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4 麥迪遜時代初啟：政黨分歧與外交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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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美國如何從脆弱的新生共和國，走向影響世界的強權？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四部 麥迪遜時代初啟：政黨分歧與外交僵局
當和平政策走到盡頭，麥迪遜時代的考驗正式揭開序幕。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四部，記述1807年至1809年間傑佛遜第二任期最後階段的歷史發展。此時，美國雖已完成路易斯安那購地，但隨著英法戰爭持續擴大，原本奉行的中立政策逐漸失去立足點。英國強徵美國海員、扣押商船，法國也同樣侵犯中立國貿易權，美國夾在兩大強權之間，面臨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外交考驗。
切薩皮克號事件爆發後，全國群情激憤，戰爭呼聲高漲。然而，傑佛遜仍堅持避免戰爭，希望透過《禁運法案》切斷美國對外貿易，以經濟壓力迫使英法讓步。這項被稱為「和平脅迫」的政策，最終卻未能改變歐洲列強的態度，反而重創美國自身的航運、商業與農業，助長走私與貪腐，也使行政權力因執行禁運而大幅擴張，引發嚴重的憲政爭議。
隨著禁運政策失敗，國內政治局勢急遽惡化。聯邦黨重新崛起，新英格蘭各州強烈反對禁運，甚至出現脫離聯邦與親英的聲音；共和黨內部也因外交與經濟政策而產生裂痕。傑佛遜晚年的政治威望因此受到重創，在任期結束前被迫接受禁運法案遭廢除的結果，帶著未竟的理想卸任。
亨利．亞當斯透過外交僵局、禁運政策與政黨分裂，細緻描繪傑佛遜執政最後兩年的艱難處境，也揭示美國如何一步步從和平外交走向戰爭邊緣。這不僅是傑佛遜時代的落幕，更是麥迪遜時代與1812年戰爭即將展開的重要序曲。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四部 麥迪遜時代初啟：政黨分歧與外交僵局
當和平政策走到盡頭，麥迪遜時代的考驗正式揭開序幕。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第四部，記述1807年至1809年間傑佛遜第二任期最後階段的歷史發展。此時，美國雖已完成路易斯安那購地，但隨著英法戰爭持續擴大，原本奉行的中立政策逐漸失去立足點。英國強徵美國海員、扣押商船，法國也同樣侵犯中立國貿易權，美國夾在兩大強權之間，面臨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外交考驗。
切薩皮克號事件爆發後，全國群情激憤，戰爭呼聲高漲。然而，傑佛遜仍堅持避免戰爭，希望透過《禁運法案》切斷美國對外貿易，以經濟壓力迫使英法讓步。這項被稱為「和平脅迫」的政策，最終卻未能改變歐洲列強的態度，反而重創美國自身的航運、商業與農業，助長走私與貪腐，也使行政權力因執行禁運而大幅擴張，引發嚴重的憲政爭議。
隨著禁運政策失敗，國內政治局勢急遽惡化。聯邦黨重新崛起，新英格蘭各州強烈反對禁運，甚至出現脫離聯邦與親英的聲音；共和黨內部也因外交與經濟政策而產生裂痕。傑佛遜晚年的政治威望因此受到重創，在任期結束前被迫接受禁運法案遭廢除的結果，帶著未竟的理想卸任。
