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這樣活著：星八德監獄物語

自序

我們曾經這樣活著

關於寫作，烏拉圭文學大師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在他的日記體自述《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一書中是這麼說的：

｢這（寫作）將是我在歷經死亡之後與他人相處的方式，由此所有我愛過的人和事將不會隨我死去。｣
    
這位曾經入獄，曾經流亡，曾經目睹無數英才良知被捕、被殺、被失蹤的偉大心靈，進一步指稱：
    
｢也許寫作只是在無恥的時代嘗試挽救未來的證言，那聲音將證明我們曾經存在於此，我們曾經這樣活著。｣
    
在極為艱困的環境中從事著書寫的我，看到加萊亞諾如此準確而悲傷地為寫作做出詮釋，心有所感，泫然欲泣。
    
回想起來，在初始執筆之際，關於寫作，我並沒有抱著什麼｢偉大｣的企圖心，只是想要對孩子說故事，用故事來陪孩子，順便自作聰明的在故事中夾帶一些（結果變得很多）做為父親自以為是的道理。本來以為就是這樣而已，沒料到似乎不只如此；就像人世間大多數的事情，都是事後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一樣。
    
直到最近，看到一本尼采不太被人提及、注意的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書中的一段話，才讓我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自己書寫時最貼近內心真實的想法。尼采是這麼說的：
    
｢不是為了教導什麼而寫書，更不是為了向讀者誇耀自己有多棒而寫書。
寫書是經由某件事，成功克服自己的證明。也是超越過往的自己，蛻變重生的證明。
絕非自我滿足，只是舉出一個克服自我的例子，在激勵別人的同時，也希望讓讀者能謙虛看待自己的人生。｣

是的！藉由書寫鼓舞孩子，願他對人生能擁抱寬容，是附加的。因為教導不是目的。做為書寫者自我的克服、超越與就此重生，才是寫作所渴望實現的。

書寫，從簡單質樸的說故事出發，到細工刻劃成為小說創作，不管經過多麼曲折坎坷、離奇精采的歷程，回歸到原點，一切都是故事。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不斷地製造故事。人們扮演故事的角色，藉此調整自己的人生，讓故事幫助我們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活的故事，有著它自己的意識，能夠回應訴說者的情感，於是，也就成為了人的希望、存在的喜悅、安慰的救贖。說故事，是人類演化的重要步驟；能夠說故事，我們才開始得以自由。
    
延伸到書寫，經由禁錮環境中的寫作經驗，我才逐漸認識到，小說創作毋寧是一種屬於我的禱告方式，一種宗教儀式，一種肯定自己存在的方式，更是一種追尋人生意義的必要手段。寫作於我，甚且就是一場回家的長途旅行。
    
太宰治在他的告白式隨筆集《思考的蘆葦》裡提到：｢唯有對生命充滿感謝的小說，才擁有不滅的靈魂。｣在同一書中，更尖銳的指出：｢沒有悔恨的文字，只不過是狗屁。悔恨、告白、反省，近代文學－－不，近代精神想必就是從那之中誕生的。｣感恩與悔恨，在創作中並存且相容，看似矛盾，做為書寫者，我確切明白，不這樣子，寫作也就不成為寫作了。
    
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寫作，毋寧是我在獄中找尋生命解答的方式，而近乎宿命般理所當然的，始終找不到答案。如果要很勉強的說有，那仍是很不確定的答案。不像答案，比較接近一個方向、一種態度。

《少年凡一》的寫作期間，我在書寫的過程中叩問自己：那些我曾經做過的錯誤，誰能原諒我？那些我不曾犯下的罪行，誰能平反我？我不知道，我找不到答案。
    
到了書寫《凡一．一凡》的時候，同樣的質問，沒有減緩，持續加深。不過，我好像隱約知道了，大概、應該、或許，只有神。說不定，只有神才能原諒我、平反我吧。然而，神在哪裡？神是什麼？神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答案，算什麼答案？這麼朦朧，這麼不確定。但是，至少我有了方向，有了態度：我想要認識神，或者，讓神可以來認識我。
    
一個迷惑的人要怎麼做，做到什麼地步，神才會願意讓我認識呢？我還是不知道。懷抱著依然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只能繼續的書寫。在書寫中，去追尋、去反省、去發現，去努力找找看，答案是什麼，神是什麼。
    
有問題，沒答案，說不定正是我這樣一個人，得以且不得不寫作的動力來源。我的問題多得很。台灣對我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世間的實相到底是什麼？愛與悲憫是不是有極致盡頭？而，人的卑劣無情可以殘酷冷血到什麼程度？……這些事情，都是我很想弄清楚，但還沒答案的。所以，我應該會有動力，一直書寫下去吧。
    
在這部《我們曾經這樣活著：三星八德監獄物語》中，經由一個又一個人物的故事，是藉著訴說他們的遭遇而提出問題，再透過自己的觀察給出我的答案嗎？沒有，我一點也沒這麼想。我同樣只是想說故事而已。
    
敘事，就是給出自己。而一切尋找的、祈求的，歸返的問題和方向，我已將自己融入這故事的書寫中了。因為，經由書寫至少得以證明：我們曾經存在於此，我們曾經這樣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