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風酒店

〈從沖積扇到沉積層——海風酒店後記〉

大約是五、六年前的一個學期期末，我盤算著要找什麼藉口帶學生去一趟旅行，這樣就可以少上一堂課。那年我決定的行程是從花蓮美崙溪的出海口，走到砂婆噹水源地。這趟行程通常是從北濱公園出發，然後經過菁華橋，繞道對岸的將軍府，再過花蓮車流相當頻繁的一條馬路後繼續往上。一路能看見花蓮港區、學校、市區、養殖戶、農地、鐵道，直到部落。

帶著大批同學總是不輕鬆，主要還是照顧每一個人的安全，也很難確保每個人聽見彼此說話。這天從出發時天氣就不好，走了十幾分鐘才過將軍府，雨就大到幾乎不可能繼續下去的程度。

於是我把隊伍拉回將軍府當時暫借出去辦展的最大建築裡，那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建成的，軍事指揮官中村大佐的官舍。旁邊一處充滿歷史氣息的空間，正展出一位我並不認識的素人畫家的作品。她的作品多半是花蓮的風景，其間微微透露著某種非常個人性的氣息。

畫家知道我在文學系任教後，不斷跟我陳述她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她的人生宛如一部小說。這已經是我生活的常態，間或有人會寫信或者談話中傾訴他們的生命故事。我都盡可能保持感興趣與不感興趣之間的神態，避免讓對方覺得我沒有禮貌，或太過信任我因而談話時太過毫無保留。一個正常人，是沒辦法對每一段人生都真心對待的。我討厭偽裝對任何事都關心的感覺。

一段時間後，雨停了。我得載部分同學回學校，其餘有交通工具的同學就地解散。我們一走展場就剩下創作者本人了，她突然對要離開的我說：「我曾經做過二十幾個工作，當小妹、撿漂流木，還開過酒店。」

我問在花蓮嗎？

她說：「不是，在和平。」

和平是在花蓮以北的一個小地方，是一個大部分臺灣人都感陌生的地方。唯一會被記憶的部分就是它有一個巨大的水泥廠。在水泥廠建廠之初，曾經聚集了各國探勘、採礦，以及建築的工程師，並引入數量龐大的外籍勞工。水泥廠的設廠過程，引發了在地居民和環境團體的抗爭，形成了一場數年的拉鋸。最終就是你看到的景觀——不管你開的是舊蘇花或是蘇花改，都不能繞過巨大的火力發電廠，不能不抬頭看到水泥廠的輸送管道，從溪那端的山綿延而來。去年（二〇二二年）臺海緊張時中共軍演，共軍就透過合成圖來表達他們已經可以遙望島嶼的東海岸，而東海岸的視覺座標就是火力發電廠的煙囪。

雖然小說寫的是真正的事件（不是遠歷史也不是近未來），不過不是單用現實材料構築的，當然，它的建材也並非全屬夢境。我刻意讓它和現實保持距離，希望讀者享受到在小說裡的敘事時空；我也試著以身為作家的角度，看待那段猶疑的時光、那些猶疑的生命。如果有讀者問我這是不是一本環境小說？我會說，是一本小說。

寫作的時間與過程非常破碎，因為我已經進入了生命的「責任之年」，不再像年輕的時候，認為遠方比一切都重要。我的創作比不上生活，但我也不捨得放棄，於是只能在生活的責任之外，找出寫作的瑣碎時間。一周我大概有半天的時間可以訪談、蒐集資料、寫作，有些段落甚且是在等候接送家人時，在停靠路邊的車上完成的。這趟寫作常像隻身的旅途被大雨打斷，為了避雨遇到了另一個人，發生了另一件事，雨停後走上了另一條路。旅程很長，但並不是秋天、冬天、春天、夏天這樣形成一個圈圈，而是碰上B，於是走向C，但並不是毫無理由的，很有可能是因為X的緣故。每一個我訪談、接觸過的人，都成了一個節點，一個可以摺疊的箭頭。

這本書的發想早於《苦雨之地》，而《苦雨》是我鍛鍊「業餘寫作」（意思是寫作時間極其有限）的作品。我自己深愛《苦雨》，因為它給了我信心，讓我有自信靠零餘的時間完成自己喜歡的作品；它也讓我勇於接受現實就是會影響寫作，寫作就是現實不可能分割的連體嬰。

於是我在生活的縫隙裡，像一株酢醬草從水泥縫裡開花那樣，寫著《海風酒店》。

小說完稿後，我喘一口氣，把封面畫出來，那是仿效畫家魯東（Odilon Redon）的名作〈獨眼巨人〉（Le Cyclope）所構圖的一個畫面。多年來我深愛這幅畫，以至於寫作到巨人時，腦中都是這幅畫。

我把畫作中的山和天空用花蓮的山和天空取代，也置換了波利菲繆斯（Polyphemus）暗戀的嘉拉提亞（Calatea），挪移了魯東的夢成為我的夢。我也在最後的時分，替章名頁和獨立書店才有的「別冊」畫了幾幅插圖，分別是食蟹獴、臺灣大蹄鼻蝠、繡眼畫眉和短指和尚蟹。然後在這個過程中，斟酌來自各種領域的審稿回覆，以及專業編輯們的意見，反覆修稿。

小說最後跟我一開始構想的並不相同，這可以和兩年前我答應西班牙一個線上藝術基金會Han Nefkens Foundation的邀稿所寫的短篇小說〈成為沖積扇〉比對出來。

沖積扇變成了沉積層，我相信你會明白，我期望你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