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照相記：近代以來西方重要攝影家在中國

序言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照片

一、對於中國，攝影首先是政治問題

鴉片戰爭是攝影術侵入中國的「引路者」。

攝影，對於西方，是器材和技術的問題，媒介和實驗的問題，傳播與觀看的問題，美學與倫理的問題；但對於中國，首先是政治問題。一八四四年，法國拉萼尼使團訪華，強迫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吃了敗仗的清政府簽訂中法《黃埔條約》。談判間隙，使團的海關官員于勒．埃迪爾（Jules ltier，1802—1877）拍攝了廣州的市井風物、官僚富商以及參加談判和簽約的中法代表，成為在中國大陸拍攝的第一批照片。珠江口的法國艦隊，比那台達蓋爾相機更生動地構成了攝影術侵入 ── 而非傳入 ── 中國的第一個情境。

西方攝影師獲准深入中國內地旅行、拍攝，是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戰敗的中國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首次確認了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有旅行、經商、傳教的自由，並享有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從一八六○年直到一九四三年英、法、美鑒於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自動放棄領事裁判權止，其間在中國旅行、拍攝的西方攝影師，每人都是《天津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受益人 ── 他們的拍攝也直接或間接地支撐著帝國的在華利益，此為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二個情境。

在日本和朝鮮，攝影術也是隨著美國艦隊的重炮一起登陸的。

正是基於這一情境在東方國家的普遍存在，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指出，在十九世紀晚期，一個英國人來到埃及或印度，他不會不想到這個國家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與東方相遇時，「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個人。在這種情況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空架子。它曾經意味著而且仍然意味著你會意識到 ── 不管是多麼含糊地意識到 ── 自己屬於一個在東方具有確定利益的強國」；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關於印度和埃及的學術知識在某種程度上都被上述顯而易見的政治事實所沾染、所控制、所侵犯」。換言之，在這一歷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東方進行的學術研究、科學考察和藝術創作等，「是受制於社會，受制於文化傳統，受制於現實情境，受制於學校、圖書館和政府這類在社會中起著穩定作用的機構的」，「即使最怪僻的藝術家的作品也同樣如此」。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一八六九年，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第一次進入廣東內地旅行，何以多次回憶起英國對中國的征服之戰。在穿過佛山流溪河時，湯姆森想起了一八五七年五月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就在這條河上，英國海軍準將凱佩爾（Keppel）率領的英軍艦隊是如何擊潰中國海軍編隊的；而早在他乘船從香港前往廣州的途中，就已經自豪地想起過堪與「摧毀了中國的全部船隊」的凱佩爾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顛英雄：

從香港溯寬闊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愜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見虎門炮台的廢墟，這會使人很自然地聯想起，一六三七年韋德爾船長第一次率領英國商船隊踏上這塊土地時的心情。

看著虎門炮台的廢墟，清風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湯姆森的心情穿越時空，與韋德爾（Weddell）船長暗通款曲。一六三七年，韋德爾率英國船隊強行進入珠江口，受到中國軍隊阻攔，衝突中將虎門炮台轟成廢墟。這是歷史上英國與中國的第一次交手，被認為暗示了此後中英關係的走向，韋德爾被譽為「替大英帝國叩開中國大門的人」。韋德爾、凱佩爾代表的是那種征服中國的慾望，為大英帝國開疆拓土的雄心 ── 如今，湯姆森來了，雖然他帶的不是艦隊而是相機，但心情卻是一樣的，那就是征服這個國家。

湯姆森的這種回憶並非只是矯情，它明白無誤地提示了薩義德所說的歐洲人與東方相遇時的身份意識，也決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種對中國的熱愛」來拍攝中國；實際上他是通過鏡頭解讀中國、評價中國、判斷中國 ── 當然是用英國社會的眼光。

