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時代：青銅文化與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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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夏商周三朝並稱為「青銅器時代」，而如今出土的青銅器不僅能印證古代文獻的真偽，更能以具體的方式，洞悉時代藝術風格與禮制規範。
中國並非世界上最早發現銅器的地區，但就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種類而言，其他古文明仍難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匹敵，例如一九七八年挖出的曾侯乙編鐘，重達兩千五百六十七公斤，共有六十五個大小編鐘，且音域之大，與現代鋼琴相差無幾，是中國青銅器的一件瑰寶。
不知道在撞擊曾侯乙編鐘時，考古人員是否會恍惚聽到，兩千四百多年前沙場上的擊鼓與馬蹄？
中國並非世界上最早發現銅器的地區，但就銅器的使用規模、鑄造工藝、造型藝術及種類而言，其他古文明仍難以與中國古代銅器相匹敵，例如一九七八年挖出的曾侯乙編鐘，重達兩千五百六十七公斤，共有六十五個大小編鐘，且音域之大，與現代鋼琴相差無幾，是中國青銅器的一件瑰寶。
不知道在撞擊曾侯乙編鐘時，考古人員是否會恍惚聽到，兩千四百多年前沙場上的擊鼓與馬蹄？
目錄
序言 青銅時代
鼎成中華 夏代青銅器
夏禹鑄九鼎始治華夏
中期青銅工藝日趨成熟
青銅器從簡單走向豐富
商彝千古 商代青銅器
早期青銅器進入全新階段
中期青銅文化繼續發展
晚期青銅文化不斷創新
鑄鼎銘文 西周青銅器
武王伐紂鑄造利簋紀念
周成王建東都鑄造何樽
周康王鑄大盂鼎誡貪酒
中期青銅器除舊更新
繼承發展的晚期青銅器
鼎食鐘鳴 春秋戰國青銅器
春秋早期諸侯青銅器興起
春秋中晚期流行蟠螭紋青銅器
戰國早期青銅紋飾達到新高峰
戰國中晚期青銅器大量出現
鼎成中華 夏代青銅器
夏禹鑄九鼎始治華夏
中期青銅工藝日趨成熟
青銅器從簡單走向豐富
商彝千古 商代青銅器
早期青銅器進入全新階段
中期青銅文化繼續發展
晚期青銅文化不斷創新
鑄鼎銘文 西周青銅器
武王伐紂鑄造利簋紀念
周成王建東都鑄造何樽
周康王鑄大盂鼎誡貪酒
中期青銅器除舊更新
繼承發展的晚期青銅器
鼎食鐘鳴 春秋戰國青銅器
春秋早期諸侯青銅器興起
春秋中晚期流行蟠螭紋青銅器
戰國早期青銅紋飾達到新高峰
戰國中晚期青銅器大量出現
試閱
武王伐紂鑄造利簋紀念
西周銅器的早期是商代銅器的繼承發展期。此期雖有若干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商代銅器的傳統仍然極為強烈，很難在商周之際劃出清晰的界限，具體斷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
西周時代由於禮樂制度的發展，青銅器鑄造業比商代更為興旺發達，這時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業上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更高水平。從青銅器本身特點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襲商代後期特徵。
可確定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時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時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時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時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二十八公分，口徑二十二公分，重七千九百五十克。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與天亡簋相似，為典型的西周早期風格。簋腹和方座飾有饕餮紋、夔紋，圈足飾有夔紋、雲雷紋。
腹內底部有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簋腹內底鑄銘文四行三十二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樽彝。」
譯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國，甲子日早上，歲祭，占卜，能克，傳聞各部軍隊，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軍隊在闌駐紮，賞賜右史利銅，用作檀公寶樽彝。
內壁銘文有明確記載：「武王征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戰勝商朝八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闌地的軍隊駐地賞「有司」利以銅，利覺得很榮耀，就用銅來鑄造寶器以紀念這件事。
分析起來，從開戰後的第八天，就對有關人員進行獎勵，說明戰爭持續的時間不長。
透過對利簋周圍炭樣檢測，著名的「武王征商」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然而，長時間以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憑藉的都是文獻資料，而沒有直接的實物見證。
先秦史書記載，商代末年，紂王荒淫無道，設酒池肉林，寵愛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騰，社會動盪，諸侯離心。
周本是遠在西北的一個小國，但經過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漸強大起來，周圍小國有的被征服，有的自願歸附。到武王即位時，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屬於周國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輔佐，積極準備討伐商紂王。面對周武王的咄咄進逼和武力示威，紂王卻不做準備，反而調集主力對東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虛。
