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的國家建設〔19—20世紀〕【亞洲人物史9】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亞洲史研究巔峰.集英社創社95週年紀念鉅獻★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面對西歐文明,近代亞洲國家的抉擇
末代帝國登場,激起東亞秩序的複雜波瀾
焦點人物傳記:
• 崔濟愚:朝鮮知識分子與改革者,致力於現代化與國家自強。
• 朝鮮高宗:朝鮮王朝末代君主,面對西方壓力與內政改革的挑戰。
• 福澤諭吉:教育家與思想家,倡導西學與文明開化理念,影響近代日本。
• 澀澤榮一:實業家與經濟改革先驅,建立日本現代資本主義基礎。
• 伊藤博文:政治家,參與明治維新政體建設,推動帝國主義政策。
• 孫文:中國革命先驅,推翻清朝,創建中華民國,倡導三民主義。
•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改革派思想家,推動伊斯蘭世界現代化。
• 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中東思想與社會改革人物,影響地區政治與教育。
•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土耳其共和國創建者,實行現代化與世俗化改革。
本卷聚焦十九至二十世紀世界的動盪與改革,以及亞洲各地面對挑戰的人物。特別突顯日本:因明治維新後,日本雖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卻迅速轉型為亞洲唯一早熟的「帝國主義」國家,跳脫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兼具西方制度特質。這種自相矛盾形塑了日本「近代」的光與影,也深刻影響整個亞洲近代歷史。
書中描繪當時的思想家、政治家、評論家與經濟學者如何應對西歐文明的衝擊——從軍事、憲法、金融到教育制度,日本在「自我認同危機」中調整方向,轉向西歐文明以完成近代化;;而中國則在內憂外患之中,面對傳統秩序崩解與列強壓力,展開艱難的改革與探索。
同時對比土耳其,展示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凱末爾帕夏建立共和國的歷程。土耳其保有獨立,卻未踏上帝國主義道路,呈現另一種近代化例外。朝鮮半島與東南亞民眾抗爭,如「東學」農民起義或千年王國運動,則展現庶民如何在外力威脅下喚醒國族意識。
最後探討二十世紀初的中亞,呈現社會主義與西方浪潮下的苦鬥,揭示過度發展對社會根基的衝擊。現代亞洲的光與影,以及各地歷史景觀,自此依序展開。
【本卷主要人物】
崔濟愚/朝鮮高宗/橫井小楠等/福澤諭吉/澀澤榮一/伊藤博文/内村鑑三/内藤湖南/孫文/薩耶山/賈邁勒丁・阿富汗尼/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穆納瓦・卡里
叢書特色:
• 跨越地域,從東亞到西亞,涵蓋整個亞洲的歷史長河。
• 突出「交流」視角,深挖和平與衝突中的文化碰撞。
• 匯聚現代亞洲史研究權威,打造精緻的評傳與分析。
歷史不僅僅是故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關照。
開啟您對亞洲文明的全新理解。
【亞洲人物史】全套共12冊,2025年2月起陸續上市:
1. 神話世界與古代帝國〔神話—6世紀〕
2. 世界宗教圈的誕生與群雄割據的東亞〔2—7世紀〕
3. 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帝國〔6—11世紀〕
4. 文化的成熟與武人的崛起〔10—13世紀〕
5. 蒙古帝國統一歐亞大陸〔12—14世紀〕
6. 後蒙古時代的大陸與海洋〔14—17世紀〕
7. 近世帝國的繁榮與歐洲〔16—18世紀〕
8. 亞洲型態的完成〔17—19世紀〕
9. 激盪的國家建設〔19—20世紀〕
10. 民族解放之夢〔19—20世紀〕
11. 走出世界大戰的慘禍〔19—20世紀〕
12. 邁向亞洲世紀〔20—21世紀〕
人物如星,交織燦爛歷史星空
構築出籠罩全亞洲的歷史全景
面對西歐文明,近代亞洲國家的抉擇
末代帝國登場,激起東亞秩序的複雜波瀾
焦點人物傳記:
• 崔濟愚:朝鮮知識分子與改革者,致力於現代化與國家自強。
• 朝鮮高宗:朝鮮王朝末代君主,面對西方壓力與內政改革的挑戰。
• 福澤諭吉:教育家與思想家,倡導西學與文明開化理念,影響近代日本。
• 澀澤榮一:實業家與經濟改革先驅,建立日本現代資本主義基礎。
• 伊藤博文:政治家,參與明治維新政體建設,推動帝國主義政策。
• 孫文:中國革命先驅,推翻清朝,創建中華民國,倡導三民主義。
•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改革派思想家,推動伊斯蘭世界現代化。
• 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中東思想與社會改革人物,影響地區政治與教育。
•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土耳其共和國創建者,實行現代化與世俗化改革。
本卷聚焦十九至二十世紀世界的動盪與改革,以及亞洲各地面對挑戰的人物。特別突顯日本:因明治維新後,日本雖位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卻迅速轉型為亞洲唯一早熟的「帝國主義」國家,跳脫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兼具西方制度特質。這種自相矛盾形塑了日本「近代」的光與影,也深刻影響整個亞洲近代歷史。
書中描繪當時的思想家、政治家、評論家與經濟學者如何應對西歐文明的衝擊——從軍事、憲法、金融到教育制度,日本在「自我認同危機」中調整方向,轉向西歐文明以完成近代化;;而中國則在內憂外患之中,面對傳統秩序崩解與列強壓力,展開艱難的改革與探索。
同時對比土耳其,展示鄂圖曼帝國瓦解後,凱末爾帕夏建立共和國的歷程。土耳其保有獨立,卻未踏上帝國主義道路,呈現另一種近代化例外。朝鮮半島與東南亞民眾抗爭,如「東學」農民起義或千年王國運動,則展現庶民如何在外力威脅下喚醒國族意識。
最後探討二十世紀初的中亞,呈現社會主義與西方浪潮下的苦鬥,揭示過度發展對社會根基的衝擊。現代亞洲的光與影,以及各地歷史景觀,自此依序展開。
【本卷主要人物】
崔濟愚/朝鮮高宗/橫井小楠等/福澤諭吉/澀澤榮一/伊藤博文/内村鑑三/内藤湖南/孫文/薩耶山/賈邁勒丁・阿富汗尼/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穆納瓦・卡里
叢書特色:
• 跨越地域,從東亞到西亞,涵蓋整個亞洲的歷史長河。
• 突出「交流」視角,深挖和平與衝突中的文化碰撞。
• 匯聚現代亞洲史研究權威,打造精緻的評傳與分析。
歷史不僅僅是故事,而是對人性的深刻關照。
開啟您對亞洲文明的全新理解。
【亞洲人物史】全套共12冊,2025年2月起陸續上市:
1. 神話世界與古代帝國〔神話—6世紀〕
2. 世界宗教圈的誕生與群雄割據的東亞〔2—7世紀〕
3. 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帝國〔6—11世紀〕
4. 文化的成熟與武人的崛起〔10—13世紀〕
5. 蒙古帝國統一歐亞大陸〔12—14世紀〕
6. 後蒙古時代的大陸與海洋〔14—17世紀〕
7. 近世帝國的繁榮與歐洲〔16—18世紀〕
8. 亞洲型態的完成〔17—19世紀〕
9. 激盪的國家建設〔19—20世紀〕
10. 民族解放之夢〔19—20世紀〕
11. 走出世界大戰的慘禍〔19—20世紀〕
12. 邁向亞洲世紀〔20—21世紀〕
目錄
編者的話 姜尚中
序言 姜尚中
凡例
第一章 苦惱的市井思想家──東學的創始者崔濟愚 井上和枝
前言
崔濟愚(一八二四—一八六四年)
第二章 在朝鮮的獨立與殖民地化夾縫之間 糟谷憲一/都冕會
前言
高宗(一八五二—一九一九年)
大院君(李昰應,一八二○—一八九八年)
明成皇后閔氏(一八五一—一八九五年)
神貞王后趙氏(一八○八—一八九○年)
純宗(李坧,一八七四—一九二六年)
閔升鎬(一八三○—一八七四年)
閔台鎬(一八三四—一八八四年)
閔泳翊(一八六○—一九一四年)
閔泳煥(一八六一—一九○五年)
閔泳駿(閔泳徽,一八五二—一九三五年)
