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

【導讀一】

吳密察，〈《臺灣地名辭書》與臺灣地名的解讀〉摘錄

三、以音聲存在的地名留下之歷史痕跡

伊能嘉矩《臺灣地名辭書》雖然大幅引用清代的臺灣地方志與清帝國治臺官員的文集、筆記，但卻也相當重視田野採集所得的資訊。一般來說，地方志、官員之文集、筆記所表記的地名多取其「意」，但伊能嘉矩從田野裡所採集的地名則多取其「音」。到底地名的解讀應取其「意」或取其「音」，其實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今試稍作說明。

關於地名的性質及其一般的命名起源，已經有不少著作做過解說。例如，吉田東伍在上述《大日本地名辭書》的「汎論」、伊能嘉矩在此《臺灣地名辭書》「汎論．臺灣地名考」，甚至稍晚成書的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注1），即使戰後流通比較廣的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注2）都已經有概括性的說明，不再贅述。在此僅就建制性的地名、生活者的地名；地名是否文字化的問題做一些說明。

一般來說，地名可分成建制性的正式地名和生活者的自然地名；也可以分成文字化了的地名與未文字化的地名。

建制性的地名，最常見的就是官府的行政業務中使用的地名。這種地名都用文字書寫表現，標準化程度也最高。例如，雖然「臺」與「台」只是同一個字的繁、簡體寫法，但就清帝國的行政而言，「福建省臺灣府」的「臺」與「浙江省台州府」的「台」，卻是不能互換的。一般來說，設官治理之後的地名就已經成為具有標準意義的建制性地名了。這種地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也會有標準化的需要，不能也不會率爾更動。

相對於官府的建制性地名，一般生活者自然使用的地名卻未必是、也不見得必須是文字化了的，因此也就不見得是穩定的地名。例如，在被納入清帝國版圖而正式稱為「臺灣」之外，我們這個島「臺灣」其實應該是以其「音」表現的，甚至，可以說，這個以「音」表現的地名在近代之前的民間毋寧是更廣泛通行的（只要考慮當時社會的識字率，便自然可以理解了）。這個音為「Taiouan」的地名，除了目前大家熟悉的以拼音字母寫成Taiwan 之外，也曾經被寫成Tayouan、Teijouan 等等；另外，也有人以漢字拼寫其音而寫成「東番」（Tang-huan）、「大灣」（Tāi-oan）、「臺員」（Tâi-oân）、「臺灣」（Tâi-oan）、甚至「大冤」（Tāi-oan）、「埋冤」（Tâi-oan）等等。

因為漢字除了「音」之外，還具有從「形」、「義」加以解讀的可能性，因而容易讓人「望文生義」。「東番」、「大灣」、「大冤」、「大宛」、「埋冤」這些用漢字寫成的名稱，也因而都曾被好事者各自做了相當不同的引申，甚至多有過度解讀者。

然而，以「音」表現的地名，也有被轉訛的可能性。最近我經常需要到嘉義地區去，因此特別注意到嘉義水上鄉的一個村落「十一指厝」，以下就以這個地名來說明，以「音」存在的地名如何被不斷地變動，以及建制性的地名如何暴力地介入、改變生活者的地名。

根據耆老的說法，該村落之名稱來自該村落原有十一口井，因此居民自稱為「十一井厝」（Chap-it-chénn-chhuh），但日本時代卻被日本政府書寫成發音類似的「十一指厝」（Chap-it-chí-chhuh），後來又被稱為發音類似的「查某厝」（Cha-bóu-chu）。雖然從漢字的字義來理解，「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這三個地名很難被認為所指涉的是相同村落；但若從發音來理解，則這三個地名即使一時無法聯想它們是指相同的村落，不過只要一經說明，便不難理解。也就是說，漢字書寫的地名，經常被其字義所牽引，而發生意義上的「質變」；以音聲存在的生活者之地名，雖也有可能變化，但可能仍保存著原有的痕跡。不過，戰後政府給了這個自然村「十一井厝」（「十一指厝」、「查某厝」）一個行政村（建制性）的名字「龍德村」，這就差異很大了！