亨利．亞當斯透過外交僵局、禁運政策與政黨分裂，細緻描繪傑佛遜執政最後兩年的艱難處境，也揭示美國如何一步步從和平外交走向戰爭邊緣。這不僅是傑佛遜時代的落幕，更是麥迪遜時代與1812年戰爭即將展開的重要序曲。
目錄
導讀 005
第一章 切薩皮克號與豹號事件 011
第二章 要求與否定 037
第三章 帕西瓦與坎寧 067
第四章 樞密令 093
第五章 再無中立國 119
第六章 侮辱與聲望 143
第七章 禁運 167
第八章 喬治．羅斯的使命 193
第九章 防禦措施 215
第十章 親英政黨的興起 241
第十一章 禁運的實施 267
第十二章 禁運的代價 293
第十三章 5月2 日起義 311
第十四章 英國對禁運的回應 339
第十五章 禁運的失敗 363
第十六章 茫然與混亂 387
第十七章 外交與陰謀 413
第十八章 全面內訌 439
第十九章 廢除禁運 465
第二十章 傑佛遜的隱退 489
第一章 切薩皮克號與豹號事件 011
第二章 要求與否定 037
第三章 帕西瓦與坎寧 067
第四章 樞密令 093
第五章 再無中立國 119
第六章 侮辱與聲望 143
第七章 禁運 167
第八章 喬治．羅斯的使命 193
第九章 防禦措施 215
第十章 親英政黨的興起 241
第十一章 禁運的實施 267
第十二章 禁運的代價 293
第十三章 5月2 日起義 311
第十四章 英國對禁運的回應 339
第十五章 禁運的失敗 363
第十六章 茫然與混亂 387
第十七章 外交與陰謀 413
第十八章 全面內訌 439
第十九章 廢除禁運 465
第二十章 傑佛遜的隱退 489
序／導讀
亨利．亞當斯的《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是一部詳盡記述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兩任總統時期的歷史著作。本書從傑佛遜對一個以農業為本、試圖避開歐洲城市弊病與軍事衝突的美國願景談起，最終推進至1812 年戰爭──亦即後人所稱的「麥迪遜先生的戰爭」。亞當斯記錄了美國歷史上這段關鍵時期：國家由一個新生的鄉村共和國，逐步轉變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與軍事強權。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試閱
第七章
禁運
這就是10 月26 日，當國會在總統召集下召開會議時的形勢。開幕當天，眾議員第一次在眾議院的議事廳裡就職，出席者之多有別於往常。在進駐華盛頓七年之後，政府至此終於建好國會大廈南翼供開放使用。北翼的參議院議事廳和南翼的眾議院議事廳之間，仍連接著一條以粗木板鋪成的走道，沒有人能預見蓋有圓頂的中心部分何時會完工；但南翼的落成足以證明，這項工作的完成是指日可待的。眾人都一致承認，傑佛遜和拉特羅布兩人這天才的結合，造就了一座無論美感或規模都不輸世界上任何建築物的大廈。這橢圓形的大廳由槽紋砂岩柱環繞，深紅色的布簾呈褶狀垂下，彩繪天花板以方形玻璃鑲嵌，營造了令人難忘的華麗效果。可惜
的是，如此華美的空間也有其缺點。藍道夫針對回音和音響缺陷提出了許多尖刻的批評，指出這些缺點讓實用性大打折扣。
藍道夫對此毫無好感是自然不過的事。議事廳一掀開序幕，就見證了藍道夫的失勢。在藍道夫施壓之下，梅肯無異議地卸下了他擔任長達六年之久的議長一職；在出席的117名議員當中，勉強超過半數的59 名議員選投麻薩諸塞州的瓦農為議長，而占少數的其餘58 名議員則分別選投了另外六位候選人。瓦農隨後忽略藍道夫，任命田納西州的坎貝爾為歲入委員會主席。藍道夫這位維吉尼亞領袖雖然令人頭痛，卻仍舊是唯一有能力控制眾議院的人，至少，有一名內閣成員對他的失勢深表遺憾。加勒廷寫道：「瓦農強烈違背我的意願，將藍道夫從歲入委員會中剔除，並任命田納西州的坎貝爾取而代之。就公共事務而言這並非妥當，而且會加重我的工作。」