朴珪壽(一八○七—一八七六年)
金弘集(一八四二—一八九六年)
金允植(一八三五—一九二二年)
魚允中(一八四八—一八九六年)
朴泳孝(一八六一—一九三九年)
朴定陽(一八四一—一九○五年)
安重根(一八七九—一九一○年)
其他人物
任百經/柳厚祚/趙秉昌/姜㳣/韓啟源/閔奎鎬/閔謙鎬/閔應植/趙寧夏/金玉均/洪英植/沈舜澤/金炳始/金永壽/趙秉世/俞吉濬/趙秉式/沈相薰/朴齊純/李容翊/李完用
第三章 驅動幕末的政治思想──尊王攘夷與公議輿論 前田 勉
前言
渡邊華山(一七九三—一八四一年)
生田萬(一八○一—一八三七年)
德川齊昭(一八○○—一八六○年)
佐久間象山(一八一一—一八六四年)
吉田松陰(一八三○—一八五九年)
橫井小楠(一八○九—一八六九年)
第四章 文明化與獨立──福澤諭吉與他的時代 大久保健晴、中村敏子
前言
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年)
中江兆民(一八四七—一九○一年)
勝海舟(一八二三—一八九九年)
榎本武揚(一八三六—一九○八年)
大久保利通(一八三○—一八七八年)
西鄉隆盛(一八二八—一八七七年)
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年)
加藤弘之(一八三六—一八一六年)
植木枝盛(一八五七—一八九二年)
大隈重信(一八三八—一九二二年)
其他人物
小野梓/緒方洪庵/大村益次郎/長與專齋/西周
第五章 日本的工業化與產業領袖──日本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武田晴人
前言
澀澤榮一(一八四○—一九三一年)
岩崎彌太郎(一八三四—一八八五年)
益田孝(一八四八—一九三八年)/中上川彥次郎(一八五四—一九○一年)
山邊丈夫(一八五一—一九二○年)/武藤山治(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年)
野口遵(一八七三—一九四四年)/鮎川義介(一八八○—一九六七年)
其他人物
團琢磨/岩崎小彌太/鈴木馬左也/金子直吉/松方幸次郎/豐田佐吉/西川秋次/石原廣一郎
第六章 要敬畏那些大度屈服的人──伊藤博文與憲法政治 石川健治
前言
伊藤博文(一八四一—一九○九年)
第七章 近代日本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內村鑑三的無教會主義與宗教教養的時代 赤江達也
前言
內村鑑三(一八六一—一九三○年)
札幌派(札幌Band)與無教會主義
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年)
南原繁(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年)
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年)
其他人物
植村正久/海老名彈正/新島襄/津田梅子/岩下壯一/遠藤周作/金教臣/咸錫憲
第八章 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學──亞洲的再發現 陶德民、村田雄二郎
前言
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年)
矢野仁一(一八七二—一九七○年)
其他人物
小川𤥨治/桑原隲藏/富岡謙藏/今西龍/鈴木虎雄/羽田亨/武內義雄/西濱純太郎/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
第九章 未完的革命──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與摸索 深町英夫
前言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年)
唐繼堯(一八八三—一九二七年)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年)
陳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
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年)
宮崎寅藏(一八七一—一九二二年)
其他人物
孫眉/何啟/陸皓東/謝纘泰/王和順/李福林/張永福/吳錦堂/馮自由/戴季陶/馬超俊/陳炳生/彭湃/詹姆斯.康德黎/犬養毅/北一輝/梅屋庄吉/馬里亞諾.龐塞/荷馬.李/米哈伊爾.鮑羅廷
第十章 東南亞的「千禧年主義運動」與民眾暴動的時代 伊東利勝/高城 玲/菊池陽子/今井昭夫/菅原由美/中野 聰
前言
薩耶山(一八七六—一九三一年)
翁曼(生卒年不詳)
沙奇阿特功(生卒年不詳)
段明諠(一八○七—一八五六年)
蘇隆蒂科.薩明(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
佩特羅.卡洛薩(?—一九六七年)
其他人物
奇.萊恩/吳.歐德瑪/登盛/貌丹/班達卡.雅提/闍那.皮陳/布馬/莫林.諾伊.切達/蒂博尼哥羅/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二世/ 索瑪萊因/西.賈加.西瑪特班/阿波里納里奧.德.拉.克魯斯/費利佩.薩爾瓦多/巴倫汀.德.羅斯.桑托斯
第十一章 中東、伊斯蘭世界與帝國主義——阿富汗尼與抵抗網絡的形成 栗田禎子、岡崎弘樹
前言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一八三八/九—一八九七年)
穆罕默德.阿布都(一八四九—一九○五年)
艾哈邁德.奧拉比(一八四一—一九一一年)
雅各.薩努(一八三九—一九一二年)
穆罕默德.艾哈邁德(一八四四—一八八五年)
阿迪布.伊沙克(一八五六—一八八四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基比(一八五五—一九○二年)
其他人物
威爾弗里德.斯科恩.布朗特/馬爾庫姆汗/阿卜杜拉.納迪姆/柴四朗/列夫.托爾斯泰/幸德秋水/西奧多.羅斯汀/杜澤.穆罕默德.阿里/查爾斯.克萊恩
第十二章 近代伊朗的文人政治家及其家族──東與西、王與民的夾縫之間
黑田 卓
前言
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一八六四—一九五五年)
禮薩.庫里.汗.赫達亞特(一八○○—一八七一年)
阿里.庫里.汗.莫赫貝爾道萊(一八二九—一八九七年)
莫爾塔扎.庫里(一八五六—一九一一年)/
侯賽因.庫里(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
默罕默德.庫里(一八六五—一九五○年)
第十三章 土耳其革命──從鄂圖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 粕 谷元
前言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一八八○/八一—一九三八年)
齊亞.格卡爾普(一八七六—一九二四年)
阿卜杜拉.傑夫代特(一八六九—一九三二年)
梅夫梅特.阿基夫.艾索伊(一八七三—一九三六年)
卡齊姆.卡拉馬基爾(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年)
其他人物
賽義德.貝伊/艾哈邁德.謝里夫.阿里塞努西/賽義德.努爾西/伊斯麥特.伊諾努/阿里.費特希.奧克亞爾/阿里.富特.塞伯遜伊/海珊.拉烏夫.奧爾貝/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爾
第十四章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革命世代的群像 小松久男
前言
穆納瓦.卡里(一八七八—一九三一年)/
菲特拉提(一八八六—一九三八年)/
法伊祖拉.霍賈耶夫(一八九六—一九三八年)/
穆斯塔法.紹凱(一八九○—一九四一年)/
瓦利迪(一八九○—一九七○年)/
雷斯庫洛夫(一八九四—一九三八年)
其他人物
伊斯拉赫汗.圖拉.伊布拉特/阿卜杜拉.奧拉尼/烏拜杜拉.霍賈耶夫/塔修卜特貝克.納爾布塔貝可夫/阿卜杜拉.庫迪里/哈姆扎.哈基姆扎德.尼亞茲/鄂圖曼.賀賈.卜拉特霍賈耶夫/喬爾潘/薩德理金.艾尼/ 賽義德.納西爾汗.托拉/阿利姆汗/謝爾.穆罕默德.貝克/瑪達敏.貝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里霍夫/穆沙.比吉耶夫/法蒂夫.凱利米/優素福.阿克楚拉/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 阿里汗.布克伊哈諾夫/穆哈梅德賈.杜努修巴耶夫/艾哈邁德.拜伊圖爾蘇諾夫/米爾賈克卜.杜拉特夫/ 梅夫梅特.埃敏.勒斯魯扎德
