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9 傑佛遜－麥迪遜時期總論：共和政治秩序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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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美國如何從脆弱的新生共和國，走向影響世界的強權？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九部 傑佛遜－麥迪遜時期總論：共和政治秩序的遺產
從建國理想到國家成熟，見證美國共和秩序的奠基歷程。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完結篇，也是對傑佛遜與麥迪遜執政十七年間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全面總結。作者不再聚焦於單一事件，而是以宏觀的歷史視角，回顧1812年戰爭的結束如何改變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並探討共和制度在歷經改革、外交危機與戰爭考驗後，最終留下了哪些深遠的政治遺產。
本書首先描寫《根特條約》的簽署及1812年戰爭的落幕。雖然條約未能真正解決美英之間的核心爭議，但和平的恢復終結了聯邦分裂的危機，也讓美國重新將重心轉向國內建設與經濟發展。隨著哈特福會議失去影響力，聯邦政府的權威獲得鞏固，政黨對立逐漸趨於緩和，美國開始邁向較為穩定的政治秩序。戰後，保護性關稅、第二合眾國銀行及內部建設等政策相繼推動，反映出聯邦政府角色日益重要，也顯示共和黨逐步吸收了部分聯邦黨的施政理念。
除了政治制度的演變，亨利．亞當斯亦深入分析1817年前後美國社會的整體變遷。隨著蒸汽船的普及、商業網絡的擴展與西部開發的推進，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紐約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宗教思想趨向自由開放，文學與藝術開始展現具有本土特色的創作風格，而聯邦最高法院透過重要判決強化聯邦至上的憲政原則，進一步奠定國家統一的法治基礎。作者並指出，美國人在經歷戰爭洗禮後，逐漸形成兼具務實、開放與自信的國民性格，為十九世紀的快速發展建立了穩固基礎。
本系列不僅是傑佛遜與麥迪遜時代的總結，更是一部探討美國共和政治秩序如何逐步成熟的重要歷史著作。亨利．亞當斯透過十七年的歷史發展，揭示制度、憲政與公民精神如何共同塑造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未來，也為理解十九世紀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深刻而完整的歷史視野。
亨利．亞當斯以史學經典之筆，透過兩位總統、四個任期，
帶領讀者見證美國建國初期的理想、挑戰與轉折。
這不只是美國的成長故事，
更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面對變局、守護價值並開創未來的經典巨著。
第九部 傑佛遜－麥迪遜時期總論：共和政治秩序的遺產
從建國理想到國家成熟，見證美國共和秩序的奠基歷程。
本書為亨利．亞當斯《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系列完結篇，也是對傑佛遜與麥迪遜執政十七年間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全面總結。作者不再聚焦於單一事件，而是以宏觀的歷史視角，回顧1812年戰爭的結束如何改變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並探討共和制度在歷經改革、外交危機與戰爭考驗後，最終留下了哪些深遠的政治遺產。
