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

上部前言

本書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課堂講稿。講述時我只寫了提綱，在課堂裡面對學生時，再作發揮。幸而有我的學生兼「助教」潘淑陽認真做了記錄並及時整理出來，然後我再在整理好的稿子上作些修補與潤色。

二○一三年九月至二○一四年一月，我受聘於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和高等研究院。五個月時間，我給選擇理工專業的學生講述了《文學常識》的頭十二講。二○一四年的秋天我再次來到科技大學，便繼續把「文學的十大關係」講完。講述看似輕鬆，實際上是「以輕馭重」，仰仗的還是八○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積累。三四十年裡，日日夜夜想的全是文學，愈想愈深，愈有意思。這些思維成果本可以在國內好好表述一下，但國內沒有我的平臺，那就只能借助香港這個自由之所且思且說。儘管難以說得很充分，但畢竟把多年的所思所想作了一次認真的表述。

二○一二年我到科技大學之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教育論語》（與劍梅的對話錄）。書中，我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這就是教育的第一目的並非提供學生的生存機能（即專業知識與就業能力），而是提升學生的生命品質，即培育學生全面的優秀的人性。理工學生所以也要讀點文學、哲學、歷史，就因為人文修養可以提高生命品質。我開設文學課，當然也遵循這一宗旨。所以我的講述，不是重在文學知識，而是重在心靈養育。於是，我的講義首先是高舉心靈的火炬。而文學又恰恰是心靈的事業，我的講述當然不會放過這個中心。

《教育論語》還表述了另一個教育理念。我認為，專業教育的基本導向，不是引導學生去競爭專業的「分數」，而是點燃學生對本專業濃厚的興趣。有了興趣，課程結束後學生還會主動去自學，去鑽研。在人生的漫長歲月裡，決定一切的還是自學。我把分數壓力視為校園裡的機器專制。惟有讓學生從分數的負累中解脫出來，並從內心深處愛上文學專業，課程才算得上成功。基於這一想法，我的文學講述便盡可能激發學生對文學的熱愛。我記得年青的思想者劉瑜說過：「大學精神的本質，並不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深奧，而恰恰是恢復人類的天真。天真的人，才會無窮無盡地追問關於這個世界的道理。」這句話不管是什麼人說的，都可算是至理嘉言。我覺得文學課也應當讓學生愈來愈單純。課程固然可以增加他們的知識，但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文學面對的人性與人類的生存處境是非常豐富複雜的，惟有呈現這種豐富性與複雜性，才能把握住文學的本性。然而，作為文學創作主體的作家，本身則應當是非常單純的。惟有當他們守持單純的本真角色時，才可能走向文學的高處與深處。一個被世間各種世俗功利所糾纏的作家，很難真正理解文學，更難進入文學的內核。當然，也很難贏得從事文學專業的「至樂」。

「文學常識」課涉及「教育」的基本觀念，當然更涉及文學的基本觀念。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我一直致力於打破文學領域中的「現代蒙昧」。這種蒙昧便是文學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順從，即對各種「主義」的俯就和迎合。世界那麼豐富複雜，人生那麼廣闊無邊，人性那麼紛繁多彩，文學面對這一切，自然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一番風采神韻。完全不必去納入某種政治意識形態的狹隘框架，無論是來自左方的框架，還是來自右方的框架。自由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惟有對於自由有了覺悟，才有真自由，完全不必等待自由的客觀條件成熟之後才進行創造。文學順從政治是一種蒙昧，文學企圖干預政治，也是一種蒙昧。作家唯一的正確選擇是獨立不移，自立不同，是返回文學那種「有感而發」，即心靈需要的初衷。我的文學常識講述，倘若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對現代蒙昧的徹底告別，不再拖泥帶水。明白人讀後一定也會感到一種「明徹」的痛快。 本書的書名沿用課程的名目，依然叫做「文學常識」。我曾把「識」分為五種，自下而上分別為「常識」、「知識」、「見識」、「睿識」（也可稱為「灼識」）、「天識」。我的講述只屬於「常識」與「知識」這兩種層面，當然也盡可能參進一點自己的見識。但說不上睿識與天識。當下世界，談論文學的書籍文章不少，有的講得太玄太離譜，例如說「主體死了」，「語言才是文學本體」等等，面對種種高頭講章，回歸常識與回歸文學的初衷，倒是一種出路。
 

二○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清水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