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鑄造利簋紀念
西周銅器的早期是商代銅器的繼承發展期。此期雖有若干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商代銅器的傳統仍然極為強烈，很難在商周之際劃出清晰的界限，具體斷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
西周時代由於禮樂制度的發展，青銅器鑄造業比商代更為興旺發達，這時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業上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更高水平。從青銅器本身特點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襲商代後期特徵。
可確定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時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時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時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時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二十八公分，口徑二十二公分，重七千九百五十克。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與天亡簋相似，為典型的西周早期風格。簋腹和方座飾有饕餮紋、夔紋，圈足飾有夔紋、雲雷紋。
腹內底部有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簋腹內底鑄銘文四行三十二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樽彝。」
譯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國，甲子日早上，歲祭，占卜，能克，傳聞各部軍隊，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軍隊在闌駐紮，賞賜右史利銅，用作檀公寶樽彝。
內壁銘文有明確記載：「武王征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戰勝商朝八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闌地的軍隊駐地賞「有司」利以銅，利覺得很榮耀，就用銅來鑄造寶器以紀念這件事。
分析起來，從開戰後的第八天，就對有關人員進行獎勵，說明戰爭持續的時間不長。
透過對利簋周圍炭樣檢測，著名的「武王征商」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然而，長時間以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憑藉的都是文獻資料，而沒有直接的實物見證。
先秦史書記載，商代末年，紂王荒淫無道，設酒池肉林，寵愛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騰，社會動盪，諸侯離心。
周本是遠在西北的一個小國，但經過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漸強大起來，周圍小國有的被征服，有的自願歸附。到武王即位時，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屬於周國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輔佐，積極準備討伐商紂王。面對周武王的咄咄進逼和武力示威，紂王卻不做準備，反而調集主力對東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虛。
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初，武王率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包括各廣土眾民、部落之師，合計四萬餘人，出兵征商，浩浩蕩蕩地殺向商都朝歌。
紂王以由罪隸和俘來的東夷人等，臨時拼湊成約七十萬人的大軍，迎戰周軍。兩軍在牧野相遇，武王的軍隊銳不可當，再加上東夷人陣前倒戈，紂王大敗，自焚而死。當晚，周軍進入朝歌城內，商王朝的統治就此結束。
據《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記載，牧野之戰發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與「利」青銅銘文語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證。由此可知，《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有關記載為實錄。
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樣式，上面的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
陜西發現的天亡簋，也是記述武王伐紂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銅器，又稱「大豐簋」或「朕簋」，高二十四公分，口徑二十一公分，底徑十八公分。
天亡簋為侈口，四獸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較深，圈足下連鑄方座。
這種四耳方座青銅簋，是西周初期獨有的樣式，簋身和方座裝飾兩兩相對的夔紋，夔體捲曲，狀如蝸牛，這種體態的夔紋也是周初特徵。
天亡簋內底有七十八字銘文，記述周武王滅商後在「天室」舉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並取代商王的地位來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舉行儀式，祭祀典禮之後，武王舉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賞賜，鑄造這件簋來銘記榮寵。