本書首先描寫《根特條約》的簽署及1812年戰爭的落幕。雖然條約未能真正解決美英之間的核心爭議，但和平的恢復終結了聯邦分裂的危機，也讓美國重新將重心轉向國內建設與經濟發展。隨著哈特福會議失去影響力，聯邦政府的權威獲得鞏固，政黨對立逐漸趨於緩和，美國開始邁向較為穩定的政治秩序。戰後，保護性關稅、第二合眾國銀行及內部建設等政策相繼推動，反映出聯邦政府角色日益重要，也顯示共和黨逐步吸收了部分聯邦黨的施政理念。
除了政治制度的演變，亨利．亞當斯亦深入分析1817年前後美國社會的整體變遷。隨著蒸汽船的普及、商業網絡的擴展與西部開發的推進，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紐約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宗教思想趨向自由開放，文學與藝術開始展現具有本土特色的創作風格，而聯邦最高法院透過重要判決強化聯邦至上的憲政原則，進一步奠定國家統一的法治基礎。作者並指出，美國人在經歷戰爭洗禮後，逐漸形成兼具務實、開放與自信的國民性格，為十九世紀的快速發展建立了穩固基礎。
本系列不僅是傑佛遜與麥迪遜時代的總結，更是一部探討美國共和政治秩序如何逐步成熟的重要歷史著作。亨利．亞當斯透過十七年的歷史發展，揭示制度、憲政與公民精神如何共同塑造一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未來，也為理解十九世紀美國的崛起提供了深刻而完整的歷史視野。
目錄
導讀 005
第一章 根特會議 011
第二章 根特條約 033
第三章 敵對行動結束 063
第四章 麻州衰落 087
第五章 和平立法 109
第六章 麥迪遜退休 129
第七章 經濟效益 155
第八章 宗教和政治思想 175
第九章 文學藝術 197
第十章 美國性格 219
第一章 根特會議 011
第二章 根特條約 033
第三章 敵對行動結束 063
第四章 麻州衰落 087
第五章 和平立法 109
第六章 麥迪遜退休 129
第七章 經濟效益 155
第八章 宗教和政治思想 175
第九章 文學藝術 197
第十章 美國性格 219
序／導讀
亨利．亞當斯的《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是一部詳盡記述湯瑪斯．傑佛遜與詹姆斯．麥迪遜兩任總統時期的歷史著作。本書從傑佛遜對一個以農業為本、試圖避開歐洲城市弊病與軍事衝突的美國願景談起，最終推進至1812 年戰爭──亦即後人所稱的「麥迪遜先生的戰爭」。亞當斯記錄了美國歷史上這段關鍵時期：國家由一個新生的鄉村共和國，逐步轉變為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與軍事強權。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布魯克斯．亨利．亞當斯出身於一個長期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家族。他的曾祖父約翰．亞當斯是美國第二任總統，祖父約翰．昆西．亞當斯則是第六任總統。亞當斯家族的聲望歷經數代累積而成；約翰．亞當斯雖受過良好教育，但並非特別富有，後代卻因繼承其名聲與資產而受益。至1838 年亨利．亞當斯出生之時，「亞當斯」這個姓氏在美國政界已具有相當分量。
然而，亨利並未選擇投身政界（儘管他確實曾考慮過相關機會）。他於1858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隨後展開一趟歐洲「壯遊」（grand tour，這是當時富有的菁英階層大學畢業後的常見活動）。1860 年，亨利返回美國，當時國家正瀕臨內戰之際。他的父親查爾斯．法蘭西斯．亞當斯是聯邦參議員，並於1861 年由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任命為美國駐英國大使。駐倫敦期間，亨利．亞當斯曾擔任父親的私人秘書，同時也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
