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饑荒到文化大革命：一個紅衛兵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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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青春被點燃，歷史開始失控
文革六十年，一段群眾政治的真實告白
他曾相信革命，也親眼看見它失控，從狂熱走向幻滅。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六十年之際，這不只是回憶，而是一段仍在發燙的歷史現場。
他出身皖南農村，童年從大饑荒的「死人堆裡」倖存；十出頭歲已帶頭成立紅衛兵組織，印傳單、辦戰報、號召群眾，點燃一場越演越烈的政治風暴。當「造反有理」成為時代的唯一正當性，學生、工人、幹部紛紛自組派系，街頭、校園、機關單位迅速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個世界。
批鬥會可以事前協商條件，卻也可能在一聲口號喊錯之間，瞬間變成「現行反革命」；群眾的憤怒，從掛牌、戴高帽，到一層層加重的羞辱與折磨，逐步失去邊界。理想、仇恨與恐懼交織，一個原本被嚴密控制的社會，突然獲得「自發行動」的自由，卻也迅速滑向全面失序。
從紅衛兵的狂熱出發，到武鬥、下鄉與體制內再教育，作者最終進入復旦大學，回望這段親身參與的歷史。本書不僅重現文革如何在基層展開，更揭示當權力鼓動群眾、當信仰凌駕一切，人如何在其中被塑造、被利用，甚至被吞沒。
這是來自「內部參與者」的真實告白，也是一面照見群眾政治與極權動員本質的鏡子。
文革六十年，一段群眾政治的真實告白
他曾相信革命，也親眼看見它失控，從狂熱走向幻滅。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六十年之際，這不只是回憶，而是一段仍在發燙的歷史現場。
他出身皖南農村，童年從大饑荒的「死人堆裡」倖存；十出頭歲已帶頭成立紅衛兵組織，印傳單、辦戰報、號召群眾，點燃一場越演越烈的政治風暴。當「造反有理」成為時代的唯一正當性，學生、工人、幹部紛紛自組派系，街頭、校園、機關單位迅速分裂成彼此對立的兩個世界。
批鬥會可以事前協商條件，卻也可能在一聲口號喊錯之間，瞬間變成「現行反革命」；群眾的憤怒，從掛牌、戴高帽，到一層層加重的羞辱與折磨，逐步失去邊界。理想、仇恨與恐懼交織，一個原本被嚴密控制的社會，突然獲得「自發行動」的自由，卻也迅速滑向全面失序。
從紅衛兵的狂熱出發，到武鬥、下鄉與體制內再教育，作者最終進入復旦大學，回望這段親身參與的歷史。本書不僅重現文革如何在基層展開，更揭示當權力鼓動群眾、當信仰凌駕一切，人如何在其中被塑造、被利用，甚至被吞沒。
這是來自「內部參與者」的真實告白，也是一面照見群眾政治與極權動員本質的鏡子。
目錄
前 言 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
第一篇 我的成長環境
一、金寶圩：地理的和人文的境況
二、父親以儒家傳統對我啟蒙
第二篇 從死人堆裡走出來：曠古罕見的大饑荒來了
一、大躍進很快到來
二、不祥的現象開始出現
三、連續三年的大饑荒
第三篇 毛澤東發動文革
一、文化大革命展開
二、中學生自己行動起來
三、出去大串聯
四、推動文革升級
第四篇 進入武鬥
一、文革升級
二、參加游擊戰
三、支持造反派奪權
四、制止武鬥
五、秋後算帳
第五篇 紅衛兵上山下鄉
一、再教育
二、下放的生活
三、被抽調到縣革委會
四、三點補充
第六篇 成為工農兵學員
一、告別縣革委會到縣農機廠
二、合肥工業大學的三年工農兵學員
三、周恩來去世前後的政治風波
四、毛澤東去世前後的社會氣氛
五、進城慶祝
第七篇 進入上海復旦大學
一、考上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二、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復旦大學
三、影響我一生的良師益友
第八篇 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反思
一、毛當時為什麼可以拋開整個黨政體系去發動文革？
二、文革從校園走向社會
三、在文革時期，毛把自己擺在一個什麼位置？
四、文化激進主義
五、文革的「烏托邦」目標
六、有關文革的討論
後 記
附 錄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
第一篇 我的成長環境
一、金寶圩：地理的和人文的境況
二、父親以儒家傳統對我啟蒙
第二篇 從死人堆裡走出來：曠古罕見的大饑荒來了
一、大躍進很快到來
二、不祥的現象開始出現
三、連續三年的大饑荒
第三篇 毛澤東發動文革
一、文化大革命展開
二、中學生自己行動起來
三、出去大串聯
四、推動文革升級
第四篇 進入武鬥
一、文革升級
二、參加游擊戰
三、支持造反派奪權
四、制止武鬥
五、秋後算帳
第五篇 紅衛兵上山下鄉
一、再教育
二、下放的生活
三、被抽調到縣革委會
四、三點補充
第六篇 成為工農兵學員
一、告別縣革委會到縣農機廠
二、合肥工業大學的三年工農兵學員
三、周恩來去世前後的政治風波
四、毛澤東去世前後的社會氣氛
五、進城慶祝
第七篇 進入上海復旦大學
一、考上復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
二、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復旦大學
三、影響我一生的良師益友
第八篇 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反思
一、毛當時為什麼可以拋開整個黨政體系去發動文革？
二、文革從校園走向社會
三、在文革時期，毛把自己擺在一個什麼位置？
四、文化激進主義
五、文革的「烏托邦」目標
六、有關文革的討論
後 記
附 錄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
序／導讀
前言(節錄)
前言：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
最早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是一位洋人，他是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頭兩年同宿舍樓層的美國學生布蘭福德‧派克（Blanford Parker）。他這個夜貓子每天都要熬到淩晨三、四點鐘才進自己的房間睡覺，我是他忠實的粉絲，經常晚餐後的傍晚或上半夜都會與他在同層宿舍的交誼應（common room）閒聊一兩個鐘頭。他說我是他平生第一個親身交往的中國人，我就用我初級階段的英語口語儘量向他介紹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由於同宿舍兩年，他這位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研究生裡公認的大才子成了我極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就逐漸向他講述我所經歷過的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中國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劇烈變遷的實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們底層民眾在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當我開始講述中國民間的故事時，布蘭福德圓圓的胖臉上常常從一開始還帶著好奇的孩子氣的表情，聽著聽著，就被我的細節描述震驚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歎：「丁，你比我的年紀只大了兩三歲，而你經歷過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狀況，在我們美國至少是十九世紀前才可能發生，有的甚至是像歐洲中世紀的現實。」兩年以後，布蘭福德向我建議，應該把我的經歷記載下來，用英文出版，讓外部世界對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認知，更加貼近普通中國民眾的人生脈絡，而不要被中國官方的宣傳所誤導。於是我倆約好，在學校放假期間每週坐下來兩次，我口述，他聽著，在關鍵點上他向我發問，我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敘述方式解釋那些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和事。我倆的口述對話用卡式答錄機全部錄下來，每盤磁帶大約一個小時長。我們一共錄了約四十盤。布蘭福德說，等到我們大致錄音完畢，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倆試圖擬定出一個不落俗套的書名，幾番琢磨，決定書名是 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 （《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既符合事實，又很特別，覺得這挺棒！布蘭福德對美國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議我們的書稿大體完成後，找一個出版界的版權經紀人，儘快與出版社簽約。他特別中意位於紐約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說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界聲譽佳，還會組織新書會友活動，版稅也不錯。
