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反抗系列導讀】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é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émé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 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在本書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並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將書名定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在本書中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
【《瘟疫》導讀】（節錄）
刪去所有形容詞 —— 從我們的時代讀《瘟疫》
洪明道（作家）
當我翻開此一版本的《瘟疫》，我們還照常逛街、買賣、旅行；當我闔上時，已經進入全國三級防疫警戒，救護車的鳴笛聲在夜裡越來越大聲，然後漸漸遠去。
新聞上充斥著淪陷、激增、延燒等字眼，隱喻在這種時候似乎是不必要的了。在《瘟疫》中讓書寫者有所共鳴的角色，或許是公務員葛朗。葛朗是為文字所苦的寫作者，讓人懷疑他是否就是敘述者。在疫情期間，葛朗因投入防疫而停止了創作，歷經瘟疫後，才又重新當起一個書寫者。「這次我刪掉了所有的形容詞」，他說。值此時刻，我也盡可能以這樣的方式來評述。
歷史中的疫病敘事
二〇一五年以希伯來文出版的《人類大命運》，在歐美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後，二〇一七年在台灣也引發不少討論。這本書從〈啟示錄〉的四騎士開始，講述瘟疫、戰爭、飢荒和死亡對人類造成的影響。作者哈拉瑞抱持樂觀態度，認為「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有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了」。《人類大命運》以四騎士消退為前提展開論述，重新思考人類世、人文主義的人本精神以及可能的未來走向。
不久後的二〇一九年，出現在武漢的病毒才正要引起一場大流行。這意味著《人類大命運》前提失效，我們應該否定他所展開的論述嗎？姑且不論對未來的預測如何，哈拉瑞對歷史和敘事之間的觀察，或許能幫助我們了解卡繆的《瘟疫》在文學史中的特出之處。
回顧人類和疫病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隨著科學的進展，人類對瘟疫的描繪產生了轉變。《瘟疫》（La Peste）在中國或台灣的某些版本譯為鼠疫，Peste一詞兼具鼠疫、瘟疫的意思。這種桿菌在中世紀造成大量傷亡，不過當時人類不知有細菌，更別說病毒了。這個疫病被認為和空氣、神明或惡魔有關，在繪畫中被擬人成拿著鐮刀的死神。這個時期，醫學並沒有太大用處，不過人們卻發現了隔離的效用，這項措施至今仍然十分好用。
在如此理解的架構下，瘟疫被認為是無差別的，無論是什麼信仰、身分的人，瘟疫都有可能找上門。然而，隨著醫學知識的累積，西方世界的人們不再認為瘟疫是上帝的懲罰。科技再加上人類社會中原本就有的階級，讓瘟疫變得並非無差別的了。現今一些文本或評論斷言式的宣稱瘟疫是平等的，看起來是一廂情願的。卡繆在《瘟疫》中提到城中和貧民區的死亡率差別，而二〇二一年的武漢肺炎從萬華蔓延開來，同樣也是城市的邊陲。
直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鼠疫仍維持著它的威力。南台灣的「大湖」在日治初期仍稱為「大湖街」，但因為發生鼠疫和後續的人口遷移，不符合街的人口數，於是被取消「街」的資格。卡繆的《瘟疫》出版於一九四七年，場景設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城市，彼時的人類經歷了西班牙流感 、兩次的世界大戰，微生物學早已透過顯微鏡進入人的視野，疫苗技術也發展到可大規模施用了。在《瘟疫》中，不只有隔離措施，也出現了血清、疫苗這兩項技術物。不過，書中寫到由於工業生產的限制，不可能為大眾普遍施打疫苗，預防注射僅在防疫工作隊員身上使用。我們無法憑藉小說中的敘事，而認為是血清結束了這場鼠疫。相反的，《瘟疫》的敘事方式是無法用簡化的因果推論來詮釋的。不過，隔離、血清、公共衛生系統這些技術物是《大疫年紀事》的時代所沒有或未臻完備的，在《瘟疫》中成為人們「工作」的一部分。
回到字面上的第一層意義
武漢肺炎爆發之際，《瘟疫》在歐美重登排行榜，不只在文學社群中討論增加，醫師們也在學術期刊上分享閱讀心得。這次人們的閱讀方式和從前大不相同，大家暫時放下隱喻，以書中鼠疫大流行的社會反應，來對照現下疫病帶來的種種改變。
儘管醫學、科技等條件已有很大的不同，人類對傳染病大流行的反應似乎相去不遠，這使得《瘟疫》當今閱讀起來有如預言。「瘟疫」這個詞彙不單指鼠疫，也包含了引起人類相似反應的其他疾病，例如愛滋、SARS。醫學史家Charles Rosenberg 從《瘟疫》中歸結出大流行時人類社會的三幕劇。先是緩慢察覺及接受疫病，接著開始尋求解釋、處理混亂，最後則是與大眾協商。流行病一方面凸顯潛在的社會結構和問題，一方面逼迫人們選擇哪些是真正在乎的事。