10 月27 日，總統咨文在國會中宣讀。咨文開頭說道：
國民同胞心中對和平的熱愛，長期以來引導著議會的議事程序，並在遭受諸多不公時仍保持克制，但這未必保證我們將得以繼續平靜地致力於我們的追求。
在這段具有威脅意味的前言之後，便是關於門羅談判和條約的描述。即使是門羅和平克尼最狂熱的支持者，也很難從總統對兩人行為的溫和評論中找出任何不妥之處：
為了實現任務目標，並在指示範圍內達成協議，在經過漫長而沒有結果的努力之後，他們最終簽署了所談成的條約，並將其送交審議。與此同時，他們也坦白向另一方的談判代表表明，他們並沒有按照指示行事，因此無法保證他們的政府會予以批准。
事實證明，擬議條約中的某些條款「過於不利」，因此公使受指示重新談判。其後就發生了切薩皮克號攻擊事件，英國指揮官在諾福克的挑釁行為更是讓情況變本加厲。接著，豪威克勳爵的樞密令通過扣押和定罪，將美國趕出了地中海貿易。西班牙也配合拿破崙的《柏林法令》，發出了與之相稱的命令。只有法國沒有招致總統的抱怨，總統甚至說，與法國一直都保持著如同往常的貿易與友好往來。兩個月前在拿破崙命令下發生於荷蘭港口的扣押事件，那時還沒有傳到他耳中。
咨文指出，面對這些令人擔心的事件，最好的做法是：將所有防禦資源集中到紐約、查爾斯頓和紐奧良；採購軍需品以填補當前供應之不足；召集所有砲艇投入服務，並提醒各州為滿足民兵配額要求做好準備。「是否要組建正規陸軍，以及其規模如何，則必須取決於我們即將獲得的情資。」
若是在其他時代和國家，這樣的措辭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有意訴諸武力來反擊外國的侵犯；但無論總統或其政黨其實都無意訴諸武力，除非是為了在發生實際侵略行為時自衛。實際上，咨文並未談及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宣示政策的時機尚未到來，但即便危機已經到來，傑佛遜也不會扛起向國會指明應對政策的責任。他所發揮的影響力很少展現在他的官方或公開發言裡，他的影響力是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透過白宮中私下持續不斷的談話形塑而成。
比針對英國的談話更為尖銳的，是其對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的威脅。透過對國會發出的明確邀請，總統在夏天期間對法院發出的威脅再次出現在咨文中。他說：
你們將得以判斷這當中的缺陷，是在證詞上或法律上，抑或是在法律的執行上；而無論缺陷出在哪裡，只有司法機關能夠實施或提出補救方法。制憲者當然是認為，他們制定的憲法已經足以防止政府免遭叛國行為摧毀，並保護人民免遭假借叛國罪名的迫害。但如果這些目標尚未達成，那麼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探討，透過什麼方法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這些目標。
這項強烈暗示很快就被跟進。當總統將這份咨文送交國會時，在里奇蒙舉行的伯爾審判剛剛落幕；不到一個月，他又在11 月23 日的另一份咨文中，向國會送交了審判中所提呈的證據和司法意見副本，讓國會據以採取行動。