於是我倆一邊錄音，一邊提前享受書籍出版發行後的精神物質雙收穫。可是一年以後，布蘭福德卻抽不出時間把這個項目繼續下去，他要儘快把博士論文完成，通過後拿到學位，抓緊時間找一份大學的教職，他覺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齡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裡卻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錄音磁帶收拾好交給我，說妥善保管著，等到他的教職穩固後，我倆再繼續合作做成這本書。他在一九八八年畢業以後，我倆再也沒能見面。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他多次表達了惋惜和遺憾。這個計畫的流產是我在美國十年留學和工作期間最傷感的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勵寫回憶錄的刺激也是來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個小組。一九八九—一九九○學年期間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會學系一位正教授的電話，說有媒體來採訪我。我進到教授辦公室，才知道有一個教育紀錄片小組在為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集大型影視作品做前期研究，幾位哈佛大學資深教授推薦了我，說我經歷過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國歷次大衝突、大動盪。採訪小組認真地解釋了這部三集作品的意圖，主要是為英語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據大事件參與者們的經歷和反思為基礎的生動鮮活的影視資料，以增加西方年輕學生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切瞭解和辨別能力。三集的總題目是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國：一個革命的世紀》），第一集基本上已經錄製成功了，內容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大革命，即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拚搏。第二集的內容是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歷次政治風暴。第三集是鄧小平領導的推動現代化的革命。我的經歷將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裡，以第二集為主。整個三集的製片人和總編輯是一位在國際上很受尊重的媒體人，Sue Williams 女士，據我後來知悉（但我沒有與她詳細討論過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輩曾經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做慈善事業。她對中國既有深厚情誼又有客觀理解，她強調這三集作品是以中國的民眾為主題，深入草根社會。我被告知，這部作品不是商業操作，而是嚴肅的教育作品。她們先要系統地採訪我們，把資料整理完畢後，再拍攝電視片。我當然非常樂意參與。她們的工作延續了數年，我一九九三年春離開美國之前，已經看到第二集在美國和英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隨後在二十五個國家上演，受到普遍的好評，很快獲獎多項，諸如兩項 CINE Golden Eagle Award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兩項Christopher Awards。我在第二集中講述的一九五八年起發生在我們皖南鄉下的慘景，令發達國家的觀眾驚恐哀傷；我講述的一九六六年夏季開始的紅色狂飆，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師生血脈賁張。那些我輩中國人真實經歷的細節之力量，遠勝過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拍攝小組成員希望我繼續和她們合作，把當代中國幾輪的翻天覆地，特別是普通中國人如何備受煎熬老老實實講給全世界聽。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Sue Williams，她們製作的這三集歷史紀錄片，猶如墓園裡聳立的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讓觀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經化為泥土的無數小人物；把他們碾壓成泥土的歷史巨輪，從來沒有表示過憐憫和歉意。Sue Williams 說會把我的這個評語轉告她的同行和朋友們，讓他們知悉，一個差一點也被革命巨輪碾成泥土的中國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導攝製的作品。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疫情期間美國的大學經常不能開設面對面的課程，教授們只好儘量尋找具有高教育素質的影視資料讓學生們觀看。在一個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學術團體裡，這部紀錄片被熱情地推薦：“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1976 (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 意思是這部紀錄片在所有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影視作品裡，獨樹一幟，因為被採訪的主角們都是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歷次翻天覆地運動的參與者。
下一位鼓勵我寫回憶錄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的主管，我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好朋友。一九九一年秋季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等待著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這期間，我一邊在修改我的博士論文，力圖儘快在西方出版，同時在哈佛本科生學院「社會研究委員會」教兩門小組討論課，為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做學士論文提供幫助。為了核對資料，我每週都要去Nancy的圖書館待好幾個小時，有次她認真對我說，「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輩子教書？我看你最適合的工作是做歷史紀錄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經歷過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寫成文字，然後與電影電視界的專業人員合作拍攝。觀眾以大學生為主，也可以到公共圖書館播放，舉辦討論會和講座，這樣你的讀者群、觀眾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經驗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應該把它們記錄在案，再變成影像資料傳播開來。」Nancy在這個圖書館裡工作了幾十年，對有關亞洲的各類圖書資料的讀者群受眾群的相對大小、對哈佛大學師生有關亞洲問題的研學和閱讀習慣、對美國和亞洲在文化教育領域裡的長期互動，觀察入微，把握精準。她的忠告時不時地迴響在我的腦海裡，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沒有忘記這個忠告，二○○八年夏季她來北京出差與我會面時，還提到了這件事，還建議我做系列口述史。
……
我對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個意識清晰的定位：作為一介平民個人，我的回憶錄絕無可能像歷史上的重量級人物的回憶錄，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為不論是正是邪是勝是敗，都有記載下來的價值，即便有些細節相當瑣細。我的回憶錄的歷史價值則是基於另一種維度的分量：我所目擊的、經歷的、參與的許多事件，屬於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不多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異常現象。這些事件不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甚至幾億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且對那以後的中國乃至周邊社會的變遷繼續發揮著強韌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夠憶及的事態誠實地記載下來，就為當今的和往後的人們留下一部鮮活的見證史。見證史的價值不在於見證者本人的分量，而在於被見證的事態的分量。在若干的時間段，我也曾鼓吹過、發起過甚至組織過規模不等的群體活動，它們在當時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它們的某些遺產在後來的歲月裡被人們反覆提起。在回憶錄的適當部位，我也會對我以前的言論和作為進行反思，這個建議是台灣署名「顧爾德」的一篇嚴肅書評針對《液體的回憶》而發的；香港的青年讀者群特別是曾經聽過我的中國文革課、二十世紀全球共產主義興衰課、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比較課、東西方專制獨裁政體比較課的學生們（很多來自中國內地和其他國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都是合情合理的。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將立足於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和十九世紀以來比較革命史的主要脈絡。這些革命除了中國本身的革命運動，還含括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的瓦解，德國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
