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離水邊那麼近

吳明益：關於我的小說裡的二戰兩三事

2015/06/19 2003年左右，我開始有了寫作一本長篇小說的念頭，這本長篇小說寫的是陷入某種睡眠情境的「我」，在夢境與現實之間，經驗了父親「三郎」在二次大戰末期，被徵為少年工，到日本高座海軍工廠製造戰鬥機的故事。這故事跟「現實歷史」黏附得太過緊密，以至於有很長的時間我陷入了另一個現實的憂鬱。 我閱讀史料，甚至兩度到日本旅行，去到當年的高座海軍工廠、厚木海軍飛行場。在那個小鎮裡，一路問人才找到「台灣少年工慰靈紀念碑」。但站在碑前時，我很快體認到，那並沒有辦法支持我寫出一本小說。因為我並沒有真正進入那個時間的靈魂內裡，我所體會的，「三郎」十三歲到異地製造戰爭機器的心境，跟我所知道的一隻鴿子的飛行原理，膚淺程度相差無幾。 這個焦慮在兩個意象浮現之後，「現實」那頭的史料爬梳才出現力量。其中一個便是我採用了「觀世音」的觀點來寫作，另一個是食蛇龜「石頭」的故事。透過這兩個「角色」，我終於獲得敘事的「乩身」，得以真正如夢地短暫進入某個時代情境裡。 當時我捨棄了不少寫作材料，卻也意外地編織了一些我原本不相信的「運命」（就像我在《單車失竊記》裡提到的，「運」擺在「命」前面）。我發現三島由紀夫（平岡公威）曾在昭和二十年（1945年）寫給川端康成的書信裡提到自己參加「勤勞動員」，住在「神奈川縣，高座郡，大和局高座廠，第五員工宿舍」裡，這正是小說裡的「三郎」所在的廠區。 加上平岡提到黃昏時曾為台灣來的少年工說故事，並且用飛機的機油炒菜給他們吃，讓我也不禁想像，那時也在同一營區的我的「三郎」，會不會也吃過平岡公威炒的菜，聽過他講的故事呢？ 也是少年工的我父親如果見過年輕時的三島由紀夫（甚至聽過他講故事），這點我光想就像身為蠟燭被點上火一樣，覺得人生如此神祕。 經過七年之後，我動筆寫下另一本小說──《單車失竊記》，這本書的寫作動機來自一位《睡眠的航線》讀者的來信。他（或她）問我，小說最後，三郎將腳踏車停在中山堂前，隔天即告失蹤。但「他騎的那輛腳踏車」呢？那輛他（她）認為極其具有象徵意義的腳踏車，到哪裡去了？ 坦白說，在收到這封信之前，我根本不記得寫了那輛腳踏車呢。我回信給對方，說如果我還繼續寫作，有一天我會寫出一本小說，告訴他（或她）腳踏車到哪裡去了。 讀著這封信，我不禁想起當年為了寫作《睡眠的航線》，漫步在高座、大和附近的情形。某天我走到一處靜謐、幽深的森林前面，入口有一個小小的牌子標識著「野鳥?森」，旁邊停了一輛年代久遠的腳踏車，就好像它的主人進去了森林之後，再也沒有出來取走它似的。 我想，也許在那一刻，小說就已經開始了。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開始對老鐵馬產生興趣與情感，我開始購買老鐵馬的零件、琺瑯商標，到後來成了一個在街上尋找老鐵馬的人。不過直到小說動筆以前，我都沒有想到過，小說竟然會「再回到那場戰爭裡」。 腳踏車運用在戰爭裡，最早可能在1875年，義大利人運用腳踏車在戰場上作為傳遞訊息之用。而世界上最知名的腳踏車部隊就是瑞士的山岳腳踏車旅。二戰時也有不少國家組織成腳踏車部隊，在一本名為《戰爭中的腳踏車》（Jim Fitzpatrick, The Bicycle in Wartim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Star Hill Studio, 2011）的書裡，我讀到一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重要部隊（或者應該說是作戰方式才對）——銀輪部隊。 這世界上，似乎沒有什麼發明物不會被運用在戰爭裡。戰爭是一種吞噬人類創造性技術的漩渦，戰爭也似乎是一種激發人類傷害人類創造性技術的子宮。