作者簡介
圖片出處
序言 姜尚中
凡例
第一章 苦惱的市井思想家──東學的創始者崔濟愚 井上和枝
前言
崔濟愚(一八二四—一八六四年)
第二章 在朝鮮的獨立與殖民地化夾縫之間 糟谷憲一/都冕會
前言
高宗(一八五二—一九一九年)
大院君(李昰應,一八二○—一八九八年)
明成皇后閔氏(一八五一—一八九五年)
神貞王后趙氏(一八○八—一八九○年)
純宗(李坧,一八七四—一九二六年)
閔升鎬(一八三○—一八七四年)
閔台鎬(一八三四—一八八四年)
閔泳翊(一八六○—一九一四年)
閔泳煥(一八六一—一九○五年)
閔泳駿(閔泳徽,一八五二—一九三五年)
朴珪壽(一八○七—一八七六年)
金弘集(一八四二—一八九六年)
金允植(一八三五—一九二二年)
魚允中(一八四八—一八九六年)
朴泳孝(一八六一—一九三九年)
朴定陽(一八四一—一九○五年)
安重根(一八七九—一九一○年)
其他人物
任百經/柳厚祚/趙秉昌/姜㳣/韓啟源/閔奎鎬/閔謙鎬/閔應植/趙寧夏/金玉均/洪英植/沈舜澤/金炳始/金永壽/趙秉世/俞吉濬/趙秉式/沈相薰/朴齊純/李容翊/李完用
第三章 驅動幕末的政治思想──尊王攘夷與公議輿論 前田 勉
前言
渡邊華山(一七九三—一八四一年)
生田萬(一八○一—一八三七年)
德川齊昭(一八○○—一八六○年)
佐久間象山(一八一一—一八六四年)
吉田松陰(一八三○—一八五九年)
橫井小楠(一八○九—一八六九年)
第四章 文明化與獨立──福澤諭吉與他的時代 大久保健晴、中村敏子
前言
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年)
中江兆民(一八四七—一九○一年)
勝海舟(一八二三—一八九九年)
榎本武揚(一八三六—一九○八年)
大久保利通(一八三○—一八七八年)
西鄉隆盛(一八二八—一八七七年)
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年)
加藤弘之(一八三六—一八一六年)
植木枝盛(一八五七—一八九二年)
大隈重信(一八三八—一九二二年)
其他人物
小野梓/緒方洪庵/大村益次郎/長與專齋/西周
第五章 日本的工業化與產業領袖──日本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武田晴人
前言
澀澤榮一(一八四○—一九三一年)
岩崎彌太郎(一八三四—一八八五年)
益田孝(一八四八—一九三八年)/中上川彥次郎(一八五四—一九○一年)
山邊丈夫(一八五一—一九二○年)/武藤山治(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年)
野口遵(一八七三—一九四四年)/鮎川義介(一八八○—一九六七年)
其他人物
團琢磨/岩崎小彌太/鈴木馬左也/金子直吉/松方幸次郎/豐田佐吉/西川秋次/石原廣一郎
第六章 要敬畏那些大度屈服的人──伊藤博文與憲法政治 石川健治
前言
伊藤博文(一八四一—一九○九年)
第七章 近代日本的基督教知識分子──內村鑑三的無教會主義與宗教教養的時代 赤江達也
前言
內村鑑三(一八六一—一九三○年)
札幌派(札幌Band)與無教會主義
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年)
南原繁(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年)
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年)
其他人物
植村正久/海老名彈正/新島襄/津田梅子/岩下壯一/遠藤周作/金教臣/咸錫憲
第八章 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學──亞洲的再發現 陶德民、村田雄二郎
前言
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年)
矢野仁一(一八七二—一九七○年)
其他人物
小川𤥨治/桑原隲藏/富岡謙藏/今西龍/鈴木虎雄/羽田亨/武內義雄/西濱純太郎/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
第九章 未完的革命──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與摸索 深町英夫
前言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年)
唐繼堯(一八八三—一九二七年)
宋教仁(一八八二—一九一三年)
陳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
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年)
宮崎寅藏(一八七一—一九二二年)
其他人物
孫眉/何啟/陸皓東/謝纘泰/王和順/李福林/張永福/吳錦堂/馮自由/戴季陶/馬超俊/陳炳生/彭湃/詹姆斯.康德黎/犬養毅/北一輝/梅屋庄吉/馬里亞諾.龐塞/荷馬.李/米哈伊爾.鮑羅廷
第十章 東南亞的「千禧年主義運動」與民眾暴動的時代 伊東利勝/高城 玲/菊池陽子/今井昭夫/菅原由美/中野 聰
前言
薩耶山(一八七六—一九三一年)
翁曼(生卒年不詳)
沙奇阿特功(生卒年不詳)
段明諠(一八○七—一八五六年)
蘇隆蒂科.薩明(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
佩特羅.卡洛薩(?—一九六七年)
其他人物
奇.萊恩/吳.歐德瑪/登盛/貌丹/班達卡.雅提/闍那.皮陳/布馬/莫林.諾伊.切達/蒂博尼哥羅/西新加曼加拉加十二世/ 索瑪萊因/西.賈加.西瑪特班/阿波里納里奧.德.拉.克魯斯/費利佩.薩爾瓦多/巴倫汀.德.羅斯.桑托斯
第十一章 中東、伊斯蘭世界與帝國主義——阿富汗尼與抵抗網絡的形成 栗田禎子、岡崎弘樹
前言
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一八三八/九—一八九七年)
穆罕默德.阿布都(一八四九—一九○五年)
艾哈邁德.奧拉比(一八四一—一九一一年)
雅各.薩努(一八三九—一九一二年)
穆罕默德.艾哈邁德(一八四四—一八八五年)
阿迪布.伊沙克(一八五六—一八八四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瓦基比(一八五五—一九○二年)
其他人物
威爾弗里德.斯科恩.布朗特/馬爾庫姆汗/阿卜杜拉.納迪姆/柴四朗/列夫.托爾斯泰/幸德秋水/西奧多.羅斯汀/杜澤.穆罕默德.阿里/查爾斯.克萊恩
第十二章 近代伊朗的文人政治家及其家族──東與西、王與民的夾縫之間
黑田 卓
前言
梅赫迪.庫里.汗.赫達亞特(一八六四—一九五五年)
禮薩.庫里.汗.赫達亞特(一八○○—一八七一年)
阿里.庫里.汗.莫赫貝爾道萊(一八二九—一八九七年)
莫爾塔扎.庫里(一八五六—一九一一年)/
侯賽因.庫里(一八四八—一九一六年)/
默罕默德.庫里(一八六五—一九五○年)
第十三章 土耳其革命──從鄂圖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 粕 谷元
前言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一八八○/八一—一九三八年)
齊亞.格卡爾普(一八七六—一九二四年)
阿卜杜拉.傑夫代特(一八六九—一九三二年)
梅夫梅特.阿基夫.艾索伊(一八七三—一九三六年)
卡齊姆.卡拉馬基爾(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年)
其他人物
賽義德.貝伊/艾哈邁德.謝里夫.阿里塞努西/賽義德.努爾西/伊斯麥特.伊諾努/阿里.費特希.奧克亞爾/阿里.富特.塞伯遜伊/海珊.拉烏夫.奧爾貝/哈莉黛.埃迪布.阿迪瓦爾
第十四章 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革命世代的群像 小松久男
前言
穆納瓦.卡里(一八七八—一九三一年)/
菲特拉提(一八八六—一九三八年)/
法伊祖拉.霍賈耶夫(一八九六—一九三八年)/
穆斯塔法.紹凱(一八九○—一九四一年)/