前言：那些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洋人華人
最早鼓勵我寫回憶錄的是一位洋人，他是我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學位頭兩年同宿舍樓層的美國學生布蘭福德‧派克（Blanford Parker）。他這個夜貓子每天都要熬到淩晨三、四點鐘才進自己的房間睡覺，我是他忠實的粉絲，經常晚餐後的傍晚或上半夜都會與他在同層宿舍的交誼應（common room）閒聊一兩個鐘頭。他說我是他平生第一個親身交往的中國人，我就用我初級階段的英語口語儘量向他介紹關於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由於同宿舍兩年，他這位哈佛大學英美文學系研究生裡公認的大才子成了我極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就逐漸向他講述我所經歷過的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中國翻天覆地的一串串劇烈變遷的實況，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等等大事件，以及我們底層民眾在這些大事件中的境遇。當我開始講述中國民間的故事時，布蘭福德圓圓的胖臉上常常從一開始還帶著好奇的孩子氣的表情，聽著聽著，就被我的細節描述震驚得目瞪口呆。他多次感歎：「丁，你比我的年紀只大了兩三歲，而你經歷過的那些事，如同是西方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狀況，在我們美國至少是十九世紀前才可能發生，有的甚至是像歐洲中世紀的現實。」兩年以後，布蘭福德向我建議，應該把我的經歷記載下來，用英文出版，讓外部世界對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的認知，更加貼近普通中國民眾的人生脈絡，而不要被中國官方的宣傳所誤導。於是我倆約好，在學校放假期間每週坐下來兩次，我口述，他聽著，在關鍵點上他向我發問，我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敘述方式解釋那些特別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和事。我倆的口述對話用卡式答錄機全部錄下來，每盤磁帶大約一個小時長。我們一共錄了約四十盤。布蘭福德說，等到我們大致錄音完畢，他就整理成英文文本。
我倆試圖擬定出一個不落俗套的書名，幾番琢磨，決定書名是 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 （《我的爺爺奶奶沒名字》），既符合事實，又很特別，覺得這挺棒！布蘭福德對美國的出版界很熟悉，建議我們的書稿大體完成後，找一個出版界的版權經紀人，儘快與出版社簽約。他特別中意位於紐約市的知名老牌出版社 Farrar, Straus & Giroux，說該出版社在學術文化界聲譽佳，還會組織新書會友活動，版稅也不錯。
於是我倆一邊錄音，一邊提前享受書籍出版發行後的精神物質雙收穫。可是一年以後，布蘭福德卻抽不出時間把這個項目繼續下去，他要儘快把博士論文完成，通過後拿到學位，抓緊時間找一份大學的教職，他覺得自己在同系博士生中年齡偏高，不能再耗了。我理解他的考量，但心裡卻痛惜不已！他把所有的錄音磁帶收拾好交給我，說妥善保管著，等到他的教職穩固後，我倆再繼續合作做成這本書。他在一九八八年畢業以後，我倆再也沒能見面。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他多次表達了惋惜和遺憾。這個計畫的流產是我在美國十年留學和工作期間最傷感的事情之一。
第二次我被鼓勵寫回憶錄的刺激也是來自洋人，不是一位，而是一個小組。一九八九—一九九○學年期間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社會學系一位正教授的電話，說有媒體來採訪我。我進到教授辦公室，才知道有一個教育紀錄片小組在為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三集大型影視作品做前期研究，幾位哈佛大學資深教授推薦了我，說我經歷過一九五○年代晚期以後的中國歷次大衝突、大動盪。採訪小組認真地解釋了這部三集作品的意圖，主要是為英語世界高等院校的教育提供依據大事件參與者們的經歷和反思為基礎的生動鮮活的影視資料，以增加西方年輕學生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真切瞭解和辨別能力。三集的總題目是 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國：一個革命的世紀》），第一集基本上已經錄製成功了，內容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場大革命，即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拚搏。第二集的內容是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繼續革命，包括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歷次政治風暴。第三集是鄧小平領導的推動現代化的革命。我的經歷將被包括在第二集和第三集裡，以第二集為主。整個三集的製片人和總編輯是一位在國際上很受尊重的媒體人，Sue Williams 女士，據我後來知悉（但我沒有與她詳細討論過她的家世），她家族的上輩曾經在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做慈善事業。她對中國既有深厚情誼又有客觀理解，她強調這三集作品是以中國的民眾為主題，深入草根社會。我被告知，這部作品不是商業操作，而是嚴肅的教育作品。她們先要系統地採訪我們，把資料整理完畢後，再拍攝電視片。我當然非常樂意參與。她們的工作延續了數年，我一九九三年春離開美國之前，已經看到第二集在美國和英國的公共電視台播出，隨後在二十五個國家上演，受到普遍的好評，很快獲獎多項，諸如兩項 CINE Golden Eagle Awards at the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兩項Christopher Awards。我在第二集中講述的一九五八年起發生在我們皖南鄉下的慘景，令發達國家的觀眾驚恐哀傷；我講述的一九六六年夏季開始的紅色狂飆，令西方高等院校的師生血脈賁張。那些我輩中國人真實經歷的細節之力量，遠勝過抽象的社會科學概念。拍攝小組成員希望我繼續和她們合作，把當代中國幾輪的翻天覆地，特別是普通中國人如何備受煎熬老老實實講給全世界聽。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Sue Williams，她們製作的這三集歷史紀錄片，猶如墓園裡聳立的一座無名烈士紀念碑，讓觀摩者侍立在它的面前，追思那些生命和姓名都已經化為泥土的無數小人物；把他們碾壓成泥土的歷史巨輪，從來沒有表示過憐憫和歉意。Sue Williams 說會把我的這個評語轉告她的同行和朋友們，讓他們知悉，一個差一點也被革命巨輪碾成泥土的中國青年，是如何看重她主導攝製的作品。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大疫情期間美國的大學經常不能開設面對面的課程，教授們只好儘量尋找具有高教育素質的影視資料讓學生們觀看。在一個北美最大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學術團體裡，這部紀錄片被熱情地推薦：“A Century in Revolution, a six part series but two parts, two hours, are on Mao 1949-1976 (with never to be repeated interviews with actual participants). Unbelievably fantastic. Really gets a sense of why the disasters happened, from grassroots to top leadership.” 意思是這部紀錄片在所有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影視作品裡，獨樹一幟，因為被採訪的主角們都是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發起的歷次翻天覆地運動的參與者。
