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不會揹著機關槍:一位父親、丈夫、前和平主義者對戰爭的思考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已授權美、英、法、荷、西、韓等9國版權★★★★
★★★★四度入圍BBC年度好書獎作家 阿爾特姆.查派★★★★
★★★★Goodread好評4.46顆星★★★★
▂▃▄ 當戰爭降臨,你該當個軍人,還是父親? ▄▃▂
在那個時刻,人還能只是個「普通人」嗎?
什麼是普通人?
阿爾特姆.查派一直都是個和平主義者,甚至曾和朋友開玩笑,說他想好了如果戰爭爆發要沿哪個路線逃出邊境。但是當這一天真正到來,他做出了相反的選擇,自願入伍參軍。他以此書寫下做出選擇的難與不難,寫下沒能待在妻兒身邊的歉疚與不捨,寫下戰爭的現實如何挑戰他原先所有的信仰──身為一個反戰的左派知識分子、甚至是女性主義者的信仰。他紀錄從軍後遇到的一個個善良的人,那些想像中暴戾憤怒、實際卻極為溫柔的士兵,寫下什麼是真正的犧牲,什麼是雖生猶死,什麼是從殘酷戰爭才能看出的偽善和荒謬……等種種對戰爭本質與人的存在的思考。
這是一部深具思想性、理性,卻也深情、令人心碎的作品,對任何想理解戰爭如何改變一切的人,都是一本必讀之作。
¤ ¤ ¤ ¤ ¤
入伍第一天,一位跟我一樣剛來的士兵幫助了我。他很年輕,大概十八、九歲。
我深受感動,在這種處境下,一個人竟然還有心力照顧身旁的人。
這位年輕人是希臘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有一個問題讓他非常不安。
他怯生生看著我,嚥了一下口水問:
「你覺得,如果我在戰爭中不得不殺人,戰後他們還能任命我當神父嗎?」
¤ ¤ ¤ ¤ ¤
兒子在一次聖誕節話劇中扮演安徒生童話裡的錫兵。
當我看著他穿著玩具軍服——雖然是玩具,但畢竟是軍服——我幾乎要掉眼淚。
我輕聲地說:「孩子,願你永遠不必穿上真正的一套。」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願望,我才需要穿上軍服。
★★★★四度入圍BBC年度好書獎作家 阿爾特姆.查派★★★★
★★★★Goodread好評4.46顆星★★★★
▂▃▄ 當戰爭降臨,你該當個軍人,還是父親? ▄▃▂
在那個時刻,人還能只是個「普通人」嗎?
什麼是普通人?
阿爾特姆.查派一直都是個和平主義者,甚至曾和朋友開玩笑,說他想好了如果戰爭爆發要沿哪個路線逃出邊境。但是當這一天真正到來,他做出了相反的選擇,自願入伍參軍。他以此書寫下做出選擇的難與不難,寫下沒能待在妻兒身邊的歉疚與不捨,寫下戰爭的現實如何挑戰他原先所有的信仰──身為一個反戰的左派知識分子、甚至是女性主義者的信仰。他紀錄從軍後遇到的一個個善良的人,那些想像中暴戾憤怒、實際卻極為溫柔的士兵,寫下什麼是真正的犧牲,什麼是雖生猶死,什麼是從殘酷戰爭才能看出的偽善和荒謬……等種種對戰爭本質與人的存在的思考。
這是一部深具思想性、理性,卻也深情、令人心碎的作品,對任何想理解戰爭如何改變一切的人,都是一本必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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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第一天,一位跟我一樣剛來的士兵幫助了我。他很年輕,大概十八、九歲。
我深受感動,在這種處境下,一個人竟然還有心力照顧身旁的人。
這位年輕人是希臘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有一個問題讓他非常不安。
他怯生生看著我,嚥了一下口水問:
「你覺得,如果我在戰爭中不得不殺人,戰後他們還能任命我當神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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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在一次聖誕節話劇中扮演安徒生童話裡的錫兵。