瓦利迪(一八九○—一九七○年)/
雷斯庫洛夫(一八九四—一九三八年)
其他人物
伊斯拉赫汗.圖拉.伊布拉特/阿卜杜拉.奧拉尼/烏拜杜拉.霍賈耶夫/塔修卜特貝克.納爾布塔貝可夫/阿卜杜拉.庫迪里/哈姆扎.哈基姆扎德.尼亞茲/鄂圖曼.賀賈.卜拉特霍賈耶夫/喬爾潘/薩德理金.艾尼/ 賽義德.納西爾汗.托拉/阿利姆汗/謝爾.穆罕默德.貝克/瑪達敏.貝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里霍夫/穆沙.比吉耶夫/法蒂夫.凱利米/優素福.阿克楚拉/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 阿里汗.布克伊哈諾夫/穆哈梅德賈.杜努修巴耶夫/艾哈邁德.拜伊圖爾蘇諾夫/米爾賈克卜.杜拉特夫/ 梅夫梅特.埃敏.勒斯魯扎德
作者簡介
圖片出處
序/導讀
編者的話
姜尚中
人之所以對歷史產生興趣,其根本乃是對人的關心。就像《史記》是以〈列傳〉為支柱一般,史家在史書中貫注全心全力的,也是評傳。於是,我們著眼於不論是誰都會自然抱持的好奇心,構想出這套由著名、無名人們的評傳積累而成、進行描述的《亞洲人物史》。作為討論對象的地域,包括了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也就是足以用「亞洲」一詞指涉的整體領域。我們集結了在現代亞洲史研究中具代表性的編輯委員,經過數年反覆協議,發掘出各領域的主人翁、副主人翁,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人們的關聯性,從而形成充滿魅力的小宇宙。當我們在選定人物之際,重視的關鍵要素是「交流」。所謂交流,不限於交易、宗教、思想、藝術傳播等和平友好的事物,也包括掠奪、侵略、戰爭等激烈衝突。我們在每一卷中,針對整個地域的人物群進行鉅細靡遺的配置,並以跨越各個小宇宙的方式,將之聯繫起來;從第一卷到最終卷,大致是按照時代順序安排。透過這樣的構成,我們讓一種堪稱與縱觀式地域史迥然相異的「亞洲通史」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透過這項由承繼東洋史研究深厚基礎的人們合力進行的嘗試,我們期望相異文化圈、言語圈的讀者,都能有共享的一日到來。
序言
姜尚中
本書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面對世界史上劇烈動盪與改革的亞洲各地人物。在這之中,特別選擇日本作為探討對象,因為在「近代國家」形成之際,日本不僅是「亞洲式苦鬥」歷史的典型,同時也是唯一的「例外」。所謂「例外」,是指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雖然最初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陲,卻在極短的時間內躍升至半邊陲,並且早熟地轉化為「帝國主義」國家。
這種明明位於亞洲卻又不像亞洲國家,不是西歐而依舊屬於亞洲的二律背反,成為日本「近代」的光與影,至今仍在亞洲內部,對於「近代」的意義掀起複雜的漣漪。
若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描繪的那樣,日本在「資本主義時代」(一八四八─ 一八七五年)裡,非西歐世界的「模範生」,並在其延續的「帝國主義時代」(一八七五─一九一四年) 中,成為「最後的」帝國主義國家,那麼日本絕對是動搖「西洋/東洋」、「西歐/亞洲」這種文化與地緣政治二分法的「例外」。本系列第十卷將進一步說明這個「例外」對朝鮮半島、中國等東亞的歷史激起了多大的漣漪。
雖然日本與其他亞洲地區的人們同樣被迫面對西歐「稱霸世界」的威脅,但究竟是哪些社會階層、哪些人物挺身而出,去直面這個美其名是全球化、普遍化、文明化的威脅?本書將聚焦於引領「近代」 日本的那些突出先驅者,以思想家、政治家、評論家與經濟學者為對象,勾勒出他們在這股猶如陰影的威脅之下的努力與掙扎。這段歷史之所以波瀾萬丈,在於這股「西方浪潮」的威脅不僅止於外部危機, 更深入人們的內心,使人們原本依託的宇宙觀、社會秩序與世界觀被顛覆與瓦解,最終形成了「自我認同危機」,由此引發了效忠對象的轉移。新的忠誠對象,無庸贅言,正是「西歐文明」。
西歐文明影響的層面十分廣泛,比方說,從高效能的炸藥、機關槍這種具象可見的「力量」,到形塑國家樣貌的憲法、法律,以及資本主義式的金融、股票制度,乃至支撐「富國強兵」的新式言論,甚至延伸到為了「覺醒=創造」國民而建立的教育制度。
為什麼「近代」日本能跳脫「亞洲式的隸屬」與「壓縮近代化過程」,成為「資本主義時代」與「帝國主義時代」的最後「勝利者」呢?讀者應該能透過本書所介紹的眾多知名人物,了解其中一部分原因。雖然日本跳脫了「亞洲式的隸屬」,成為亞洲唯一走上「帝國主義」的國家,「成功」地傲視亞洲其他國家,但同時也是在這段歷史中,潛藏著導致日本最終破綻的「挫折」因子。日本終究未能逃脫物極必反的命運,逃不過過度發展反而危及根基的歷史慣例。
假設將日本的「近代」發展軌跡視為一種例外,那麼另一個值得注目的類型便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是個橫跨中東、巴爾幹半島與北非的大帝國,當鄂圖曼帝國瓦解時,帶領人民建立土耳其共和國的, 正是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簡稱凱末爾帕夏)的偉業。
相對於日本自東亞華夷秩序(冊封體制)的外圍,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邊陲,並轉型為帝國主義國家。土耳其則是在與歐洲列強競逐的大帝國瓦解之際,成功地逃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瓜分危機。在文化與地緣政治上最接近西歐的土耳其,作為獨立國家,至二○二三年已迎來建國百年。雖然在建國之前,曾留下虐殺亞美尼亞人的歷史罪名,但土耳其的「近代」軌跡與遠東的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土耳其維持獨立的同時,並未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
本卷除了將上述的日本與土耳其擺在天秤的兩端,還利用一些篇幅介紹知識分子與精英世界以外的平民百姓,探討亞洲各地人民對於「西方衝擊」的回應。這或許可比喻成「受外力彎折的樹枝」(Isaiah Berlin),也就是人們為了抵禦外在威脅而試圖恢復原狀的努力。這種由純粹民族主義所驅動的民眾苦鬥,本卷特別聚焦於朝鮮半島與東南亞,其一是透過創造新宇宙論「東學」而爆發的農民起義(甲午農民戰爭),其二則是東南亞帶有「千禧年主義運動」色彩的人民反叛。
若將這些起義或暴動概括為宗教狂熱主義帶動的「前近代式」抵抗或反叛,那麼其中過於豐富的內容就會被迫省略,因為這些起義或暴動,會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批評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筆下描繪的歐洲中世紀後期「嘉年華」般的庶民生活,那是人們在喪失自我認同的危機時,原本熟悉的社會規範與風俗習慣開始瓦解,既有的階層秩序被打破的過程中,所湧現的民眾力量。在朝鮮半島與東南亞,顯然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人民透過反亂的方式,合力推翻既有的秩序。這股來自庶民世界的能量在當地催生了國族意識,儘管隨著「近代化」的浪潮漸漸被邊緣化,我們仍不能忘記,這段記憶伴隨著後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霸權的衰退,正試圖以新的、當代的意義重新復甦。
此外,本卷隆重收尾的第十四章「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聚焦於那些在「社會主義」這股「西方衝擊」之下呻吟與苦鬥的人們的歷史。「過度發展反而危及自身根基」的這種歷史性反轉模式,同樣也適用於「社會主義大國」前蘇聯,而「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一章,也因此帶有延伸至當代俄羅斯的現實意義。
閱讀完第九卷,「現代亞洲的光與影」及各地區特有的歷史樣貌,必將鮮明地浮現在各位讀者眼前。
姜尚中