1868 年，亞當斯返美，他刻意與政治權位保持距離，轉而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抨擊在他眼中日益腐敗的政治與政府體制。身為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工作者，亞當斯近距離觀察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政府（1869-1877）的施政作風，其中包括裙帶關係，以及利用政治特權換取日益強大的工業部門提供財政捐助。短暫進入學術界（1870 年受聘於哈佛大學教授中世紀史）之後，亞當斯於1877 年重返華盛頓，致力於成為研究美國認同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方能理解這部鉅著的時代意義。
亞當斯是最早以批判視角審視美國歷史的史家之一。他的一生見證了南北戰爭的劇烈震盪、19 世紀末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政治腐敗與不受約束的企業權力。作為18世紀與19 世紀初政治知識分子的後代，亞當斯試圖在其既有的歷史理解框架中，為這個嶄新而現代的世界尋求意義。《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這部作品展現了一位中年人如何試圖與過去達成和解，並面對當下現實與過去之間所產生的明顯斷層。
《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於1889 年至1891 年間出版。當時，該書在原始史料與檔案證據的運用上可謂無人能及；亞當斯不僅能接觸美國國內的文獻，還能查閱倫敦、巴黎與馬德里的檔案。因此，此書為史學研究樹立了典範：以嚴謹而審慎的證據運用，書寫兼具學術深度與敘事張力的歷史。全書不僅詳述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拿破崙戰爭等重大政治事件，也生動描繪了許多歷史人物及其性格，包括副總統亞倫．伯爾（Aaron Burr）、肖尼族領袖特庫姆塞（Tecumseh），以及眾多較少為人熟知的人物。
其後，亞當斯出版了更廣為人知的著作《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1）。這部半自傳性作品，呈現了他試圖調和19 世紀舊世界與崇尚科技進步的20 世紀新世界的嘗試。亞當斯再度藉由歷史來理解當下，並對價值的流失表達憂慮──此處指的是社會價值，而非政治價值。對技術的迷戀代表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轉變，但同時也迫使我們意識到：昨日的價值（宗教與傳統的力量）正讓位於今日的價值（未知與技術創新的力量）。面對這種轉變所產生的空缺與失衡，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們是否應當拋棄舊有的價值？這是亞當斯在其作品中反覆叩問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在所謂的 VUCA（烏卡）時代──一個以波動性、不確定性、複雜性與模糊性為特徵的社會中──當我們進行創新與適應時，我們該如何保留過去有用的價值？面對西方社會的急速變遷，亨利．亞當斯在內心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拉鋸戰，試圖在舊世界與新秩序之間找到平衡。《傑佛遜到麥迪遜：共和國的理想與現實（1801-1817）》展現了歷史學家的核心工作：理解過去，並將零散的證據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敘事。當我們在今日尋求理解快速變遷與不確定性的現實時，亞當斯對美國國際地位與民族性格的剖析，仍具有啟發意義。
試閱
第一章
根特會議
1814 年春夏期間，外交任務比軍事任務更加希望渺茫。布朗和伊扎德防守邊境的任務極其艱難，但加勒廷和巴亞德卻連開啟談判的起點都找不到。在卡索雷的善意許可下，他們訪問英國，4 月時越過英吉利海峽，來到倫敦。加勒廷一直待到6 月21 日，等待英國政府行動，他試圖以機智、謹慎和堅持不懈的方式，努力使兩國政府達成共識；但這種嘗試是徒勞無望的。此時的英國，正沉浸在歐洲戰事告捷中得意忘形。
雖然英國報紙對社會普遍民意有錯誤的理解，甚至在美國事務上與英國內閣意見相左，但英國報紙的言論在某些方面卻是衡量公眾悲喜情緒的中立指標，對於政府的短期立場，會帶來一些表面而非實質的影響。如果卡索雷和他的同僚們真的受到媒體左右，就不可能與美國達致和平。任何對美國的友好態度，即使存在，也必須噤聲，媒體或社會只能表達對美國的強烈敵意。