當我看著他穿著玩具軍服——雖然是玩具,但畢竟是軍服——我幾乎要掉眼淚。
我輕聲地說:「孩子,願你永遠不必穿上真正的一套。」
或許正是因為這個願望,我才需要穿上軍服。
試閱
我還是青少年時,二十世紀中葉的法國公共知識分子曾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九九○年代末的烏克蘭,電力與暖氣中斷是家常便飯。那時是因為貧窮。相對地,在二○二三年的冬天,電力、暖氣、自來水、網路的頻繁中斷,則是因為俄羅斯對民生基礎設施的轟炸。一九九八年,高中最後一年,我整個冬天都泡在鎮上的圖書館。圖書館很冷,我裹著外套、戴著帽子坐在那裡,讀完了兩卷卡繆的作品集─我讀的是俄文譯本,因為就我記憶所及,當時烏克蘭文譯本還沒問世。那兩冊是我那座烏克蘭西部小鎮上唯一的卡繆作品,而且書不能外借。讀完卡繆之後,我繼續讀了沙特。如果沒記錯,我就是在沙特的書裡第一次認識到攸關存在的抉擇是怎麼回事─雖然當時幾乎還只是個孩子,但是這個抉擇的例子帶給我的衝擊,我從此再也沒有忘記。
試想一下:現在是一九四○年代,法國處在納粹的占領之下。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要留在母親身邊嗎?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如此需要我。還是我應該加入反抗運動?答案是:在真正面臨這個抉擇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會是什麼。也只有在做出這個攸關存在的抉擇之後,我才會成為後來的我。存在先於本質。
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完全想像不到,到我四十歲的時候,竟然要面對一個類似的處境。一個獨裁的帝國入侵了我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該加入反抗力量,還是應該避開戰爭,留在家人身邊?四十歲時,我需要照顧的家人不是年邁的母親,而是兩個年幼的孩子;他們沒有第二個爸爸。
當時,我的兩個兒子分別是七歲與九歲。說到年齡,順帶一提:我對戰爭的既定印象大多來自反戰的經典著作,而這些印象並不完全符合現實,其中一點就是年齡。不知道為什麼,書裡描述的士兵幾乎總是年輕人。但是在俄羅斯入侵後,當黑暗開始降臨烏克蘭,各方估計的數字不等,總之最終進入烏克蘭軍隊服役的人超過一百萬,年齡從十六歲到六十歲都有。你常常聽到的抱怨不是缺乏性生活,而是穿防彈背心導致下背痛,或者因為長距離徒步轉移陣地、長時間站哨造成的膝蓋痛。軍隊裡大多數人已經建立自己的家庭。許多士兵都像我一樣有年幼的孩子。在我所屬連隊的士兵中,不少人甚至已經有孫子了。
(中略)
。 。 。
我的大兒子九歲─或者應該說,當戰爭剛開始、我還和他住在一起的時候,他九歲大。
有些事情,小孩子理解的程度完全出乎你意料;但是也有些事情,他們卻又出乎意料地無法理解。黑暗入侵後的第二天早上,趁著等待繼續上路的空檔,我和大兒子一起在村子裡散步。
以二月的天氣來說,這一天十分暖和。我們聊著大自然,繞著村子裡的池塘走,拍了耶穌雕像的照片。我幾次摸摸兒子的頭,心裡默默與他道別。
忽然間,他停下腳步,一臉嚴肅看著我。「爸爸,我不要你被抓去打仗。」我反射性地回答:「他們不會抓我的,寶貝,因為我會自己去。」
我蹲下身子,讓我們的臉在相同的高度。我很驚訝,關於前一天那個老農夫被徵召入伍的對話,兒子竟然能了解到如此程度。我試著向他解釋,人生中有時候會有一些處境,你得去做一件你非做不可的事,而不是你想做的事。這種處境很少,幸運的話,也許永遠不會碰到。但是如果你不去,你會感到羞愧,會愧對自己,也愧對你年幼的小孩。
我九歲的孩子似乎不理解這些話。這讓我開始懷疑,我自己是否真的完全明白。
如果我沒去對抗黑暗,如果我決定留在妻子和小孩身邊,他們一定會接受我的決定,也一定會接受我的理由。我當然必須留在他們身邊,因為他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果我選擇逃避黑暗,他們會接受的。但我大概不會接受自己。