人之所以對歷史產生興趣,其根本乃是對人的關心。就像《史記》是以〈列傳〉為支柱一般,史家在史書中貫注全心全力的,也是評傳。於是,我們著眼於不論是誰都會自然抱持的好奇心,構想出這套由著名、無名人們的評傳積累而成、進行描述的《亞洲人物史》。作為討論對象的地域,包括了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也就是足以用「亞洲」一詞指涉的整體領域。我們集結了在現代亞洲史研究中具代表性的編輯委員,經過數年反覆協議,發掘出各領域的主人翁、副主人翁,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人們的關聯性,從而形成充滿魅力的小宇宙。當我們在選定人物之際,重視的關鍵要素是「交流」。所謂交流,不限於交易、宗教、思想、藝術傳播等和平友好的事物,也包括掠奪、侵略、戰爭等激烈衝突。我們在每一卷中,針對整個地域的人物群進行鉅細靡遺的配置,並以跨越各個小宇宙的方式,將之聯繫起來;從第一卷到最終卷,大致是按照時代順序安排。透過這樣的構成,我們讓一種堪稱與縱觀式地域史迥然相異的「亞洲通史」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透過這項由承繼東洋史研究深厚基礎的人們合力進行的嘗試,我們期望相異文化圈、言語圈的讀者,都能有共享的一日到來。
序言
姜尚中
本書主要聚焦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面對世界史上劇烈動盪與改革的亞洲各地人物。在這之中,特別選擇日本作為探討對象,因為在「近代國家」形成之際,日本不僅是「亞洲式苦鬥」歷史的典型,同時也是唯一的「例外」。所謂「例外」,是指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雖然最初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陲,卻在極短的時間內躍升至半邊陲,並且早熟地轉化為「帝國主義」國家。
這種明明位於亞洲卻又不像亞洲國家,不是西歐而依舊屬於亞洲的二律背反,成為日本「近代」的光與影,至今仍在亞洲內部,對於「近代」的意義掀起複雜的漣漪。
若如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描繪的那樣,日本在「資本主義時代」(一八四八─ 一八七五年)裡,非西歐世界的「模範生」,並在其延續的「帝國主義時代」(一八七五─一九一四年) 中,成為「最後的」帝國主義國家,那麼日本絕對是動搖「西洋/東洋」、「西歐/亞洲」這種文化與地緣政治二分法的「例外」。本系列第十卷將進一步說明這個「例外」對朝鮮半島、中國等東亞的歷史激起了多大的漣漪。
雖然日本與其他亞洲地區的人們同樣被迫面對西歐「稱霸世界」的威脅,但究竟是哪些社會階層、哪些人物挺身而出,去直面這個美其名是全球化、普遍化、文明化的威脅?本書將聚焦於引領「近代」 日本的那些突出先驅者,以思想家、政治家、評論家與經濟學者為對象,勾勒出他們在這股猶如陰影的威脅之下的努力與掙扎。這段歷史之所以波瀾萬丈,在於這股「西方浪潮」的威脅不僅止於外部危機, 更深入人們的內心,使人們原本依託的宇宙觀、社會秩序與世界觀被顛覆與瓦解,最終形成了「自我認同危機」,由此引發了效忠對象的轉移。新的忠誠對象,無庸贅言,正是「西歐文明」。
西歐文明影響的層面十分廣泛,比方說,從高效能的炸藥、機關槍這種具象可見的「力量」,到形塑國家樣貌的憲法、法律,以及資本主義式的金融、股票制度,乃至支撐「富國強兵」的新式言論,甚至延伸到為了「覺醒=創造」國民而建立的教育制度。
為什麼「近代」日本能跳脫「亞洲式的隸屬」與「壓縮近代化過程」,成為「資本主義時代」與「帝國主義時代」的最後「勝利者」呢?讀者應該能透過本書所介紹的眾多知名人物,了解其中一部分原因。雖然日本跳脫了「亞洲式的隸屬」,成為亞洲唯一走上「帝國主義」的國家,「成功」地傲視亞洲其他國家,但同時也是在這段歷史中,潛藏著導致日本最終破綻的「挫折」因子。日本終究未能逃脫物極必反的命運,逃不過過度發展反而危及根基的歷史慣例。
假設將日本的「近代」發展軌跡視為一種例外,那麼另一個值得注目的類型便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是個橫跨中東、巴爾幹半島與北非的大帝國,當鄂圖曼帝國瓦解時,帶領人民建立土耳其共和國的, 正是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簡稱凱末爾帕夏)的偉業。
相對於日本自東亞華夷秩序(冊封體制)的外圍,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半邊陲,並轉型為帝國主義國家。土耳其則是在與歐洲列強競逐的大帝國瓦解之際,成功地逃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瓜分危機。在文化與地緣政治上最接近西歐的土耳其,作為獨立國家,至二○二三年已迎來建國百年。雖然在建國之前,曾留下虐殺亞美尼亞人的歷史罪名,但土耳其的「近代」軌跡與遠東的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土耳其維持獨立的同時,並未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
本卷除了將上述的日本與土耳其擺在天秤的兩端,還利用一些篇幅介紹知識分子與精英世界以外的平民百姓,探討亞洲各地人民對於「西方衝擊」的回應。這或許可比喻成「受外力彎折的樹枝」(Isaiah Berlin),也就是人們為了抵禦外在威脅而試圖恢復原狀的努力。這種由純粹民族主義所驅動的民眾苦鬥,本卷特別聚焦於朝鮮半島與東南亞,其一是透過創造新宇宙論「東學」而爆發的農民起義(甲午農民戰爭),其二則是東南亞帶有「千禧年主義運動」色彩的人民反叛。
若將這些起義或暴動概括為宗教狂熱主義帶動的「前近代式」抵抗或反叛,那麼其中過於豐富的內容就會被迫省略,因為這些起義或暴動,會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文學批評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筆下描繪的歐洲中世紀後期「嘉年華」般的庶民生活,那是人們在喪失自我認同的危機時,原本熟悉的社會規範與風俗習慣開始瓦解,既有的階層秩序被打破的過程中,所湧現的民眾力量。在朝鮮半島與東南亞,顯然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人民透過反亂的方式,合力推翻既有的秩序。這股來自庶民世界的能量在當地催生了國族意識,儘管隨著「近代化」的浪潮漸漸被邊緣化,我們仍不能忘記,這段記憶伴隨著後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霸權的衰退,正試圖以新的、當代的意義重新復甦。
此外,本卷隆重收尾的第十四章「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聚焦於那些在「社會主義」這股「西方衝擊」之下呻吟與苦鬥的人們的歷史。「過度發展反而危及自身根基」的這種歷史性反轉模式,同樣也適用於「社會主義大國」前蘇聯,而「二十世紀初期的中亞」一章,也因此帶有延伸至當代俄羅斯的現實意義。
閱讀完第九卷,「現代亞洲的光與影」及各地區特有的歷史樣貌,必將鮮明地浮現在各位讀者眼前。
試閱
第九章 未完的革命──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與摸索
深町英夫
前言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八九四年夏,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正在首都北京的外港天津負責戰前準備的李鴻章,在幕僚的介紹之下,接見了一位年輕的訪客。在此之前,這位青年已提交了一份篇幅甚長的意見書,主張推動教育、農業、礦工業與商業的近代化。意見書提到,他出生並成長於廣東省香山縣, 曾前往海外留學,學習西方的語言與文化,並在香港取得英國醫師的行醫資格。他以自薦的方式,希望能被任用,從事農業振興的工作。這位身材矮小、皮膚略黑的年輕人,從清帝國最南端的廣東,跋涉約兩千多公里才抵達這裡。面對這名青年,早已年過七十、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李鴻章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Sun Man.”