銘文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在拙樸散亂中顯示運動與和諧之美，有輕有重的筆畫在某種程度上有自然書寫帶來的筆墨痕跡。其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辭賦先河，也是中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
其銘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顯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氣衣王祀！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勛爵復觵。隹朕又慶，每揚王休於樽白。」
還有河南浚縣辛村衛侯墓發現的康侯簋，也記述了武王伐商的歷史。該簋通高二十四公分，口徑四十一公分，侈口束頸，塗腹微鼓，高圈足加寬邊。獸首耳垂長方形小珥，翹鼻聳角。
器身紋飾，腹部為單一的直條紋，頸和圈足為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排列，頸部兩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獸首。
康侯簋器底有銘文二十四字，記述周王伐商後，命康侯建國於衛地，涾司徒為亡父製作此器。
西周時代禮樂制度得到很大發展，在陜西寶雞茹家莊和長安張家坡發現了三件一組的甬編鐘，是最早的編鐘。鐘懸掛使用，方便而實用，也造成音質更佳、音調更準確的作用。
這時還出現了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陜西寶雞鬥雞台發現的夔紋禁，呈長方扁形，四周有鏤孔，禁面上有三個橢圓孔，可能是放置青銅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淺腹、柱足的商代樣式，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本期特有的形式。
這時青銅禮器的組合，有爵與觶、鼎與簋的配合。鼎制上開始出現列鼎制度，反映了禮治的加強。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與蹄足並存。
而且，周初開始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飲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氣度厚重，古樸典雅。
另外，還有在陜西淳化縣發現的淳化大鼎，通高一點二二公尺，口徑〇點八三公尺，重兩百二十六公斤，實屬罕見。此鼎除兩直耳外，腹部還鑄有三個半圓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體圖案，正是牛頭蜴身龍紋。這隻牛頭的兩側，卻分別長出大蜥蜴龍的身軀，有一肢體，分出四趾，渾身長滿鱗片，尾巴捲曲向上。
也許是為了更明確地昭示這是一隻牛頭蜴龍，在這一龍頭下面，還鑄造了一個完全寫實、明確無誤的牛頭。鼎的上口，還分別雕有四條鱷型原龍，其造型高大魁偉，紋飾莊嚴神奇，充分顯示了古人卓越的藝術造詣。
鼎也有在圓底下再置一盤的，盤是用來置炭加熱的，這種小巧玲瓏又實用的器物，是當時的新發明。
這一時期卣廣泛流行，成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穩定。
獸面紋和夔紋仍是這時期紋飾的主要題材，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紋飾，如陜西涇陽高家堡發現的簋，腹及方座上飾有對稱的卷體夔紋。
凌源馬廠溝的燕侯盂腹上，有華美冠羽的獸頭鳥身紋飾，極富時代特徵，長尾高冠或長身尾的鳳鳥紋，常飾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異常華麗。
還有凌源發現的鴨形樽，鴨腹上飾有斜方格網紋以表現羽毛的豐滿。
陜西長安發現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滿勾連雷紋，很獨特。雙身龍紋和四川地區發現的一首兩身的牛紋，風格奇特。一些器上裝飾有高大的扉稜或平雕動物的某一部分翹出器表，如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北洞村發現的蟠龍獸面紋罍，蓋上蟠龍之首，以昂首姿態翹出蓋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現的伯矩鬲，蓋與器上的獸頭紋，獸角外翹，宏偉奇美。
紋飾仍尚繁縟，獸面紋、龍紋、不分尾的鳳鳥紋、乳釘紋都較商代有新的發展，附加裝飾的稜脊和立體的帶角獸首形裝飾很流行，也很發達。
西周銅器的早期是商代銅器的繼承發展期。此期雖有若干新的因素，但總體上商代銅器的傳統仍然極為強烈，很難在商周之際劃出清晰的界限，具體斷代只能分出商末周初式和西周早期式。
西周時代由於禮樂制度的發展，青銅器鑄造業比商代更為興旺發達，這時不但數量較商代更多，而且在青銅器鑄造業上的許多方面都達到了更高水平。從青銅器本身特點上看，西周初年多沿襲商代後期特徵。
可確定為西周早期各王世的重器很多。武王時代有利簋、天亡簋；成王時代有何樽、保卣、保樽、德方鼎、獻侯鼎、康侯鼎等；康王時代有盂鼎、宜侯夨簋、旅鼎、小臣速簋等；昭王時代有旂樽，旂觥、旂方彝、厚趠方鼎、夨令簋、令方彝、召樽、召卣、小臣宅簋等。
利簋通高二十八公分，口徑二十二公分，重七千九百五十克。侈口，鼓腹，雙獸耳垂珥，方座圈足，器形與天亡簋相似，為典型的西周早期風格。簋腹和方座飾有饕餮紋、夔紋，圈足飾有夔紋、雲雷紋。
腹內底部有銘文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簋腹內底鑄銘文四行三十二字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闌師，賜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寶樽彝。」
譯文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國，甲子日早上，歲祭，占卜，能克，傳聞各部軍隊，早上占有了朝歌，辛未那天，武王的軍隊在闌駐紮，賞賜右史利銅，用作檀公寶樽彝。
內壁銘文有明確記載：「武王征商」之役發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歲」星正當中天；戰勝商朝八天後的辛未日，武王在闌地的軍隊駐地賞「有司」利以銅，利覺得很榮耀，就用銅來鑄造寶器以紀念這件事。
分析起來，從開戰後的第八天，就對有關人員進行獎勵，說明戰爭持續的時間不長。