就像上述「臺灣」、「十一井厝」的例子，生活者的地名既然一般是以音聲為表達，當它被文字化時，結果就會可能出現各種寫法。這種同音異字的情況，對於以文字為思考的人來說，或許會有理解上的障礙（如果又是外地人，可能就更甚了）。例如，1949年以後來自浙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大歷史系方豪教授，就為了歷史文獻中的「江頭」、「干脰」、「干荳」、「肩荳」、「墘竇」、「甘答兒」、「關渡門」、「甘答門」、「干豆門」到底是何處的地名，而大費周章地特別寫了一篇考證文章，來證明即使這些地名漢字如此地不同，但它們所指的都是現在的淡水地方之「關渡」。其實，對於可以使用臺灣話的人來說，只要將上述這些不同漢字所寫的地名用聲音念出來，就不難知道它們指的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臺灣的地名類似「關渡」這樣的例子不少。例如，現在屏東的「滿州」，清代就曾經被寫成「文蟀」（Bûn-sut）、「蚊蟀」（Báng-sut）、「文率」（Bûn-sut）等漢字，到了日本時代則改成日語大概同音的「滿州」（Manshiu）。這種用日本的漢字（或許也正是日本內地之地名）的音來標記臺灣地名，而達到保留音聲卻改變了地名之文字表現的例子，最有名的可能是用「萬華」（Manka）取代「艋舺」（Báng-kah）、用「高雄」（Takao） 取代「打狗」（Tá-káo）了。以「名間」（日語發音Nama）取代臺灣原來之「Làm-á」（湳仔，沼澤溼地之意），也是這樣的事例。另外，花蓮的「立霧（日語發音Tachikiri）」，或許很少人注意到它原來是清代的「得其黎」、「擢基利」、荷蘭時代的「Takijlis」吧。

文字化了的地名，雖然相對地穩定，卻也可能依著文字特有的邏輯而被錯誤解讀詮釋，或朝向另外的方向轉變。例如，臺灣很多地名原來有「bâ」之音，這樣的音最初可能被記為漢字的「猫」（一說就是果子貍）， 但卻因有人以為這個「猫」是「貓」之簡體字，而改「猫」為「貓」，於是漢字的地名表記也就改變了。時間一久，地名之音也從「bâ」轉為「niau」了。嘉義「打猫」（荷蘭文獻作「Davoha」）應近其地名當初之音，有些清代漢文文獻作「打猫」（Tá-bâ）也未大謬，但卻也有一些寫成「打貓」（Tá-niau）了。這個「打貓」（Tá-niau），在日本政府將它改寫成「民雄」（Tami-o），大致還是保留了音聲。不過現在因為直接用「國語」來說「民雄」，於是就變成Min-shiong 了。

四、再談外部者命名地名的暴力問題

地名除了有上述的特性之外，還必須注意它所表示的是絕對性的指涉或者是相對性的指涉。在日常生活中，以下的例子應該並不陌生。例如，如果在臺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臺南人」；如果在臺南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可能是「北門人」；如果在北門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的回答就會是更小的地名了。也就是說，這種問題的答案取決於問答者相互之間的立場，這種立場取決於敘述脈絡。另一種案例，則可以說是取決於選取的參照項之不同。例如，A村落的東方一帶，可能被A村落的人稱為「東勢角」，但東方B村落的人可能稱之為「西邊園」。像「東勢角」、「西邊園」這種地名的「東」、「西」，當然是基於一個具體的參照點而來的。因為彼此所選取的參照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地點，也就因而有不同的稱呼（地名）了。一如有人打趣地說：「（雲林）北港在南，（臺北）南港在北。」「南港」、「北港」這兩個地名，並不是共用一個參照點，因此，自然不能直接比較了。

最後，還是要再回來談外部者的暴力問題。舉世皆然地，移殖者自然地會將原鄉的地名帶到移殖地。16 世紀以後從中國東南的福建、廣東地區移殖臺灣的人，當然也將移出地的福建、廣東地名帶來臺灣。這種地名在臺灣俯拾皆是。例如，東石、潮州、同安寮、晉江厝等等。不過，也有一些地名明顯是來自意識型態的刻意安排和改簒、解讀。例如，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就以中國各地的地名來命名臺北市的街路，幾乎在臺北市的市區空間範圍內「重建」了一個「秋海棠中國」；在原住民地區設置行政區時，則分別命名為「仁愛」、「信義」、「和平」等。至於對於地名的意識型態解讀，則可以舉san-na-sai、síam-sai 這兩個地名為例。不少臺灣東北部的平埔人自謂祖先來自san-na-sai，而síam-sai 則是雲林縣的一個村落名稱，可是在強調「兩岸之間血濃於水」的意識型態操作之下，san-na-sai 就被非常刻意地解讀為中國的「山西」，síam-sai 則被解讀為「陝西」，於是「大家都來自中原地區」了！