李鴻章的幕僚早已先向他稟報,這位青年的名字是「孫文」。在作為帝國官僚通用語、以北方漢語為基礎的「官話」中,「文」字讀作wen。但是,這名青年卻以廣東話腔這種邊陲方言,將「文」讀成man。年輕時便通過科舉考試最高等級「進士」考試的李鴻章,對於眼前這位似乎只學過夷狄語言與技術的求職者,感到十分無奈,他說道:
「連官話也不會,還想怎麼成為官員?」
李鴻章端起茶杯,遞向孫文,這是「你可以走了」的暗示。李鴻章的部下見狀便大喊「送客」。被迫離開的青年,就在離身之際,仍果敢地拋下一句話:
「清朝腐敗,李鴻章又是官僚習氣。看來非推翻不可。」
這位被李鴻章拒於門外的青年,他就是孫文,放棄了被朝廷任用的希望,轉而開始推動革命,次年,他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這是一則廣為流傳的逸聞,但與史實並不相符。實際上,正值開戰在即,政務繁忙的李鴻章,無睱接見一名沒沒無聞的西醫。孫文在未能得到接見的情況下離開天津,他傾盡全力所寫的意見書,最終也只刊載在上海的教會雜誌《萬國公報》上。李鴻章與孫文並未真正會面,這場「相遇」最終只是擦身而過。
善於使用「語言」之人
這則逸聞仍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那就是兩人之間並未形成真正的對話。換言之,李鴻章聽不懂孫文的「語言」。不過,這並非單純的語言能力問題,因為清朝官僚之中,也不乏不精通官話的南方人士。比方說,在討論義和團該如何處置的御前會議上,大理寺少卿(相當於最高法院副長官)的張亨嘉因為是福建人,口音濃重又情緒緊張,使得發言難以被理解。與其說是語言本身的障礙,不如說「語言」的價值觀差異,才是阻礙李鴻章與孫文對話的關鍵,這正是這則逸聞的重要含意。
一方是支撐著衰敗王朝根基的權勢官僚,另一方是日後催生共和國、被稱為「國父」的革命家,其實兩人都知道引進近代科學技術的必要性,但其最終目的卻根本不同。對李鴻章而言,重點在於維持以科舉、經典、文言文為象徵的傳統統治機構,以及與這個統治機構表裡相生的儒家價值與秩序;但對孫文來說,則是希望透過從英語吸收的近代西洋文明,使中國人(狹義來說是漢人)成為先進國的國民。簡言之,兩人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所要守護的對象究竟是王朝,還是民族。
在上述逸聞發生六年後的一九○○年,兩人還曾再次「差點相遇」,但最終仍是擦身而過,原因依舊在於他們分屬不同的世界。孫文出生及成長於距離舊體制最遙遠的環境之中,並將一生投注於建立取而代之的新體制的革命運動,為此他總是不斷地尋求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團體與勢力合作,持續發出參與革命、協助革命的「語言」。對於無法依附既有權力與權威的孫文來說,這種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正是他唯一的武器。
孫文在三十餘年的革命運動中,總是依對象不同選擇適當的「語言」,也就是「因人說法」。他運用的多種多樣「語言」的累積,最終結晶為所謂的「孫文思想」,正體現了他宛如「十一面觀音」多重而立體的人物形象,其中映照的,正是他一生中交織而成的複雜且多層次的人際關係。
苦難的時代
甲午戰敗不久後的一九○○年,義和團戰爭爆發,首都北京慘遭八國聯軍蹂躪,次年簽署《北京議定書》(《辛丑和約》),中國與十一國議和,由此進入苦難的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隨之誕生。催生中華民國的動力, 源於對抗列強壓力、維持獨立與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之強烈追求。然而,新國家的體制根基不穩,反而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陷入分裂與混亂。
本章將以孫文為核心,透過參與、協助或對抗其革命運動的國內外人物群像,描繪中國在此時期的摸索歷程。自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二○年代,孫文一直處於中國政界的邊緣位置,但是他在晚年提出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regime)構想,卻在其身後由繼承者加以實現,而且進一步由國民黨承繼至共產黨,延續至今日。這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孫文,正是本章的主角。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一、異端者
養育者
在年輕時期的孫文人生道路上,有三位人物對他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可謂其「養育之親」,但他們都不是被稱為士大夫的正統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位是大他十二歲的長兄孫眉。父親孫觀林是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貧農,與妻子楊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兩人早逝),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長兄在外出謀生的夏威夷獲得成功。一八七九年孫眉將十二歲的孫文接到檀香山,先讓孫文進入英國國教會體系的伊奧拉尼書院,接著又轉入美國公理會體系的歐胡學院。雖然孫文在家鄉私塾曾接受一些傳統教育,但這段經歷讓他成為一名以英語學習近代學術知識的知識分子,與傳統中國的士大夫路線完全不同。
然而在此過程中,讓孫文與孫眉開始出現了裂痕。這些學校都會教導聖書學習與祈禱,少年孫文因而逐漸被基督教所吸引,這讓未受過完整教育、深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的孫眉十分不悅,由於反對孫文受洗,最後甚至於一八八三年將孫文送回故鄉。
但已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孫文,對傳統中國的迷信益發反感,他破壞了村民信仰中心北帝廟神像,隨後逃往英屬殖民地香港,再度進入實施西式教育的學校就讀, 並最終在此接受洗禮。對此,孫眉似乎也只能接受現實,仍繼續資助孫文學費,孫文也得以進入國教會體系的拔萃書室,以及香港政廳設立的中央書院,之後又進入由美國人在廣州設立的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似乎也透過家庭教師的指導,努力鑽研中國傳統學術。
一八八七年,孫文遇見了第二位有「養育之親」的人物。孫文以第一期學生的身分,進入由英國留學歸來的醫師兼律師何啟在香港創立的西醫書院。何啟透過英語掌握近代學術知識,更主張以此推動中國近代化,並提升英屬殖民地華人的社會地位,且在各個領域實踐自己的理想。因此,雖然何啟只年長孫文七歲,仍成為其重要榜樣,終其一生都是孫文的強力後盾。
實際負責西醫書院醫學教育的,是何啟的學友蘇格蘭籍醫師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也是孫文第三位「養育之親」的人物。在康德黎的指導下,孫文漸漸嶄露頭角,一八九二年以最優秀的成績,成為當年唯二的畢業生之一。康德黎向西醫書院贊助者李鴻章推薦這位愛徒,得到李鴻章同意任用孫文後,他便帶著孫文前往廣州,試圖取得前往北京任官的許可。但此事因李鴻章之兄、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阻撓而未能實現。如果孫文得以前往北京任官,或許李鴻章就會成為孫文第四位「養育之親」的人物。
最終,孫文先在澳門擔任醫師,到了一八九三年,將活動據點移至廣州。由
於他在這兩座都市的行醫表現風評極佳,雖不同於傳統士大夫的成名途徑,卻也逐漸聲名遠播,可以說不負三位「養育之親」對他的期待。然而,作為醫師所獲得的聲望並未使孫文感到滿足,次年他便採取了在當時可謂相當冒進的行動,那就是「上書李鴻章」。此舉正是他內心的政治抱負的具體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度過青年時期的孫文,透過與朋友的交流,其政治野心早已膨脹到難以壓抑的程度。
惡友
二十幾歲的孫文,經常與一群和其出身、經歷相近的青年共同行動。早在一八九○年代初期,他就與香港西醫書院的學友、基督徒陳少白,以及曾就讀廣州算學館的尢列、楊鶴齡,組成討論革命的沙龍,自稱「四大寇」。此後,時而加入的還有與孫文一起在翠亨村破壞神像、接受洗禮,後來成為電信技師的陸皓東,以及在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就讀、同為基督徒的鄭士良。究竟是這些人讓孫文成為大逆不道的反叛者,還是孫文引領他們踏上一條危險之路,實在難以定論。
這些出身珠江三角洲的青年,皆與傳統士大夫不同,而是接受了西式教育、且未參加科舉。就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視為何啟的「後輩世代」,也都期望中國能夠早日近代化與提升華人社會地位,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卻迅速走向政治上的激進化。推動這一變化的,是對列強步步進逼的強烈危機感。據說,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香港發生暴動,成為促使孫文立志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契機。