一般認為，英國大臣們希望與美國和平共處，因此非官方媒體倫敦《泰晤士報》在主張與美國開戰這方面，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泰晤士報》先前並未表現出報復態度，但現在代表了韋爾斯利和坎寧等人物的利益，採取比英國更英國、比政府更忠於政府的立場。《泰晤士報》一向以出色的寫作和高明的編輯聞名，但它對美國的取向卻深受美國聯邦黨人的言論影響，這家英國媒體根據聯邦黨人公開和私下的言論，來形塑其對美國人特質的判斷與評價。
《泰晤士報》過度沉迷於這種激起對美國的反感所帶來的樂趣。英國憎恨的主要對象，除了拿破崙之外，還有麥迪遜。對個性溫和的人來說，麥迪遜有一種特別會招致謾罵的非凡能力。英國報紙在提到麥迪遜時，措詞比美國聯邦黨還要激烈，而《泰晤士報》在謾罵力道上更甚於任何其他英國報紙。「華盛頓那位哲學政治家的瘋狂胡言」，以及「像獵犬般討好俄羅斯皇帝……成為被廢黜暴君最卑鄙的工具；……毫無疑問，他希望自己被任命為波多馬克親王或維吉尼亞州大公」這樣的評價，都在相同的政治偏見範圍內。《太陽報》（Sun）在提及「那個可鄙的壞蛋麥迪遜和他的支持者」時，比較少辱罵攻擊，《泰晤士報》則習慣性地稱麥迪遜為騙子和冒牌貨。
《泰晤士報》於4 月中旬把注意力轉向美國，「不要談論什麼節制」是它文章的起頭。「解決我們在歐洲所有的敵人後，這個國家的公眾對美國人最為憤怒；…… 對方的行為如此卑鄙、可惡和可恨……正如我們主張『不與拿破崙達成和平！』的原則一樣，我們必須堅持『不與麥迪遜達成和平！』的政策。」《泰晤士報》一貫遵循這項規則，表現出筆墨難以形容的憤怒不滿，並公開表達其實際目的。該報4月27 日宣稱「麥迪遜先生對路易斯安那和東西佛羅里達做出的骯髒、欺詐行為尚待懲罰」，並於5 月17 日繼續強調這個觀點：「他應該成為聯邦黨人正義復仇的犧牲品。我們要堅持下去，揭發這個冒牌貨……誰在乎他們稱之為教義的厚顏無恥？我們將要求賠償……我們將堅持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我們將初步調查美國對路易斯安那的領土主張；我們不會允許他對佛羅里達進行卑劣攻擊而未受到懲罰。」5 月18 日，《泰晤士報》宣稱，麥迪遜為了他的「科西嘉主子」（亦即拿破崙）的利益而讓自己留下欺騙的紀錄。「他一直是個冒牌貨，應該遭遇叛徒的厄運。這個厄運現在快降臨在他身上了。」5 月24 日，《泰晤士報》繼續談論該主題：「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懲罰感到恐懼。哦，但願沒有虛假的慷慨、沒有錯誤的寬容、沒有軟弱和懦弱的政策介入，能使他們免於懲罰！打擊吧！懲罰這些野蠻人，因為他們就是這樣野蠻！……不能與麥迪遜和其虛偽的團隊簽訂任何條約，因為任何誓言都無法約束他們。」6 月2 日，當英國代表團終於宣布準備啟程前往根特與美國進行和平談判時，《泰晤士報》給予他們指示：「我們的要求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屈服！』」
比《泰晤士報》更具權威性的《晨間郵報》，使用更粗魯的言詞加以批評。1814 年1 月18 日，該報甚至聲稱發現了「美國政府性格中的一個新特徵。眾所周知，他們是地球上最不道德和最可鄙的，不受任何高尚的情感影響；但直到最近，我們還發現他們對失敗的恥辱無感，甚至連被打敗而感到自己無價值和無能的動物本質也沒有」。《晨間郵報》對麥迪遜給予最低的評價，指出麥迪遜是「偽裝的暴君、拿破崙的迷你仿製品」和可悲的工具，稱他的年度咨文應該是拿破崙替他寫的；他是愚蠢的叛國者。
《泰晤士報》和《晨間郵報》是獨立報紙，只代表自身發言；但《信使報》照理來說應該受到政府觀點的影響，通常也會最先得知政府官員的想法。但在態度上，《信使報》似乎不得不與較不受青睞的競爭對手競爭。在《信使報》看來，麥迪遜總統 1813 年的年度咨文像是「虛榮庸俗內閣的所有產物」，「結合了裝腔作勢和偽善、誇大和虛假、粗俗無力、沒有證據的斷言、最卑鄙的偏見和最惡意的激情；以及對英國的赤裸裸仇恨，和對法國不加掩飾的偏袒和卑躬屈膝」。 5 月24 日的《信使報》表示：「我們對麥迪遜先生的鄙視程度，比對任何人都深。」 《信使報》所說的「誇大和虛假、粗俗無力、沒有證據的斷言、最卑鄙的偏見和最惡性的激情」等描述，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信使報》採用的一種表達形式，一旦得到政府的暗示，就會採用不同的語氣；但它發布的官方行動和意圖公告則更為嚴肅，需要更仔細關注。