下一位鼓勵我寫回憶錄的，也是洋人，Nancy Hearst，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的主管，我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好朋友。一九九一年秋季我的博士論文完成後，等待著一九九二年六月初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這期間，我一邊在修改我的博士論文，力圖儘快在西方出版，同時在哈佛本科生學院「社會研究委員會」教兩門小組討論課，為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做學士論文提供幫助。為了核對資料，我每週都要去Nancy的圖書館待好幾個小時，有次她認真對我說，「小丁，你真的打算一輩子教書？我看你最適合的工作是做歷史紀錄片系列，先把你本人經歷過的那些可怕的事件寫成文字，然後與電影電視界的專業人員合作拍攝。觀眾以大學生為主，也可以到公共圖書館播放，舉辦討論會和講座，這樣你的讀者群、觀眾群就大的多啦！你的生活經驗不是很多人共有的，你應該把它們記錄在案，再變成影像資料傳播開來。」Nancy在這個圖書館裡工作了幾十年，對有關亞洲的各類圖書資料的讀者群受眾群的相對大小、對哈佛大學師生有關亞洲問題的研學和閱讀習慣、對美國和亞洲在文化教育領域裡的長期互動，觀察入微，把握精準。她的忠告時不時地迴響在我的腦海裡，直到如今。她本人也沒有忘記這個忠告，二○○八年夏季她來北京出差與我會面時，還提到了這件事，還建議我做系列口述史。
……
我對自己的回憶錄有一個意識清晰的定位：作為一介平民個人，我的回憶錄絕無可能像歷史上的重量級人物的回憶錄，他／她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文、所作所為不論是正是邪是勝是敗，都有記載下來的價值，即便有些細節相當瑣細。我的回憶錄的歷史價值則是基於另一種維度的分量：我所目擊的、經歷的、參與的許多事件，屬於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不多見的、甚至絕無僅有的異常現象。這些事件不僅巨大地和深刻地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甚至幾億人的生活和命運，而且對那以後的中國乃至周邊社會的變遷繼續發揮著強韌的左右支配力。我只要把能夠憶及的事態誠實地記載下來，就為當今的和往後的人們留下一部鮮活的見證史。見證史的價值不在於見證者本人的分量，而在於被見證的事態的分量。在若干的時間段，我也曾鼓吹過、發起過甚至組織過規模不等的群體活動，它們在當時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它們的某些遺產在後來的歲月裡被人們反覆提起。在回憶錄的適當部位，我也會對我以前的言論和作為進行反思，這個建議是台灣署名「顧爾德」的一篇嚴肅書評針對《液體的回憶》而發的；香港的青年讀者群特別是曾經聽過我的中國文革課、二十世紀全球共產主義興衰課、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比較課、東西方專制獨裁政體比較課的學生們（很多來自中國內地和其他國家），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都是合情合理的。我的反思包括自我批判，將立足於比較政治社會學的理論和十九世紀以來比較革命史的主要脈絡。這些革命除了中國本身的革命運動，還含括俄羅斯革命和蘇聯的瓦解，德國的左派和右派革命，以及日本的反革命。
試閱
2. 「八一八暴動團」成立
第一步，我們獨立自主地成立了一個紅衛兵造反組織，不再受學校裡統一的紅衛兵系統支配，那是文革一開始學校的黨團領導主辦的官式團體，是變相的共青團。在這之前的中共黨政制度下，各種民間自發成立的小組、學社、團體，都是會受到嚴厲處罰的。當年，應該是中共和蘇聯意識形態大辯論的初期，郭沫若的兒子被判死刑槍斃了，就是因為他在北大物理系當學生的時候，覺得蘇聯成了修正主義，那中國會不會也變成修正主義呢？於是他們自發地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本來是紅二代和自認為堅定的馬列主義信徒，結果卻被認定是成立了反動組織，被公安部當成重大的反革命組織案件，把領頭的郭同學逮捕了，判了死刑。馬上有人勸郭沫若跟周恩來說說情，但郭沫若都不敢。當時，公安部長是羅瑞卿，老郭也認識他。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前，人們都不敢擅自成立組織，都是被組織的，工會、婦聯、工商聯、統戰組織如華僑聯合會等，每一種大的職業或專業領域，皆有自上而下、從北京到基層的組織系統。只能在這個系統裡活動，被重視或者不被重視，搞什麼活動，全靠上面領導的意見。老百姓是不可以有獨立自主的組織，否則會有殺頭之罪。
從大串聯回來後，我們就發現當下的革命形勢不一樣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戴上紅衛兵的袖章，影響那麼大，翻天覆地。我們一回來成立的這個自發組織，叫「八一八暴動團」，這名字是我建議的，紅衛兵戰友們都熱烈接受了。當年毛澤東發動的湖南農民秋收起義，又叫做秋收暴動，我們組織的名字有毛主義的革命根源。我建議一定要帶上「八一八」，群眾一聽就知道是紅衛兵造反派取的名字，很有象徵意義。凡是規規矩矩的學生和職員成立的組織，名字也都是規規矩矩的，不敢太刺激。多半是叫毛澤東思想造反隊，或者帶個紅字，叫紅色革命造反隊之類。最激進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宣言，表示這不是黨政系統領導批准的，而是我們自己創立的。「暴動團」就是自下而上推翻現有秩序的意思，我們的「八一八暴動團」成為整個宣城地區第一個自我組織起來的紅衛兵團體，發誓要把北京紅衛兵的精神和做法在宣城和皖南推動下去。
「八一八暴動團」成立之初，成員裡我的年紀最小，宣城中學初二年級的學生只有我一個參加了，其他大多數都是高中的。我又是提前上學的，比通常的初二學生還小一點，但因為我帶隊出去串聯，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精神領會得好，成員們就讓我把宣傳工作抓起來，首先是印製革命傳單，接著是編輯紅衛兵戰報。我很快就把這兩個任務幹起來，報紙的名字就叫《八一八戰報》，用的是毛主席的手書集字。一旦文革成為全社會民眾參與的全國運動，整個氣勢就大不一樣了，運動就獲得了自身的動力。越往後我們就越明白，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革命小將起來大鬧，為什麼一開始就那麼大得民心？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不管搞什麼運動，普通老百姓是沒有自發參與機會的，都是各級黨團組織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老百姓統統是被操作的。文革的發動階段是第一次允許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搞一場政治社會革命，而這個機會也是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分裂後，才落實到基層的。按照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的中共中央文件《十六條》，在校學生能夠成立文革組織，社會上還不行，普通老百姓沒資格，黨政系統一貫怕老百姓成立自己的組織會鬧事。這些年來NGO為什麼在中國被全面打壓？就是不能讓民眾有獨立自主性。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開始紅衛兵組織能夠發行傳單和辦報紙，不就是民辦媒體了嗎？按照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官方思路，你們下一步不就是要推翻政府、要奪權了嘛？
文革很快擴散到社會，沒幾個星期，運動就明顯獲得了自發進展的能量。宣城中學的學生像全國的青少年一樣，沒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我們唯一經歷過的就是大饑荒。此前的政治運動是社會上的成年人才會經歷的，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和一九六○年代初的四清運動，後者被劉少奇弄成了清帳目、清財務、清工分、清倉庫，跟現在的反腐敗有點像。一九五○年代的三反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資本家和商人；土地改革，針對的是農村，跟我們學生也沒關係。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國老百姓第一次主動介入一場規模宏大的政治動員和革命運動，從學生運動起步，然後老百姓也很快就自組織、自聯合、自串聯，快要天下大亂了。但毛澤東信心百倍，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說，亂的是敵人，讓敵人自我暴露，軍隊在我們手裡，不怕亂。後來毛下令實行軍管，就是這個思路。在軍管之前的一段時間，毛發現亂得太厲害、時間太長了，他也掌控不住局面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底之前，當時中共黨政領導層第一線的人，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雖然毛已經私下裡告訴周關於文革的某些步驟）等，都很擔憂亂得不可收拾，毛澤東卻鼓勵大亂。
把文革鬧成一個社會運動後，普通民眾包括售貨員、店員、醫生護士、交通運輸部門職員、工廠職工，都自發成立了各種革命造反組織。他們的組織不能稱為紅衛兵，叫工人造反隊或白求恩戰鬥隊之類。當時還不允許農村人口介入文革，大饑荒過去還沒幾年，周恩來提心吊膽，不想讓文革影響到農業生產。這階段還有另一個界限沒被打破，就是民眾只能在本地成立地方性的革命造反組織，不能跨越廣泛的地區。一旦各地區的組織相互搭建，就可能成立跨省、跨大區、甚至全國性的造反派組織，這樣的狀況很可怕，所以不允許。當時，同一個地方的社會上造反派組織都想跟本地的紅衛兵團體聯絡協調，因為紅衛兵是毛主席親自支持的，有神聖的光彩。而且紅衛兵不用上班，全部時間鬧革命，能量特別大。其他民眾必須白天上班促生產，業餘鬧革命，可以稍微提前一點下班，但不能完全不上班。那時還不允許停產鬧革命，都是國營單位，都不上班就會讓全國的城市經濟癱瘓。
