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與女裁縫

前言

　　第一次接觸阿富汗，是在二○○五年一個嚴寒的冬天凌晨，當時，剛結束兩天的旅行，從波士頓經倫敦飛抵杜拜。整個晚上待在杜拜第二航站，等候阿里亞納航空公司早上六點三十分飛往喀布爾的班機，由於太過焦慮，無法入眠，整個人頭昏眼花。航空公司要求旅客提前三個小時抵達，本來打算找家旅館落腳的，因此也就變成多餘了。巨大的黑色航班公告欄上打出黎明前起飛的目的地：克拉蚩（Karachi）、巴格達、坎達哈（Kandahar）、盧安達，讀起來宛如這個世界上化外熱點地區的一覽表。我知道自己是機場裡面唯一的女性，在沒有什麼裝設布置的第二航站裡，靠在角落的窗台上，等待手機充好電，儘量不讓自己引人注意，但每有男人經過──身著寬鬆的沙里卡密茲（Shalwar kameez），手推銀色行李車，車上堆得老高的行李，用咖啡色的寬帶子綑綁著──我還是感覺得到他們疑惑的眼光。心裡嘀咕著，他們一定覺得奇怪，半夜凌晨三點，一個年輕女人獨自在這裡搞什麼名堂？

　　說老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怪。閃進空蕩蕩但剛清潔過的女用洗手間，把在波士頓穿上的那一身行頭：灰色的套頭衫、卡瑟牛仔褲（Kasil jeans）和英國牌子的褐色皮長靴，換成一條寬鬆的黑長褲、黑色長袖Ｔ恤、黑色雅洛梭鞋（Aerosoles）和黑色襪子，唯一不黑的，是一件寬鬆的鐵鏽色毛線衣，在麻州劍橋一家新時代（New Age）水晶店購得。再拿出朋友艾麗亞（Aliya）借我的那條黑色羊毛圍巾，按照她教的，勉為其難地往頭上肩上隨意一套。當時，我們還在幾萬公里外，坐在她哈佛商學院宿舍裡的絨布沙發上。如今，二十五個小時之後，獨自一人在杜拜機場沒有半個人影的洗手間裡，又撥又弄，十幾個來回，自己才勉強覺得滿意。看著鏡裡的人，幾乎認不出來了。「好啦，可以了。」大聲朝著鏡中憂心忡忡的人說：「這趟旅行一定很棒。」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樣，橡皮鞋跟一轉，走出女生洗手間。

　　八個鐘頭之後，走下金屬梯子，來到喀布爾國際機場的臨時停機坪上，陽光燦爛，撲鼻的是冬天空氣的冷冽，清新但帶著點煙氣。拖著橘紅色行李箱，又要顧好艾麗亞的羊毛圍巾，一路跌跌撞撞，每走幾呎就要停下來調整面罩。沒有人告訴過我，走動時要固定好面罩竟然那麼難，更何況還拖著沉重的行李。周圍的那些女人那麼優雅，她們是怎麼做到的？想要學她們，反倒顯得可笑，彷彿外來的番鴨，搖搖擺擺於土生土長的天鵝之間。

　　機場是一九六○年代的風格，等了一個小時，看著仍然丟在跑道邊的俄羅斯坦克骨架，不免滿腹疑惑，蘇聯離開阿富汗，那可是好幾十年前的事了。迅速通過護照查驗，沒有意外。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我心裡想。一走出海關，周圍的人便朝著不同的方向一哄而散，方向感十足，只有我四顧茫然。突然之間，胃裡一陣劇烈的抽搐，我了解，自己既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前往遙遠而危險的地方，新聞記者通常都有「地陪」，也就是有個當地人，或男或女，幫著打點行程、採訪、食宿。我的呢？一個名叫莫哈麥得的年輕人，連個影子都沒看到。胡亂翻著皮夾，找他的電話號碼，又無助又害怕，卻要裝出一副冷靜沉著。他到哪裡去了？我問自己。他在電子郵件中答應了一個美國人，美國廣播公司以前的一個新聞製作人，說他會到機場接機，難道他忘記了？

　　最後，總算在皮包底下摸出一張皺兮兮的紙，上面寫著他的手機號碼，但卻又沒法打給他。自己的那支英國手機，我可是老老實實地充滿了電，但到了喀布爾，倫敦的SIM卡卻不管用，真是白忙一場。

　　十分鐘過去，二十分鐘過去，始終不見莫哈麥得。我不禁想，搞不好五天之後我人還卡在喀布爾機場裡面。眼看阿富汗人都高高興興湧出了玻璃大門，孤獨感油然而生，更勝於清晨三點在杜拜的第二航站。這時候，唯一能讓我稍微感到安心的，是機場前繞著龐大北約坦克巡邏的英國士兵。心想，萬一碰上了最壞的情況，我還可以向那些老英求救。一輛停在機場前的坦克居然可以安定人心，這我還是從來沒想過的。

　　最後，看到一名男子，約莫二十來歲，留鬍子，在機場前門的角落擺了小攤，販售電話卡、糖果和果汁，我趕忙掏出一張五元美鈔，笑盈盈地用英語問，是否可以借用他手機。他微笑著把手機遞過來。