3 月31 日巴黎投降後，英國政府立即將注意力轉向美國，《信使報》於4 月15 日宣布，將有兩萬名英軍從法國加龍河（Garonne）前往美國。《信使報》補充說，麥迪遜先生「把局面搞得一團亂」。兩萬名士兵約占威靈頓麾下英軍人數的三分之二，正如英國公眾所相信的，這些士兵抵達美國，將確保這場戰役的成功。直到這些部隊上船前往美國，英國政府才開始談判；但在5 月中旬，軍事準備措施已經完成，《信使報》開始將重點轉向讓公眾為和平條件做好心理準備。
這些條件與《泰晤士報》公布的條件相似，只是《信使報》並不反對與麥迪遜進行談判。美國將被禁止漁業權；西班牙將在收復路易斯安那方面得到支持；美國必須明確承認英國的強制徵兵權，任何缺乏這些條件的協議都是不明智且令人失望的。「在我們結束這場戰爭之前，美國必須對一些關鍵點做出讓步。」這樣的言論似乎沒有帶來任何和平希望，然而，僅存的希望都寄託在卡索雷身上，因為這些言論正是他所引發的。英方的要求雖然過分，但仍低於普遍預期。《信使報》採取較溫和的立場，承認談判的適當性，既未堅持麥迪遜下台、也未主張聯邦分裂，既沒有提出英國所有的要求、也沒有將這些要求當作最後通牒。
英國政府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加拿大，且不容加以忽視。加拿大政府重提舊怨，指出1783 年條約無知且大肆犧牲加拿大的利益，這次不應該錯過糾正錯誤的機會。加拿大官方的《公報》堅持要求美國交出紐約州北部，表示聖勞倫斯河的兩岸都應該屬於加拿大領土，10 並認為劃出一條從普拉茲堡到薩克特港的領土線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為了確保加拿大的利益，英國政府應該進一步堅持取得尼亞加拉河東岸，要求保證從桑達斯基到卡斯卡斯基亞斯的印第安領地的完整，同時要求美國撤出在西北部的軍事哨所；5 月，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解釋這個主題，供英國談判代表使用，並在地圖上標出所需讓與的領土。英國政府希望美國做出的主要犧牲，包括五大湖的控制權、將俄亥俄河作為印第安領地邊界，以及歸還路易斯安那。緬因州部分地區的割讓是假設而非正式要求，至於漁業，則完全按照英國自己的需求來處理。1813 年11 月8 日紐芬蘭（Newfoundland）的一份備忘錄指出，由於戰爭排除了美國的競爭，給英國的貿易和漁業帶來好處，結果促使拉布拉多（Labrador）海岸工作的英國人數增加一倍；備忘錄的提交者還補充說：
他們一再強調這項重要政策⋯⋯亦即完全排除外國人再次分享漁業利益，因為我們的國家防禦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仰賴漁業。
當俄國沙皇和普魯士國王6 月7 日訪問倫敦並受到熱烈歡迎時，英國社會的信心達到最高點。加勒廷6 月17 日會見沙皇，希望俄國的影響力能夠緩和英國政府的要求，但沙皇並未給加勒廷任何反饋。13 加勒廷6 月13 日給美國總統寫了一封經常被引用的信函， 警告總統有15,000 名或20,000 名士兵正前往美國的路上，美國不能指望歐洲提供援助。加勒廷繼續說：
我也極為堅信，鑑於目前世界的不利形勢，美國無法透過繼續戰爭迫使英國在任何有爭議的海事問題上讓步，特別是不可能就強制徵兵問題達成令人滿意的安排；可以期望的最有利和平條件是恢復到戰前狀態（ante bellum）。
加勒廷補充說，甚至連此和平條件也取決於美國能否成功抵擋戰爭所帶來的衝擊。在他寫信時，他並沒有說明，回到戰前狀態的想法將受到英國輿論的批評，因為該想法被視為對美國有利；但他對局勢的評估，無疑比僅僅考慮到英國媒體所表達的情緒更為準確。……
根特會議
1814 年春夏期間，外交任務比軍事任務更加希望渺茫。布朗和伊扎德防守邊境的任務極其艱難，但加勒廷和巴亞德卻連開啟談判的起點都找不到。在卡索雷的善意許可下，他們訪問英國，4 月時越過英吉利海峽，來到倫敦。加勒廷一直待到6 月21 日，等待英國政府行動，他試圖以機智、謹慎和堅持不懈的方式，努力使兩國政府達成共識；但這種嘗試是徒勞無望的。此時的英國，正沉浸在歐洲戰事告捷中得意忘形。
