，在日本勝出日俄戰爭（1904-1905）後更迎來最高峰。此時，中國成為一個被迅速現代化的日本蔑視的存在。這種態度上的逆轉，再度於戰後發生。正如溝口雄三在其《作為方法的中國》指出，像竹內好等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所憧憬的中國，那不是客觀的，而實際上是自己內在的、想像的中國。
本書正是要探究日本人如何將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內化，也嘗試將毛澤東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與影響，置於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的脈絡上，將毛澤東思想視為一種廣義的中國思想、文化，探討它在日本如何被接受、改造、理解、篩選，呈現中國思想、文化在日本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現象。了解毛澤東思想如何成為日本人內在的、想像的理想，就能將日本人從古至近世「將中國文化本地化」這句命題的時間跨度進一步延伸至現代，亦即，文革期間毛澤東思想也被日本人挪用，經歷在地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