就對外關係而言，沒有人可以判斷傑佛遜的國情咨文是傾向於戰爭還是和平。但加勒廷接著在11 月5 日提交的報告，無疑就是表示「如果打算發動戰爭，就應該立刻發動」。國庫裡的現金硬幣餘額還有七、八百萬美元之多；國家信用完好無損；減稅措施尚未落實；銀行仍在積極運作；各種資源唾手可得；戰爭第一年既不需要增加舉債，也無需增稅，而且在接下來幾年裡，增加的關稅收入將足以支援借貸需求。加勒廷冷靜而從容地順應了時局的脈動，放棄了他所說的那些受任命時所肩負的目標，重新挑起了他畢生致力於減輕的稅務與債務重負。沒有人可以從他1807 年的言論中聯想到，不到十年以前，他和他的政黨還認為舉債會給自由與美德帶來致命的傷害。他告訴國會：
毋庸置疑，增加舉債不是一件好事，但眼前的經驗顯示，因為聯邦的收入在和平時期快速增長，過去的債務在短短幾年內得以減少，所以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盼望，戰爭的一切壞處將得以在短期內輕易得到彌補，且一旦恢復和平，不費吹灰之力即可獲得充足的資源來償還戰爭期間的所有貸款。
如果說加勒廷都願意像這樣放棄他的教條，那麼，聯邦黨人質問他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這樣的窮追猛打也是情有可原的。加勒廷究竟是為了什麼實際目的，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讓國家處於束手無策且毫無防禦能力的境地，就只一點一滴地償還一小筆債務的本金？況且，這筆債務只需要用一年的財政盈餘就能全部還清，根本不需要用給人感覺像是一個世紀那麼長的六年時間。加勒廷的政策成功與否，取決於傑佛遜認為可以透過和平手段迫使外國尊重中立國權利的理論是否正確；但在和平脅迫論還未經實踐檢驗之前，加勒廷似乎就已經棄之不顧了。
同樣的觀念衝突也可見於國會。當時國會無所作為，只單單等待從歐洲傳來消息，但消息卻遲遲未到，11 月就在漫無目的的辯論中過去了。大家都承認是時候採取某種政策來保衛海岸和邊疆地區，但卻未能制定出一個可同時滿足國家經濟與軍事需要的政策。在意見紛紜之中，只有傑佛遜堅持自己既有的理論；而一如既往，他的觀點總是占上風。他寧可選擇砲艇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軍備，並且一意孤行。
內閣對於採納建造砲艇的政策並非毫無異議。當總統在已過的2 月向國會提交一份建議建造200 艘砲艇的咨文時，加勒廷表示反對，據他估計，這將耗資100 萬美元。在他看來，和平時期需要的砲艇不到所建議數量的三分之一，而一旦發生戰爭，任何數量的砲艇在30 天內即可建成。「除了最初的建造費用和所投入資金的利息之外，我擔心再怎麼悉心照顧，這些砲艇也還是會在一定的年限內逐漸報廢，維修的帳單將會接踵而來。」總統駁回了其反對意見，堅稱所需的砲艇即使費時六個月也不可能建好；一旦戰爭開始了，就不可能在海港建造砲艇，「因為它們會被敵人摧毀於船塢之中」；敵人的初步行動「會是將我們所有海港的船隻掃蕩一空」；最後，建造與維護砲艇的費用乃微不足道。加勒廷沒有堅持他的論點。傑佛遜決心要建造砲艇，砲艇就如他所願建成了。
切薩皮克號的災難讓政府建造砲艇的政策備受矚目。除了聯邦黨人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贊成藍道夫的做法，不願撥款支持一支「墮落且有失體面的海軍」。羅伯特．史密斯顯然沒有嘗試反駁這種成見；為了砲艇，他犧牲了巡防艦。根據傑佛遜的備忘錄，在1807 年10 月22 日的內閣全體會議上，鑒於可能與英國開戰，內閣就巡防艦問題下達了如下命令：
憲法號將留在波士頓，並遣散其人員；黃蜂號將前往紐約；切薩皮克號留在諾福克。將美國號巡防艦遣往紐約一事留待進一步考慮，並詢問該艦最早何時可出發。我們認為，一旦戰爭爆發，這些巡防艦將作為收容所供招募海員，以彌補砲艇的不時之需。
