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3 傑佛遜時代後期：中立政策的瓦解與內政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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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美國如何從脆弱的新生共和國，走向影響世界的強權？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三部 傑佛遜時代後期：中立政策的瓦解與內政困局
當和平不再是選項，美國終將面對建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三部，聚焦於傑佛遜第二任期後半段的內外交困。經歷路易斯安那購地後，美國雖然完成了空前的領土擴張，但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英法戰爭持續擴大，兩大強權相繼限制中立國貿易，美國夾在歐洲列強之間，原本寄望以和平外交維持中立的政策，逐漸面臨嚴峻考驗。
在外交方面，佛羅里達邊界談判屢遭挫敗，英國扣押美國商船、強徵海員，法國則藉由《柏林法令》封鎖英國貿易，使美國的海上商業利益受到嚴重打擊。傑佛遜政府一方面希望避免戰爭，另一方面又不願向列強讓步，只能在外交談判、經濟制裁與有限反制之間反覆權衡。然而，門羅條約遭到拒絕後，美英關係進一步惡化，也使美國奉行多年的中立政策逐步走向瓦解。
國內政治同樣暗潮洶湧。共和黨內部因外交政策而產生分裂，約翰．藍道夫公開與政府決裂，猛烈抨擊行政部門的秘密外交；前副總統亞倫．伯爾則策畫分裂聯邦、進軍墨西哥的陰謀，使新生共和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危機。伯爾案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傑佛遜與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圍繞叛國罪認定展開激烈交鋒，不僅凸顯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憲政界線，也深刻影響了美國憲法的發展。
本書透過外交危機、黨派分裂、伯爾陰謀與司法攻防，細緻呈現傑佛遜第二任期由盛轉衰的歷程。亨利．亞當斯不僅描寫歷史事件的發展，更深入探討一個新生共和國如何在國際權力競逐與內部政治衝突之間，努力維繫民主制度與憲政秩序，為後續麥迪遜時代的到來鋪陳重要的歷史背景。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三部 傑佛遜時代後期：中立政策的瓦解與內政困局
當和平不再是選項，美國終將面對建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三部，聚焦於傑佛遜第二任期後半段的內外交困。經歷路易斯安那購地後，美國雖然完成了空前的領土擴張，但新的挑戰也隨之而來。英法戰爭持續擴大，兩大強權相繼限制中立國貿易，美國夾在歐洲列強之間，原本寄望以和平外交維持中立的政策，逐漸面臨嚴峻考驗。
在外交方面，佛羅里達邊界談判屢遭挫敗，英國扣押美國商船、強徵海員，法國則藉由《柏林法令》封鎖英國貿易，使美國的海上商業利益受到嚴重打擊。傑佛遜政府一方面希望避免戰爭，另一方面又不願向列強讓步，只能在外交談判、經濟制裁與有限反制之間反覆權衡。然而，門羅條約遭到拒絕後，美英關係進一步惡化，也使美國奉行多年的中立政策逐步走向瓦解。
國內政治同樣暗潮洶湧。共和黨內部因外交政策而產生分裂，約翰．藍道夫公開與政府決裂，猛烈抨擊行政部門的秘密外交；前副總統亞倫．伯爾則策畫分裂聯邦、進軍墨西哥的陰謀，使新生共和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內部危機。伯爾案最終進入司法程序，傑佛遜與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圍繞叛國罪認定展開激烈交鋒，不僅凸顯行政權與司法權的憲政界線，也深刻影響了美國憲法的發展。
