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漁村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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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六十餘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
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
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
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他來自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經過在臺灣求學、扎根，現在是著作豐碩、育才無數的權威學者。從一個在檳城泡圖書館的文藝少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長者，超過六十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李有成人生的重要篇章與際遇，在在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精神的見證。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李有成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文學經驗，包含他初識文學及閱讀興趣的養成，還有他在指標性的《蕉風》月刊擔任編務的歷程，其中述及白垚與陳瑞獻這兩位文藝先鋒。
第二部分追憶李達三、齊邦媛、朱炎、王文興、陳祖文、李永平、陳鵬翔等幾位師長與老友，記述跟隨詹明信學習理論的過程，以及回顧七○年代的文學生活。李有成與這些人物的交錯匯聚，呈現出橫跨中西、代代相承的人文薪傳。一篇篇情真意摯的散文，流露出文學家、教育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神采。
蘇珊．桑塔格曾說：「詩人的散文是感情熾熱的自傳。」恰恰呼應了這本散文集的特性。她還說：「在喚起實際生活中與文學中決定性的邂逅時，作者無異於闡明了用來評斷其自我的標準。」正因此，在李有成所召喚的那些文學魂躍動的時空中，浮現一位詩人學者虔誠於寫作與學問的生命情調。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宇文正／詩人、作家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社長
孫梓評／《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張貴興／作家
張錦忠／中山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兼約聘研究員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同舟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老師有如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行行重行行，他的求學歷程、文學之旅、家國記憶，反映了馬華人在臺灣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的歷史變遷。
──胡金倫〈總編輯序〉
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
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
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
他來自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經過在臺灣求學、扎根，現在是著作豐碩、育才無數的權威學者。從一個在檳城泡圖書館的文藝少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長者，超過六十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李有成人生的重要篇章與際遇，在在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精神的見證。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李有成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文學經驗，包含他初識文學及閱讀興趣的養成，還有他在指標性的《蕉風》月刊擔任編務的歷程，其中述及白垚與陳瑞獻這兩位文藝先鋒。
第二部分追憶李達三、齊邦媛、朱炎、王文興、陳祖文、李永平、陳鵬翔等幾位師長與老友，記述跟隨詹明信學習理論的過程，以及回顧七○年代的文學生活。李有成與這些人物的交錯匯聚，呈現出橫跨中西、代代相承的人文薪傳。一篇篇情真意摯的散文，流露出文學家、教育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神采。