每一個地區都會形成大的派別，通常是兩大派，每個派別裡面有很多中小型組織，這是全國現象。但一個大派別內部的結構是鬆散的，主要是協調的關係。宣城是大縣，派系出現得要早一點。我們「八一八暴動團」被好幾個造反派組織邀請，教他們怎麼搞文革，以便讓他們的行動能在本單位、本系統裡步步上升，一直鬧到最上頭打倒頭號、二號走資派。不但普通的工作單位成立了造反派組織，不久公檢法的成員都敢於出來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派組織了，以前這麼幹是要殺頭的。現在他們知道江青在北京講過要砸爛舊公、檢、法，膽子就猛然放開了。
和全國的格局類似，宣城兩大派的成員們主要是以文革前的處境來劃分的，有明顯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根源。一大派被中立的群眾稱為「老保」，由文革前比較聽話的、政治待遇比較好的、沒有受過嚴重虐待和打擊的人們組成，許多是優秀共青團員、黨員、勞模，紅五類出身為主。所謂「老保」，意思是他們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是保守派。宣城的這一大派名字叫「紅色造反派總部」，簡稱「紅總」。我們這一派把他們稱為「紅腫」，又紅又腫，快腐爛了。我們這一派比他們更為激進得多，成員們多半是文革前在單位裡不受重視、與領導的關係不好、甚至被打擊和迫害過的。我們這派的名字叫「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對方就把我們污蔑為「臉紫」。一派是臉上發紫，另一派是身上紅腫，兩派互相污蔑，很像中國內戰中的兩大黨，國民黨稱中共為「共匪」，共產黨稱國民黨為「蔣匪幫」，都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
北京規模大，派別更是五花八門，紅衛兵組織的一大派叫「天派」，是以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為主。另一大派叫「地派」，是以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為主。還有第三派，但沒鬧出很大的名堂。後來安徽省鬧出了「好派」和「屁派」，是以對省會合肥市兩大派奪權（奪省委、省政府的大權）引發的衝突劃分的。先下手奪權的一派說他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奪了走資派手裡的大權。另一派被排斥在奪權行動之外，罵對方的行動「好個屁」！我們這一派是站在「屁派」一邊的，更激進得多。
這些自發成立的團體的名字五花八門，但基本上能區分出某某組織是更激進的或更保守的。還有一些團體的名字非常搞笑。宣城中學那麼多學生，有的不願成為我們「八一八暴動團」的成員，只願意是我們的盟友。有個組織叫「鬼見愁」，十幾個成員。還有單個人的組織，姓喬，他剛開始不願跟任何人成立組織，但也得有一個，否則很多活動參加不了，於是他一個人弄了個紅衛兵組織，叫「孫大聖」。毛澤東對孫悟空的評價很高，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毛的詩詞裡孫悟空是個造反派。大部分不很激進的組織的名字是循規蹈矩的，比如紅旗戰鬥隊、紅色接班人造反隊等等。
由於「八一八暴動團」是宣城中學最早成立的、也是最激進的學生組織，後來就主導了全校和整個宣城地區的學生運動。剛開始我們並沒什麼嚴格的架構和領導層，紅衛兵和造反派要落實毛所推崇的巴黎公社的組織原則，堅持一人一票的普選民主制。全社會的文革氣氛形成後，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把每個單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出來，那時還沒有出現強烈的懲罰比如吊打人，主要就是給他們掛牌子、掃地，有時要站在馬路邊做自我譴責，對路過的群眾說「我是一個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我思想墮落！」等等。
3. 文革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
很多後來關於文革的報導文章和成本的作品，沒有區分紅衛兵和造反派對「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羞辱，以及他們受到不同待遇後面的深層原因。我所經歷和調查過的案例告訴我，這些區別是重要的，背後有非常深刻的社會原因，絕對不能用一刀切的辦法去解釋文革中對幹部的批鬥。那些被最嚴厲對待的，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對本單位的群眾最狠的當權者。早先那些以前受到打擊迫害的人沒有機會報復，現在有了。比如掛牌子就很有講究，如果本單位的人對這個走資派沒有特別的仇恨，就搞搞形式主義，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各地搞核酸檢測一樣。造反派拿塊硬紙板，左右一個孔穿進繩子，把他的名字寫上，王某某、張某某，通常不能把他的名字打叉叉，如果用紅筆打叉叉，那對他就是政治上判了死刑，以後遭到的批鬥更狠。如果走資派不是被群眾特別的痛恨，就用軟繩子給他掛牌子，牌子很輕、繩子很粗，他脖子周圍不會受到傷害。如果他有強烈的民憤，那群眾在掛牌子上就有很多花樣技巧、折磨的辦法。戴高帽子也是一樣，如果你沒什麼特別的民憤，高帽子就很輕、通風、靠近頭皮的地方是軟邊的，不會嚴重傷害頭皮。戴高帽子的做法，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就有榜樣，給地主們戴上高帽子遊街。如果走資派的民憤很大，那給他掛牌子的群眾，就盡可能找一些比較重的厚木板。最花心思的，是套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兩邊的繩子。如果他的民憤到達中等程度，繩子就會很細，皮膚會拉破，汗水滲透進去會很疼。脖子的皮膚被拉破後，有人還會長蛆。如果民憤更大，群眾折磨他的手段就更厲害，不僅是脖子上掛木板，木板後面還裝個框框，鐵做的，很重。最殘酷的，是用一根很細的鐵絲套在他脖子上，不要說幾個鐘頭，十分鐘就受不了。根據他的民憤程度，高帽子裡面還會放進不同的東西，一層層的，裡面有樹皮或木頭，很重。民憤最高的走資派，頭上高帽子那層挨著頭皮的東西就不是軟的，是硬的。甚至套住頭皮的那個圈圈是鐵皮做的，真正把他的腦袋用緊箍咒紮緊折磨。這些對待走資派不同程度的細節，很多文章書籍都不會認真系統地寫。必須澄清的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待走資派的各種手段，根本不是一刀切一視同仁。
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太多，一直沒有基本的法治和公正，中國社會裡積累了太多的衝突和仇恨。文革爆發了，民間的仇恨才有暴露出頭的自發管道。這是文革浪潮自下而上、洶湧澎拜的一個根本動力。那些社會上後來才參加革命造反組織的，文革以前多數是循規蹈矩、聽上面話的，是正規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來找我們最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學習造反經驗，他們找的是文革以前那些五好學生成立的保守組織，人以群分。到了文革中後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們紅衛兵才知道，毛澤東現在開始發號指令，全國清理造反派隊伍，說造成社會大亂的都是階級敵人。毛真狠，他利用完造反派後，又反過來收拾這些激進分子。到了這個時候，文革自發自願的群眾運動階段就過去了。
毛澤東的文革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就是他們以為，毛是讓人民群眾自發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導自己的命運。文革開始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的早期積極參與者，最大的靈感是聽到來自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號召，要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要知道，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紅色中國所有的學校包括校內的少先隊、團組織和黨組織，教育學生的政治讀物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裡面的基本倫理，是讓你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聽本單位領導的話，反對領導就是反黨！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強化了這個倫理教條。全國學雷鋒運動，每日每時都在告訴每一個人，你們從小就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做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個人的自由選擇這樣一些人之本能，必須徹底滅絕。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青少年，每日每時都在這樣的洗腦過程中，你還會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嗎？文革一來，號召學生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讓我們感覺，天下正在大變，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
