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過亡者的骨骸(特別收錄：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致詞)

【導讀】
拆解生命的地雷：奧爾嘉・朵卡萩小說讀想
翁智琦 教授

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Nawoja Tokarczuk）於二○一九年獲得二○一八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當時授獎辭如此描述奧爾嘉的文學：「（她的）敘事想像力帶著百科全書式的熱情，呈現出由各種邊界交錯而成的一種生命形式。她是位速寫大師，捕捉那些在逃避日常生活的人。」

朵卡萩以詩歌起家，後來陸續有散文、小說、評論以及近年的繪本創作，共出版十八部不等，許多作品已翻譯多種外文版本廣為流傳。其中，最受讀者歡迎與讚譽的是小說作品，《太古和其他的時間》、《雲遊者》、《犁過亡者的骨骸》、《雅各之書》、《怪誕故事集》等作都相當具代表性。尤其《太古和其他的時間》讓她奪得波蘭重要文學獎，一舉在波蘭文壇成名，而後又因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使得波蘭克拉科夫市政府決定在市外種植一片森林，並將之命名為「太古」。

一九六二年朵卡萩出生於波蘭的蘇萊胡夫小鎮，靠近德國邊境；一九九八年，朵卡萩搬到波蘭新魯達的小鎮，靠近捷克邊境。朵卡萩出生的年代恰好是波蘭在脫離法西斯統治之後，一段經濟復甦、風雨飄搖的時期。當時的波蘭受到社會主義執政黨各種不當經濟建設措施影響，進入經濟衰頹期，人民因此累積許多不滿情緒。朵卡萩的童年時期，學生運動、工人運動開始活躍，她從小見證許多國家動蕩不安、社會能量卻又如此飽滿的景象。這段時期，父母時常帶領她至圖書館閱讀童話故事，而後她也在那讀到拉美魔幻寫實主義文學，深受吸引。

朵卡萩成年後，進入華沙大學就讀心理學，畢業後任職於心理健康諮詢所並兼任心理學雜誌《性格》編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波蘭團結工聯在國會大選中擊敗波蘭統一工人黨，獲得勝利。波蘭政權和平轉移，成為民主國家。朵卡萩在這年開始寫詩，並出版詩集《鏡中之城》，正式踏上作家之路。朵卡萩曾在一次訪問中提到，中歐敘事傳統以及捷克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的作品，都是深刻影響她的文學養分。

由於心理學的專業訓練與實作經驗，讓朵卡萩學習並擅於傾聽，也因此讓她的作品充滿許多知覺感官的體驗描述，造成斷裂、破碎、不連續、重複、超現實等獨特的魔幻寫實形式。朵卡萩時常將一個小村鎮或特定空間打造成故事場景，藉由魔幻寫實技法，打破日常或生命中的常規、準則、迷思，將關懷議題拉出極大維度，卻又都聚集在同一個整體空間裡。

朵卡萩的作品，閱讀門檻雖頗具挑戰，卻也因此提供我們許多拆解漫布於人類世界中各種地雷的機會。對她而言，這可能是「不討好」卻相當必要的工作。她甚至曾因指出波蘭人做過包含屠殺猶太人等可怕事情後，遭受到死亡威脅，並被她的波蘭國人以「叛徒」、「猶太抹布」和「妓女」等字眼羞辱。這就是朵卡萩文學的工作目標，拆解人類世界的地雷、引爆，從而帶出不同議題的複雜度與反思空間。

由於波蘭運命多舛的歷史，朵卡萩創作初期即特別關注神話與歷史、性別權力、身分認同與疆界、帝國資源分配等問題，近年更可在作品中見出動物權與生命倫理的詰問，它們在朵卡萩文學中糾纏出繁複難解卻也顯得豐富多元的圖景。