蘇珊．桑塔格曾說：「詩人的散文是感情熾熱的自傳。」恰恰呼應了這本散文集的特性。她還說：「在喚起實際生活中與文學中決定性的邂逅時，作者無異於闡明了用來評斷其自我的標準。」正因此，在李有成所召喚的那些文學魂躍動的時空中，浮現一位詩人學者虔誠於寫作與學問的生命情調。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宇文正／詩人、作家
封德屏／《文訊》雜誌社社長
孫梓評／《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張貴興／作家
張錦忠／中山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兼約聘研究員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盧美杏／《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
同舟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老師有如荷馬筆下的奧德修斯，行行重行行，他的求學歷程、文學之旅、家國記憶，反映了馬華人在臺灣從花果飄零到落地生根的歷史變遷。
──胡金倫〈總編輯序〉
名人推薦
座落在大安區的大安森林公園，老樹蒼翠，小橋流水，很多人在觀鳥臺架著望遠鏡觀賞珍奇飛禽，魚兒池裡游，烏龜潛浮水面。日落黃昏，傍晚時分，公園裡都有人在運動、散步。如果這時候你經過，會看到一隻全白的馬爾濟斯犬在奔跑，後面跟著一位銀白髮默默慢走的身影。不知是人遛狗，或是狗遛人？不知者以為是尋常百姓。知其者就曉得原來是學者詩人李有成老師固定在這時間遛他心愛的巧巧，風雨不改（除了颱風），十年如故。
李有成教授，我們有時戲稱李老太爺，原因是他德高望重，年長我們非常多，在臺灣學界和臺馬文壇地位更是難望其項背。李老師循循善誘態度，溫柔敦厚個性，論學識涵養為我輩中人之翹楚。
李老師出道甚早，年輕時以詩作著稱，筆名李蒼，在《學生周報》和《蕉風》發表作品，深獲許多作家和副刊主編肯定，日後他一度擔任重要文學雜誌《蕉風》的編輯，是憑藉其文學造詣，日後締造了豐厚的學問成就。當我們談論從獨立前後的馬來亞，或馬來西亞成立後的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到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文學史不能略過李有成這個名字。
一九七○年李老師抵臺。一九七五年他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後考進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一九八○與一九八六年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李老師與其他馬華人在臺灣的經歷有所不同，念碩士班時就進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一九九一年前叫美國文化研究所）擔任約用助理員，直至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祕書組主任、李遠哲院長特別助理、歐美研究所所長、特聘研究員，到退休後被聘為兼任研究員也有將近五十年，大半輩子為學界服務。比起同代中人或已停筆，或已不問世事，止於研究，李老師迄今仍關心人文學術發展，詩文創作不輟。
李老師早期從事非裔美國文學研究，著力於非裔美國文學理論與自傳。後來專研後殖民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後，在學術理論與文學批評上做了調整，改變他日後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紀九○年代初，李老師與他在歐美研究所文學領域的同事一起推動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為臺灣外文學界奠定了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基礎。近十年來李老師將研究領域逐漸轉向當代英國小說，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就是其研究對象之一。寫在家國以外，離散與文化研究，非裔或亞裔美國文學，或後來在臺／在馬的馬華文學，李老師的精闢見解，可見於其專論中，對臺灣學界貢獻甚大。
李有成教授，我們有時戲稱李老太爺，原因是他德高望重，年長我們非常多，在臺灣學界和臺馬文壇地位更是難望其項背。李老師循循善誘態度，溫柔敦厚個性，論學識涵養為我輩中人之翹楚。
李老師出道甚早，年輕時以詩作著稱，筆名李蒼，在《學生周報》和《蕉風》發表作品，深獲許多作家和副刊主編肯定，日後他一度擔任重要文學雜誌《蕉風》的編輯，是憑藉其文學造詣，日後締造了豐厚的學問成就。當我們談論從獨立前後的馬來亞，或馬來西亞成立後的馬華現代主義文學，到臺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文學史不能略過李有成這個名字。
一九七○年李老師抵臺。一九七五年他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後考進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一九八○與一九八六年獲得碩士與博士學位。李老師與其他馬華人在臺灣的經歷有所不同，念碩士班時就進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一九九一年前叫美國文化研究所）擔任約用助理員，直至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祕書組主任、李遠哲院長特別助理、歐美研究所所長、特聘研究員，到退休後被聘為兼任研究員也有將近五十年，大半輩子為學界服務。比起同代中人或已停筆，或已不問世事，止於研究，李老師迄今仍關心人文學術發展，詩文創作不輟。