不過,他們並未將仇恨指向作為自身知識與技術來源的西方列強,而是將危機的根源歸咎於清朝的腐敗、墮落,並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本應文明開化的漢人,被野蠻的滿洲人統治。這種將岌岌可危的主體視為「民族」而非「王朝」的思想,其源頭可追溯至清朝初期漢人對滿洲統治的抵抗運動,並在華南地區不時出現高舉「反清復明」的會黨,即祕密結社組織。「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又被太平天國的「滅滿興漢」論述所承繼,其創始者洪秀全成為「四大寇」崇拜的偶像。此外,鄭士良與尢列則隸屬於三合會(天地會)這一會黨組織。
一八九三年,孫文在廣州提出成立「興中會」的構想,並主張以「驅除韃虜(對滿洲人的蔑稱), 恢復中華」為宗旨,尢列、鄭士良、陸皓東等人表示贊同。次日,尢列趕赴香港,告知某位人士有關興中會之事,並獲得對方支持。此人就是楊衢雲,出身於自檳城回國的華僑家庭、在香港沙宣洋行擔任副經理,並主持名為「輔仁文社」的革命沙龍。該團體聚集許多與孫文有相近背景與經歷的新興青年知識分子,例如出身於雪梨會黨之家、信奉基督教、曾就讀香港中央書院的謝纘泰等。正當孫文即將踏入革命行動之際,他卻在一八九四年試著向李鴻章上書,這一舉動實在令人費解。或許他仍對那位有可能成為自己第四位「養育之親」的權勢官僚寄予最後一絲希望,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成為推動他徹底踏上革命之路的關鍵。就這層意義而言,本章開頭提及的逸聞,雖然與史實不盡相符,卻反映出了歷史的某個真實面向。
孫文離開天津之後,前往可稱為其第二故鄉的夏威夷。在此,他首次為了爭取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展開以言辭說服為手段的行動。他在檀香山召集贊同革命的華僑,組成興中會,還於章程中疾呼祖國正面臨的危機,「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在興中會組成的前一年,美國人推翻了卡美哈梅哈王朝,而這場「夏威夷革命」也威脅了華僑在當地社會的地位。約一百三十名的會眾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明確表達了推翻滿洲王朝、建立漢人共和國的決心。他們將在甲午戰爭屈於劣勢的祖國,投射到夏威夷王國的命運之上,也接受孫文的論點,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滿洲人的統治失靈。他的兄長孫眉也是會眾之一。在茂宜島卡胡盧伊擁有龐大勢力的孫眉自告奮勇,擔任該地的興中會分會會長,甚至變賣家畜所得的款項全數資助在孫文的革命事業。
一八九五年,孫文返回香港,召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惡友」,以及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再度組織興中會,並宣誓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目標,他們隨即策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而於此時擔任顧問的,正是當時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何啟不僅未反對愛徒轉變路線,反而積極地給予支援。與其說這是孫文說服了師長,不如說是弟子日益激進的行動,反而促使師長將自身的政治立場推向更尖銳的方向。
不過,這場企圖動員三合會等會黨、以占領廣州為目標的起義計畫,因情報外洩與聯絡失誤而迅速失敗,陸皓東在廣州被清朝政府逮捕並處決。對於陸皓東而言,那位逃亡香港、從此踏上漫長流亡生涯的孫文,是否應稱為「惡友」,或許值得商榷。然而,孫文對這位自幼結交、最後卻走向不同命運的摯友之死,很可能是促使他決定終身投身革命、持續推動革命運動的關鍵契機。
深町英夫
前言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八九四年夏,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正在首都北京的外港天津負責戰前準備的李鴻章,在幕僚的介紹之下,接見了一位年輕的訪客。在此之前,這位青年已提交了一份篇幅甚長的意見書,主張推動教育、農業、礦工業與商業的近代化。意見書提到,他出生並成長於廣東省香山縣, 曾前往海外留學,學習西方的語言與文化,並在香港取得英國醫師的行醫資格。他以自薦的方式,希望能被任用,從事農業振興的工作。這位身材矮小、皮膚略黑的年輕人,從清帝國最南端的廣東,跋涉約兩千多公里才抵達這裡。面對這名青年,早已年過七十、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李鴻章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Sun Man.”
李鴻章的幕僚早已先向他稟報,這位青年的名字是「孫文」。在作為帝國官僚通用語、以北方漢語為基礎的「官話」中,「文」字讀作wen。但是,這名青年卻以廣東話腔這種邊陲方言,將「文」讀成man。年輕時便通過科舉考試最高等級「進士」考試的李鴻章,對於眼前這位似乎只學過夷狄語言與技術的求職者,感到十分無奈,他說道:
「連官話也不會,還想怎麼成為官員?」
李鴻章端起茶杯,遞向孫文,這是「你可以走了」的暗示。李鴻章的部下見狀便大喊「送客」。被迫離開的青年,就在離身之際,仍果敢地拋下一句話:
「清朝腐敗,李鴻章又是官僚習氣。看來非推翻不可。」
這位被李鴻章拒於門外的青年,他就是孫文,放棄了被朝廷任用的希望,轉而開始推動革命,次年,他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這是一則廣為流傳的逸聞,但與史實並不相符。實際上,正值開戰在即,政務繁忙的李鴻章,無睱接見一名沒沒無聞的西醫。孫文在未能得到接見的情況下離開天津,他傾盡全力所寫的意見書,最終也只刊載在上海的教會雜誌《萬國公報》上。李鴻章與孫文並未真正會面,這場「相遇」最終只是擦身而過。
善於使用「語言」之人
這則逸聞仍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那就是兩人之間並未形成真正的對話。換言之,李鴻章聽不懂孫文的「語言」。不過,這並非單純的語言能力問題,因為清朝官僚之中,也不乏不精通官話的南方人士。比方說,在討論義和團該如何處置的御前會議上,大理寺少卿(相當於最高法院副長官)的張亨嘉因為是福建人,口音濃重又情緒緊張,使得發言難以被理解。與其說是語言本身的障礙,不如說「語言」的價值觀差異,才是阻礙李鴻章與孫文對話的關鍵,這正是這則逸聞的重要含意。
一方是支撐著衰敗王朝根基的權勢官僚,另一方是日後催生共和國、被稱為「國父」的革命家,其實兩人都知道引進近代科學技術的必要性,但其最終目的卻根本不同。對李鴻章而言,重點在於維持以科舉、經典、文言文為象徵的傳統統治機構,以及與這個統治機構表裡相生的儒家價值與秩序;但對孫文來說,則是希望透過從英語吸收的近代西洋文明,使中國人(狹義來說是漢人)成為先進國的國民。簡言之,兩人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所要守護的對象究竟是王朝,還是民族。
在上述逸聞發生六年後的一九○○年,兩人還曾再次「差點相遇」,但最終仍是擦身而過,原因依舊在於他們分屬不同的世界。孫文出生及成長於距離舊體制最遙遠的環境之中,並將一生投注於建立取而代之的新體制的革命運動,為此他總是不斷地尋求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團體與勢力合作,持續發出參與革命、協助革命的「語言」。對於無法依附既有權力與權威的孫文來說,這種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正是他唯一的武器。
孫文在三十餘年的革命運動中,總是依對象不同選擇適當的「語言」,也就是「因人說法」。他運用的多種多樣「語言」的累積,最終結晶為所謂的「孫文思想」,正體現了他宛如「十一面觀音」多重而立體的人物形象,其中映照的,正是他一生中交織而成的複雜且多層次的人際關係。
苦難的時代
甲午戰敗不久後的一九○○年,義和團戰爭爆發,首都北京慘遭八國聯軍蹂躪,次年簽署《北京議定書》(《辛丑和約》),中國與十一國議和,由此進入苦難的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隨之誕生。催生中華民國的動力, 源於對抗列強壓力、維持獨立與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之強烈追求。然而,新國家的體制根基不穩,反而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陷入分裂與混亂。
本章將以孫文為核心,透過參與、協助或對抗其革命運動的國內外人物群像,描繪中國在此時期的摸索歷程。自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二○年代,孫文一直處於中國政界的邊緣位置,但是他在晚年提出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regime)構想,卻在其身後由繼承者加以實現,而且進一步由國民黨承繼至共產黨,延續至今日。這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孫文,正是本章的主角。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一、異端者