透過對利簋周圍炭樣檢測，著名的「武王征商」戰役有了一個絕對年代：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二十日。
牧野之戰，武王克商，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然而，長時間以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認識，憑藉的都是文獻資料，而沒有直接的實物見證。
先秦史書記載，商代末年，紂王荒淫無道，設酒池肉林，寵愛妲己，置炮烙之刑，挖比干之心，民不聊生，天下沸騰，社會動盪，諸侯離心。
周本是遠在西北的一個小國，但經過文王的精心治理，逐漸強大起來，周圍小國有的被征服，有的自願歸附。到武王即位時，商人的天下已有大半屬於周國了。
武王得到姜子牙、周公旦等名臣的輔佐，積極準備討伐商紂王。面對周武王的咄咄進逼和武力示威，紂王卻不做準備，反而調集主力對東夷大肆用兵，造成王畿空虛。
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初，武王率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包括各廣土眾民、部落之師，合計四萬餘人，出兵征商，浩浩蕩蕩地殺向商都朝歌。
紂王以由罪隸和俘來的東夷人等，臨時拼湊成約七十萬人的大軍，迎戰周軍。兩軍在牧野相遇，武王的軍隊銳不可當，再加上東夷人陣前倒戈，紂王大敗，自焚而死。當晚，周軍進入朝歌城內，商王朝的統治就此結束。
據《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記載，牧野之戰發生在甲子日清晨，正可與「利」青銅銘文語句「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互證。由此可知，《尚書·牧誓》及《逸周書·世俘》有關記載為實錄。
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樣式，上面的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做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
陜西發現的天亡簋，也是記述武王伐紂的西周初期著名青銅器，又稱「大豐簋」或「朕簋」，高二十四公分，口徑二十一公分，底徑十八公分。
天亡簋為侈口，四獸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較深，圈足下連鑄方座。
這種四耳方座青銅簋，是西周初期獨有的樣式，簋身和方座裝飾兩兩相對的夔紋，夔體捲曲，狀如蝸牛，這種體態的夔紋也是周初特徵。
天亡簋內底有七十八字銘文，記述周武王滅商後在「天室」舉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並取代商王的地位來祭祀天上神帝。做器者天亡襄助武王舉行儀式，祭祀典禮之後，武王舉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賞賜，鑄造這件簋來銘記榮寵。
銘文字形參差錯雜，變動不居，在拙樸散亂中顯示運動與和諧之美，有輕有重的筆畫在某種程度上有自然書寫帶來的筆墨痕跡。其銘文用韻協調，開創了千古辭賦先河，也是中國韻文的最早表現形式。
其銘文如下：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於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上。不顯王乍省，不肆王乍唐，不克，氣衣王祀！丁丑，王鄉，大宜，王降亡勛爵復觵。隹朕又慶，每揚王休於樽白。」
還有河南浚縣辛村衛侯墓發現的康侯簋，也記述了武王伐商的歷史。該簋通高二十四公分，口徑四十一公分，侈口束頸，塗腹微鼓，高圈足加寬邊。獸首耳垂長方形小珥，翹鼻聳角。
器身紋飾，腹部為單一的直條紋，頸和圈足為火紋與四瓣目紋相間排列，頸部兩面中央又有突起的小獸首。
康侯簋器底有銘文二十四字，記述周王伐商後，命康侯建國於衛地，涾司徒為亡父製作此器。
西周時代禮樂制度得到很大發展，在陜西寶雞茹家莊和長安張家坡發現了三件一組的甬編鐘，是最早的編鐘。鐘懸掛使用，方便而實用，也造成音質更佳、音調更準確的作用。
這時還出現了組合酒器的酒座禁。如在陜西寶雞鬥雞台發現的夔紋禁，呈長方扁形，四周有鏤孔，禁面上有三個橢圓孔，可能是放置青銅卣用的。
周早期的鼎基本保持口沿立耳、淺腹、柱足的商代樣式，但方鼎的柱足已向細長發展，方座的雙耳或四耳簋為本期特有的形式。
這時青銅禮器的組合，有爵與觶、鼎與簋的配合。鼎制上開始出現列鼎制度，反映了禮治的加強。鼎在形制上，三足器柱足與蹄足並存。
而且，周初開始出現了一些大型的飲食器，如有名的重器大盂鼎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氣度厚重，古樸典雅。
另外，還有在陜西淳化縣發現的淳化大鼎，通高一點二二公尺，口徑〇點八三公尺，重兩百二十六公斤，實屬罕見。此鼎除兩直耳外，腹部還鑄有三個半圓形耳，足鼎器造型的特例。
鼎身上的主體圖案，正是牛頭蜴身龍紋。這隻牛頭的兩側，卻分別長出大蜥蜴龍的身軀，有一肢體，分出四趾，渾身長滿鱗片，尾巴捲曲向上。
也許是為了更明確地昭示這是一隻牛頭蜴龍，在這一龍頭下面，還鑄造了一個完全寫實、明確無誤的牛頭。鼎的上口，還分別雕有四條鱷型原龍，其造型高大魁偉，紋飾莊嚴神奇，充分顯示了古人卓越的藝術造詣。
鼎也有在圓底下再置一盤的，盤是用來置炭加熱的，這種小巧玲瓏又實用的器物，是當時的新發明。
這一時期卣廣泛流行，成組相配的定式也比商晚期穩定。
獸面紋和夔紋仍是這時期紋飾的主要題材，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紋飾，如陜西涇陽高家堡發現的簋，腹及方座上飾有對稱的卷體夔紋。
凌源馬廠溝的燕侯盂腹上，有華美冠羽的獸頭鳥身紋飾，極富時代特徵，長尾高冠或長身尾的鳳鳥紋，常飾在器物的重要部位上，非常醒目，異常華麗。
還有凌源發現的鴨形樽，鴨腹上飾有斜方格網紋以表現羽毛的豐滿。
陜西長安發現的一件大鼎，器腹布滿勾連雷紋，很獨特。雙身龍紋和四川地區發現的一首兩身的牛紋，風格奇特。一些器上裝飾有高大的扉稜或平雕動物的某一部分翹出器表，如遼寧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北洞村發現的蟠龍獸面紋罍，蓋上蟠龍之首，以昂首姿態翹出蓋表；北京房山琉璃河發現的伯矩鬲，蓋與器上的獸頭紋，獸角外翹，宏偉奇美。
紋飾仍尚繁縟，獸面紋、龍紋、不分尾的鳳鳥紋、乳釘紋都較商代有新的發展，附加裝飾的稜脊和立體的帶角獸首形裝飾很流行，也很發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