在哪裡閱讀《瘟疫》影響著詮釋。美國醫師從中讀出政府的延遲反應如何影響疫情，如同書中人們起先對死老鼠的不在意。美國內部的種族議題也再次浮上檯面。不過，卻也有醫師認為中國的積極作為可能減緩了這場大爆發。這讓我再次確認了一項事實：這是頂級的醫學期刊，而非優良的政治評論雜誌 。
那麼，我們能在《瘟疫》中找到解決現實問題之道嗎？「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這是李厄在說服藍柏加入工作時，脫口而出的金句。或許讀者們和藍柏一樣，會想問正直是什麼？在此，法文原文為honnêteté，英譯為decency，彼此之間存在著落差。在書中，李厄的回答是「做好工作本分」。
此時此地讀《瘟疫》，我想起二〇一六年電影《正宗哥吉拉》（シン・ゴジラ）。《正宗哥吉拉》裡沒有英雄般的人，也沒有屬於人類陣營的巨獸與之抗衡，描述的是人類作為集合體和哥吉拉的對決。哥吉拉反應出人類集合體面對災難時的樣貌，包含了僵化但仍不斷自我修正的官僚系統、恐慌而有秩序的市民、試圖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員、日本政府的外交處境。日版電影海報中，廣告語為「真實（日本）對虛構（哥吉拉）」，精準而耐人尋味。
《瘟疫》同樣沒有偉大的故事，鼠疫並非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人也並非正義的一方，沒有英雄從天而降拯救眾人。舊時代敘事失效，意義從何而來呢？《瘟疫》在這樣的框架下，寫下另一種版本的人類處境。
《瘟疫》中有些片段讀來尤其有共感，其中的角色和現下的人們一樣關心著每日確診數 。不過，《瘟疫》提供了使人拉開距離的契機，暫時脫離當下的種種情緒，重新對我們正在發生的事賦予評價。我們能看見《瘟疫》中每個角色的情感和經驗，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即使看起來最接近主角的李厄，也透露了他的迷惘。這樣的文本讓我們能和當下的敘事方式做比較，無論是對個人的過度吹捧，又或者極力貶低，相形之下顯得沒有說服力。
隨著小說推進，會發現當中每個人都是被需要的。看似宗教狂熱到荒誕地步的神職人員潘尼祿，在疫期加入了防疫工作。罪犯寇達深知人們在封城期間的欲望仍存在著，他和聖人般的塔盧在夜晚一起出去浪溜嗹，還邀請他觀賞歌劇。
正視人的各種面向，擔下責任，或許這就是《瘟疫》作為整體，給我們的對抗方法了。
【《反抗者》導讀】（節錄）
《反抗者》導讀
沈清楷（哲學星期五創辦人、輔大哲學系助理教授）
或許每個世代內心懷抱著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這個世代是無法做到，而他的任務或許更大，在於阻止這個世界的崩解。
── 卡繆，〈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演說〉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當時法國文化界重要的歷史事件，起因於沙特創辦的《現代》雜誌對這本書的批評，以及卡繆、沙特彼此攻擊性的回應，讓他們的友誼出現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認為這本書證明了卡繆「哲學能力的不足」，並認為《反抗者》的內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湊的知識」所構成。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挑動著這兩位未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於一九五七年、沙特於一九六四年獲獎）的不和，終於造成沙特與卡繆之間一九五二年的正式決裂。儘管這兩位，在行動上有不少相似之處，都是劇作家、小說家，也從事報刊寫作，但是他們對生命、政治以及時代的看法，卻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造成他們友誼破裂的，不僅是作品的品味與哲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長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尤其是，他們當時對蘇聯集中營的看法，沙特贊成蘇聯的共產主義思想；卡繆則揭露蘇聯的殘酷性。卡繆不從偉大的革命目的去談，而是從人的存在處境以及歷史的角度，並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義。
荒謬到反抗
荒謬起於追求意義的人面對世界，生命的無意義所產生的一種存在衝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謬，要反抗什麼?如果了解荒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會是什麼樣荒謬?荒謬產生於存在的「不可思議、這是不對、怎麼會這樣」的驚訝，面對荒謬，我們可能屈從於令人順服的引誘，轉為「就是這樣、怎麼樣都一樣、不然還能怎麼樣?」，而荒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當中，從而產生一種「無所謂的態度」，然後人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卡繆筆下《異鄉人》男主角從第一人稱，以純然的旁觀，來看自身與周遭的關係，或許毫無緣由或是基於「因為太陽太大了」而開槍殺人，然後又冷冷地對著屍體補了幾槍。陽光、女人、沙灘的小確幸構成荒謬的陷阱，讓主角活在對外在價值的質疑與冷淡，既清醒卻毫無作為，在可有可無之中載浮載沉。