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

序

《反思批判與轉向》序   ⊙蔡英俊
 
崑陽與我相識相知已經超過四十個年頭了，一如他常提及並且時有感慨的說法，我應該稱他一聲師叔的，我們的關係是在師友之間。大學時，就讀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我自己的興趣一直依違在哲學與古典詩文，但是對於解詩一途，卻常有隔閡之感，苦無進路，因此，我仍然記得大三時拿著李賀詩集向李正治問詩的場景。那時候，剛好住進和平東路邊上剛蓋好的男生第一宿舍，大學前後屆的學生幾乎都住在一起，可以談天論學的時間與場合多矣，甚至就讀於碩、博士班的學長也偶爾穿梭在宿舍大樓，而交友論學的網絡就逐漸擴大。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候我們的往來大多直接稱名道姓，並無所謂的「學長」的概念，而這種直呼其名的習慣也保留到現在，有時還真不容易改，只是就讀博士班的大學長當時往往多已在各大學中文系教課，對我們這些大學部的學生而言，他們當然具有著老師的身分與輩分。張夢機、曾昭旭、陳文華與顏崑陽四位前輩學者，在那時即屬於我們心目中老師輩的學長，相識相知，他們受知於前輩，更樂於提攜後進，也就因為這份機緣，輩份最小的我得以常常出現在夢機老師的家裡，成為文華、崑陽等人都在場敘宴的座客，而後更陸續有了偉文出版社與故鄉出版社等一系列古詩賞析、新解的風氣。這種交往互動，頗有歐陽修所言「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讓人懷念。
 
憶及四十年友誼的起點，一方面當然不免也有歐陽修在〈江鄰幾文集序〉中「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的興懷，畢竟崑陽與我都到了準備退休的年紀，能無感慨？但另一方面，追憶更是動念提筆的開始，我們總是還有話要說。崑陽把他近幾年所寫的單篇論文輯為專書，以《反思批判與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路》為題出版，他的回顧不是做為結束，而是瞻望未來，一如他自己在〈導言〉所說的，一個學者「必須能夠對所研究的知識提出反思批判」並「尋求轉向、創變的可能」：「我這樣自我期許，也願意以此期許更多未來將以學術做為終身志業的年輕學者」。深有感慨，自然也就有話要說，主要就是因為在那段論學並且知識成長的過程中，我們都在不知不覺中領受到一種人文研究所崇尚、追求的自由與自在的氛圍，而最近這十多年間，這種氛圍逐漸從教學與學術研究的環境中消退，面對「密如網羅的各種評鑑、審查」，我們也在不知不覺中走向了「學術量產」的複製模式。但崑陽比我更具熱情、更勇於表述，不斷的提出批判與呼喊，他堅持一個優質的人文學術，最需要的是「一種可以從容的感知、關懷時代，優游、涵泳於經典，無須受到撰寫計畫與爭取金錢所迫，而自由創造的學術處境」，因此，他在學術研究的議題上揭示了「反思、批判與轉向」的合理性，更強調人文學者自身生命當有「貼切於當代的存在感」的必要性。這本論文集的出版，「輯一」與「輯二」的分列標示，具體、充分的展示了崑陽在學術志業與存在感受上熾揚的熱誠，我也應該稍作回應。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古典詩學，連結了崑陽與我四十年的論學生涯，我既不會做詩，也不曾參與過詩社，但對於古典詩的興趣與探索，即得自於當年在張夢機老師家中，崑陽與文華他們同道之間相互的交談、論藝。隨後，張夢機老師應偉文出版社洪清泉先生的邀請，主編「詩與詩人叢刊」的出版，而崑陽也與故鄉出版社陳信元總編輯籌畫「中國文學小叢刊」，我都得以列名其中；這些邀約與撰寫的工作，對於當時方就讀碩、博士班的我們而言，其實是莫大的肯定與鼓勵，而這份年輕時彼此在論學互動中所培養的相識相知的情誼，即使在多年以後偶一才得見面，但親切自在仍在，從未褪色。民國六十年代後半期，出版社與中國文學學門興起了一種對於古典文學作家與作品進行解讀與賞析的風潮，不論是長橋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精選叢書」，或是「詩與詩人叢刊」與「中國文學小叢刊」，多少反映了中文學界在引介古典文學時策略與方法上的不同取向。對作品進行賞析的工作，充分體現了對於文本「細讀」的功夫，我至今仍然相信學術訓練的第一個步驟，還是在於對作品材料進行具體的解讀分析，而理論的研讀則在於提供視角，增益思考問題時的深度與廣度。更重要的，從教育的層面來看，人文素養的核心理念，首在陶養個人對於文化傳統中文學藝術作品的感受與分析能力，進而形塑歷史意識與人道關懷。
 