（注1）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年）。

（注2）洪敏麟，《臺灣地名沿革》（臺中：臺灣省新聞處，1979年）。

【導讀二】

翁佳音，〈《臺灣地名辭書》的遺產與未完課題〉摘錄

二、地名基礎研究的「歷史學」遺產

現在出版這本書中譯，除了上面提到地名標音的重要性外，還有另一個意義，那就是再喚醒地名研究中，歷史學不可缺席。

20世紀戰後的臺灣地名學研究或編輯，通常受古亭書屋影印流傳的日本時代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1938年）之影響；中文著作，則有1960年代以來陳正祥《臺灣地名辭典》等書，以及當時省文獻會印行洪敏麟部分的《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師大地理學系出版陳國章《臺灣地名辭典》、《臺灣地名學文集》等論著。值得注目的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從1995年（當時名稱為省文獻會）起，有意重修與繼續完成《臺灣舊地名之沿革》未竟之業，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施添福教授編纂大部頭的《臺灣地名辭書》，也已將近完工階段。

戰後地名研究或辭書編纂，幾乎是由地理學系統進行。這也難怪，近代學術史上，地名學（Toponymy）原是地誌學（Regional Geography ／ Länderkunde）的一支，歷史學或民族學研究者參與，比較不被注意。伊能嘉矩1909 年出版的此書，在學術意義上就是顯露另一支「史地」之「史」的傳統。

伊能這本地名著作，如所周知，是吉田東伍《大日本地名辭書》的續編。吉田氏素來被稱譽為日本地名學研究巨擘，他未受正規教育，一人獨居獨力費時約13年，終於在1907年出版11 鉅冊的日本地名辭書。吉田立志編寫地名辭書，是受日本「邑志」傳統鄉土史料的影響，亦即與東亞傳統的方志有一脈相承之處。（注1）作為續編的臺灣辭書，除了反映現代性以外，自然也要符合這樣的傳統方志色彩。

日本地名紀錄傳統，如太閣檢地中的地名、《和名抄》中的地名，原本就有假名訓讀之注音或形義解釋傳統。臺灣方志中雖然無法像日本那樣逐詞留意讀音，但仍有類似釋名、釋音之處，如「臺何以號？……灣曷由名？」、「山頂圓，形似熬酒桶；故俗呼為熬酒桶山」，以及「大武郡數處平地涌泉，浸溢數里，土人謂之坔水。坔，土音濫，字典中無此字；亦猶大浪泵之泵，字典音聘，土音蚌。又所生少子名曰屘，土音滿，皆以己意譌撰」等等，在在顯示傳統文人注意到了地名的形成與音聲問題。伊能在本書中也多少有所採擷而進一步闡釋之，因此，說他是承繼傳統、再走上近現代學術的臺灣地名研究之先鋒，不算過譽。

要而言之，伊能此書的中譯出版，在上述意義下，或可曰是重新提醒我們，地名研究仍有長久的「歷史學」或鄉土方志傳統研究之另一面。地名辭書或地名辭典，英文是Gazetteer；而方志，譬如《臺灣府志》等郡邑府縣方志，以前英譯通常作The Taiwan Prefecture Gazetteer，正是這種親密關係的展現。

三、伊能地名辭書遺留的問題

既然伊能地名辭書有上述學術另一面向之意義，值得關心地名研究初學者、甚至是線上的資深研究者回頭再關注。尤其是伊能這本書，不像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一書於戰後又得影印製版刊行，並有差強人意的中文譯本流通於世，一般人不易在圖書館內尋得，似乎只有古亭書屋老闆高賢治先生曾在1980年代影印限定冊數販售。如今本書既然有中譯本問世，有興趣從事地名研究者，除了讚賞前行者的權威與貢獻外，還得注意到前面所說的，伊能嘉矩臺灣學識功力深厚無庸置疑，但由於撰寫時間有限，以及前行者無法避免的資料限制等等現實，因而在下述問題上，讀者仍得具備批判心態面對：

（一）拼音問題

地名研究非常強調「聽音辨字」，以及「名從主人」兩大要義。迄今臺灣的地名研究，對聽音辨義所下的功夫，還是有改善與強化的空間。國內地名研究者的論著，一般不太重視標音，多僅以漢字表現地名，因而導致非當地的讀者不知要如何讀漢字，常常逕自從漢字讀出，結果往往與當地地名音聲差異甚大，我們已於前文列舉了本書幾個顯然有疑問的發音（儘管責任不在伊能本人），就是漢字系統地名研究標音上的大問題。

