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與槍

記憶的黑暗與光明──《茶行的女兒》

2014/02/03 記憶的彰顯與遮蔽，往往需要從文字紀錄來檢驗。如果沒有說出或者書寫，即使是轟轟烈烈的歷史，最後也要歸於沉寂。二十世紀的台灣史，從戰前殖民時期到戰後威權時代，有多少生命曾經精采演出，只因為政治浪潮過於洶湧，最終一個一個都遭到席捲淹沒。個人的命運，也許很難抵擋政治權力的干涉，但只要勇敢留下紀錄，生命就會在歷史圓柱上刻下痕跡。只要有一點點刻痕，縱然面目模糊，漫漶不清，畢竟還是可以沿著深淺不一的文字，追尋失落的記憶。王淑婉完成《茶行的女兒》時，其實已經在歷史的石柱上，留下痕跡。無論她的刀工多重或多輕，都逼著我們在辨識她的文字時，必須脫帽並且沉思。 我之所以遇到淑婉，是在敏隆講堂的教室。每年春天，我都會在講堂開授一門適合大眾聆聽的課程。我的用意是，把學院裡的知識化為尋常的學問，與學院門外的大眾心靈相互對話交流。淑婉來聽課時，總是選擇坐在第一排，她的專注神情與埋首筆記，往往使我不敢懈怠下來。有一次下課時，她偶然提起，她的二叔就是在二二八事件受害的王添?。聽到這個名字，心情不禁肅穆起來。遠在海外時期，我的台灣史研究，便是始於二二八事件的探索。當時，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我翻閱著戰後初期的台灣報紙，包括《台灣新生報》《民報》《人民導報》，王添?身為台灣第一屆的參議員，不時會在新聞報導中浮現名字。他對行政長官公署官員的貪污腐化，曾經在議會公開質詢批判。事件爆發後，他遭到逮捕，並且被丟進汽油桶活活燒死。王添?的悲慘命運，在我歷史研究的經驗裡，一直是巨大的傷痛。 我未曾預料，那悲傷的記憶其實距離我並不遙遠。淑婉說出她的身世背景時，我才驚覺歷史往往不時與我們擦肩而過。這次捧讀她的成長記憶，王添?身影雖然在文字裡退到遙遠的背景，卻總是覺得，在什麼地方會與歷史幽靈不期而遇。那個時代的父母，為了避免讓傷痛傳承到下個世代，竭其所能創造樂觀明朗的環境。生下來就有聽障的淑婉，可能比起同輩還要辛苦。但是經營茶行的父親，無論在商場受到何等挫折，無論外面政治環境是何等黑暗，都想盡辦法使女兒享有快樂的童年。在她細緻的描寫裡，怵然讓讀者看見，戰後的台灣男人承擔起多少折磨。在面對兒女時，好像什麼事情都未曾發生過。因為她擁有一個善於隱忍的父親，往往單獨消化記憶的悲痛與政治的險惡，為女兒換取一個毫無煩憂的家庭。她筆下的文字，帶著閃亮的光線，愉悅的節奏，把那個時代擦拭得非常透明。 台灣的茶葉，從晚清開始，就已經把小小的海島推上世界貿易的版圖。大稻埕的王家，是這行業其中的一個典範。在她的回憶中，描寫茶行忙碌的景況，容許讀者窺見它所散發的時代氣味與光影。在熱鬧喧囂的日常工作裡，一位女工也融入繁忙的生產線。故事就在這裡展開，在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中，父親終於遇見這位女工，後來也就是淑婉的母親。作者有她個人的筆法與技巧，很容易誘使讀者陷入她形塑出來的情調與格調。 戰後台灣社會庶民生活的光景，都清晰倒影在她抒情的文字。淑婉有一顆善良的心，有意在她童年回憶的書寫，髹上一層光澤。其實，她避開了一些悲劇故事，例如王添?的遇害，或者大媽的委曲命運。她自己在學校的成長經驗，不時受到同學的欺負與奚落。如果沒有父母灌注她豐富的愛，或許不可能以大方磊落的態度面對人生。書寫，原就屬於一種過濾或救贖的實踐。記憶，本來就是屬於一種選擇性的遺忘。當記憶與書寫結合起來時，她已經抹去生命裡太多的淚痕與傷口。縱然生來就是聽障者，但她看到的世界卻都是完美無缺，也必須要有這樣的心房，她才有能力克服童年時遭到的屈辱，以及成年後遇到的殘缺愛情。 人生本來就是由許多偶然與巧遇拼湊而成，它無法事先預約，也無法量身訂做。命運到來時，只能坦然接受。淑婉所承接的生命遊戲規則，就像下棋那樣，可以寫出變化無窮的棋譜，卻只能在一定的格局裡面完成。她把完全受到遺忘的大稻埕歲月，又重新構築起來。無論是吉光片羽，或是細膩紀錄，都讓讀者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溫度。她擅長使用柔軟的文字與句法，描繪那遙遠時光裡的黑暗與光明。無論如何也看不到一絲光線，卻因為她的寬容，終於還是照見時代心靈的挫折與昇華。全書結束時，她的生命也獲得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