若一個政府只將巡防艦當作戰時接收砲艇人員的船艦，此外就想不到巡防艦還有什麼用途，當然就不願意建造巡防艦了。當國會討論海防問題時，海軍部就只提出建造砲艇的建議。11 月8 日，羅伯特．史密斯寫信給參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米契爾醫生，要求撥款85 萬美元增建188 艘砲艇，以將總數提高到257 艘。一項法案立即被提出，參議院未經分組表決即予以通過，但在送交眾議院後，該法案遭到了聯邦黨人尖銳的批評。藍道夫對於政府想要以此方式驅逐敵人的想法嗤之以鼻，因為就連要趕走規模小如一整個夏天無視美國力量停在紐哈芬灣的艦隊，它都已經無能為力了。昆西宣稱，除了在河流和淺海水域，這些砲艇與其說是一種防禦工具，不如說是一種危害；它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讓人覺得彆扭，而且不受軍隊歡迎，操作上和作戰上也不安全。關在一艘戰列艦上幾個星期、幾個月或幾年已經夠辛苦了，更何況是關在籠子般的砲艇上，其船艙狹窄得無法躺直，一旦遇到惡劣天氣或敵人攻擊就必定會翻覆、被沖上岸或擊沉，這樣的服役環境再優秀的海員也受不了，也是海軍的致命傷。……
禁運
這就是10 月26 日，當國會在總統召集下召開會議時的形勢。開幕當天，眾議員第一次在眾議院的議事廳裡就職，出席者之多有別於往常。在進駐華盛頓七年之後，政府至此終於建好國會大廈南翼供開放使用。北翼的參議院議事廳和南翼的眾議院議事廳之間，仍連接著一條以粗木板鋪成的走道，沒有人能預見蓋有圓頂的中心部分何時會完工；但南翼的落成足以證明，這項工作的完成是指日可待的。眾人都一致承認，傑佛遜和拉特羅布兩人這天才的結合，造就了一座無論美感或規模都不輸世界上任何建築物的大廈。這橢圓形的大廳由槽紋砂岩柱環繞，深紅色的布簾呈褶狀垂下，彩繪天花板以方形玻璃鑲嵌，營造了令人難忘的華麗效果。可惜
的是，如此華美的空間也有其缺點。藍道夫針對回音和音響缺陷提出了許多尖刻的批評，指出這些缺點讓實用性大打折扣。
藍道夫對此毫無好感是自然不過的事。議事廳一掀開序幕，就見證了藍道夫的失勢。在藍道夫施壓之下，梅肯無異議地卸下了他擔任長達六年之久的議長一職；在出席的117名議員當中，勉強超過半數的59 名議員選投麻薩諸塞州的瓦農為議長，而占少數的其餘58 名議員則分別選投了另外六位候選人。瓦農隨後忽略藍道夫，任命田納西州的坎貝爾為歲入委員會主席。藍道夫這位維吉尼亞領袖雖然令人頭痛，卻仍舊是唯一有能力控制眾議院的人，至少，有一名內閣成員對他的失勢深表遺憾。加勒廷寫道：「瓦農強烈違背我的意願，將藍道夫從歲入委員會中剔除，並任命田納西州的坎貝爾取而代之。就公共事務而言這並非妥當，而且會加重我的工作。」
10 月27 日，總統咨文在國會中宣讀。咨文開頭說道：
國民同胞心中對和平的熱愛，長期以來引導著議會的議事程序，並在遭受諸多不公時仍保持克制，但這未必保證我們將得以繼續平靜地致力於我們的追求。
在這段具有威脅意味的前言之後，便是關於門羅談判和條約的描述。即使是門羅和平克尼最狂熱的支持者，也很難從總統對兩人行為的溫和評論中找出任何不妥之處：
為了實現任務目標，並在指示範圍內達成協議，在經過漫長而沒有結果的努力之後，他們最終簽署了所談成的條約，並將其送交審議。與此同時，他們也坦白向另一方的談判代表表明，他們並沒有按照指示行事，因此無法保證他們的政府會予以批准。
事實證明，擬議條約中的某些條款「過於不利」，因此公使受指示重新談判。其後就發生了切薩皮克號攻擊事件，英國指揮官在諾福克的挑釁行為更是讓情況變本加厲。接著，豪威克勳爵的樞密令通過扣押和定罪，將美國趕出了地中海貿易。西班牙也配合拿破崙的《柏林法令》，發出了與之相稱的命令。只有法國沒有招致總統的抱怨，總統甚至說，與法國一直都保持著如同往常的貿易與友好往來。兩個月前在拿破崙命令下發生於荷蘭港口的扣押事件，那時還沒有傳到他耳中。
