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沙 郭明珠
本文作者為「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成員，紀錄片導演
為什麼要去越南追蹤移工返鄉之後的情況，走一遍他們回家的路？
如果不是這本書，我應該不會打開越南地圖，搞清楚河內和北寧、廣寧，還有下龍灣是在哪個相對位置；還有我們以為是越南門面的胡志明市和這些處在北越的城市有多麼遙遠的距離。沒錯，越南是我們生活中最近身的陌生人。GOOGLE地圖裡可以簡單的設定河內東英到海陽的路線規畫，電腦世界裡開車一個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但是現實世界中顧玉玲和阿海騎機車飛馳四個小時，撲天風沙中才得以抵達，只為了要參加從台灣返回越南家鄉的「失敗者聯盟」工人聚會。
這些在台灣人眼中的移工是為淘金逐夢來台：他們在台灣賺了錢回家蓋樓翻身，甚至可以請幫傭自己換當少奶奶……，在這種簡單制式化的描述裡可以省略和合理化了：「對，我們台灣人真的苛刻了他們」的事實，因為來台灣打工讓他們有了機會翻身致富。顧玉玲的前一本書以「我們」來描繪因為移動而牽引交織、跨越國籍的自身認同眼界，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但是移動中他鄉和返鄉是線的兩端，另外一端的世界又是如何？跟移工一起回家變成一個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探究因為在台灣的勞動造成與家人兩地隔離，被迫中斷家庭生活三年、五年甚至九年的，返鄉後的家還是可以回得去的家嗎？帶著在台灣的傷害回到越南的生命難道可以自然癒合無縫接軌？不能說出祕密的阿蓮、手掌截肢的阿海、永遠失去文遠的阿清，他們的生命因為在台灣的工作而有了巨大的轉變，後來呢？身為運動者、書寫者的雙重角色，顧玉玲若沒有再追回去越南，實地延續這些生命回家種種，實際情況永遠不會出土，屁股坐在台灣電腦前的我們更不會知道。
我好奇書寫《我們》和《回家》有什麼差別？這兩本書的敘事都非常豐富流暢，似乎沒有任何阻滯闇澀。沒想到顧玉玲卻回應，《我們》是現在進行式，在工作中找零碎時間書寫，幾乎可以一落筆就寫，打開電腦就能開始編織這些內容，但是《回家》則完全不能，落筆艱難，刪修改寫多次。當她離開台灣踏上越南成為異地來的外來者，越南對移工而言是故鄉，對她而言卻是異鄉，時空身分完全易地而處，當然她在越南的不安比移工在台灣的處境好太多了。但是面對全然不同的越南社會，眼見的是什麼？眼見就是真的嗎？怎麼樣寫才不致誤解或是扭曲？讓她在當地拚命的做筆記希望自己能夠儘量保留現場的紀錄，回到台灣返返復復的思索如何重新整理才能下筆成書。這讓我聯想到自己拍攝勞工紀錄片的經驗，同樣的一個罷工行動，相同的反外包抗爭解雇案件，同在其中的勞工也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和記憶，甚至是矛盾的訊息和關係，而這些矛盾和差異應該是真相的一部分才是真實；而我們永遠都踩在這個不安和一再的思辨中完成我們在運動中的創作／紀錄。
這個書寫計畫，顧玉玲分別在二○○九年底至二○一○年赴北越停留兩個月，以及二○一三年九月到十月再度回訪，其中包括到北寧替阿蓮盡孝道彌補她無法參與父親喪禮以及撿骨儀式的遺憾，包括回到台灣幫忙討回文遠已然作廢的護照，全數提領逃跑廠工阿勝的強迫儲蓄金，以及小雪存摺裡的血汗錢，幫忙送給有情無緣人的草藥……，最後，用二十萬字要寫下這一代越南來台移工的面貌。但是，這些書裡的移工如同十粒、二十粒、三十粒遙遠越南的紅河細沙，淘洗漂流在浪潮中的生命故事，能夠留住台灣人目光嗎？他們的愁悵悲歡能夠成為我們心中的小波折嗎？這些比台灣工人更無名的無名英雄，二十萬字的書寫卻是顧玉玲一減再減不能割捨的，因為，如果沒有為移工留下這些故事，應該就不會再有其他人為他／她記言記行記情，立書留傳。而刻意從第一批來自北寧鄉村的阿草和五姊妹寫起，這六位比較年長的女性越勞，到後來年齡愈來愈輕，學歷、能力和主動性愈來愈強的工人樣貌，見微知著的反應了近十五年越籍移工的改變，他們不同時期的生命利害選擇的思考，還有近年來越南社會的改變，從半套的衛浴設備、只有電腦不能上網未完成的數位化，全村只有兩線電話，在四年後跨入全套設備和人人都有手機的轉變，似乎經濟的步伐變得快，但是回到越南的工人仍然在命運和機會中拚搏。回家之後仍是一個經濟戰爭在等著他們。