雖然英國報紙對社會普遍民意有錯誤的理解，甚至在美國事務上與英國內閣意見相左，但英國報紙的言論在某些方面卻是衡量公眾悲喜情緒的中立指標，對於政府的短期立場，會帶來一些表面而非實質的影響。如果卡索雷和他的同僚們真的受到媒體左右，就不可能與美國達致和平。任何對美國的友好態度，即使存在，也必須噤聲，媒體或社會只能表達對美國的強烈敵意。
一般認為，英國大臣們希望與美國和平共處，因此非官方媒體倫敦《泰晤士報》在主張與美國開戰這方面，就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泰晤士報》先前並未表現出報復態度，但現在代表了韋爾斯利和坎寧等人物的利益，採取比英國更英國、比政府更忠於政府的立場。《泰晤士報》一向以出色的寫作和高明的編輯聞名，但它對美國的取向卻深受美國聯邦黨人的言論影響，這家英國媒體根據聯邦黨人公開和私下的言論，來形塑其對美國人特質的判斷與評價。
《泰晤士報》過度沉迷於這種激起對美國的反感所帶來的樂趣。英國憎恨的主要對象，除了拿破崙之外，還有麥迪遜。對個性溫和的人來說，麥迪遜有一種特別會招致謾罵的非凡能力。英國報紙在提到麥迪遜時，措詞比美國聯邦黨還要激烈，而《泰晤士報》在謾罵力道上更甚於任何其他英國報紙。「華盛頓那位哲學政治家的瘋狂胡言」，以及「像獵犬般討好俄羅斯皇帝……成為被廢黜暴君最卑鄙的工具；……毫無疑問，他希望自己被任命為波多馬克親王或維吉尼亞州大公」這樣的評價，都在相同的政治偏見範圍內。《太陽報》（Sun）在提及「那個可鄙的壞蛋麥迪遜和他的支持者」時，比較少辱罵攻擊，《泰晤士報》則習慣性地稱麥迪遜為騙子和冒牌貨。
《泰晤士報》於4 月中旬把注意力轉向美國，「不要談論什麼節制」是它文章的起頭。「解決我們在歐洲所有的敵人後，這個國家的公眾對美國人最為憤怒；…… 對方的行為如此卑鄙、可惡和可恨……正如我們主張『不與拿破崙達成和平！』的原則一樣，我們必須堅持『不與麥迪遜達成和平！』的政策。」《泰晤士報》一貫遵循這項規則，表現出筆墨難以形容的憤怒不滿，並公開表達其實際目的。該報4月27 日宣稱「麥迪遜先生對路易斯安那和東西佛羅里達做出的骯髒、欺詐行為尚待懲罰」，並於5 月17 日繼續強調這個觀點：「他應該成為聯邦黨人正義復仇的犧牲品。我們要堅持下去，揭發這個冒牌貨……誰在乎他們稱之為教義的厚顏無恥？我們將要求賠償……我們將堅持為加拿大提供安全保障……我們將初步調查美國對路易斯安那的領土主張；我們不會允許他對佛羅里達進行卑劣攻擊而未受到懲罰。」5 月18 日，《泰晤士報》宣稱，麥迪遜為了他的「科西嘉主子」（亦即拿破崙）的利益而讓自己留下欺騙的紀錄。「他一直是個冒牌貨，應該遭遇叛徒的厄運。這個厄運現在快降臨在他身上了。」5 月24 日，《泰晤士報》繼續談論該主題：「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懲罰感到恐懼。哦，但願沒有虛假的慷慨、沒有錯誤的寬容、沒有軟弱和懦弱的政策介入，能使他們免於懲罰！打擊吧！懲罰這些野蠻人，因為他們就是這樣野蠻！……不能與麥迪遜和其虛偽的團隊簽訂任何條約，因為任何誓言都無法約束他們。」6 月2 日，當英國代表團終於宣布準備啟程前往根特與美國進行和平談判時，《泰晤士報》給予他們指示：「我們的要求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那就是『屈服！』」
比《泰晤士報》更具權威性的《晨間郵報》，使用更粗魯的言詞加以批評。1814 年1 月18 日，該報甚至聲稱發現了「美國政府性格中的一個新特徵。眾所周知，他們是地球上最不道德和最可鄙的，不受任何高尚的情感影響；但直到最近，我們還發現他們對失敗的恥辱無感，甚至連被打敗而感到自己無價值和無能的動物本質也沒有」。《晨間郵報》對麥迪遜給予最低的評價，指出麥迪遜是「偽裝的暴君、拿破崙的迷你仿製品」和可悲的工具，稱他的年度咨文應該是拿破崙替他寫的；他是愚蠢的叛國者。