當時日軍一位參謀官?政信，奉命研究叢林戰法，因此在台灣這個多山、多河流的島嶼，為這支銀輪部隊進行過長程騎行的演練。 對一個小說作者來說，這就像有人遞給你一把陌生的鑰匙，而你似乎直覺到它將開啟什麼？那被開啟的或許不屬於學術上的，而是屬於人性裡的某處隱匿的空間。 隨著閱讀、訪談，我漸漸隨著腳踏車踏進一處又一處陌生的虛構森林，在這個追尋過程裡，我曾因為一本書而幾乎帶著故事走向另一個方向。那便是小?行男的《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太平洋戰爭》（沈曉萌譯，初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1988年）。 在這本書裡有一個小小的段落讓我幾乎決定小說的人物全盤更改，那就是小?提到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徵召了一些作家到各地戰場，以便進行戰爭宣傳報導。詩人高見順、小說尾崎士郎被陸軍徵用，以《蒼氓》獲第一屆芥川獎的小說家石川達三則被海軍徵用，日後寫出了對戰爭態度完全不同的作品（先是以文學家的悲憫反省了這場戰爭，卻因書被捕入獄，出獄後，寫作上竟有了完全不同的轉向）。我想，戰爭對這些作家，絕對是一場心靈的大轟炸。 高見順先後到了緬甸與中國戰場，在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他彷彿鬆了一口氣寫道：「終於結束了。」當我讀到他在《敗戰日記》裡寫道「戰爭是人類的疾病，戰後不論戰勝國還是戰敗國，人類再也無法重建美好的世界」、「如果你吃薤的鱗莖，或者向金魚跪拜，或許就能躲過炸彈」時，我想像著這樣一個人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國家成為戰爭之罪的核心，又是怎麼看待自己成為戰爭裡罪的一員。 而小?在書裡，曾側寫了一段高見順在緬甸，與一名緬甸女子幽會的場景：「可不知怎麼我被帶到了一個像日本寺院的走廊一樣的地方，那女人在那兒鋪上一張像蓆子那樣的東西。月光照進來，那個女人的臉顯得非常蒼白。回來時，高見先生說：『有一股怪味直衝鼻子。』緬甸女人把一種很像茉莉花的『尼姬蒡』花直接擦在肌膚上。法國香水就是這種花的浸出物精製而成的。這裡的女人把花的浸出物塗在身上，汗味和花粉味混合在一起，散發出一種強烈的氣味……」（小?行男，1988:162）對我來說也像是一部小說的迷離入口。 然而，我終究放棄了這一段，這一段在我的小說之外。它應該是屬於另一本小說的場景，另一部我還沒能體會到的，在面臨死亡、殺戮與恨意時，身體裡仍然飢渴的情慾。 對我這樣一個沒有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作者來說，描寫戰爭究竟意義何在？我至今仍然不清楚，但當我走進自己的小說裡的時候，我清楚地感覺到，在每一場「向金魚跪拜」以求生的戰爭裡，沒有真正的義舉。正如我在《反抗的畫筆》裡看到的一段話：「戰爭是由一群相互認識的人所決定，而且這些人的生命並不會受到任何威脅；但實際處在戰場上的卻是無數相互不認識的士兵，而他們將在殘酷的戰火中成為砲灰。」（2014:44）那場戰爭看似遠離，但仍然透過上一代，以我們不知道的傷痛的遺傳模式，活存在我們身體裡的某處。只是多數人不知道而已。 而在寫小說時，我反覆拆解、組裝那些老鐵馬，那些還沒有在時間之河裡沒頂的鐵馬，我為它們清除泥沙、除鏽、上油。在某一刻，我直覺到有什麼在那個沒有作用的縫隙裡還存在著。 那關係到一部鐵馬的細微運作，一個人類心靈的細微運作。 （本文原載於東華大學《人社東華》第六期「二次世界大戰終戰70年紀念專刊」） ＊文中吳明益照片，由麥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