對一些普通民眾來講，的確感覺到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造反機會，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去打倒那些當權派。當時兩句口號最能體現這種精神，一句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北京的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就是喊著這句口號。但那時似乎沒有人想過，毛澤東才是皇帝。另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這是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喊出的豪言壯語。文革中的這兩句口號，讓普通民眾感到自己也敢把皇帝拉下馬；讓紅衛兵感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直到現在我對文革都不是全部否定，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文革中小規模的群眾組織形成兩大派以後，各種資源就能被全面動員起來，原來的公家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出來用。比如，交通系統的兩大派各自可以把交通運輸的資源都拿過來，糧食系統的可以把糧食運來，供銷社等商業系統的能把日用品都拿來，醫療系統的能把藥品拿來。文革中的兩大派於是就形成了各自做主的兩個小社會。我們紅衛兵每天都要寫大字報、大標語，墨水、漿糊、紙張的消耗量很大。出門去貼大字報的路是很長的，我們還需要鐵筆、油墨、蠟紙、三輪車、自行車等等。特別是，每天得有伙食保障，出去串聯時才有接待站，我們在本地時是沒有免費伙食供應的。如果沒有兩大派形成的擁有多種資源的動員機制，我們就很難維持下去，穩定的後勤供應是革命鬥爭的生命線。兩大派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鬥爭是火爆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有自己的後勤系統和指揮系統，有自己的總部基地。就像打仗一樣，每一大派成立了最高政治決策小組，不到十個人，安排文攻、組織武衛、專門收集情報資訊、專門到外地進行聯絡、專門負責衛生救護等等。越往後就越複雜，組織系統就越穩定。我們都是從軍事角度進行認真研討選址，非常擔心被對方刺探、襲擊，領導班子給端了鍋就完蛋了。兩大派都有自己的特別行動小組，就是設法悄悄摸進對方的基地，刺探情報，甚至綁架頭頭，作為人質。
4. 需要與批鬥對象協商的批鬥會
在武鬥還沒有成為常態大規模的階段，最重要的革命操作是每一大派都要表現，我們這一派才是真正聽毛主席話的革命造反派，對方一派不是的。於是雙方都要拿出真正的行動，證實本派最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沒有放過一小撮走資派。於是就要組織大規模的批鬥會，靶子就是最高地位的當權派。如果沒有抓到那個地區的一、二把手，批鬥會就搞不成，因為沒有最夠格的批鬥對象。現在的中國黨政系統有很多塊牌子，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及一些輔助機構。文革以前的中共黨政系統，主體就是兩個委員會，一個是黨委，一個是人委即人民政府委員會。所以文革中開批鬥大會，紅衛兵去找本地區當權派的時候，必須抓到黨委一把手和人委一把手。
文革真是個政治和社會的大課堂，我們紅衛兵小將發現了中共黨政機構這個大組織系統裡，有很多挺具趣味的奧祕。當時，本地區的黨政一、二把手都成為兩大派搶奪的批鬥對象，他們怎麼保護自己呢？這些當權派沒有資格也沒有管道跑到外地老不回來，也不能待在自己家裡和單位裡，那樣太容易被造反派抓走。他們已經養尊處優多年，更不能像要飯的那樣躲在外面野地裡或者大橋底下路邊溝溝裡。那躲到哪裡去呢？躲到地方駐軍院子裡，這是最聰明的躲法，但很快引發了尖銳的衝突甚至巨大的動盪。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的軍隊分為野戰軍和地方駐軍兩大塊。後者是從省級軍區、地市級軍分區一直到縣一級，縣裡的地方軍隊領導機構叫人民武裝部，現在又恢復了。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黨政系統，每個地方的黨委一把手也是當地駐軍的名義上的一把手，省委第一書記就是省軍區的第一政委，正軍級。地市的是正師級，縣裡的是正團級，黨委書記在部隊裡的職務都是兼任的。一開始紅衛兵不敢衝擊地方部隊大院，原則上站崗的衛兵是可以對衝擊軍營者開槍的。當地黨政一把手在當地部隊裡也有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吃住和醫療條件都很好。這樣一來，我們紅衛兵造反派要揪鬥躲在駐軍大院裡的當權派就非常難辦，真的是絞盡腦汁。
我們想盡辦法派代表去跟他們談判，說你們是黨政領導幹部，不能不聽毛主席的話。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起和領導的，你們必須配合，否則就是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權派他們也有壓力，也知道不能頑抗到底。於是就跟我們的代表談判，要事先搞明白批鬥會的地點在哪裡、開始和結束的時間、批鬥會有哪些主要內容等等。他們怕被栽贓，批鬥他們的哪些錯誤要跟他們講清楚，不能讓他們承認自己沒幹過的大壞事。自己身體不好，批鬥中間要允許吃藥；不能不讓上廁所，不能尿到褲子裡；不能打他，要打也不能打要害部位；不能跪在碎石頭上，罰跪幾個鐘頭膝蓋都會磨出血，短暫的象徵性下跪認罪是可以的；要打耳光自己打。
雙方要為這些細節認真談判，談成了簽字達成一致，最後要寫個收條，到時間把當權派領走去開批鬥大會，這是文革政治上的必要表演。所以，要開成批鬥大會，事先要經過很多協商。要是有兩大派都計畫在同一天（比如五月十六日）開會就更麻煩，誰都希望當天本派第一個舉行批鬥大會，都希望在本地最好的場合舉辦，效果最好。天氣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希望最好是能在宣城中學大門口前面的正規運動場舉行，那是舉辦體育大會和最重要政治聚會的唯一場所。那是在宣城最好的位置，叫鼇峰，全場中間和周邊可以聚集二萬人以上。運動場裡有一個正兒八經的司令台，一邊是宣城中學校園，一邊是革命烈士陵園，場面很莊嚴，是露天的，可以大聲呼口號。
第二選擇是宣城東門大橋旁邊的大劇場，是歷年演出革命話劇、傳統戲劇的地方，是室內的，音響效果好。當時宣城主要有四條大街，交叉口十字街是全城的中心，東南西北四個大門，中原的老城市都是這樣規劃的。劇場裡有椅子、凳子、戲台，可以貼標語，很好安排，有喝開水的地方，有衛生間，但消防的安排要做好。每場批鬥大會，雙方都要搶奪首選之地。因為希望本地群眾盡多參加，時間就不能定在大白天，大家要上班，只能是在下班以後，或者週末，但那時只有週日一天休息。所以更多的批鬥會是在東門大劇院裡舉行。
批鬥大會之前要盡可能動員，讓更多人知道是哪一大派要舉行批鬥會，內容有哪些是新的，有新披露的內容才會更精彩。要安排喊口號，把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和新材料展示出來。一般兩、三天前，就要在東南西北四條大道沿路進行群眾遊行，宣傳批鬥會的要點。每次遊行組織也挺費事，那時的通訊技術水準很低，都要靠人跑腿。好在我們這些紅衛兵都不上班，但經常也會發生一些意外狀況。
第一步，我們獨立自主地成立了一個紅衛兵造反組織，不再受學校裡統一的紅衛兵系統支配，那是文革一開始學校的黨團領導主辦的官式團體，是變相的共青團。在這之前的中共黨政制度下，各種民間自發成立的小組、學社、團體，都是會受到嚴厲處罰的。當年，應該是中共和蘇聯意識形態大辯論的初期，郭沫若的兒子被判死刑槍斃了，就是因為他在北大物理系當學生的時候，覺得蘇聯成了修正主義，那中國會不會也變成修正主義呢？於是他們自發地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本來是紅二代和自認為堅定的馬列主義信徒，結果卻被認定是成立了反動組織，被公安部當成重大的反革命組織案件，把領頭的郭同學逮捕了，判了死刑。馬上有人勸郭沫若跟周恩來說說情，但郭沫若都不敢。當時，公安部長是羅瑞卿，老郭也認識他。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前，人們都不敢擅自成立組織，都是被組織的，工會、婦聯、工商聯、統戰組織如華僑聯合會等，每一種大的職業或專業領域，皆有自上而下、從北京到基層的組織系統。只能在這個系統裡活動，被重視或者不被重視，搞什麼活動，全靠上面領導的意見。老百姓是不可以有獨立自主的組織，否則會有殺頭之罪。
從大串聯回來後，我們就發現當下的革命形勢不一樣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戴上紅衛兵的袖章，影響那麼大，翻天覆地。我們一回來成立的這個自發組織，叫「八一八暴動團」，這名字是我建議的，紅衛兵戰友們都熱烈接受了。當年毛澤東發動的湖南農民秋收起義，又叫做秋收暴動，我們組織的名字有毛主義的革命根源。我建議一定要帶上「八一八」，群眾一聽就知道是紅衛兵造反派取的名字，很有象徵意義。凡是規規矩矩的學生和職員成立的組織，名字也都是規規矩矩的，不敢太刺激。多半是叫毛澤東思想造反隊，或者帶個紅字，叫紅色革命造反隊之類。最激進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宣言，表示這不是黨政系統領導批准的，而是我們自己創立的。「暴動團」就是自下而上推翻現有秩序的意思，我們的「八一八暴動團」成為整個宣城地區第一個自我組織起來的紅衛兵團體，發誓要把北京紅衛兵的精神和做法在宣城和皖南推動下去。