養育者
在年輕時期的孫文人生道路上,有三位人物對他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可謂其「養育之親」,但他們都不是被稱為士大夫的正統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位是大他十二歲的長兄孫眉。父親孫觀林是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貧農,與妻子楊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兩人早逝),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長兄在外出謀生的夏威夷獲得成功。一八七九年孫眉將十二歲的孫文接到檀香山,先讓孫文進入英國國教會體系的伊奧拉尼書院,接著又轉入美國公理會體系的歐胡學院。雖然孫文在家鄉私塾曾接受一些傳統教育,但這段經歷讓他成為一名以英語學習近代學術知識的知識分子,與傳統中國的士大夫路線完全不同。
然而在此過程中,讓孫文與孫眉開始出現了裂痕。這些學校都會教導聖書學習與祈禱,少年孫文因而逐漸被基督教所吸引,這讓未受過完整教育、深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的孫眉十分不悅,由於反對孫文受洗,最後甚至於一八八三年將孫文送回故鄉。
但已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孫文,對傳統中國的迷信益發反感,他破壞了村民信仰中心北帝廟神像,隨後逃往英屬殖民地香港,再度進入實施西式教育的學校就讀, 並最終在此接受洗禮。對此,孫眉似乎也只能接受現實,仍繼續資助孫文學費,孫文也得以進入國教會體系的拔萃書室,以及香港政廳設立的中央書院,之後又進入由美國人在廣州設立的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似乎也透過家庭教師的指導,努力鑽研中國傳統學術。
一八八七年,孫文遇見了第二位有「養育之親」的人物。孫文以第一期學生的身分,進入由英國留學歸來的醫師兼律師何啟在香港創立的西醫書院。何啟透過英語掌握近代學術知識,更主張以此推動中國近代化,並提升英屬殖民地華人的社會地位,且在各個領域實踐自己的理想。因此,雖然何啟只年長孫文七歲,仍成為其重要榜樣,終其一生都是孫文的強力後盾。
實際負責西醫書院醫學教育的,是何啟的學友蘇格蘭籍醫師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也是孫文第三位「養育之親」的人物。在康德黎的指導下,孫文漸漸嶄露頭角,一八九二年以最優秀的成績,成為當年唯二的畢業生之一。康德黎向西醫書院贊助者李鴻章推薦這位愛徒,得到李鴻章同意任用孫文後,他便帶著孫文前往廣州,試圖取得前往北京任官的許可。但此事因李鴻章之兄、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阻撓而未能實現。如果孫文得以前往北京任官,或許李鴻章就會成為孫文第四位「養育之親」的人物。
最終,孫文先在澳門擔任醫師,到了一八九三年,將活動據點移至廣州。由
於他在這兩座都市的行醫表現風評極佳,雖不同於傳統士大夫的成名途徑,卻也逐漸聲名遠播,可以說不負三位「養育之親」對他的期待。然而,作為醫師所獲得的聲望並未使孫文感到滿足,次年他便採取了在當時可謂相當冒進的行動,那就是「上書李鴻章」。此舉正是他內心的政治抱負的具體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度過青年時期的孫文,透過與朋友的交流,其政治野心早已膨脹到難以壓抑的程度。
惡友
二十幾歲的孫文,經常與一群和其出身、經歷相近的青年共同行動。早在一八九○年代初期,他就與香港西醫書院的學友、基督徒陳少白,以及曾就讀廣州算學館的尢列、楊鶴齡,組成討論革命的沙龍,自稱「四大寇」。此後,時而加入的還有與孫文一起在翠亨村破壞神像、接受洗禮,後來成為電信技師的陸皓東,以及在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就讀、同為基督徒的鄭士良。究竟是這些人讓孫文成為大逆不道的反叛者,還是孫文引領他們踏上一條危險之路,實在難以定論。
這些出身珠江三角洲的青年,皆與傳統士大夫不同,而是接受了西式教育、且未參加科舉。就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視為何啟的「後輩世代」,也都期望中國能夠早日近代化與提升華人社會地位,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卻迅速走向政治上的激進化。推動這一變化的,是對列強步步進逼的強烈危機感。據說,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香港發生暴動,成為促使孫文立志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契機。
不過,他們並未將仇恨指向作為自身知識與技術來源的西方列強,而是將危機的根源歸咎於清朝的腐敗、墮落,並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本應文明開化的漢人,被野蠻的滿洲人統治。這種將岌岌可危的主體視為「民族」而非「王朝」的思想,其源頭可追溯至清朝初期漢人對滿洲統治的抵抗運動,並在華南地區不時出現高舉「反清復明」的會黨,即祕密結社組織。「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又被太平天國的「滅滿興漢」論述所承繼,其創始者洪秀全成為「四大寇」崇拜的偶像。此外,鄭士良與尢列則隸屬於三合會(天地會)這一會黨組織。
一八九三年,孫文在廣州提出成立「興中會」的構想,並主張以「驅除韃虜(對滿洲人的蔑稱), 恢復中華」為宗旨,尢列、鄭士良、陸皓東等人表示贊同。次日,尢列趕赴香港,告知某位人士有關興中會之事,並獲得對方支持。此人就是楊衢雲,出身於自檳城回國的華僑家庭、在香港沙宣洋行擔任副經理,並主持名為「輔仁文社」的革命沙龍。該團體聚集許多與孫文有相近背景與經歷的新興青年知識分子,例如出身於雪梨會黨之家、信奉基督教、曾就讀香港中央書院的謝纘泰等。正當孫文即將踏入革命行動之際,他卻在一八九四年試著向李鴻章上書,這一舉動實在令人費解。或許他仍對那位有可能成為自己第四位「養育之親」的權勢官僚寄予最後一絲希望,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成為推動他徹底踏上革命之路的關鍵。就這層意義而言,本章開頭提及的逸聞,雖然與史實不盡相符,卻反映出了歷史的某個真實面向。
孫文離開天津之後,前往可稱為其第二故鄉的夏威夷。在此,他首次為了爭取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展開以言辭說服為手段的行動。他在檀香山召集贊同革命的華僑,組成興中會,還於章程中疾呼祖國正面臨的危機,「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在興中會組成的前一年,美國人推翻了卡美哈梅哈王朝,而這場「夏威夷革命」也威脅了華僑在當地社會的地位。約一百三十名的會眾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明確表達了推翻滿洲王朝、建立漢人共和國的決心。他們將在甲午戰爭屈於劣勢的祖國,投射到夏威夷王國的命運之上,也接受孫文的論點,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滿洲人的統治失靈。他的兄長孫眉也是會眾之一。在茂宜島卡胡盧伊擁有龐大勢力的孫眉自告奮勇,擔任該地的興中會分會會長,甚至變賣家畜所得的款項全數資助在孫文的革命事業。
一八九五年,孫文返回香港,召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惡友」,以及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再度組織興中會,並宣誓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目標,他們隨即策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而於此時擔任顧問的,正是當時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何啟不僅未反對愛徒轉變路線,反而積極地給予支援。與其說這是孫文說服了師長,不如說是弟子日益激進的行動,反而促使師長將自身的政治立場推向更尖銳的方向。
不過,這場企圖動員三合會等會黨、以占領廣州為目標的起義計畫,因情報外洩與聯絡失誤而迅速失敗,陸皓東在廣州被清朝政府逮捕並處決。對於陸皓東而言,那位逃亡香港、從此踏上漫長流亡生涯的孫文,是否應稱為「惡友」,或許值得商榷。然而,孫文對這位自幼結交、最後卻走向不同命運的摯友之死,很可能是促使他決定終身投身革命、持續推動革命運動的關鍵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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