那麼，當時的英國社會 ── 或者說歐洲，是如何看中國的？

對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等人而言，「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讚揚……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國家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和知識分子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英國人對中國顯然缺少法國人的浪漫情懷，他們的看法來自商人的見聞和外交使節的親歷，更具經驗主義的實證特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述了這樣一個中國：中國下層百姓的貧困程度遠甚於歐洲最窮的國家中的下層百姓，廣州城周圍許多家庭陸地上沒有住房，只好棲身漁船；他們的食物少得可憐，非常渴望能打撈出一些歐洲來的輪船上傾倒下來的最最骯髒的垃圾，諸如臭肉、狗或貓的屍體等，即便是腐爛得臭不可聞也很歡迎，就像其他國家的人們得到最有營養的食品時一樣興奮。一七九三年作為英王特使在熱河見過乾隆皇帝的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後來在《出使中國》中寫道：中國人不講衛生，從來不用肥皂，也很少用手絹，隨地亂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還在脖子裡找虱子；沒有沖水廁所，到處臭氣熏天；中國的軍備更是落後，當權者完全沒有危機意識，「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幾艘英國戰艦，便能消滅帝國的整個海軍？只需半個夏天，英國戰艦便能摧毀中國沿海的所有船隻，使以食魚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捱餓？」馬戛爾尼之行實際上成為歐洲對中國態度轉變的一個轉折點，他們看到的中國皇帝昏庸，官吏無能，整個民族不思進取且驕傲自滿，「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裡，中國人的知識十分貧乏」。

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英軍區區四十餘艘艦船、四千名士兵（後來增加到七千名），在距離英國萬餘公里之外居然把本土作戰的中國軍隊打得潰不成軍！這一殘酷事實徹底粉碎了中國的「帝國」形象，進一步強化了中國落後、貧窮、專制、不堪一擊等相關敘述的真實性。對於西方看中國眼光的轉變，英國漢學家約．羅伯茨（J.A.G. Roberts）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中有清晰的梳理，而社會史學家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則這樣概括這一過程：

隨著近代歐洲軍商合一的民族國家體制在一六八八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中被制度化，中國的正面形象隨後黯然失色了，這不是因為歐洲經濟上成就有多麼偉大，而是歐洲在軍事力量上的領先地位。歐洲商人和冒險家們早已指出過去由士大夫階級統治的國家在軍事上的薄弱，同時也抱怨過在與中國貿易時遇到的官僚腐敗和文化障礙。這些指控和抱怨將中國改寫成一個官僚腐化嚴重且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帝國。這種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又進而將中國納入西方對中國的政治想像中，從而使得中國由一個值得仿效的榜樣，變成了「英國模式」的對立面，後者在西方的觀念中日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霸權。

中國由原來「值得仿效的榜樣」退化為「官僚腐化嚴重且軍事上不堪一擊的帝國」，成為「英國模式」 ── 也就是今日所謂「國際主流社會」 ── 的對立面（暗含著中國即將出局），這一過程正體現了東方學的判斷和影響 ── 東方學視野中的中國，構成了西方攝影師拍攝中國的第三個情境。

拍攝中國的西方攝影師 ── 特別是早期那幫人，都是在「走」過這三個情境之後，才到達中國的。

二、東方學趣味的中國照片：以約翰．湯姆森的中國照片為例

東方學，按照薩義德的說法，有三個含義，一是由西方人（主要是英國人和法國人，後來又有美國人和德國人）做出的關於東方的知識體系；二是一種思維方式，西方將「東方」視為與自己有區別的一個對象，並將這種區別作為思考東方、界定東方的出發點；三是薩義德最為強調的：「如果將十八世紀晚期作為對其進行粗略界定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將東方學描述為通過做出與東方有關的陳述，對有關東方的觀點進行權威裁斷，對東方進行描述、教授、殖民、統治等方式來處理東方的一種機制：簡言之，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

薩義德之所以稱東方學是西方「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乃是因為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它通過對東方的描述、想像和定義，啟發了西方對東方的態度，從而影響了西方對東方的行動。舉例來說，在東方學的描述中，中東的阿拉伯人被視為落後、縱慾、信仰異教卻又缺少道德約束，但這個民族卻控制著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並試圖藉此與西方討價還價。一旦撕下委婉含蓄的面紗，西方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像阿拉伯這樣的民族有甚麼權利讓西方（自由、民主、道德的）發達世界受到威脅？這類問題背後常常暗含著這樣一種想法：用海軍陸戰隊佔領阿拉伯的油田。」這一想法，已被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伊拉克完美實踐了。

其實十九世紀中英之間的兩次鴉片戰爭，也是在同樣的邏輯下發生的。

但攝影評論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