朵卡萩擅用《聖經》典故、斯拉夫神話、波蘭傳說作為作品中許多角色功能或者情節設計的根據，並予以變形或諷刺。歷史上的波蘭一直是歐洲軍國主義強權占領、瓜分、侵略之地。一九八○年代末，面臨社會主義政權的瓦解，知識社群也有了後殖民、後現代等的批判論述，在反思的一代受高等教育的朵卡萩，此時亟欲找回波蘭自己的故事。因此，她挪用《聖經》與民間文學建構敘事主體，《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是這階段的朵卡萩交出的作業，而她更在《世界墳墓中的安娜・尹》中運用蘇美神話發展故事，喻託世界整體觀與人類幸福生活的關係。

雖說這一類的題材與嘗試，往往會因為符合主流社會的強國健身之期盼而容易受市場歡迎，朵卡萩此時卻又將性別權力、身分認同與疆界等關懷，化為粗細不一的針，綿密地擺放在故事裡，這也使得她的作品往往容易刺傷主流社會敏感而易怒的心。比方說，朵卡萩著重刻劃女性自主與情慾的展現，最著名的當屬《太古和其他的時間》中的「無業蕩婦」麥穗兒。她用身體與已婚男人交換日常所需，且性愛時從來不肯按一般男女的方式躺倒在地上。

小說裡是這樣寫的：「她說：『幹麼我得躺在你的下面？我跟你是平等的。』她寧願靠在一棵樹上，或者靠在小酒店的木頭牆上，她把裙子往自己背上一撩。她的屁股在黑暗中發亮，像一輪滿月。」要知道，若這樣的麥穗兒是男性，他往往是風流倜儻、瀟灑不羈的形象，較少遭受負面觀感，反而能被正面欲望。然而正因為麥穗兒是女性，因此她勢必得比男性承受更多的責難與非議。即便如此，朵卡萩讓這樣的女性生出自主、跳脫社會桎梏。麥穗兒不只是太古知名蕩婦，她更是一名自由的蕩婦。

類似的「非典型」女性，在《世界上最醜的女人》、《世界墳墓中的安娜・尹》又或者《犁過亡者的骨骸》、《怪誕故事集》等作中，也頻繁出現。尤其《犁過亡者的骨骸》以一位熱衷占星術與威廉．布萊克詩歌的英語教師為主角，她是一名被他人認為長相與行為都有些怪異的老婦。她因為小鎮裡的一連串死亡事件，不停向公權力提出重新思索生命與認識世界的主張，然而，她鮮少成功說服他人。儘管如此，她仍用了獨特方式，在波蘭邊境的小鎮引起日常內爆。

除了女性角色外，朵卡萩對於異人、畸形等邊緣角色頗有關懷，這些人物往往是社會刻意忽視的生命角落，他們是被社會包圍在「外」的一群。他們雖有名有姓，社會卻不希望與之有關。因此，朵卡萩以《犁過亡者的骨骸》中的這位老婦為孤獨的行動倡議者，她主張拋棄所有人物的官方名字，改以綽號稱呼這些與她的生命有所關係的人們，綽號命名源由來自他們的性格與外型特徵。老婦認為，官方名字只是一種老套符號，過於平庸又脫離個人，而每個人與他人建立關係時，都展現不完全相同的面貌，因此每個人都是有很多名字的人。從這裡，朵卡萩透過老婦視角，翻轉了命名的敘事與傳統，名字不再是重點，「關係」才是必須被呼喊、辨認的對象。

朵卡萩除了持續在作品中關照女性與畸人之外，她也熱衷描寫跨境旅人形象。旅行、穿越邊界的議題，其實來自朵卡萩對人類心靈知識的思考與其獨特生命經驗。一方面，她篤信人類有著游牧民族的天性；另一方面，朵卡萩皆因不同理由，在幾個國境附近居住。因此，穿越邊界對她而言，除了是挑戰，也是一種內心深切的渴望。她所居住的小鎮，附近一座森林裡還遺留著古老界標，她總和狗狗們玩著跑進森林跨越界標的遊戲，只為滿足內心渴望，獲得清爽而原始的愉悅。在那一刻，朵卡萩感覺自己是自由人，因為邊界其實並不真的存在。