而男主角在審判的過程中，卡繆也上演了一場從法庭到媒體，跟著習慣性虛假的隨波逐流。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薛西弗斯永無止境地承受宙斯對他的懲罰──把大石頭推上山，到山頂又滾下來，周而復始。而卡繆告訴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又是何其荒謬。面對這句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設想「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用快樂來反諷毫無意義、徒勞的努力，和無止境的折磨，合理化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而試圖將荒謬提升到最高點；二是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磨難，薛西弗斯也可以象徵為面對現實不合理的人，快樂而勇敢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作為反抗的見證，為了大地的陽光而不願意進入地獄的黑暗中。薛西弗斯的角色，為荒謬到反抗埋下了伏筆。
卡繆從文學到評論，提出荒謬的概念，去凸顯了人自身的處境。即使，沙特批評卡繆的《反抗者》是拼湊出來的二手貨，卻無損我們看見卡繆透過文字，如何在荒謬的黑暗中，迸發出閃閃發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進入到《反抗者》，可以發現，卡繆有其深厚的哲學背景，不論是法國詮釋學大師呂格爾（PaulRicoeur,1913-2005），還是當代法國哲學家翁斐（MichelOnfray,1959-），都認為《反抗者》是一部經典之作。卡繆透過荒謬的概念去「反抗」當時流行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歷史主義的目的論。後者承繼著由黑格爾以降的歷史哲學，認為在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一種意義的目的前進著。儘管在歷史中充滿著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的目的來看，所有的苦難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如何看出歷史所顯示出的意義，真正幸福並不存在歷史當中。相較於歷史目的論者，卡繆要揭示的人們所相信的歷史的合理性，掩蓋了多少的苦難，容許了多少的罪惡，充滿著多大的荒謬。人難道不是透過歷史理性的解釋，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著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的哀號。歷史理性所預設的最終朝向所有人都將自由的虛幻目的，只是讓荒謬更荒謬。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反抗產生於對現實的荒謬、無理、不動、停滯、面對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絕望，失去了耐心；在長期的沉默中，他旁觀著、醞釀著、猶豫著、恐懼著，中間不乏妥協，直到反抗行動的剎那，他開始清醒，拒絕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反抗者不僅是勇敢的反對他覺得不對的事，在反抗中，人將自己置身於自我覺醒當中。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反抗者，不僅是一個說「不」的人，同時也是對自己捍衛的價值說「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絕現實的合理性，但並不放棄反抗背後的價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帶著對價值的肯定，而對其捍衛的價值肯定地說「是」。
卡繆強調並非所有價值都會導致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帶有價值。因此，當反抗變成價值的肯定與捍衛，它不僅僅是個人的義憤（indignation），不是充滿怨恨的人，更不會讓自己身陷於仇恨與蔑視當中。反抗者相信價值跨越了個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將人從孤獨性超拔出來，因為他所相信的價值是一個普遍的價值，因而適用於其他人，從自我覺醒走向集體覺醒，從個人走向了群體，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險。反抗的行動也不僅限於被壓迫的當事者，有時被壓迫者並不反抗，但反抗背後的價值，促使著人看到他人被壓迫時，起身反抗。因為反抗是集體性的，不會止於個人的義憤，又具有對他者的關懷，卡繆借用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名句，轉化為一種更具有實踐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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