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初，武王率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包括各廣土眾民、部落之師，合計四萬餘人，出兵征商，浩浩蕩蕩地殺向商都朝歌。
紂王以由罪隸和俘來的東夷人等，臨時拼湊成約七十萬人的大軍，迎戰周軍。兩軍在牧野相遇，武王的軍隊銳不可當，再加上東夷人陣前倒戈，紂王大敗，自焚而死。當晚，周軍進入朝歌城內，商王朝的統治就此結束。
據《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記載，牧野之戰發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與「利」青銅銘文語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證。由此可知，《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有關記載為實錄。
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樣式，上面的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
陜西發現的天亡簋，也是記述武王伐紂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銅器，又稱「大豐簋」或「朕簋」，高二十四公分，口徑二十一公分，底徑十八公分。
天亡簋為侈口，四獸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較深，圈足下連鑄方座。
這種四耳方座青銅簋，是西周初期獨有的樣式，簋身和方座裝飾兩兩相對的夔紋，夔體捲曲，狀如蝸牛，這種體態的夔紋也是周初特徵。
天亡簋內底有七十八字銘文，記述周武王滅商後在「天室」舉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並取代商王的地位來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舉行儀式，祭祀典禮之後，武王舉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賞賜，鑄造這件簋來銘記榮寵。
銘文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在拙樸散亂中顯示運動與和諧之美，有輕有重的筆畫在某種程度上有自然書寫帶來的筆墨痕跡。其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辭賦先河，也是中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
其銘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顯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氣衣王祀！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勛爵復觵。隹朕又慶，每揚王休於樽白。」
還有河南浚縣辛村衛侯墓發現的康侯簋，也記述了武王伐商的歷史。該簋通高二十四公分，口徑四十一公分，侈口束頸，塗腹微鼓，高圈足加寬邊。獸首耳垂長方形小珥，翹鼻聳角。
器身紋飾，腹部為單一的直條紋，頸和圈足為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排列，頸部兩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獸首。
康侯簋器底有銘文二十四字，記述周王伐商後，命康侯建國於衛地，涾司徒為亡父製作此器。
西周時代禮樂制度得到很大發展，在陜西寶雞茹家莊和長安張家坡發現了三件一組的甬編鐘，是最早的編鐘。鐘懸掛使用，方便而實用，也造成音質更佳、音調更準確的作用。
這時還出現了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陜西寶雞鬥雞台發現的夔紋禁，呈長方扁形，四周有鏤孔，禁面上有三個橢圓孔，可能是放置青銅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淺腹、柱足的商代樣式，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本期特有的形式。
這時青銅禮器的組合，有爵與觶、鼎與簋的配合。鼎制上開始出現列鼎制度，反映了禮治的加強。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與蹄足並存。
而且，周初開始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飲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氣度厚重，古樸典雅。
另外，還有在陜西淳化縣發現的淳化大鼎，通高一點二二公尺，口徑〇點八三公尺，重兩百二十六公斤，實屬罕見。此鼎除兩直耳外，腹部還鑄有三個半圓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體圖案，正是牛頭蜴身龍紋。這隻牛頭的兩側，卻分別長出大蜥蜴龍的身軀，有一肢體，分出四趾，渾身長滿鱗片，尾巴捲曲向上。
也許是為了更明確地昭示這是一隻牛頭蜴龍，在這一龍頭下面，還鑄造了一個完全寫實、明確無誤的牛頭。鼎的上口，還分別雕有四條鱷型原龍，其造型高大魁偉，紋飾莊嚴神奇，充分顯示了古人卓越的藝術造詣。
鼎也有在圓底下再置一盤的，盤是用來置炭加熱的，這種小巧玲瓏又實用的器物，是當時的新發明。
這一時期卣廣泛流行，成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穩定。
獸面紋和夔紋仍是這時期紋飾的主要題材，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紋飾，如陜西涇陽高家堡發現的簋，腹及方座上飾有對稱的卷體夔紋。