《雲遊者》是朵卡萩的旅人形象集大成之作，它關注每一次旅行對於旅人的巨大破壞與耗損，透過描寫不同時空、地點、形式的旅行，在旅行過程中揭露人類歷史文明發展中，往往是以男性及殖民者為中心的各種自大、傲慢與徬徨心態，並深刻檢視旅人在時差與異質空間的情境中，內向世界能有何種體驗？旅人自身與他人的關係，在旅行之後又能何去何從？身分、疆界一旦出現變化，原始意義竟顯得如此不穩。這可以是朵卡萩式的搖晃，藉此鬆開固著於世界中的思考零件，再次組裝。

《怪誕故事集》又再度發揮這些雲遊故事，並將核心問題指向「恐懼」。書名是《怪誕故事集》，事實上是集結朵卡萩文學議題中的諸多葛藤，成為一座記憶博物館。它展示了人類記憶中不同層面的恐懼，包含提前占據心理位置的恐懼、知識分子偏離帝國與資源中心的恐懼、失去摯愛的日常恐懼、身分差異模糊的恐懼、面對生命不同樣態與選擇之恐懼等等。這些恐懼在生活中成為怪誕且突梯的日常，有時粗暴挑釁，有時不明所以、難以言喻，更多時候則是不知所措、無法面對。

朵卡萩是素食主義者，她利用諾貝爾文學獎金創建基金會，除了提供作家、譯者的寫作計畫外，也積極進行生態運動。然而，朵卡萩強調，她絕對不是行動主義者，她只是使用文學去拓展想像的邊界。此次翻譯出版的《怪誕故事集》與《犁過亡者的骨骸》就反映了朵卡萩近年的核心關懷：生態與動物權。

中學時的生物老師開啟朵卡萩對人類與生命倫理的探索契機，她相當在意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權力關係。比如《怪誕故事集》中的「綠孩兒」，作為戰爭受害者，他們在森林裡讓大自然養育長大。當波蘭國王出巡到莊園時，獵人帶回綠孩兒。外貌襤褸的綠孩兒被國王當成森林裡的珍禽異獸看待，準備將他們綁在行李上，到另一個城市檢查。後來綠孩兒意外治療了長年困擾國王的痛風病，此後國王立即像對待人一樣對待綠孩兒。朵卡萩以「綠孩兒對國王的病有用」這件事，尖銳地指出人與動物的界線區隔，其實只在於人或動物究竟對人有沒有「貢獻」。甚至於，有時候人權並非不容侵犯，假如他「像動物一樣」。

《犁過亡者的骨骸》則更深刻思考了動物權議題，比如小說中第二章的開頭語：「一隻狗餓死在主人門前，這預示著國家的毀滅。」在動物權的論述中，狗進入人類社會已有上萬年，基本上與人類關係相當深厚。狗既然已是具體的人類社群成員，人類自然必須承擔具體的責任。又或者第七章指出「動物能展現一個國家的真相，尤其是這個國家對動物的態度。如果人們對動物殘酷行事，民主就只是空談，毫無用處。」顯然，朵卡萩主張動物權，她不停透過故事，許下世界生命的互動能彼此尊重、豐富，且不剝削的心願。然而，動物權議題恐怕也是目前政治上的一個地雷，

朵卡萩如此致力於諸多「不討好」的議題，來自她相信「世界是一個鮮活的、完整的實體，而我們每一個生命在它眼中，皆是一個個微小而強大的存在」的世界觀。她篤信世界的連動性，並努力成為溫柔的敘事者，因而能以渺小個人在文學中做出在我看來幾近偉大的志業。身為讀者的我們，何其幸運？在世界被戰爭、仇恨、成見與疫病所困住的當下，我們仍能在朵卡萩的作品中，看見如此之大的柔軟與自由。

翁智琦
政治大學臺文所博士，曾任巴黎高等社科院訪問學人、靜宜大學兼任講師，現為韓國釜山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曾獲玉山文學獎、文化研究學會博士論文優選等。合著有《遇見文學美麗島》、《二二八‧「物」的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