李老師早期從事非裔美國文學研究，著力於非裔美國文學理論與自傳。後來專研後殖民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後，在學術理論與文學批評上做了調整，改變他日後的研究方向。二十世紀九○年代初，李老師與他在歐美研究所文學領域的同事一起推動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為臺灣外文學界奠定了亞裔美國文學研究的基礎。近十年來李老師將研究領域逐漸轉向當代英國小說，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就是其研究對象之一。寫在家國以外，離散與文化研究，非裔或亞裔美國文學，或後來在臺／在馬的馬華文學，李老師的精闢見解，可見於其專論中，對臺灣學界貢獻甚大。
目錄
「浮羅人文書系」編輯前言 高嘉謙
總編輯序 船歌行──從漁村來的遊子 胡金倫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 李有成
第一部分 漁村 詩社 編輯檯
邂逅文學
我與白垚
《蕉風》二?二期
陳瑞獻與《蕉風》
第二部分 學院 舞臺 市街 公寓
我的一九七?年代
受教記：李達三老師
啟蒙者：齊邦媛老師
那些英詩的夜晚：陳祖文老師
一生承教：朱炎老師
關於《家變》二三事：王文興老師
緬懷詹明信
我與莎士比亞
武昌街一景：周夢蝶先生
幾度秋涼：陳鵬翔
一介布衣：李永平
總編輯序 船歌行──從漁村來的遊子 胡金倫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 李有成
第一部分 漁村 詩社 編輯檯
邂逅文學
我與白垚
《蕉風》二?二期
陳瑞獻與《蕉風》
第二部分 學院 舞臺 市街 公寓
我的一九七?年代
受教記：李達三老師
啟蒙者：齊邦媛老師
那些英詩的夜晚：陳祖文老師
一生承教：朱炎老師
關於《家變》二三事：王文興老師
緬懷詹明信
我與莎士比亞
武昌街一景：周夢蝶先生
幾度秋涼：陳鵬翔
一介布衣：李永平
試閱
自序
敘事散文的鄉愁（節錄）
在散文中，詩人總是在哀悼已經失去的伊甸園；
懇求記憶說話，或者哭泣。
--蘇珊．桑塔格
記憶中應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亞洲之行，主要是赴日本訪問，返回美國之前曾經在臺北稍作停留，並且在美國駐臺文化單位安排之下，參訪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歐美研究所），當晚所裏幾位長輩與她餐敘，我有幸同桌作陪。那時臺北東區尚未發展，我記得用餐選在西門町的一家餐廳，就在如今已經歇業的來來百貨公司樓上。其時我只讀過桑塔格的《反對詮釋及其他》（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的部分文章，此外就是她那篇寫於越戰期間，引發軒然大波的〈河內行〉（"Trip to Hanoi"）。席間她對臺灣的政經情勢多所詢問，我年紀最輕，只是在旁專心吃飯靜聽。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過桑塔格。往後我陸續讀過她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她的論說專著與文集，以及她在二○○四年離世後出版的日記與筆記。後來我讀到她的兒子大衛‧瑞夫（David Rieff）所寫的《死海泅泳：一個兒子的回憶錄》（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A Son's Memoir），才知道她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經被診斷罹患乳腺癌，只是她嚴禁家人談論她的病情。一九七九年那次臺北之行，我見她談笑風生，看起來身體相當硬朗，完全不像是位正在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
在她棄世之前，我讀到她的文集《重點之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這是一本西方文學傳統定義下的散文集，沒有統一的主題，所論天南地北，內容龐雜，談書，談電影，談作家，談舞蹈，談攝影，談旅行，談導戲，不一而足，書中甚至還收入她致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正好是波赫士逝世十週年的忌日前夕，當然是一封無法投寄的信，桑塔格只不過想藉波赫士的大名抒發心中塊壘。她頌讚波赫士的真知灼見：「你在某處說過，一位作家……不管在他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應該將之視為資源。」--波赫士其實說的是自己的視障問題，他自五十八歲之後雙目完全失明。桑塔格還在信中對波赫士說：「你給予人們新的想像方式，同時一再宣示我們如何受惠於過去，尤其受惠於文學。你說過幾乎我們現在與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得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將會消失，人類也會跟著消失。