凌源馬廠溝的燕侯盂腹上，有華美冠羽的獸頭鳥身紋飾，極富時代特徵，長尾高冠或長身尾的鳳鳥紋，常飾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異常華麗。
還有凌源發現的鴨形樽，鴨腹上飾有斜方格網紋以表現羽毛的豐滿。
陜西長安發現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滿勾連雷紋，很獨特。雙身龍紋和四川地區發現的一首兩身的牛紋，風格奇特。一些器上裝飾有高大的扉稜或平雕動物的某一部分翹出器表，如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北洞村發現的蟠龍獸面紋罍，蓋上蟠龍之首，以昂首姿態翹出蓋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現的伯矩鬲，蓋與器上的獸頭紋，獸角外翹，宏偉奇美。
紋飾仍尚繁縟，獸面紋、龍紋、不分尾的鳳鳥紋、乳釘紋都較商代有新的發展，附加裝飾的稜脊和立體的帶角獸首形裝飾很流行，也很發達。
西周銅器的早期是商代銅器的繼承發展期。此期雖有若干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商代銅器的傳統仍然極為強烈，很難在商周之際劃出清晰的界限，具體斷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
西周時代由於禮樂制度的發展，青銅器鑄造業比商代更為興旺發達，這時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業上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更高水平。從青銅器本身特點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襲商代後期特徵。
可確定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時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時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時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時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二十八公分，口徑二十二公分，重七千九百五十克。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與天亡簋相似，為典型的西周早期風格。簋腹和方座飾有饕餮紋、夔紋，圈足飾有夔紋、雲雷紋。
腹內底部有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簋腹內底鑄銘文四行三十二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樽彝。」
譯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國，甲子日早上，歲祭，占卜，能克，傳聞各部軍隊，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軍隊在闌駐紮，賞賜右史利銅，用作檀公寶樽彝。
內壁銘文有明確記載：「武王征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戰勝商朝八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闌地的軍隊駐地賞「有司」利以銅，利覺得很榮耀，就用銅來鑄造寶器以紀念這件事。
分析起來，從開戰後的第八天，就對有關人員進行獎勵，說明戰爭持續的時間不長。
透過對利簋周圍炭樣檢測，著名的「武王征商」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然而，長時間以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憑藉的都是文獻資料，而沒有直接的實物見證。
先秦史書記載，商代末年，紂王荒淫無道，設酒池肉林，寵愛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騰，社會動盪，諸侯離心。
周本是遠在西北的一個小國，但經過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漸強大起來，周圍小國有的被征服，有的自願歸附。到武王即位時，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屬於周國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輔佐，積極準備討伐商紂王。面對周武王的咄咄進逼和武力示威，紂王卻不做準備，反而調集主力對東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虛。
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初，武王率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包括各廣土眾民、部落之師，合計四萬餘人，出兵征商，浩浩蕩蕩地殺向商都朝歌。
紂王以由罪隸和俘來的東夷人等，臨時拼湊成約七十萬人的大軍，迎戰周軍。兩軍在牧野相遇，武王的軍隊銳不可當，再加上東夷人陣前倒戈，紂王大敗，自焚而死。當晚，周軍進入朝歌城內，商王朝的統治就此結束。
據《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記載，牧野之戰發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與「利」青銅銘文語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證。由此可知，《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有關記載為實錄。