然而，賞析細讀畢竟也只是貼近古典文學的一個起始的門徑而已，不免仍有所待，崑陽在本書「輯一」收錄的九篇論文，即在「細讀」之外另行指明詩歌與文學在古典文化傳統中所具有的特質及其可能的效用，那當然是一個更大的視野與架構。回到「細讀」的功夫以及有關文學傳統解讀的問題，民國六十年代後半期之所以興起對於古典文學作家與作品進行細讀與賞析的風潮，其中有一部分的因素是來自於當時中文學界受到英、美新批評方法衝擊的回應。請看崑陽在民國六十八年四月為故鄉出版社「中國文學小叢刊」所寫的「總序」，他所擬定的主標題就是「從傳統出發」。為何需要從傳統出發？我們不都活在傳統之中嗎？試讀一下崑陽當時的觀察：「談古典詩歌，卻完全不理會與古典詩歌相關聯的各種傳統文化問題，而全憑一套（甚至不成套）從西洋生吞活剝來的所謂新批評理論，就肆意宰割起這朵攝取中國幾千年文化養份而成長開放的奇葩──古典詩歌。其結果，斷不可能使這朵奇葩開得更燦爛。」崑陽把這種以新批評方法整理舊文學的門徑稱之為「荒謬的文化整型」，並且強調：如果要從傳統出發、力求進步，那就要陶養一份對於古典詩的感悟能力，「最少對中國詩歌的產生及流變、中國詩歌本身的創作理論、中國詩歌的舊式批評，以及每個時代圍繞在詩歌外圍的文化內涵，也應該有個清楚的瞭解」，因此，正確的導向乃在於「從傳統出發，走入現在，走向未來。」這是三十七年前崑陽對於當時學界在中國文學批評與研究現象上的觀察與籲求，也是我們曾經共同面對的問題以及努力的目標。
 
晚近，崑陽與我在論學上有一個較大的歧出點，那就是關於「抒情傳統」與「抒情傳統論述」的解釋。崑陽在二○○七年發表了〈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對「抒情傳統」此一論述譜系進行反思、批判，指認其負面性影響，並提出另向詮釋以及重構的意圖。追根溯源，「抒情傳統」的主要論述是由旅美漢學家陳世驤在一九六○年代所提出的，揭示了「中國文學的特質就在於『抒情』」此一觀察，進而對台灣、美國以及其他幾個華文地區的中國文學研究造成深遠的影響，儼然建構了一個宏大的「論述譜系」，形成一種「詮釋典範」。根據崑陽的論點，以「抒情」為本質的說法成為主流性的論述之後，「情」所指涉的範疇「乃未經分析及界定，而被極大化地涵蓋了情、趣、意、志等所有因生於主體性的心理經驗，而這些心理經驗，在中國古代的文學論述中，往往被視為不同的文學質料，「情」僅為其中之一。」猶有甚者，一旦「情」的範疇「被極大化為普遍本質」之後，「則不但『抒情詩』做為一種特殊文類，已無從界定；甚至一切依特定質料與形式所範限、區分的詩歌類型，例如敘事、詠史、寫物、玄言、山水之別、唐詩主『情』而異乎宋詩主『意』、詩有興、趣、意、理四格之分等，諸多依據各殊文學事實或現象的『偶有性』（accident）所建立分類別體的知識，皆成無效的虛說。」針對著「抒情傳統論述」這種較為探問模式的發展，崑陽則試圖提出另外一種可能的詮釋取向，藉以與這樣的論述體系進行學術「對話」，並且提出建構一種「完境文學史」的可能性。
 
二○○九年，崑陽更發表了〈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佈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一文，進一步申論「抒情傳統」此一論述譜系的學術發展史，明確指出「抒情傳統」的提法乃是建立在「比較文學」論述語境中的「抒情」觀念，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某些『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頗相呼應」。究其實，陳世驤的〈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原是一九七一年宣讀於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中的一篇英文演講詞。於此，崑陽不無感性的說道：「我們想像他在會議現場，以學者兼詩人的口脗，感性與知性融合地陳述著他對中西文學對觀所洞察到的睿見，因而啟發了在場學者們對中國文學之特質的認知視域，喚起他們的民族文化情感。這時，大陸正關著門，展開唯物主義美學對唯心主義美學的批鬥。」陳國球最近關於陳世驤個人傳記資料的探求，清楚闡明了陳世驤所以選擇留在美國而沒有回歸新中國的具體事證，而崑陽在此所提出的這種比對考察，多少可以抉發一部份「抒情傳統論述」所以從蘊生到顯題的歷史發展脈絡，但同時也深切著明的呈現了崑陽一向以來極為關懷的重點，亦即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詮釋與歷史的建構，應該著意於傳統中各種體類的複雜性結構及其在歷史進程中多面向的變遷，進而闡明其網絡交錯複雜的因果關係，也就是探索文學作品得以生成的「完境」的可能性。
 
既然近代以來有關「抒情傳統」的論述也是在特定歷史社會文化情境制約下的知識產物，我或許可以補充此一論述所以特別在臺灣發展的學術史脈絡，並且對於崑陽所稱說的「覆蓋性大論述」稍做回應。
 
儘管陳世驤的〈中國的抒情傳統〉是發表在美國的亞洲學會年會，但翻譯後則是在臺灣出版，因此，就某種意義來說，「抒情傳統」論述的建構與發展應說是臺灣獨特的政治與學術環境所激生出來的產物。當然，崑陽筆下的陳世驤所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