　　「莫哈麥得。」我大聲喊叫，確定他聽得到我。「哈囉，哈囉，我是蓋兒，美國記者，人在機場，你在哪裡？」

　　「哈囉，蓋兒。」語調平靜。「我在停車場，已經來兩個鐘頭了。我們不能太靠近，因為安全考量。跟著人群走就對了，我會等妳。」

　　啊，安全考量，我怎麼會沒有想到。

　　推著超載的銀色行李車，走了兩個足球場那麼遠到停車場，距北約坦克和英國士兵足足有一哩之遙。

　　「歡迎來到喀布爾。」他一把搶過我為這趟旅行剛買的綠色艾迪寶爾（Eddie Bauer）行李袋，裡面塞得滿滿的，有頭燈，有長襯褲和毛毯。我心想，像我這種傻乎乎的老外，莫哈麥得在機場一定接過不少。他曾經和新聞記者工作多年，本身也是新聞工作者。我的一個朋友，任職倫敦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堅持要我非僱用他不可，因為，她信任他的專業、經驗與可靠，這些正是我最需要的；因為在二○○五年冬天的喀布爾，只要一次偶發的火箭彈攻擊與爆炸，就足以升高成為一場暴亂。那一刻，對於她的幫忙，我還真是感激莫名。

　　雖說是阿富汗的首善之區，街上卻亂成一團，拄著枴杖的截肢者、拼湊的汽車、驢子、雙輪燃料拖車，加上聯合國的休旅車，無不爭先恐後，沒有交通號誌，只有一個半吊子的警察在指揮。喀布爾汙濁的灰黃空氣，更是任何東西都不放過，包括肺、毛衣、頭巾與窗戶。數十年的戰爭打下來，從樹木到排水系統，一切摧毀無遺，只留下一堆遺毒。

　　這樣蠻荒的都市，我還是頭一次見識到。駕駛人非把車頭跟我們的藍色豐田逼近到只剩兩吋才疾速切入他們的車道。和我們一同塞在交通的大打結中，不論什麼車，豐田、三陽、賓士，車上的阿富汗音樂都開得震天價響。整個城市，喇叭聲響得震耳欲聾。肩上鬆垮垮掛著毛毯的白髮老人，信步走過車前，完全無視於來車，使交通為之停頓。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大混亂，很明顯地，他們都習以為常了，這才是喀布爾嘛。

　　但我可不行。我還是個新手。

　　那時候，我在哈佛商學院修企管碩士，念到第二年，正逢寒假。

　　新聞一直都是我的最愛，成年以後，大部分時間待在美國廣播公司政治組，但一年前，也就是三十歲那年，我卻放棄了總統大選的採訪工作，給自己來了個重大轉變，決心追求自己對國際事務發展的興趣。當時，我清楚知道，如果再不離開，機會從此不再。於是，我跳脫了華盛頓特區那個溫暖的繭，進入研究所，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個充滿故事性，還沒有人做過的題目。至於故事，則是要和這個世界息息相關的。

　　在我所關心的議題中，其中之一是：婦女在戰亂地區從事的商業經營與管理。亦即一種通常發生在世界上最危險的衝突核心地區，需要特殊勇氣而又鼓舞人心的創業活動。

　　我的調查從盧安達開始。在那兒，我針對婦女為自己及別人創造商業機會，並在國家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做第一手觀察。一九九四年的滅族大屠殺剛結束，婦女佔盧安達公民數的四分之三，十年之後，也還是佔多數。首都基加利（Kigali）的國際組織官員──都是男性──告訴我，根本沒有故事，在盧安達，婦女連小企業都沒有，充其量只是做些小生意，在路邊擺個攤子，賣些水果和手工藝品，根本沒什麼利潤。但我的報導顯示他們錯了。我發現，有的婦女擁有加油站，有的經營旅館。我訪問的水果商則說，她們的酪梨和香蕉銷往歐洲，一週兩次。不久之後，我在《金融時報》發表一篇報導，介紹了幾位我認識的商人，都是最成功的創業者，包括一名賣籃子的女性企業家，客戶是紐約著名的連鎖百貨梅西百貨公司（Macy’s）。

　　只不過幾個月之後，我到了喀布爾，同樣也是為《金融時報》撰稿，報導一個令人驚訝的現象：在塔利班接掌政權後，新一代的阿富汗婦女冒出頭了。同時，我承諾為一個個案研究找一個主人公，來年作為哈佛商學院的教材 。我以前的網路新聞同事都試著幫我準備喀布爾之行，把他們的關係跟我分享，為我鋪路，但我到了才了解，對於這個國家，我知道的實在太少。

　　我所擁有的，不過是那股追求故事的熱望而已。

　　說到戰爭及其所造成的創傷，無可避免地，絕大部分的故事都聚焦於男人，包括士兵、返鄉的退伍軍人、政治人物。我想要知道的是，對於那些被遺棄的人──縱使世界已經分崩離析，但仍然要走下去的那些女人──戰爭究竟是什麼樣子。戰爭重新打造了女人的人生，迫使她們，往往都是出其不意──完全沒有準備好──就變成了賺取麵包的角色。為了負擔家人的生計，她們想方設法養活自己的孩子乃至社區。但她們的故事卻少有人講述。我們總是因循舊習，把婦女看成是戰爭的犧牲品，值得一灑同情之淚，而不是韌性十足，希望贏得人們尊敬的存活者。我所要改變的就是這種情形。

　　為了尋找這樣的故事，我來到喀布爾。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之後，美國與阿富汗軍隊聯手驅逐了塔利班，阿富汗婦女困苦的境遇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我迫不及待想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