「八一八暴動團」成立之初，成員裡我的年紀最小，宣城中學初二年級的學生只有我一個參加了，其他大多數都是高中的。我又是提前上學的，比通常的初二學生還小一點，但因為我帶隊出去串聯，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精神領會得好，成員們就讓我把宣傳工作抓起來，首先是印製革命傳單，接著是編輯紅衛兵戰報。我很快就把這兩個任務幹起來，報紙的名字就叫《八一八戰報》，用的是毛主席的手書集字。一旦文革成為全社會民眾參與的全國運動，整個氣勢就大不一樣了，運動就獲得了自身的動力。越往後我們就越明白，毛澤東發動文革，鼓動革命小將起來大鬧，為什麼一開始就那麼大得民心？因為一九四九年以後，不管搞什麼運動，普通老百姓是沒有自發參與機會的，都是各級黨團組織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老百姓統統是被操作的。文革的發動階段是第一次允許老百姓自發組織起來搞一場政治社會革命，而這個機會也是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分裂後，才落實到基層的。按照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的中共中央文件《十六條》，在校學生能夠成立文革組織，社會上還不行，普通老百姓沒資格，黨政系統一貫怕老百姓成立自己的組織會鬧事。這些年來NGO為什麼在中國被全面打壓？就是不能讓民眾有獨立自主性。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開始紅衛兵組織能夠發行傳單和辦報紙，不就是民辦媒體了嗎？按照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官方思路，你們下一步不就是要推翻政府、要奪權了嘛？
文革很快擴散到社會，沒幾個星期，運動就明顯獲得了自發進展的能量。宣城中學的學生像全國的青少年一樣，沒經歷過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我們唯一經歷過的就是大饑荒。此前的政治運動是社會上的成年人才會經歷的，比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和一九六○年代初的四清運動，後者被劉少奇弄成了清帳目、清財務、清工分、清倉庫，跟現在的反腐敗有點像。一九五○年代的三反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資本家和商人；土地改革，針對的是農村，跟我們學生也沒關係。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中國老百姓第一次主動介入一場規模宏大的政治動員和革命運動，從學生運動起步，然後老百姓也很快就自組織、自聯合、自串聯，快要天下大亂了。但毛澤東信心百倍，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他說，亂的是敵人，讓敵人自我暴露，軍隊在我們手裡，不怕亂。後來毛下令實行軍管，就是這個思路。在軍管之前的一段時間，毛發現亂得太厲害、時間太長了，他也掌控不住局面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底之前，當時中共黨政領導層第一線的人，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雖然毛已經私下裡告訴周關於文革的某些步驟）等，都很擔憂亂得不可收拾，毛澤東卻鼓勵大亂。
把文革鬧成一個社會運動後，普通民眾包括售貨員、店員、醫生護士、交通運輸部門職員、工廠職工，都自發成立了各種革命造反組織。他們的組織不能稱為紅衛兵，叫工人造反隊或白求恩戰鬥隊之類。當時還不允許農村人口介入文革，大饑荒過去還沒幾年，周恩來提心吊膽，不想讓文革影響到農業生產。這階段還有另一個界限沒被打破，就是民眾只能在本地成立地方性的革命造反組織，不能跨越廣泛的地區。一旦各地區的組織相互搭建，就可能成立跨省、跨大區、甚至全國性的造反派組織，這樣的狀況很可怕，所以不允許。當時，同一個地方的社會上造反派組織都想跟本地的紅衛兵團體聯絡協調，因為紅衛兵是毛主席親自支持的，有神聖的光彩。而且紅衛兵不用上班，全部時間鬧革命，能量特別大。其他民眾必須白天上班促生產，業餘鬧革命，可以稍微提前一點下班，但不能完全不上班。那時還不允許停產鬧革命，都是國營單位，都不上班就會讓全國的城市經濟癱瘓。
每一個地區都會形成大的派別，通常是兩大派，每個派別裡面有很多中小型組織，這是全國現象。但一個大派別內部的結構是鬆散的，主要是協調的關係。宣城是大縣，派系出現得要早一點。我們「八一八暴動團」被好幾個造反派組織邀請，教他們怎麼搞文革，以便讓他們的行動能在本單位、本系統裡步步上升，一直鬧到最上頭打倒頭號、二號走資派。不但普通的工作單位成立了造反派組織，不久公檢法的成員都敢於出來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派組織了，以前這麼幹是要殺頭的。現在他們知道江青在北京講過要砸爛舊公、檢、法，膽子就猛然放開了。
和全國的格局類似，宣城兩大派的成員們主要是以文革前的處境來劃分的，有明顯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根源。一大派被中立的群眾稱為「老保」，由文革前比較聽話的、政治待遇比較好的、沒有受過嚴重虐待和打擊的人們組成，許多是優秀共青團員、黨員、勞模，紅五類出身為主。所謂「老保」，意思是他們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是保守派。宣城的這一大派名字叫「紅色造反派總部」，簡稱「紅總」。我們這一派把他們稱為「紅腫」，又紅又腫，快腐爛了。我們這一派比他們更為激進得多，成員們多半是文革前在單位裡不受重視、與領導的關係不好、甚至被打擊和迫害過的。我們這派的名字叫「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對方就把我們污蔑為「臉紫」。一派是臉上發紫，另一派是身上紅腫，兩派互相污蔑，很像中國內戰中的兩大黨，國民黨稱中共為「共匪」，共產黨稱國民黨為「蔣匪幫」，都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
北京規模大，派別更是五花八門，紅衛兵組織的一大派叫「天派」，是以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為主。另一大派叫「地派」，是以北京地質學院學生為主。還有第三派，但沒鬧出很大的名堂。後來安徽省鬧出了「好派」和「屁派」，是以對省會合肥市兩大派奪權（奪省委、省政府的大權）引發的衝突劃分的。先下手奪權的一派說他們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奪了走資派手裡的大權。另一派被排斥在奪權行動之外，罵對方的行動「好個屁」！我們這一派是站在「屁派」一邊的，更激進得多。
這些自發成立的團體的名字五花八門，但基本上能區分出某某組織是更激進的或更保守的。還有一些團體的名字非常搞笑。宣城中學那麼多學生，有的不願成為我們「八一八暴動團」的成員，只願意是我們的盟友。有個組織叫「鬼見愁」，十幾個成員。還有單個人的組織，姓喬，他剛開始不願跟任何人成立組織，但也得有一個，否則很多活動參加不了，於是他一個人弄了個紅衛兵組織，叫「孫大聖」。毛澤東對孫悟空的評價很高，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毛的詩詞裡孫悟空是個造反派。大部分不很激進的組織的名字是循規蹈矩的，比如紅旗戰鬥隊、紅色接班人造反隊等等。
由於「八一八暴動團」是宣城中學最早成立的、也是最激進的學生組織，後來就主導了全校和整個宣城地區的學生運動。剛開始我們並沒什麼嚴格的架構和領導層，紅衛兵和造反派要落實毛所推崇的巴黎公社的組織原則，堅持一人一票的普選民主制。全社會的文革氣氛形成後，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把每個單位的一把手、二把手揪出來，那時還沒有出現強烈的懲罰比如吊打人，主要就是給他們掛牌子、掃地，有時要站在馬路邊做自我譴責，對路過的群眾說「我是一個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我思想墮落！」等等。
3. 文革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
很多後來關於文革的報導文章和成本的作品，沒有區分紅衛兵和造反派對「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羞辱，以及他們受到不同待遇後面的深層原因。我所經歷和調查過的案例告訴我，這些區別是重要的，背後有非常深刻的社會原因，絕對不能用一刀切的辦法去解釋文革中對幹部的批鬥。那些被最嚴厲對待的，通常都是在文革前對本單位的群眾最狠的當權者。早先那些以前受到打擊迫害的人沒有機會報復，現在有了。比如掛牌子就很有講究，如果本單位的人對這個走資派沒有特別的仇恨，就搞搞形式主義，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各地搞核酸檢測一樣。造反派拿塊硬紙板，左右一個孔穿進繩子，把他的名字寫上，王某某、張某某，通常不能把他的名字打叉叉，如果用紅筆打叉叉，那對他就是政治上判了死刑，以後遭到的批鬥更狠。如果走資派不是被群眾特別的痛恨，就用軟繩子給他掛牌子，牌子很輕、繩子很粗，他脖子周圍不會受到傷害。如果他有強烈的民憤，那群眾在掛牌子上就有很多花樣技巧、折磨的辦法。戴高帽子也是一樣，如果你沒什麼特別的民憤，高帽子就很輕、通風、靠近頭皮的地方是軟邊的，不會嚴重傷害頭皮。戴高帽子的做法，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就有榜樣，給地主們戴上高帽子遊街。如果走資派的民憤很大，那給他掛牌子的群眾，就盡可能找一些比較重的厚木板。最花心思的，是套在他脖子上的大牌子兩邊的繩子。如果他的民憤到達中等程度，繩子就會很細，皮膚會拉破，汗水滲透進去會很疼。脖子的皮膚被拉破後，有人還會長蛆。如果民憤更大，群眾折磨他的手段就更厲害，不僅是脖子上掛木板，木板後面還裝個框框，鐵做的，很重。最殘酷的，是用一根很細的鐵絲套在他脖子上，不要說幾個鐘頭，十分鐘就受不了。根據他的民憤程度，高帽子裡面還會放進不同的東西，一層層的，裡面有樹皮或木頭，很重。民憤最高的走資派，頭上高帽子那層挨著頭皮的東西就不是軟的，是硬的。甚至套住頭皮的那個圈圈是鐵皮做的，真正把他的腦袋用緊箍咒紮緊折磨。這些對待走資派不同程度的細節，很多文章書籍都不會認真系統地寫。必須澄清的是，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待走資派的各種手段，根本不是一刀切一視同仁。