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樣式，上面的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
陜西發現的天亡簋，也是記述武王伐紂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銅器，又稱「大豐簋」或「朕簋」，高二十四公分，口徑二十一公分，底徑十八公分。
天亡簋為侈口，四獸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較深，圈足下連鑄方座。
這種四耳方座青銅簋，是西周初期獨有的樣式，簋身和方座裝飾兩兩相對的夔紋，夔體捲曲，狀如蝸牛，這種體態的夔紋也是周初特徵。
天亡簋內底有七十八字銘文，記述周武王滅商後在「天室」舉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並取代商王的地位來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舉行儀式，祭祀典禮之後，武王舉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賞賜，鑄造這件簋來銘記榮寵。
銘文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在拙樸散亂中顯示運動與和諧之美，有輕有重的筆畫在某種程度上有自然書寫帶來的筆墨痕跡。其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辭賦先河，也是中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
其銘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顯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氣衣王祀！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勛爵復觵。隹朕又慶，每揚王休於樽白。」
還有河南浚縣辛村衛侯墓發現的康侯簋，也記述了武王伐商的歷史。該簋通高二十四公分，口徑四十一公分，侈口束頸，塗腹微鼓，高圈足加寬邊。獸首耳垂長方形小珥，翹鼻聳角。
器身紋飾，腹部為單一的直條紋，頸和圈足為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排列，頸部兩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獸首。
康侯簋器底有銘文二十四字，記述周王伐商後，命康侯建國於衛地，涾司徒為亡父製作此器。
西周時代禮樂制度得到很大發展，在陜西寶雞茹家莊和長安張家坡發現了三件一組的甬編鐘，是最早的編鐘。鐘懸掛使用，方便而實用，也造成音質更佳、音調更準確的作用。
這時還出現了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陜西寶雞鬥雞台發現的夔紋禁，呈長方扁形，四周有鏤孔，禁面上有三個橢圓孔，可能是放置青銅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淺腹、柱足的商代樣式，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本期特有的形式。
這時青銅禮器的組合，有爵與觶、鼎與簋的配合。鼎制上開始出現列鼎制度，反映了禮治的加強。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與蹄足並存。
而且，周初開始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飲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氣度厚重，古樸典雅。
另外，還有在陜西淳化縣發現的淳化大鼎，通高一點二二公尺，口徑〇點八三公尺，重兩百二十六公斤，實屬罕見。此鼎除兩直耳外，腹部還鑄有三個半圓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體圖案，正是牛頭蜴身龍紋。這隻牛頭的兩側，卻分別長出大蜥蜴龍的身軀，有一肢體，分出四趾，渾身長滿鱗片，尾巴捲曲向上。
也許是為了更明確地昭示這是一隻牛頭蜴龍，在這一龍頭下面，還鑄造了一個完全寫實、明確無誤的牛頭。鼎的上口，還分別雕有四條鱷型原龍，其造型高大魁偉，紋飾莊嚴神奇，充分顯示了古人卓越的藝術造詣。
鼎也有在圓底下再置一盤的，盤是用來置炭加熱的，這種小巧玲瓏又實用的器物，是當時的新發明。
這一時期卣廣泛流行，成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穩定。
獸面紋和夔紋仍是這時期紋飾的主要題材，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紋飾，如陜西涇陽高家堡發現的簋，腹及方座上飾有對稱的卷體夔紋。
凌源馬廠溝的燕侯盂腹上，有華美冠羽的獸頭鳥身紋飾，極富時代特徵，長尾高冠或長身尾的鳳鳥紋，常飾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異常華麗。
還有凌源發現的鴨形樽，鴨腹上飾有斜方格網紋以表現羽毛的豐滿。
陜西長安發現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滿勾連雷紋，很獨特。雙身龍紋和四川地區發現的一首兩身的牛紋，風格奇特。一些器上裝飾有高大的扉稜或平雕動物的某一部分翹出器表，如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北洞村發現的蟠龍獸面紋罍，蓋上蟠龍之首，以昂首姿態翹出蓋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現的伯矩鬲，蓋與器上的獸頭紋，獸角外翹，宏偉奇美。
紋飾仍尚繁縟，獸面紋、龍紋、不分尾的鳳鳥紋、乳釘紋都較商代有新的發展，附加裝飾的稜脊和立體的帶角獸首形裝飾很流行，也很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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