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行：跨界與傳承-蘇其康教授榮退紀念文集

緒論

蘇其康老師的比較文學論述主要處理的是中西文類、敘事結構的問題。〈《西遊記》韻文部份的修辭用法〉已顯示他對中西文學的嫻熟，既對西方文論與修辭學瞭然於胸，對中國文學也下過功夫。他舉當時鮮少學者涉及的《西遊記》韻文部份為例，指出從構造作品與呈現作品的面向來看，中西文學實有其共通之處（即所謂「共同詩學」）。而吳承恩高明的修辭用法，也提升了通俗小說的地位。這個比較文學「起手式」顯示了當時還是博士生的蘇老師已具深厚的中西文學學養。事實上，彼時正是他對中西比較文學理論點深入思索的階段，早在1977 年就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一文為中西比較把脈。一九七○年代正是「比較文學的懇拓在臺灣」的年代，借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學派」方興未艾，葉維廉也在那個年代提出「東西文學的模子論」，頗引起一番討論。蘇老師在「芻議」中提出「二不一正」的看法，為中西比較指點迷津。二不就是不能以漢學代替比較文學、不應只是套用西洋理論，一正則是正視中西比較的正面課題：採類比加上綜合原則分析作品，以彰顯其構造、美學、文體、文類理論向度。

蘇老師回到亞洲，任教中山大學外文系之後，繼續探索中西比較的課題，其中的一項成果為〈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內省」，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反思」。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名目、本質、與學科定位等問題，發人深省。論文發表的一九八○年代中葉，距離臺灣學界推動比較文學，也有十餘年了（我們的學科建制史迄今尚無「臺灣比較文學史」的編纂；我自己通常從1967 年張心滄教授由美來臺開設「諷刺文學」、演講比較文學那年算起），此文也算是一種檢討。檢討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彼時臺灣學界，尤其是外文學門，已走過新批評之後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與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早已登陸、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女性主義、多聲複調論、讀者反應、接受美學、現象學、詮釋學、解構論、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歐美新潮已在文學界波濤洶湧。職是，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推展，首先就談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的關係。蘇老師這幾篇比較文學論述中一再提及的魏力克、雷文、奧爾巴赫等人的名字早已為巴赫晉、費希、米勒、克麗絲蒂娃、詹明信、保羅・德曼、德希達、傅柯、拉岡等人所取代。因此，雖然蘇老師借夏志清的話，批評若干學者「過份熱衷西式的分析、迷信理論，不重視史實與藝術傳統對作品提撥作用」(1985:9)，自己也在他處指出「借用各家各派的理論之後，作品變成支離破碎的資料」(1986:46)乃國內批評的危機。他同時坦陳「目前的中西比較文學還是停留在做研究的階段，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成果可以大規模地推動中西比較文學的教學工作。⋯⋯現階段的中西比較文學的教材是零星的、散漫的，甚至還沒有一個系統的輪廓」(1985:17)。〈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發表於1985 年，同年他也於《幼獅學誌》發表〈朝向中西比較文學的一些遠景〉，但是五年後，我考上臺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班時，「比較文學博士班」之名經已不存了，儘管張漢良老師的「比較文學方法論」還是博士班必修課。當然，在臺灣，後來有幾間學校先後設立比較文學博士班，但比較文學已盛況不再了。

蘇其康老師的博論分析唐人傳奇與中古英國傳奇的修辭技巧，當然是中西比較。返國後的這幾篇論述，或陸續發表的歐菲爾與〈白猿傳〉或唐詩與胡姬等比較研究論文，在在表示他對中西比較的關注與貢獻，但後來就漸漸遠離比較文學了，儘管他還經常出席比較文學年會。他在〈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中提到：「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比較學者，該同時要做一個嚴謹的本國文學者，和精通所要處理的各種本國文學的語言」(1977-92-93)。這裏的「本國文學」即「國別文學」。傳統的比較文學家，如梵狄艮、基亞，多半會從國別文學、世界文學、（總體）文學、比較文學的分類談起。蘇老師早年多將national literature 譯為「本國文學」，後來也譯為「國家文學」。他所治的「本國文學」即英國文學，尤其是中古時期英國文學，在研究、教學領域，他就是一位嚴謹的中古文學學者(medievalist)，專注中古英國傳奇與喬叟。在時間的面向，立足中古，往後可溯及古典，往前可跨入文藝復興時期，故後來他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研究著力甚多，也與學界同好一起創立「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而在空間上，則跨過英倫海峽，涉足歐洲中古文學。他自己在《歐洲傳奇文學風貌》序文也提到，「為了瞭解英國的傳奇，我便研讀法國的傳奇」(2005:xii)，因為傳奇發軔於法蘭西，不從歐陸文學著手，難免見樹不見林。故蘇老師書中不只涉及中古英國、法國傳奇，還有德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