這本書留下移工在遷移與返鄉的人生中的片刻瞬息，記錄這一代從越南到台灣再返回越南的工人拚搏甚至殞落的樣子，如果因為此書在台灣人心裡留下一個印象，這已經不是掛零的空白。
海內存知己，天涯共比鄰 阮文雄
本文作者為越裔澳籍神父，來台傳教後創辦VMWBO
從事移工服務已將近三十年，在這個過程裡，我見到台灣社會最不堪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了這社會存有真、善、美、聖的人情風景。若你曾經關懷來自東南亞國家藍領移工的生活處境，便能夠體會何謂不堪的面貌，面對這些不堪的現實，你可能會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台灣的一部分？然而，若你有幸在理解底層社會的旅程裡尋獲知己，你就會體認到自己是個多麼幸運的人，畢竟在這孤獨而清醒的旅程中，有那三兩人們，與自己有著一樣的心情。進而你將在過程裡產生自我衝突、陷入無邊際的懷疑、然後在不遠的轉角處，愕然發現一種全新的人生體認，那更真實、良善、美好、並且神聖的價值。顧玉玲小姐便是我這段路上難得知遇的伙伴，我們一同歷經最惡劣的環境，並且分享著這段旅程的美好。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便因為不願成為越南政權下不自由的奴隸，而離開掛念的故鄉，選擇流亡。在那段逃亡的日子裡，我亦曾經是玉玲筆下，某一段艱辛故事裡的主人翁。因此，我當然深刻的了解身為一個越南人、海外難民、流離移工的風險與困境。二十餘年的旅台生涯裡，因為我了解越南人隻身在外出賣勞力的辛苦及需求，因此我在聖高隆會、天主教會新竹教區的支持下，成立了「越南外勞配偶辦公室」（VMWBO），以協助移工、新移民為宗旨的專業非政府組織。辦公室自二○○四年成立至今，從沒時間去細算我與辦公室的伙伴們服務過多少個案，從每日接應不暇的申訴案件來看，二十多年來台灣境內移工的遭遇雖然各不相同，但共同的困境是未曾褪去的。
越南移工的共同困境是什麼？它來自於貧窮的農村子弟，受到越南當地的企業主與越南政府聯手剝削的厄運。貧窮的農村子弟本不具備足夠的社會資本，為了脫離貧窮必須選擇涉險，離鄉到台灣工作，接受最低的勞動條件，賺取當國最基本的報酬，再透過兩國貨幣的匯差，以相對富有的態勢返回母國。而在這一整個過程裡，越南當地的企業主化身為仲介的角色，藉由國家政策覬覦這些農村子弟的勞動報酬，巧立名目在規費、服務費上大肆收刮，他們坐享其成吸吮著農村子弟的血。身為移工接收國的台灣政府並非不知越南移工處境的惡劣，卻屢以外交弱勢、司法管轄權等理由，放任這種剝削存在。再加上台灣政府重視大型企業而輕忽中小企業的勞動環境，使得台灣國內勞資爭議、職業災害、以及不當對待的事件層出不窮。你可曾看過某個勞資爭議協調會的場景：企業主每小時短缺給付二十五塊錢工資，還一再強調自己是如何善待移工……那種無俚頭的肥皂劇情。這不是刻意的諷刺，而是我辦公室的伙伴們每天都在面對的問題，這是深刻的台灣問題。
這幾年我偶爾聽見玉玲請長假遊歷越南，說要探視一些曾經一起經歷過坎坷故事的移工，想看看他們回家後的情況，試圖理解他們的想法，記錄他們的境遇，並捎回許多相片與我們分享。令我訝異的是，許久未見後的某一天，她告訴我說，這些片段旅程與種種經歷已經撰寫成冊。它是一個寶貴的文化記錄，讓我們感到非常的溫暖。我看到這些曾經經歷過台灣移工生活的孩子返國後，過著各式的生活悲喜，情緒總激昂久久不能平靜。若不是現有越南政權對社會的撕裂，我也應該回到越南與兄弟姊妹們共築夢想啊！
我推薦這本書，因為它深刻的刻劃這一代越南移工的真實命運。
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羅漪文
本文作者為越南華裔，十三歲定居台灣，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小時候，我家住在胡志明市的一條小巷子裡，有幾戶潮州人、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很多越南人，有一些有孩子卻沒有丈夫的越南女人。那時是一九七五年之後，越南結束最後一場對抗殖民戰爭，實現了共產黨統一全國。然而，飢餓並沒有隨著和平降臨而消失，即使在一九八六改革開放後的好些年，人們仍得拚力度過每個物質匱乏的日子。
細瘦、黝黑的鄰居女人們，清晨四五點鐘去菜市場採買食材，紅豆、白豆、花生、蛤蜊、血螺、毛貝等等，七八點鐘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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