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時代：追求自由的烏托邦之路（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限量燙金簽名版）

導讀

一手空間、二手時代與三手迴響－回到過去的永遠鄉愁
陳相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上個世紀中，英美與蘇聯冷戰顛峰期間，英國著名搖滾樂團披頭四（Beatles）唱了一首流行歌曲名為〈回到蘇聯〉（Back in the U.S.S.R.），收入在一九六八年與他們同名的「白色專輯（White Album）」內。此專輯發行後，不僅在樂壇上所向披靡，政治上也因為這首〈回到蘇聯〉而轟動了東、西兩大對立陣營；不少英美反共人士指責披頭四的左翼傾向，而蘇維埃官方卻將他們視為是西方文化排放的廢氣團體，直到蘇聯解體之前都不允許該團團員進入蘇聯國境。然而弔詭的是，就在東西兩大政治陣營質疑披頭四的政治與文化立場的「當下」（我將此稱為「一手」），披頭四成為英美地上與蘇聯地下樂壇最火紅的團體，無人能稱其右。即使多年之後（此乃所謂的「二手」，下文詳解），變成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普丁（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一九五二），亦忍不住向西方媒體坦承，自己從青壯年時代開始就十分喜愛披頭四，由此可見披頭四對蘇聯地下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同時，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團員之一的保羅˙麥卡尼（Sir James Paul McCartney，一九四二）能在普丁主政之下進入紅場演唱。有趣的是，這首〈回到蘇聯〉的歌詞，如作曲人麥卡尼所云，在一手空間內寫成時其實是為了向美國流行文化的前輩致敬，不料在二手時間內卻不斷發酵。除了前述的政治迴響之外，歌詞中提到的喬治亞共和國和烏克蘭不但一一在蘇聯解體後離開俄羅斯聯邦，如今又恰恰成為俄國的死對頭。於是，「回到蘇聯」隨著時空流轉，成為了想望、諷刺、緬懷、唾棄等五味雜陳的絕響。如此後果，絕非寫歌前後一手空間或二手時間內的麥卡尼所能預見和想像的。而這種「看不見」卻能「無遠弗屆」的滲透及發酵，正是本文意欲表達在「三手」的後座力和影響力。

筆者如此大費周章地述說披頭四在英美、蘇聯與後共產俄羅斯的故事，意在使讀者瞭解，區區一首〈回到蘇聯〉，在不同時空中竟能產生如此錯綜又迥異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意義。那麼不難想像，關於「回到蘇聯」這一主題的感情、記憶、意識形態和歷史則益加萬千倍複雜。斯維拉娜˙亞歷珊德羅夫娜˙亞歷塞維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一九四八～）不愧記者出身，擅於為文章訂立醒目、符合內容要旨又具多重意義的標題。此書取名為「二手時代」(Время second-hand)，其中俄文字время的原始意義乃指「時間」，後發展為「時代」與「歲月」之意。亞歷塞維奇對語言的掌握程度十分高明，她使用了英文second-hand作為原文標題，而非俄語因為俄語本身沒有這個單字。second-hand此字在英文中不僅意指形容詞或名詞的「二手」，當成名詞亦可用於表達「秒針」，是時間的刻度。有趣的是，外來字一旦放到俄文名詞後面沒有也無法變格時，這個詞彙既可以解釋成形容詞，亦可以被視為名詞使用。因此，在翻譯上既可以作「秒數計時」、「瞬息時代」解，來暗喻蘇聯解體前的倒數計時與之後的瞬息萬變，或／和解體過後消化著衝擊所帶來災難的「二手時間」或「二手歲月」等，故作者乃有意為之，創造多重意義的匠心獨具。

本書中所有故事皆將蘇聯解體這一重大事件作為時間的起始點，分為兩個十年－一九九一年到二〇〇一年，以及二〇〇二年至二〇一二年，藉由記錄每個故事主角生活的當下來述說過去，從「回到蘇聯時期」，抑或後來「回想葉爾欽時代」，其中變化，表面上是指陳過去，但實際上現在卻是無所不在的。然而，由於現狀與過去的變化過於極端，而使過去記憶中的一切在當下看來顯得相對且相當陳舊，猶如已盡其用的二手物品：有些變成奇貨可居的古董珍品，有的卻成現下難以處理的破銅爛鐵，有些偉大是難再企及的魔魅，有的謊話卻是揮之不去的夢魘。每一位主角在述說的當下，彷彿過去並不真實存在過，而那些「二手的」記憶都不是自己的，同時影射著現在也未曾好好活過，因為「一手的」當下並未使人滿意。
關於個人與群體是否「活過、存在過（жили-были）」，「道德良心（совесть）」，以及挖掘社會真相和追求人類真理的「勇氣（храбрость）」一直是俄羅斯文學探討的幾個重要主題。亞歷塞維奇承繼了此一文學傳統，以紀實風格來記錄每一個十年的訪談形式，藉由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發生一連串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發展，來引發不同階層的訪談者說出自己的故事和想法，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回憶起蘇聯或回想九〇年代。依此安排，本書涵蓋了俄語訪談者的過去，第一人稱敘述者敘述的與作家寫作的當下，以及來自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讀者閱讀此書的此刻，產生了多重時空中虛實的交錯、交織，加上正反意見的交晃，甚至是交戰。作家利用數量龐大的訪談與來自不同階層的聲音，試圖趨近歷史事件發生的彼時，使人們的真實生活與每一個可能的個人存在，感受躍然紙上。儘管如此，作者卻相當明白，不管怎麼回到過去，記憶的拼湊就像拼貼藝術創作一樣，處在一種「被需要和召喚的」變形，抑或「被使用過的」扭曲。由是，「二手」或許外貌可以保存地如嶄新一般，但絕不可能「還原」且完好如初，故這些一手的口述資料不足以成為歷史，但卻能在編輯處理後成為一種探索真相與思考真理的文學作品類型。