……書籍不僅僅是我們的夢想和記憶任意的總和。書籍也給予我們自我超越的模式。有些人認為閱讀只是某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世界逃避到一個虛幻的世界，書籍的世界。書籍遠甚於此。書籍是使人之所以全然為人的一種方式。」桑塔格顯然刻意藉由波赫士為書籍--尤其是文學--的存在辯護。她憂心的是，「書籍如今已被視為瀕臨絕滅的物種。」而她所謂的書籍還涉及「使文學與其靈魂效應成為可能的閱讀條件。」她對波赫士說--這是她寫信的重點：「有人告訴我們，不久我們就可以從『書籍屏幕』（bookscreens）喚出所需要的任何『文本』，而且還能夠改變此文本的樣貌，向其提問，並與其『互動』。當書籍變成我們依據實用的標準與其『互動』的『文本』時，書寫文字就只能淪為我們被廣告驅動的電視實境的另一個層面。」桑塔格語帶諷刺地告訴波赫士，「到了這個時候，就沒有放火焚書的必要了。野蠻人不需要燒書了。」雖然書籍--以及閱讀本身--命運岌岌可危，但是她向波赫士保證，「我們之中的某些人絕對不會遺棄偉大的圖書館。」波赫士也會「繼續成為我們的庇護者與英雄」。桑塔格此處之所以特意提到圖書館，緣於波赫士曾自一九五五年起受聘出掌阿根廷國家圖書館，直至一九七三年當斐隆（Juan Per?n）結束其流亡生涯，並第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波赫士才憤而辭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
桑塔格所說的「書籍屏幕」如今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平板，以及各式各樣的閱讀器。當然紙本書仍然存在，可是電子書也日趨風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習慣了以閱讀器儲存電子書，閱讀電子書。儘管圖書館依然存在，不過由於受空間所限，有些圖書館已經偏向採購和收藏電子書了。在書籍的形式改變之後，閱讀的條件難免隨之改變，甚至書寫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桑塔格在致波赫士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表達她對文學價值的無上崇敬：過去與現在都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因此受惠於文學--而她所謂的書籍則幾乎就是文學的同義詞。我的世代應該不難理解桑塔格的想法。在初通文墨之後，我們最早接觸的往往就是文學。甚至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往往也主要以出版文學作品著稱，或者多少也會搭配出版文學作品。我們之中很多人成年後也許會選擇不同行業，只是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總有那麼一段歲月少不了文學的陪伴。
我大概自稍稍懂事之後就不曾離開過文學。我成長於窮鄉僻壤的小漁村，家裏並沒有什麼藏書，除了從學校借來的書本外，我最早與書有關的記憶是在油燈下與父親閱讀武俠小說，書名當然都不記得了，作者的筆名倒是記憶深刻：我是山人。我所知道的少林派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至善禪師等都來自我是山人，他可是出道早於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大家。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香港著名報人陳魯勁。我不清楚父親的武俠小說來自何處，字小，印刷差，每一冊都很單薄，我卻讀得趣味無窮。或許這勉強算是我最早的少數文學經驗吧！上了中學，往後數十年，直到今天，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生活經驗，不論創作、編輯、念書、教學，或是研究，都與文學密不可分。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從年少時邂逅，繼而成為畢生的志趣，甚至成年後選擇賴以為生，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自然也是一種自主的語言藝術，卻也是我介入世界的主要途徑。我在許多場合強調的文學的淑世功能，無非源於這樣的體認。
敘事散文的鄉愁（節錄）
在散文中，詩人總是在哀悼已經失去的伊甸園；
懇求記憶說話，或者哭泣。
--蘇珊．桑塔格
記憶中應該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有亞洲之行，主要是赴日本訪問，返回美國之前曾經在臺北稍作停留，並且在美國駐臺文化單位安排之下，參訪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歐美研究所），當晚所裏幾位長輩與她餐敘，我有幸同桌作陪。那時臺北東區尚未發展，我記得用餐選在西門町的一家餐廳，就在如今已經歇業的來來百貨公司樓上。其時我只讀過桑塔格的《反對詮釋及其他》（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一書中的部分文章，此外就是她那篇寫於越戰期間，引發軒然大波的〈河內行〉（"Trip to Hanoi"）。席間她對臺灣的政經情勢多所詢問，我年紀最輕，只是在旁專心吃飯靜聽。這是我唯一的一次見過桑塔格。往後我陸續讀過她的一些著作，主要集中在她的論說專著與文集，以及她在二○○四年離世後出版的日記與筆記。後來我讀到她的兒子大衛‧瑞夫（David Rieff）所寫的《死海泅泳：一個兒子的回憶錄》（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 A Son's Memoir），才知道她早在一九七五年就已經被診斷罹患乳腺癌，只是她嚴禁家人談論她的病情。一九七九年那次臺北之行，我見她談笑風生，看起來身體相當硬朗，完全不像是位正在接受治療的癌症患者。