本書透過外交危機、黨派分裂、伯爾陰謀與司法攻防，細緻呈現傑佛遜第二任期由盛轉衰的歷程。亨利．亞當斯不僅描寫歷史事件的發展，更深入探討一個新生共和國如何在國際權力競逐與內部政治衝突之間，努力維繫民主制度與憲政秩序，為後續麥迪遜時代的到來鋪陳重要的歷史背景。
目錄
導讀 005
第一章 內政的改善 011
第二章 門羅的外交 033
第三章 內閣舉棋不定 067
第四章 英法之間 097
第五章 佛羅里達咨文 121
第六章 兩百萬元法案 145
第七章 藍道夫的決裂 167
第八章 麥迪遜的敵人 195
第九章 國內事務 219
第十章 伯爾的陰謀 241
第十一章 伯爾的準備工作 267
第十二章 逃經馬薩克堡 291
第十三章 克雷邦與威金森 317
第十四章 陰謀的瓦解 341
第十五章 國會1806 ∼ 1807 年會期 367
第十六章 柏林法令 393
第十七章 門羅的條約 417
第十八章 拒絕門羅的條約 443
第十九章 伯爾的審判 471
第一章 內政的改善 011
第二章 門羅的外交 033
第三章 內閣舉棋不定 067
第四章 英法之間 097
第五章 佛羅里達咨文 121
第六章 兩百萬元法案 145
第七章 藍道夫的決裂 167
第八章 麥迪遜的敵人 195
第九章 國內事務 219
第十章 伯爾的陰謀 241
第十一章 伯爾的準備工作 267
第十二章 逃經馬薩克堡 291
第十三章 克雷邦與威金森 317
第十四章 陰謀的瓦解 341
第十五章 國會1806 ∼ 1807 年會期 367
第十六章 柏林法令 393
第十七章 門羅的條約 417
第十八章 拒絕門羅的條約 443
第十九章 伯爾的審判 471
序／導讀
亨利．亞當斯的《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是一部詳盡記述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兩任總統時期的歷史著作。本書從傑佛遜對一個以農業為本、試圖避開歐洲城市弊病與軍事衝突的美國願景談起，最終推進至1812 年戰爭──亦即後人所稱的「麥迪遜先生的戰爭」。亞當斯記錄了美國歷史上這段關鍵時期：國家由一個新生的鄉村共和國，逐步轉變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與軍事強權。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試閱
第二章
門羅的外交
在傑佛遜與麥迪遜執政期間，聯邦政府主要是由波多馬克河以南地區特有的觀念和利益所支配，這些觀念和利益唯有從南方的角度來看才能理解。在外交關係的謀劃上，北方人也少有相同的意見。北方各州的民眾似乎不大願意去了解南方各州民眾在某些方面到底在想什麼、或做什麼，他們的漠不關心在佛羅里達問題上尤其顯著。在南方人各式各樣的野心中，沒有一種野心的影響力像取得佛羅里達地區的願望那樣持久不衰，有時候甚至決定了政府在一些利益攸關問題上所採取的行動。然而，北方民眾雖然對於政府偏重南方的傾向有所怨言，卻不願理解、也無意去研究佛羅里達問題，每當此問題被提出來討論時，北方民眾都會不耐煩地轉頭而去，彷彿這只是一個地方性小問題，與他們全然無關。如果說佛羅里達問題未能引起北方的興趣，那麼對於南方以及在性質和意向上都偏向南方的政府來說，這個問題顯然有著較大的支配性。如果未能將佛羅里達當作一個首要問題來看待，就無法理解聯邦的政治和事態發展。1805 年的夏天和秋天，也就是藍道夫正確視之為共和黨政府的轉折點時期，佛羅里達實際上占據了政府的全部注意力。
1805 年1 月2 日，門羅抵達馬德里時發現，平克尼正焦急地等待著一個攸關其去留的決定。當時，召回平克尼的事已成定局，其繼任者也已選定。平克尼只是急著想要知道，他能否免於最後的羞辱，不被門羅排除在新一輪的談判之外。但他很快就鬆了一口氣；門羅與他看法一致，並同意讓他參加會議和在外交照會上署名。兩人桴鼓相應，彼此並無扞格。