《二手時代》一書的內容雖以二十個獨立的文題（literary themes）為發展主軸，但事實上每一個文題下的故事都緊繫著蘇聯與俄羅斯歷史的重大事件。亞歷塞維奇運用了俄國民間故事常見的口耳相傳形式，讓每一位敘述者口中的故事又常與他人的故事相連，於是形成了口述中含口述、故事內有故事的型態。又或者，有時候作者安排了幾個故事圍繞著一重大事件，但讓不同視角相互並排，或者正反意見相互對立，形成了南轅北轍、雞同鴨講的滑稽與諷刺效果，抑或彰顯愛恨情仇、感傷悲哀的張力衝突。舉例而言，從第一部分第一個故事一開始，就將時空背景聚焦於蘇聯解體後不久的葉爾辛時代，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角色由一位女共產黨員伊蓮娜擔任，娓娓道出她對蘇聯解體這一事件的心聲，以及發生在她與她家人身上的故事。她首先指責了她這一代共產黨領導的軟弱多變，以致造成現狀的混亂，緊接又從自己的故事中回溯了她父輩的故事，闡述蘇聯時代的人們如何強悍，懷抱對社會主義烏托邦美好的理想。然而，正當伊蓮娜與隱形的訪問者談話中途，她的朋友安娜卻出來插話，第一人稱敘述者於是換了角色。安娜和伊蓮娜的家庭背景與命運不同，所以對蘇聯改革到解體這段期間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她敘述當時自己由於改革開放而感到無比的自由與幸福，因此而愛上戈巴契夫和他的妻子。儘管如此，後來的發展與當初想像的全然不是一回事。兩位敘述者一方面回味過去的美好（一者是蘇聯的全盛時期，一者為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卻同時放大了現狀的不堪與不滿。如此對照，字裡行間的諷刺意味不言自喻。然而，我們在伊蓮娜的口中讀到充滿批判與恨意的字眼，在安娜敘述裡卻充滿失落的感傷，一剛一柔，形塑著兩個極端的蘇聯。

亞歷塞維奇顯然對傳統俄國與蘇聯文學十分熟稔，她的創作不僅時常對俄蘇（「俄羅斯―蘇聯」學術專有名詞之簡稱，當中「俄羅斯」一字涵蓋十九世紀與蘇聯解體後的政體與文化共同體）作家、作品如數家珍，更擅長應用她所繼承的文藝遺產，並以一種俄羅斯文學中特有的知識份子姿態，展現其深思與獨立的精神，追求真相與真理，全然不畏強權。她在蘇聯官方威權統治的恫嚇中，訪問了多位來自車諾比爾事件的當事人、受難者及其家屬，寫下她認為應該讓未來的下一代明白事情的真相，避免重蹈覆轍，使讀者思索何謂「真理」，那遠非黨中央與權威昭告的「事實」，因而撰寫《車諾比爾的悲鳴》（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一九九七）。又如，在蘇聯的強悍時代絕口不提失敗的阿富汗戰爭，也在她的創作《鋅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一九九一）中得到不同於官方視野的呈現。為此，她的生活與生命飽受政治恐嚇和政權迫害。即使如此，她依舊承繼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良心與勇氣，持續著為真理而奮鬥的理想和精神。《二手時代》一書延續她過往寫作的風格，其內展示的一手口述資料在在顯示，個人的存在不因蘇聯解體而有所改變，相反地，失去了群體的信念後個人生活的空間卻益加渺小和荒謬，於是無盡的詛咒、痛罵與酗酒成了一種正常合理的日常生活。然而這背後與醉後的清醒換來的是對蘇聯無垠的緬懷與悼念，個人與群體產生了一種失落感，永遠回不去的鄉愁。正如同書內一位亞美尼亞的主角所說的：「莫斯科曾是蘇聯的首都，可是現在已經是另一個國家的首都了。而我們的祖國，在地圖上已經找不到了。」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嘆著「鄉關何處是」，恐怕是所有活過蘇維埃政權進入後共產時代的前蘇聯人共同體認的愁緒與悲哀：國家之大，卻找不到一己容身之處；自由無限，窮者與弱者卻不配擁有。

閱讀《二手時代》需要基礎的蘇聯歷史知識，至少要具備幾個重大事件的歷史常識，方較容易進入這些龐大的一手口述空間，去理解他們回憶蘇聯的二手時間概念。面對本書，讀者首當其衝必須明白的是，為何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衝擊了共產黨政權，隨後引發了蘇聯解體。這當中，又為什麼是葉爾辛取代了戈巴契夫？此外，從史達林、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時代，共產高層政權如何交替轉移？蘇聯後期發生的幾次對外與對內戰爭，例如書中所提到的「蘇聯阿富汗戰爭（一九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