咨文指出，面對這些令人擔心的事件，最好的做法是：將所有防禦資源集中到紐約、查爾斯頓和紐奧良；採購軍需品以填補當前供應之不足；召集所有砲艇投入服務，並提醒各州為滿足民兵配額要求做好準備。「是否要組建正規陸軍，以及其規模如何，則必須取決於我們即將獲得的情資。」
若是在其他時代和國家，這樣的措辭理所當然會被視為有意訴諸武力來反擊外國的侵犯；但無論總統或其政黨其實都無意訴諸武力，除非是為了在發生實際侵略行為時自衛。實際上，咨文並未談及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宣示政策的時機尚未到來，但即便危機已經到來，傑佛遜也不會扛起向國會指明應對政策的責任。他所發揮的影響力很少展現在他的官方或公開發言裡，他的影響力是在沒有目擊者的情況下，透過白宮中私下持續不斷的談話形塑而成。
比針對英國的談話更為尖銳的，是其對首席大法官馬歇爾的威脅。透過對國會發出的明確邀請，總統在夏天期間對法院發出的威脅再次出現在咨文中。他說：
你們將得以判斷這當中的缺陷，是在證詞上或法律上，抑或是在法律的執行上；而無論缺陷出在哪裡，只有司法機關能夠實施或提出補救方法。制憲者當然是認為，他們制定的憲法已經足以防止政府免遭叛國行為摧毀，並保護人民免遭假借叛國罪名的迫害。但如果這些目標尚未達成，那麼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探討，透過什麼方法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這些目標。
這項強烈暗示很快就被跟進。當總統將這份咨文送交國會時，在里奇蒙舉行的伯爾審判剛剛落幕；不到一個月，他又在11 月23 日的另一份咨文中，向國會送交了審判中所提呈的證據和司法意見副本，讓國會據以採取行動。
就對外關係而言，沒有人可以判斷傑佛遜的國情咨文是傾向於戰爭還是和平。但加勒廷接著在11 月5 日提交的報告，無疑就是表示「如果打算發動戰爭，就應該立刻發動」。國庫裡的現金硬幣餘額還有七、八百萬美元之多；國家信用完好無損；減稅措施尚未落實；銀行仍在積極運作；各種資源唾手可得；戰爭第一年既不需要增加舉債，也無需增稅，而且在接下來幾年裡，增加的關稅收入將足以支援借貸需求。加勒廷冷靜而從容地順應了時局的脈動，放棄了他所說的那些受任命時所肩負的目標，重新挑起了他畢生致力於減輕的稅務與債務重負。沒有人可以從他1807 年的言論中聯想到，不到十年以前，他和他的政黨還認為舉債會給自由與美德帶來致命的傷害。他告訴國會：
毋庸置疑，增加舉債不是一件好事，但眼前的經驗顯示，因為聯邦的收入在和平時期快速增長，過去的債務在短短幾年內得以減少，所以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盼望，戰爭的一切壞處將得以在短期內輕易得到彌補，且一旦恢復和平，不費吹灰之力即可獲得充足的資源來償還戰爭期間的所有貸款。
如果說加勒廷都願意像這樣放棄他的教條，那麼，聯邦黨人質問他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這樣的窮追猛打也是情有可原的。加勒廷究竟是為了什麼實際目的，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裡讓國家處於束手無策且毫無防禦能力的境地，就只一點一滴地償還一小筆債務的本金？況且，這筆債務只需要用一年的財政盈餘就能全部還清，根本不需要用給人感覺像是一個世紀那麼長的六年時間。加勒廷的政策成功與否，取決於傑佛遜認為可以透過和平手段迫使外國尊重中立國權利的理論是否正確；但在和平脅迫論還未經實踐檢驗之前，加勒廷似乎就已經棄之不顧了。