必要的準備工作耗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直到1805年1 月28 日，事情才大有進展，門羅也才得以遞出第一份外交照會。按照他的指示，這份照會提出了過去屢經討論的所有事項，包括：西班牙和法國掠奪美國商船的行為、1802 年壓制美國在紐奧良的轉口貿易所造成的損失、對西佛羅里達和布拉沃河的主權主張。兩位公使在外交照會中還附上了一份條約提案。這是一份正常來說只會遭到反對、一面倒的提案，一方面要求西班牙在每一點上讓步，另一方面卻沒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等值交換條件。根據這份提案，西班牙必須割讓東、西佛羅里達，以及德克薩斯地區至科羅拉多河之間的範圍，並且將科羅拉多河與布拉沃河之間的地區劃為不准進一步拓殖定居的中間地帶。西班牙還必須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理有關掠奪商船與壓制轉口貿易的賠償要求，同時必須考慮到西班牙國民可能對美國政府提出的一切賠償要求。
塞瓦洛斯很快就回覆了這份照會和提案。他利用門羅在照會開頭一句欠謹慎的語句，「有必要以公正客觀的態度，逐一檢視每個案件中的爭議點」，塞瓦洛斯告訴美國人說，他會根據美方的要求，先分別檢視每一項要點，然後再來進行談判。他提議從1802 年8 月的賠償公約開始檢視。
在一般情況下，美國外交官本能上最愛做的事情，莫過於討論其受命負責之事。然而，看到塞瓦洛斯一副已經準備好要滿足這種本能的模樣，門羅驚覺不妙；他發現，如果任由西班牙人無限期地討論美國過去一向認為是簡單明瞭且無需多加討論的那些要求，恐怕會有降低國格的危險，甚至會變得荒唐可笑。他也感受到了平克尼對他的影響；平克尼從未停止勸諫，他聲稱除非透過恐嚇或武力，否則無法讓西班牙政府就範。在不能拒絕討論的情況下，他只好以迅速縮短討論過程為目標，與西班牙展開會商。
縮短討論過程恰恰是塞瓦洛斯最不想要看到的情況。於是，雙方的博弈開始了，西班牙人在其中占盡優勢。針對西班牙人1月31日的照會，門羅立刻回以最後的通牒：「我們認為有責任通知閣下」，未來任何的安排若未能包含整個賠償問題（包括法國掠奪商船之事），「我們將無法同意」，而「是否要透過閣下的答覆，確定兩國之間未來要維持何種關係，是貴國王陛下的權力」。塞瓦洛斯不理會這項最後通牒和法國掠奪商船的問題，而是重新討論了西班牙國王同意
批准1802 年賠償公約時所提出的條件。 他首先提到《莫比爾法案》，並以強烈的措辭，表達了他對該法案以及總統對該法案之詮釋的看法。不過，他還是撤回了廢除該法案的要求。他指出，西班牙國王「對該法案情有可原的不滿仍然存在，且打算牢記在心，俾使美國予以妥善處理；不過，考慮到這項法案關係到1802 年8 月公約之批准，陛下同意美國就這次的條件予以滿足即可」。至於法國掠奪商船的問題，他則留待改次另行討論。
門羅在他簡短的答覆中提到最後通牒，並提請討論邊界問題；但塞瓦洛斯在他的下一份照會中並沒有討論邊界問題，反而討論了法國掠奪商船事件的賠償要求和紐奧良存貨權的問題。為了反駁前者，他出示了塔列朗10 1804 年7 月27 日的信函，信中稱拿破崙皇帝經已宣布，無論西班牙或美國，都不得碰觸賠償之事，否則將招致皇帝的極度不快。關於存貨權，塞瓦洛斯的立場更是強硬：
紐奧良總督所發布的命令，即撤銷美國農產品在該城的存貨權，並沒有（也無此意圖）中斷密西西比河航運；因此，這些所謂的損害，已縮減至一小部分：商船暫時只許停在河道上，而不許在碼頭上裝卸貨物。⋯⋯如果錯誤的輿論已在美國形成，如果貴國報紙所刊登的那些投訴文章（這些反覆出現的投訴都虛而不實）指稱密西西比河航運已被中斷，如果那些惡毒的文章搞得民眾頭腦發熱，進而迫使美國政府妥協並玷汙了西班牙政府的良好名聲，讓美國西部領土的居民未能對紐奧良的情況形成正確的認識；以及，在此局勢未定之際，如果他們無法輸出農產品，或是面對其他不便，那麼，他們應該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國內因素，例如前所提及充滿煽動性謊言的文章、狂熱政黨支持者的暴力行為，以及造成真相被掩蓋的其他事件。西班牙政府根本無需對這些錯誤和錯誤觀點所造成的偏見負責，反而應當針對美國的眾多作者和其他個人的反常行為做出投訴，這些行為被利用來激怒和誤導輿論，宣洩最可恥的情緒和最虛假的謬論，藉以反對國王陛下的政府及其公認誠信。