每個人從軍都有自己的動機。有人出於「愛國心」,有人出於「善與惡」的判斷。我和妻子年輕時都是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烏托邦主義者。好吧,我應該只說我自己,因為奧克薩娜的思路比我清晰:我是個「感性的左派」,而非「理性的左派」。我們在一長串的倫理範疇、道德律令、對正義的思索中度過了年輕歲月,身上也有關於環保與社會議題的刺青。我們給兩個兒子都取了紀念民族鬥士的名字─一個烏克蘭的,另一個是墨西哥的。
然後,在走過半輩子之後,你突然面對一種不正義,這種不正義比你這輩子所能想像的一切不正義都更真實也更明確。你所面對的,幾乎是一種形而上的邪惡。身為小說家,我一向對好萊塢電影裡善惡截然分明的敘事保持懷疑,然而現在我也不得不承認,「善」也許確實不存在;而另一方面,「惡」卻有其判準:
。當你的國家遭到另一個國家入侵,不論那個國家如何嘗試為這種行為辯解;
。當你在深夜的安眠中被爆炸聲驚醒,不論這一切有什麼地緣政治利益的解釋;
。當你的孩子可能被飛彈擊中:是的,就是你那幼小、脆弱、寶貴、跟地緣政治毫無關聯的孩子。
該死的戰爭頭子。
這時,兒子用痛苦的眼神問我:「爸爸為什麼要離開我們?」「因為,我的小太陽,如果我現在逃走,以後我會沒辦法直視你的眼睛,也沒辦法在刮鬍子的時候面對鏡子裡的自己。」
同時愧疚感使我煎熬,連胃都痛了起來。
。 。 。
我把從軍的打算先告訴了兒子,而不是妻子。我不知道這是偶然,還是某種自然、恰當的選擇。我記得十分清楚,去徵兵處登記入伍,遠遠比不上跟奧克薩娜談這件事讓我恐懼。我害怕她的反應,也害怕自己對她的反應會有什麼反應。
在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看的最後一部電影(出於迷信的理由,軍中的人更願意說「最近」的一部電影,因為勝利之後還會有更多)是高達的《輕蔑》,講述一對夫妻的關係因妻子對丈夫的懦弱感到鄙視,走向崩壞。如果奧克薩娜不支持我的決定,我很可能不會入伍。但是我擔心,如果我不從軍,這件事長此以往,最後可能摧毀我們十五年的感情。
我和妻子不只是左派,還是女性主義者。我從軍的決定跟我的左派立場並不違背。正好相反,這個決定直接源自於我的左派立場。但是要讓這個選擇與我們的女性主義信念相配合,卻困難得多,因為我的決定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老掉牙的父權結局:「女人留在家裡照顧孩子。」
戰前,我大概是這個國家最具知名度的男性女性主義者之一。烏克蘭是個相當父權、大男人主義而且恐同的社會。當我和妻子決定輪流分別請育嬰假照顧新生兒,我寫了一本記錄這段經歷的小書,結果在社會上引起轟動。
誰能想到?原來父親真的可以親自照顧孩子,女人也可以在這段期間出去賺錢。「你還算是個男人嗎?」有人問我。「你已經變得像個女人了。」一個鄰居對我說。男人和女人交換角色,拜託,這太過頭了。
有一個烏克蘭笑話,以前很好笑,但在二十四日之後變得令人心酸。有人問一個村民:「為什麼你太太在菜園裡種菜、洗碗、照顧小孩、飼養牲畜,而你卻坐在屋前的板凳上抽菸?」村民吐出一口煙,慢條斯理地回答:「萬一發生戰爭,我卻已經累壞了,那該怎麼辦?」
然而現在,戰爭真的來了。
就在一天之內,黑暗者那股陰間的力量,再次把傳統的男女角色分工強加到所有人身上:男人上戰場,女人照顧小孩。
她成了難民。
她被迫成為單親媽媽。
我至今無法接受這件事。如同抽象的反戰主義,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你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你的理論立場,用這些觀點把自己層層包裹起來,然後歷史的現實突然降臨,一陣狂風把這一切吹得什麼也不剩。
(中略)
。 。 。
我害怕做出最終決定,因為做了決定,就不得不告訴奧克薩娜。我一直不敢告訴她,直到我們抵達我出生的小地方,我的戶籍還在那裡。
直到到了這裡,我和奧克薩娜站在我父母家的陽台上抽菸時,我才笨拙地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妳明白我會去報名,對吧?」