《泰晤士報》和《晨間郵報》是獨立報紙，只代表自身發言；但《信使報》照理來說應該受到政府觀點的影響，通常也會最先得知政府官員的想法。但在態度上，《信使報》似乎不得不與較不受青睞的競爭對手競爭。在《信使報》看來，麥迪遜總統 1813 年的年度咨文像是「虛榮庸俗內閣的所有產物」，「結合了裝腔作勢和偽善、誇大和虛假、粗俗無力、沒有證據的斷言、最卑鄙的偏見和最惡意的激情；以及對英國的赤裸裸仇恨，和對法國不加掩飾的偏袒和卑躬屈膝」。 5 月24 日的《信使報》表示：「我們對麥迪遜先生的鄙視程度，比對任何人都深。」 《信使報》所說的「誇大和虛假、粗俗無力、沒有證據的斷言、最卑鄙的偏見和最惡性的激情」等描述，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信使報》採用的一種表達形式，一旦得到政府的暗示，就會採用不同的語氣；但它發布的官方行動和意圖公告則更為嚴肅，需要更仔細關注。
3 月31 日巴黎投降後，英國政府立即將注意力轉向美國，《信使報》於4 月15 日宣布，將有兩萬名英軍從法國加龍河（Garonne）前往美國。《信使報》補充說，麥迪遜先生「把局面搞得一團亂」。兩萬名士兵約占威靈頓麾下英軍人數的三分之二，正如英國公眾所相信的，這些士兵抵達美國，將確保這場戰役的成功。直到這些部隊上船前往美國，英國政府才開始談判；但在5 月中旬，軍事準備措施已經完成，《信使報》開始將重點轉向讓公眾為和平條件做好心理準備。
這些條件與《泰晤士報》公布的條件相似，只是《信使報》並不反對與麥迪遜進行談判。美國將被禁止漁業權；西班牙將在收復路易斯安那方面得到支持；美國必須明確承認英國的強制徵兵權，任何缺乏這些條件的協議都是不明智且令人失望的。「在我們結束這場戰爭之前，美國必須對一些關鍵點做出讓步。」這樣的言論似乎沒有帶來任何和平希望，然而，僅存的希望都寄託在卡索雷身上，因為這些言論正是他所引發的。英方的要求雖然過分，但仍低於普遍預期。《信使報》採取較溫和的立場，承認談判的適當性，既未堅持麥迪遜下台、也未主張聯邦分裂，既沒有提出英國所有的要求、也沒有將這些要求當作最後通牒。
英國政府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加拿大，且不容加以忽視。加拿大政府重提舊怨，指出1783 年條約無知且大肆犧牲加拿大的利益，這次不應該錯過糾正錯誤的機會。加拿大官方的《公報》堅持要求美國交出紐約州北部，表示聖勞倫斯河的兩岸都應該屬於加拿大領土，10 並認為劃出一條從普拉茲堡到薩克特港的領土線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為了確保加拿大的利益，英國政府應該進一步堅持取得尼亞加拉河東岸，要求保證從桑達斯基到卡斯卡斯基亞斯的印第安領地的完整，同時要求美國撤出在西北部的軍事哨所；5 月，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解釋這個主題，供英國談判代表使用，並在地圖上標出所需讓與的領土。英國政府希望美國做出的主要犧牲，包括五大湖的控制權、將俄亥俄河作為印第安領地邊界，以及歸還路易斯安那。緬因州部分地區的割讓是假設而非正式要求，至於漁業，則完全按照英國自己的需求來處理。1813 年11 月8 日紐芬蘭（Newfoundland）的一份備忘錄指出，由於戰爭排除了美國的競爭，給英國的貿易和漁業帶來好處，結果促使拉布拉多（Labrador）海岸工作的英國人數增加一倍；備忘錄的提交者還補充說：
他們一再強調這項重要政策⋯⋯亦即完全排除外國人再次分享漁業利益，因為我們的國家防禦能力有很大一部分仰賴漁業。
當俄國沙皇和普魯士國王6 月7 日訪問倫敦並受到熱烈歡迎時，英國社會的信心達到最高點。加勒廷6 月17 日會見沙皇，希望俄國的影響力能夠緩和英國政府的要求，但沙皇並未給加勒廷任何反饋。13 加勒廷6 月13 日給美國總統寫了一封經常被引用的信函， 警告總統有15,000 名或20,000 名士兵正前往美國的路上，美國不能指望歐洲提供援助。加勒廷繼續說：
我也極為堅信，鑑於目前世界的不利形勢，美國無法透過繼續戰爭迫使英國在任何有爭議的海事問題上讓步，特別是不可能就強制徵兵問題達成令人滿意的安排；可以期望的最有利和平條件是恢復到戰前狀態（ante bellum）。
加勒廷補充說，甚至連此和平條件也取決於美國能否成功抵擋戰爭所帶來的衝擊。在他寫信時，他並沒有說明，回到戰前狀態的想法將受到英國輿論的批評，因為該想法被視為對美國有利；但他對局勢的評估，無疑比僅僅考慮到英國媒體所表達的情緒更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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