這樣的反駁還不能讓塞瓦洛斯滿意，他補充說，那些對這種微不足道的不便多所怨言的人，「已經享受了比條約所規定多四年的存貨權，而且還將紐奧良變成了最惡名昭彰的非法貿易中心，這大大損害了陛下的稅收。因為儘管從中獲利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其中的部分利益已經被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取走了」。他最後堅稱，禁止美國貨物在紐奧良的存貨權，是總督的權力。
收到這份照會後，門羅猶豫是否要中止談判，但很快就決定不這麼做。他得到的指示明確授權他放棄對轉口貿易損失提出賠償的要求；至於法國掠奪商船事件所造成的不和，隨著塔列朗的威脅恫嚇，已牽涉到美國、法國和西班牙三方的問題，這已經超出了他的權限。儘管他看得出來，每踏出新的一步都會牽動新的危險，他還是決定繼續往前走。……
門羅的外交
在傑佛遜與麥迪遜執政期間，聯邦政府主要是由波多馬克河以南地區特有的觀念和利益所支配，這些觀念和利益唯有從南方的角度來看才能理解。在外交關係的謀劃上，北方人也少有相同的意見。北方各州的民眾似乎不大願意去了解南方各州民眾在某些方面到底在想什麼、或做什麼，他們的漠不關心在佛羅里達問題上尤其顯著。在南方人各式各樣的野心中，沒有一種野心的影響力像取得佛羅里達地區的願望那樣持久不衰，有時候甚至決定了政府在一些利益攸關問題上所採取的行動。然而，北方民眾雖然對於政府偏重南方的傾向有所怨言，卻不願理解、也無意去研究佛羅里達問題，每當此問題被提出來討論時，北方民眾都會不耐煩地轉頭而去，彷彿這只是一個地方性小問題，與他們全然無關。如果說佛羅里達問題未能引起北方的興趣，那麼對於南方以及在性質和意向上都偏向南方的政府來說，這個問題顯然有著較大的支配性。如果未能將佛羅里達當作一個首要問題來看待，就無法理解聯邦的政治和事態發展。1805 年的夏天和秋天，也就是藍道夫正確視之為共和黨政府的轉折點時期，佛羅里達實際上占據了政府的全部注意力。
1805 年1 月2 日，門羅抵達馬德里時發現，平克尼正焦急地等待著一個攸關其去留的決定。當時，召回平克尼的事已成定局，其繼任者也已選定。平克尼只是急著想要知道，他能否免於最後的羞辱，不被門羅排除在新一輪的談判之外。但他很快就鬆了一口氣；門羅與他看法一致，並同意讓他參加會議和在外交照會上署名。兩人桴鼓相應，彼此並無扞格。
必要的準備工作耗費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直到1805年1 月28 日，事情才大有進展，門羅也才得以遞出第一份外交照會。按照他的指示，這份照會提出了過去屢經討論的所有事項，包括：西班牙和法國掠奪美國商船的行為、1802 年壓制美國在紐奧良的轉口貿易所造成的損失、對西佛羅里達和布拉沃河的主權主張。兩位公使在外交照會中還附上了一份條約提案。這是一份正常來說只會遭到反對、一面倒的提案，一方面要求西班牙在每一點上讓步，另一方面卻沒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等值交換條件。根據這份提案，西班牙必須割讓東、西佛羅里達，以及德克薩斯地區至科羅拉多河之間的範圍，並且將科羅拉多河與布拉沃河之間的地區劃為不准進一步拓殖定居的中間地帶。西班牙還必須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處理有關掠奪商船與壓制轉口貿易的賠償要求，同時必須考慮到西班牙國民可能對美國政府提出的一切賠償要求。