一九四九年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太多，一直沒有基本的法治和公正，中國社會裡積累了太多的衝突和仇恨。文革爆發了，民間的仇恨才有暴露出頭的自發管道。這是文革浪潮自下而上、洶湧澎拜的一個根本動力。那些社會上後來才參加革命造反組織的，文革以前多數是循規蹈矩、聽上面話的，是正規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來找我們最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學習造反經驗，他們找的是文革以前那些五好學生成立的保守組織，人以群分。到了文革中後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我們紅衛兵才知道，毛澤東現在開始發號指令，全國清理造反派隊伍，說造成社會大亂的都是階級敵人。毛真狠，他利用完造反派後，又反過來收拾這些激進分子。到了這個時候，文革自發自願的群眾運動階段就過去了。
毛澤東的文革之所以被西方左派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就是他們以為，毛是讓人民群眾自發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主導自己的命運。文革開始的時候，對紅衛兵運動的早期積極參與者，最大的靈感是聽到來自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號召，要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要知道，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份，紅色中國所有的學校包括校內的少先隊、團組織和黨組織，教育學生的政治讀物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那裡面的基本倫理，是讓你無條件地服從組織，聽本單位領導的話，反對領導就是反黨！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強化了這個倫理教條。全國學雷鋒運動，每日每時都在告訴每一個人，你們從小就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做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個人的自由選擇這樣一些人之本能，必須徹底滅絕。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青少年，每日每時都在這樣的洗腦過程中，你還會有任何非分的想法嗎？文革一來，號召學生批判和否定「奴隸主義」，讓我們感覺，天下正在大變，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
對一些普通民眾來講，的確感覺到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造反機會，可以自己組織起來，去打倒那些當權派。當時兩句口號最能體現這種精神，一句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北京的紅衛兵揪鬥劉少奇，就是喊著這句口號。但那時似乎沒有人想過，毛澤東才是皇帝。另一句口號是：「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這是青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喊出的豪言壯語。文革中的這兩句口號，讓普通民眾感到自己也敢把皇帝拉下馬；讓紅衛兵感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直到現在我對文革都不是全部否定，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因。
文革中小規模的群眾組織形成兩大派以後，各種資源就能被全面動員起來，原來的公家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拿出來用。比如，交通系統的兩大派各自可以把交通運輸的資源都拿過來，糧食系統的可以把糧食運來，供銷社等商業系統的能把日用品都拿來，醫療系統的能把藥品拿來。文革中的兩大派於是就形成了各自做主的兩個小社會。我們紅衛兵每天都要寫大字報、大標語，墨水、漿糊、紙張的消耗量很大。出門去貼大字報的路是很長的，我們還需要鐵筆、油墨、蠟紙、三輪車、自行車等等。特別是，每天得有伙食保障，出去串聯時才有接待站，我們在本地時是沒有免費伙食供應的。如果沒有兩大派形成的擁有多種資源的動員機制，我們就很難維持下去，穩定的後勤供應是革命鬥爭的生命線。兩大派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鬥爭是火爆的，但相同的是，它們都有自己的後勤系統和指揮系統，有自己的總部基地。就像打仗一樣，每一大派成立了最高政治決策小組，不到十個人，安排文攻、組織武衛、專門收集情報資訊、專門到外地進行聯絡、專門負責衛生救護等等。越往後就越複雜，組織系統就越穩定。我們都是從軍事角度進行認真研討選址，非常擔心被對方刺探、襲擊，領導班子給端了鍋就完蛋了。兩大派都有自己的特別行動小組，就是設法悄悄摸進對方的基地，刺探情報，甚至綁架頭頭，作為人質。
4. 需要與批鬥對象協商的批鬥會
在武鬥還沒有成為常態大規模的階段，最重要的革命操作是每一大派都要表現，我們這一派才是真正聽毛主席話的革命造反派，對方一派不是的。於是雙方都要拿出真正的行動，證實本派最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沒有放過一小撮走資派。於是就要組織大規模的批鬥會，靶子就是最高地位的當權派。如果沒有抓到那個地區的一、二把手，批鬥會就搞不成，因為沒有最夠格的批鬥對象。現在的中國黨政系統有很多塊牌子，包括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及一些輔助機構。文革以前的中共黨政系統，主體就是兩個委員會，一個是黨委，一個是人委即人民政府委員會。所以文革中開批鬥大會，紅衛兵去找本地區當權派的時候，必須抓到黨委一把手和人委一把手。
文革真是個政治和社會的大課堂，我們紅衛兵小將發現了中共黨政機構這個大組織系統裡，有很多挺具趣味的奧祕。當時，本地區的黨政一、二把手都成為兩大派搶奪的批鬥對象，他們怎麼保護自己呢？這些當權派沒有資格也沒有管道跑到外地老不回來，也不能待在自己家裡和單位裡，那樣太容易被造反派抓走。他們已經養尊處優多年，更不能像要飯的那樣躲在外面野地裡或者大橋底下路邊溝溝裡。那躲到哪裡去呢？躲到地方駐軍院子裡，這是最聰明的躲法，但很快引發了尖銳的衝突甚至巨大的動盪。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的軍隊分為野戰軍和地方駐軍兩大塊。後者是從省級軍區、地市級軍分區一直到縣一級，縣裡的地方軍隊領導機構叫人民武裝部，現在又恢復了。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黨政系統，每個地方的黨委一把手也是當地駐軍的名義上的一把手，省委第一書記就是省軍區的第一政委，正軍級。地市的是正師級，縣裡的是正團級，黨委書記在部隊裡的職務都是兼任的。一開始紅衛兵不敢衝擊地方部隊大院，原則上站崗的衛兵是可以對衝擊軍營者開槍的。當地黨政一把手在當地部隊裡也有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吃住和醫療條件都很好。這樣一來，我們紅衛兵造反派要揪鬥躲在駐軍大院裡的當權派就非常難辦，真的是絞盡腦汁。
我們想盡辦法派代表去跟他們談判，說你們是黨政領導幹部，不能不聽毛主席的話。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起和領導的，你們必須配合，否則就是抵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當權派他們也有壓力，也知道不能頑抗到底。於是就跟我們的代表談判，要事先搞明白批鬥會的地點在哪裡、開始和結束的時間、批鬥會有哪些主要內容等等。他們怕被栽贓，批鬥他們的哪些錯誤要跟他們講清楚，不能讓他們承認自己沒幹過的大壞事。自己身體不好，批鬥中間要允許吃藥；不能不讓上廁所，不能尿到褲子裡；不能打他，要打也不能打要害部位；不能跪在碎石頭上，罰跪幾個鐘頭膝蓋都會磨出血，短暫的象徵性下跪認罪是可以的；要打耳光自己打。
雙方要為這些細節認真談判，談成了簽字達成一致，最後要寫個收條，到時間把當權派領走去開批鬥大會，這是文革政治上的必要表演。所以，要開成批鬥大會，事先要經過很多協商。要是有兩大派都計畫在同一天（比如五月十六日）開會就更麻煩，誰都希望當天本派第一個舉行批鬥大會，都希望在本地最好的場合舉辦，效果最好。天氣比較好的時候，我們希望最好是能在宣城中學大門口前面的正規運動場舉行，那是舉辦體育大會和最重要政治聚會的唯一場所。那是在宣城最好的位置，叫鼇峰，全場中間和周邊可以聚集二萬人以上。運動場裡有一個正兒八經的司令台，一邊是宣城中學校園，一邊是革命烈士陵園，場面很莊嚴，是露天的，可以大聲呼口號。
第二選擇是宣城東門大橋旁邊的大劇場，是歷年演出革命話劇、傳統戲劇的地方，是室內的，音響效果好。當時宣城主要有四條大街，交叉口十字街是全城的中心，東南西北四個大門，中原的老城市都是這樣規劃的。劇場裡有椅子、凳子、戲台，可以貼標語，很好安排，有喝開水的地方，有衛生間，但消防的安排要做好。每場批鬥大會，雙方都要搶奪首選之地。因為希望本地群眾盡多參加，時間就不能定在大白天，大家要上班，只能是在下班以後，或者週末，但那時只有週日一天休息。所以更多的批鬥會是在東門大劇院裡舉行。
批鬥大會之前要盡可能動員，讓更多人知道是哪一大派要舉行批鬥會，內容有哪些是新的，有新披露的內容才會更精彩。要安排喊口號，把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和新材料展示出來。一般兩、三天前，就要在東南西北四條大道沿路進行群眾遊行，宣傳批鬥會的要點。每次遊行組織也挺費事，那時的通訊技術水準很低，都要靠人跑腿。好在我們這些紅衛兵都不上班，但經常也會發生一些意外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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