同樣的觀念衝突也可見於國會。當時國會無所作為，只單單等待從歐洲傳來消息，但消息卻遲遲未到，11 月就在漫無目的的辯論中過去了。大家都承認是時候採取某種政策來保衛海岸和邊疆地區，但卻未能制定出一個可同時滿足國家經濟與軍事需要的政策。在意見紛紜之中，只有傑佛遜堅持自己既有的理論；而一如既往，他的觀點總是占上風。他寧可選擇砲艇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軍備，並且一意孤行。
內閣對於採納建造砲艇的政策並非毫無異議。當總統在已過的2 月向國會提交一份建議建造200 艘砲艇的咨文時，加勒廷表示反對，據他估計，這將耗資100 萬美元。在他看來，和平時期需要的砲艇不到所建議數量的三分之一，而一旦發生戰爭，任何數量的砲艇在30 天內即可建成。「除了最初的建造費用和所投入資金的利息之外，我擔心再怎麼悉心照顧，這些砲艇也還是會在一定的年限內逐漸報廢，維修的帳單將會接踵而來。」總統駁回了其反對意見，堅稱所需的砲艇即使費時六個月也不可能建好；一旦戰爭開始了，就不可能在海港建造砲艇，「因為它們會被敵人摧毀於船塢之中」；敵人的初步行動「會是將我們所有海港的船隻掃蕩一空」；最後，建造與維護砲艇的費用乃微不足道。加勒廷沒有堅持他的論點。傑佛遜決心要建造砲艇，砲艇就如他所願建成了。
切薩皮克號的災難讓政府建造砲艇的政策備受矚目。除了聯邦黨人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贊成藍道夫的做法，不願撥款支持一支「墮落且有失體面的海軍」。羅伯特．史密斯顯然沒有嘗試反駁這種成見；為了砲艇，他犧牲了巡防艦。根據傑佛遜的備忘錄，在1807 年10 月22 日的內閣全體會議上，鑒於可能與英國開戰，內閣就巡防艦問題下達了如下命令：
憲法號將留在波士頓，並遣散其人員；黃蜂號將前往紐約；切薩皮克號留在諾福克。將美國號巡防艦遣往紐約一事留待進一步考慮，並詢問該艦最早何時可出發。我們認為，一旦戰爭爆發，這些巡防艦將作為收容所供招募海員，以彌補砲艇的不時之需。
若一個政府只將巡防艦當作戰時接收砲艇人員的船艦，此外就想不到巡防艦還有什麼用途，當然就不願意建造巡防艦了。當國會討論海防問題時，海軍部就只提出建造砲艇的建議。11 月8 日，羅伯特．史密斯寫信給參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米契爾醫生，要求撥款85 萬美元增建188 艘砲艇，以將總數提高到257 艘。一項法案立即被提出，參議院未經分組表決即予以通過，但在送交眾議院後，該法案遭到了聯邦黨人尖銳的批評。藍道夫對於政府想要以此方式驅逐敵人的想法嗤之以鼻，因為就連要趕走規模小如一整個夏天無視美國力量停在紐哈芬灣的艦隊，它都已經無能為力了。昆西宣稱，除了在河流和淺海水域，這些砲艇與其說是一種防禦工具，不如說是一種危害；它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讓人覺得彆扭，而且不受軍隊歡迎，操作上和作戰上也不安全。關在一艘戰列艦上幾個星期、幾個月或幾年已經夠辛苦了，更何況是關在籠子般的砲艇上，其船艙狹窄得無法躺直，一旦遇到惡劣天氣或敵人攻擊就必定會翻覆、被沖上岸或擊沉，這樣的服役環境再優秀的海員也受不了，也是海軍的致命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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