我顫抖著,等待她的回答。
但是奧克薩娜早就知道了。她大概比我還早知道。很久之後,當我們再度參與聚會,她對我們的朋友描述了那個時刻:「我馬上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只是不願接受而已。」我大多數的朋友也不感意外。或許,身邊的人有時候比你更了解自己。
奧克薩娜陪我走到徵兵處,我們是牽著手走去的。天氣像春天一樣,儘管那時還是二月。嚴霜後來才來。在徵兵處,我們遇到長長一條自願入伍的隊伍……
試想一下:現在是一九四○年代,法國處在納粹的占領之下。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要留在母親身邊嗎?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如此需要我。還是我應該加入反抗運動?答案是:在真正面臨這個抉擇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會是什麼。也只有在做出這個攸關存在的抉擇之後,我才會成為後來的我。存在先於本質。
當時還是青少年的我完全想像不到,到我四十歲的時候,竟然要面對一個類似的處境。一個獨裁的帝國入侵了我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完全就自己來說,我該怎麼做?我該加入反抗力量,還是應該避開戰爭,留在家人身邊?四十歲時,我需要照顧的家人不是年邁的母親,而是兩個年幼的孩子;他們沒有第二個爸爸。
當時,我的兩個兒子分別是七歲與九歲。說到年齡,順帶一提:我對戰爭的既定印象大多來自反戰的經典著作,而這些印象並不完全符合現實,其中一點就是年齡。不知道為什麼,書裡描述的士兵幾乎總是年輕人。但是在俄羅斯入侵後,當黑暗開始降臨烏克蘭,各方估計的數字不等,總之最終進入烏克蘭軍隊服役的人超過一百萬,年齡從十六歲到六十歲都有。你常常聽到的抱怨不是缺乏性生活,而是穿防彈背心導致下背痛,或者因為長距離徒步轉移陣地、長時間站哨造成的膝蓋痛。軍隊裡大多數人已經建立自己的家庭。許多士兵都像我一樣有年幼的孩子。在我所屬連隊的士兵中,不少人甚至已經有孫子了。
(中略)
。 。 。
我的大兒子九歲─或者應該說,當戰爭剛開始、我還和他住在一起的時候,他九歲大。
有些事情,小孩子理解的程度完全出乎你意料;但是也有些事情,他們卻又出乎意料地無法理解。黑暗入侵後的第二天早上,趁著等待繼續上路的空檔,我和大兒子一起在村子裡散步。
以二月的天氣來說,這一天十分暖和。我們聊著大自然,繞著村子裡的池塘走,拍了耶穌雕像的照片。我幾次摸摸兒子的頭,心裡默默與他道別。
忽然間,他停下腳步,一臉嚴肅看著我。「爸爸,我不要你被抓去打仗。」我反射性地回答:「他們不會抓我的,寶貝,因為我會自己去。」
我蹲下身子,讓我們的臉在相同的高度。我很驚訝,關於前一天那個老農夫被徵召入伍的對話,兒子竟然能了解到如此程度。我試著向他解釋,人生中有時候會有一些處境,你得去做一件你非做不可的事,而不是你想做的事。這種處境很少,幸運的話,也許永遠不會碰到。但是如果你不去,你會感到羞愧,會愧對自己,也愧對你年幼的小孩。
我九歲的孩子似乎不理解這些話。這讓我開始懷疑,我自己是否真的完全明白。
如果我沒去對抗黑暗,如果我決定留在妻子和小孩身邊,他們一定會接受我的決定,也一定會接受我的理由。我當然必須留在他們身邊,因為他們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果我選擇逃避黑暗,他們會接受的。但我大概不會接受自己。
每個人從軍都有自己的動機。有人出於「愛國心」,有人出於「善與惡」的判斷。我和妻子年輕時都是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是烏托邦主義者。好吧,我應該只說我自己,因為奧克薩娜的思路比我清晰:我是個「感性的左派」,而非「理性的左派」。我們在一長串的倫理範疇、道德律令、對正義的思索中度過了年輕歲月,身上也有關於環保與社會議題的刺青。我們給兩個兒子都取了紀念民族鬥士的名字─一個烏克蘭的,另一個是墨西哥的。