在她棄世之前，我讀到她的文集《重點之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這是一本西方文學傳統定義下的散文集，沒有統一的主題，所論天南地北，內容龐雜，談書，談電影，談作家，談舞蹈，談攝影，談旅行，談導戲，不一而足，書中甚至還收入她致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三日，正好是波赫士逝世十週年的忌日前夕，當然是一封無法投寄的信，桑塔格只不過想藉波赫士的大名抒發心中塊壘。她頌讚波赫士的真知灼見：「你在某處說過，一位作家……不管在他或她身上發生什麼事，都應該將之視為資源。」--波赫士其實說的是自己的視障問題，他自五十八歲之後雙目完全失明。桑塔格還在信中對波赫士說：「你給予人們新的想像方式，同時一再宣示我們如何受惠於過去，尤其受惠於文學。你說過幾乎我們現在與過去所有的一切都得歸功於文學。如果書籍消失了，歷史將會消失，人類也會跟著消失。……書籍不僅僅是我們的夢想和記憶任意的總和。書籍也給予我們自我超越的模式。有些人認為閱讀只是某種逃避，從『真實的』日常世界逃避到一個虛幻的世界，書籍的世界。書籍遠甚於此。書籍是使人之所以全然為人的一種方式。」桑塔格顯然刻意藉由波赫士為書籍--尤其是文學--的存在辯護。她憂心的是，「書籍如今已被視為瀕臨絕滅的物種。」而她所謂的書籍還涉及「使文學與其靈魂效應成為可能的閱讀條件。」她對波赫士說--這是她寫信的重點：「有人告訴我們，不久我們就可以從『書籍屏幕』（bookscreens）喚出所需要的任何『文本』，而且還能夠改變此文本的樣貌，向其提問，並與其『互動』。當書籍變成我們依據實用的標準與其『互動』的『文本』時，書寫文字就只能淪為我們被廣告驅動的電視實境的另一個層面。」桑塔格語帶諷刺地告訴波赫士，「到了這個時候，就沒有放火焚書的必要了。野蠻人不需要燒書了。」雖然書籍--以及閱讀本身--命運岌岌可危，但是她向波赫士保證，「我們之中的某些人絕對不會遺棄偉大的圖書館。」波赫士也會「繼續成為我們的庇護者與英雄」。桑塔格此處之所以特意提到圖書館，緣於波赫士曾自一九五五年起受聘出掌阿根廷國家圖書館，直至一九七三年當斐隆（Juan Per?n）結束其流亡生涯，並第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波赫士才憤而辭去國家圖書館館長一職。
桑塔格所說的「書籍屏幕」如今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平板，以及各式各樣的閱讀器。當然紙本書仍然存在，可是電子書也日趨風行。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習慣了以閱讀器儲存電子書，閱讀電子書。儘管圖書館依然存在，不過由於受空間所限，有些圖書館已經偏向採購和收藏電子書了。在書籍的形式改變之後，閱讀的條件難免隨之改變，甚至書寫的方式也會跟著改變。桑塔格在致波赫士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表達她對文學價值的無上崇敬：過去與現在都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因此受惠於文學--而她所謂的書籍則幾乎就是文學的同義詞。我的世代應該不難理解桑塔格的想法。在初通文墨之後，我們最早接觸的往往就是文學。甚至叫得出名字的出版社，往往也主要以出版文學作品著稱，或者多少也會搭配出版文學作品。我們之中很多人成年後也許會選擇不同行業，只是在生命的成長過程中，總有那麼一段歲月少不了文學的陪伴。
我大概自稍稍懂事之後就不曾離開過文學。我成長於窮鄉僻壤的小漁村，家裏並沒有什麼藏書，除了從學校借來的書本外，我最早與書有關的記憶是在油燈下與父親閱讀武俠小說，書名當然都不記得了，作者的筆名倒是記憶深刻：我是山人。我所知道的少林派人物如洪熙官、方世玉、至善禪師等都來自我是山人，他可是出道早於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大家。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香港著名報人陳魯勁。我不清楚父親的武俠小說來自何處，字小，印刷差，每一冊都很單薄，我卻讀得趣味無窮。或許這勉強算是我最早的少數文學經驗吧！上了中學，往後數十年，直到今天，我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生活經驗，不論創作、編輯、念書、教學，或是研究，都與文學密不可分。文學是一片廣袤的沃土，我有幸在這片沃土上萌茁，成長，乃至於垂老。從年少時邂逅，繼而成為畢生的志趣，甚至成年後選擇賴以為生，文學教會我如何從容自若，並且學習如何在其中安身立命。對我而言，文學就是一種知識形式，是我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學自然也是一種自主的語言藝術，卻也是我介入世界的主要途徑。我在許多場合強調的文學的淑世功能，無非源於這樣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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