然而狡獪的是，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全書各地名都附有拼音，儘管使用未經再設計符合臺語實際的日語假名標音系統（我們也因而方便直接將假名羅馬字化），而且似乎是統一使用應屬同安腔來標音，這就遺留給我們日後繼續再檢討當地音聲是否如實記錄，或有轉變的情形。

伊能在地名解釋時，多少也發揮文化人類學的觀念，指出了哪些地名是外來者命名（Exonym），哪些是本地人（原住民或早期來臺的閩粵漳潮泉移民）命名（Endonym）。不過，讀者仍得持保留態度，他的講法不全然是確論。他對漢族地名解釋有疑問之處，下一段會舉例。他對原住民方面的論述，如臺北所謂的「凱達格蘭族」，不止日本學者，國內學者依然未見全部首肯。他對中部原住民族稱，還有待日後再檢證。這裡，姑且舉一可用文獻再核證之原住民番社、族群之例。伊能說，彰化之東螺是「平埔番族Poavosa（荷蘭文獻寫作Babosa）部族之Taobari即Tangle（東螺）社所在地」，這不見得全對。荷蘭文獻已記錄「東螺」與雲林的「西螺」是Dobale族群的東西大小社。伊能對該社的拼音與番社名解釋，顯然不符合文獻紀錄。

（二）拘泥於漢字字面

伊能出身漢學世家，他的新式學問學有專精，漢文功力更是深厚。因此，他利用漢籍文獻與闡釋的能力，不遜今日學者。不過，縱使漢學深厚，有時也會因現場知識不足，而產生標點訓讀差錯。他在說明臺中大肚中堡的沙轆番社時，將「土官嚘即目雙瞽（白話：名叫嚘即的頭目，兩眼皆盲）」標點成土官「嚘即目雙瞽」，將五字都視為頭目的名字，因此，把沙轆社頭目名字標音成：「イウチァバクシァンコオIuchia Baksiangkou」，標點錯誤，歷史解釋就不一樣。

其實伊能在標點、訓讀有逸脫文脈之嫌，這也是國內學界難避免的習性，漢語文獻與歷史現場知識之間的辯證，乃是研究上的重大課題。例如，伊能將臺灣各地有「大湖」、「湖內」的地名，解釋成「據說地名是起因此地往時為湖水」；以及在解釋宜蘭「頭城」改為「頭圍」之因，是噶瑪蘭建城後，因避冒用「城」而改用「圍」字；這些解釋也是拘泥於漢字，忘卻再進行歷史現場實證，所犯之誤。像前述之「打猫」，「猫」、「貓」在中國與日本的漢字都是指貓，但臺灣的「猫」卻另外有音，有另外指涉。同樣，「湖」與「城」往往與漢字指涉不見得相同。要之，伊能對漢籍文獻的解釋，確實有不少創見。例如臺灣最南端的「沙馬磯」舊地名，一般人都無法理解地名意思，但他舉當地有「沙尾堀」地名，認為兩者有關係，這是他的創見，提醒我們重查明清時代文獻與回到歷史現場，因而更可確定此地名原來是：「沙尾崎頭（Soa-bé-kîa thâu）」，亦即此地地形是沙坡，是航海顯著的陸地目標。當然，他有時也難免稍拘泥於正統漢字解釋，如上面所舉之例，這是往後要留意與批判的對象。

（三）有新研究可參考

伊能注意新學，而且也大膽利用荷蘭、西班牙文獻補充臺灣地名紀錄與解釋，對當今臺灣地名論述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力。但有些論點今日已可證明是錯誤的，如上面提到的幾個原住民番社之例，還有目前已經明朗化、分布於彰化、臺中與雲林地區之Favorlang（虎尾壠）族。又如臺南赤嵌一帶的「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原本是根據荷蘭聯省的「省（provintie）」而命名，這是原初命名本意，是無疑義的，但伊能引述西方文獻該城名來自「Providentia（天命、天意）」之說，雖然講法不正確，但還是在今天公共資訊中不斷出現。

此外，伊能很喜歡引用荷蘭牧師F. Valentyn《東印度公司誌》中的「福爾摩沙及荷蘭在此之貿易記事」所附地圖。此地圖我與其他研究者已經有新的解釋，可補充伊能當時資料的不足。（注2）總之，在閱讀此書時，不妨也留意1990年代以來研究者重新利用歐文文獻與檔案的新研究結果，互相參照兩方的論述，讀者再自行研判，這才是學問趣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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