然後,在走過半輩子之後,你突然面對一種不正義,這種不正義比你這輩子所能想像的一切不正義都更真實也更明確。你所面對的,幾乎是一種形而上的邪惡。身為小說家,我一向對好萊塢電影裡善惡截然分明的敘事保持懷疑,然而現在我也不得不承認,「善」也許確實不存在;而另一方面,「惡」卻有其判準:
。當你的國家遭到另一個國家入侵,不論那個國家如何嘗試為這種行為辯解;
。當你在深夜的安眠中被爆炸聲驚醒,不論這一切有什麼地緣政治利益的解釋;
。當你的孩子可能被飛彈擊中:是的,就是你那幼小、脆弱、寶貴、跟地緣政治毫無關聯的孩子。
該死的戰爭頭子。
這時,兒子用痛苦的眼神問我:「爸爸為什麼要離開我們?」「因為,我的小太陽,如果我現在逃走,以後我會沒辦法直視你的眼睛,也沒辦法在刮鬍子的時候面對鏡子裡的自己。」
同時愧疚感使我煎熬,連胃都痛了起來。
。 。 。
我把從軍的打算先告訴了兒子,而不是妻子。我不知道這是偶然,還是某種自然、恰當的選擇。我記得十分清楚,去徵兵處登記入伍,遠遠比不上跟奧克薩娜談這件事讓我恐懼。我害怕她的反應,也害怕自己對她的反應會有什麼反應。
在二月二十四日之前,我看的最後一部電影(出於迷信的理由,軍中的人更願意說「最近」的一部電影,因為勝利之後還會有更多)是高達的《輕蔑》,講述一對夫妻的關係因妻子對丈夫的懦弱感到鄙視,走向崩壞。如果奧克薩娜不支持我的決定,我很可能不會入伍。但是我擔心,如果我不從軍,這件事長此以往,最後可能摧毀我們十五年的感情。
我和妻子不只是左派,還是女性主義者。我從軍的決定跟我的左派立場並不違背。正好相反,這個決定直接源自於我的左派立場。但是要讓這個選擇與我們的女性主義信念相配合,卻困難得多,因為我的決定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一個老掉牙的父權結局:「女人留在家裡照顧孩子。」
戰前,我大概是這個國家最具知名度的男性女性主義者之一。烏克蘭是個相當父權、大男人主義而且恐同的社會。當我和妻子決定輪流分別請育嬰假照顧新生兒,我寫了一本記錄這段經歷的小書,結果在社會上引起轟動。
誰能想到?原來父親真的可以親自照顧孩子,女人也可以在這段期間出去賺錢。「你還算是個男人嗎?」有人問我。「你已經變得像個女人了。」一個鄰居對我說。男人和女人交換角色,拜託,這太過頭了。
有一個烏克蘭笑話,以前很好笑,但在二十四日之後變得令人心酸。有人問一個村民:「為什麼你太太在菜園裡種菜、洗碗、照顧小孩、飼養牲畜,而你卻坐在屋前的板凳上抽菸?」村民吐出一口煙,慢條斯理地回答:「萬一發生戰爭,我卻已經累壞了,那該怎麼辦?」
然而現在,戰爭真的來了。
就在一天之內,黑暗者那股陰間的力量,再次把傳統的男女角色分工強加到所有人身上:男人上戰場,女人照顧小孩。
她成了難民。
她被迫成為單親媽媽。
我至今無法接受這件事。如同抽象的反戰主義,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你花了幾十年建立起你的理論立場,用這些觀點把自己層層包裹起來,然後歷史的現實突然降臨,一陣狂風把這一切吹得什麼也不剩。
(中略)
。 。 。
我害怕做出最終決定,因為做了決定,就不得不告訴奧克薩娜。我一直不敢告訴她,直到我們抵達我出生的小地方,我的戶籍還在那裡。
直到到了這裡,我和奧克薩娜站在我父母家的陽台上抽菸時,我才笨拙地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妳明白我會去報名,對吧?」
我顫抖著,等待她的回答。
但是奧克薩娜早就知道了。她大概比我還早知道。很久之後,當我們再度參與聚會,她對我們的朋友描述了那個時刻:「我馬上就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只是不願接受而已。」我大多數的朋友也不感意外。或許,身邊的人有時候比你更了解自己。
奧克薩娜陪我走到徵兵處,我們是牽著手走去的。天氣像春天一樣,儘管那時還是二月。嚴霜後來才來。在徵兵處,我們遇到長長一條自願入伍的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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