塞瓦洛斯很快就回覆了這份照會和提案。他利用門羅在照會開頭一句欠謹慎的語句，「有必要以公正客觀的態度，逐一檢視每個案件中的爭議點」，塞瓦洛斯告訴美國人說，他會根據美方的要求，先分別檢視每一項要點，然後再來進行談判。他提議從1802 年8 月的賠償公約開始檢視。
在一般情況下，美國外交官本能上最愛做的事情，莫過於討論其受命負責之事。然而，看到塞瓦洛斯一副已經準備好要滿足這種本能的模樣，門羅驚覺不妙；他發現，如果任由西班牙人無限期地討論美國過去一向認為是簡單明瞭且無需多加討論的那些要求，恐怕會有降低國格的危險，甚至會變得荒唐可笑。他也感受到了平克尼對他的影響；平克尼從未停止勸諫，他聲稱除非透過恐嚇或武力，否則無法讓西班牙政府就範。在不能拒絕討論的情況下，他只好以迅速縮短討論過程為目標，與西班牙展開會商。
縮短討論過程恰恰是塞瓦洛斯最不想要看到的情況。於是，雙方的博弈開始了，西班牙人在其中占盡優勢。針對西班牙人1月31日的照會，門羅立刻回以最後的通牒：「我們認為有責任通知閣下」，未來任何的安排若未能包含整個賠償問題（包括法國掠奪商船之事），「我們將無法同意」，而「是否要透過閣下的答覆，確定兩國之間未來要維持何種關係，是貴國王陛下的權力」。塞瓦洛斯不理會這項最後通牒和法國掠奪商船的問題，而是重新討論了西班牙國王同意
批准1802 年賠償公約時所提出的條件。 他首先提到《莫比爾法案》，並以強烈的措辭，表達了他對該法案以及總統對該法案之詮釋的看法。不過，他還是撤回了廢除該法案的要求。他指出，西班牙國王「對該法案情有可原的不滿仍然存在，且打算牢記在心，俾使美國予以妥善處理；不過，考慮到這項法案關係到1802 年8 月公約之批准，陛下同意美國就這次的條件予以滿足即可」。至於法國掠奪商船的問題，他則留待改次另行討論。
門羅在他簡短的答覆中提到最後通牒，並提請討論邊界問題；但塞瓦洛斯在他的下一份照會中並沒有討論邊界問題，反而討論了法國掠奪商船事件的賠償要求和紐奧良存貨權的問題。為了反駁前者，他出示了塔列朗10 1804 年7 月27 日的信函，信中稱拿破崙皇帝經已宣布，無論西班牙或美國，都不得碰觸賠償之事，否則將招致皇帝的極度不快。關於存貨權，塞瓦洛斯的立場更是強硬：
紐奧良總督所發布的命令，即撤銷美國農產品在該城的存貨權，並沒有（也無此意圖）中斷密西西比河航運；因此，這些所謂的損害，已縮減至一小部分：商船暫時只許停在河道上，而不許在碼頭上裝卸貨物。⋯⋯如果錯誤的輿論已在美國形成，如果貴國報紙所刊登的那些投訴文章（這些反覆出現的投訴都虛而不實）指稱密西西比河航運已被中斷，如果那些惡毒的文章搞得民眾頭腦發熱，進而迫使美國政府妥協並玷汙了西班牙政府的良好名聲，讓美國西部領土的居民未能對紐奧良的情況形成正確的認識；以及，在此局勢未定之際，如果他們無法輸出農產品，或是面對其他不便，那麼，他們應該將這些問題歸咎於國內因素，例如前所提及充滿煽動性謊言的文章、狂熱政黨支持者的暴力行為，以及造成真相被掩蓋的其他事件。西班牙政府根本無需對這些錯誤和錯誤觀點所造成的偏見負責，反而應當針對美國的眾多作者和其他個人的反常行為做出投訴，這些行為被利用來激怒和誤導輿論，宣洩最可恥的情緒和最虛假的謬論，藉以反對國王陛下的政府及其公認誠信。
這樣的反駁還不能讓塞瓦洛斯滿意，他補充說，那些對這種微不足道的不便多所怨言的人，「已經享受了比條約所規定多四年的存貨權，而且還將紐奧良變成了最惡名昭彰的非法貿易中心，這大大損害了陛下的稅收。因為儘管從中獲利並非完全不可能，但其中的部分利益已經被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取走了」。他最後堅稱，禁止美國貨物在紐奧良的存貨權，是總督的權力。
收到這份照會後，門羅猶豫是否要中止談判，但很快就決定不這麼做。他得到的指示明確授權他放棄對轉口貿易損失提出賠償的要求；至於法國掠奪商船事件所造成的不和，隨著塔列朗的威脅恫嚇，已牽涉到美國、法國和西班牙三方的問題，這已經超出了他的權限。儘管他看得出來，每踏出新的一步都會牽動新的危險，他還是決定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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