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劇場

前言
 

偶爾會有人跟我說：「你寫的東西真是包羅萬象。」我不覺得這話有貶意，我當成是讚美。不過坦白說，和深入鑽研幾個特定主題相比，我書寫這麼多不同的題材，並非有什麼過人之處。我想我之所以會寫這麼多不同的議題，大概是因為生性好奇，又很容易覺得無聊的緣故。
 

我雖然興趣廣泛，但就像狗總愛回到牠最喜歡的樹旁打轉，我寫作也總是不離那幾個我最掛念的主題。（德國人稱我這種什麼事都沾上點邊的人做Pinkler，意思是到處撒尿的野狗；這字就沒有褒獎的意思了。）在此，也沒有必要深究我為什麼特別掛念某些特定主題，因為這樣分析下去，很容易陷入個人的思緒中，也就無法表達我想說的事了。
 

不過我的個人興趣確實塑造了這本文集的形貌。首先，我一直想了解人類為什麼會有殘暴的行為。許多動物以其他動物為食，有些甚至會出於競爭而獵食自己的同類；但只有人類會做出極端、甚或愚蠢的暴力行為，有時只是為了滿足變態的快感。
 

我之所以會對這問題感興趣，部分是因為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害怕暴力。我試著為這些乍看之下不合理的行為找到合理的解釋；這或許沒什麼道理可言，但這是我面對恐懼的方式。有些人選擇忽略這種恐懼，我卻正好相反：就像在紐約地鐵瞥見一隻胖老鼠在軌道上跑來跑去，我的目光卻離不開這恐怖的一幕。
 

這也適用於其他形式的恐懼。結論是，恐懼往往離不開著迷。我不相信魔鬼。人做出邪惡的事，往往是出於堅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事。一九四三年，時任德國希特勒親衛隊（Schutzstaffel, SS）最高統帥的海利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在今日波蘭境內的波森（Posen）告訴親衛隊高階將領們，「基於對我們同胞的熱愛」，「終結」猶太民族是必要的任務。他應該是真心作如此想。雖說當時希姆勒正醉心於權力遊戲中，但他並不是個一心只想做惡的惡人。希姆勒不是魔鬼撒旦，他不過是個有能力讓瘋狂的謀殺幻想實現的討厭鬼。他手下有無數人供他差遣，這些人或許是出於服從，或許是因為嗜血成性，而去執行他的計劃。我相信在這些劊子手中，有些人要是換個情境，也就只是個連隻蒼蠅都不願傷害的普通人。
 

我出生於二次大戰結束五年後的荷蘭。二戰期間，荷蘭被納粹德國占領，我父親被迫在德國工廠工作，我母親則是猶太人。這樣的成長背景，讓我在評論戰爭是非時，很自然地覺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我生在正義的一方，德國人都是邪惡的。只是，不久之後，許多非德國人在德軍占領期間自願成為納粹共犯的不爭事實開始浮上檯面，正義和邪惡之間的界線也跟著模糊了。
 

我們這一輩在戰爭陰影之下長大的人，常耽溺於思索自己在極端壓力之下究竟會做出什麼事。譬如說，我有那個膽子，冒生命危險加入反抗軍嗎？受到嚴刑拷打時，我可以守住祕密嗎？我沒有辦法回答。不過，我對另一個恐怖的問題更有興趣：在某些情境之下，我會不會做出同樣殘酷的暴行？這問題也一樣很難回答。
 

一九三〇年代的德國人，像這樣擁有高度文明、受過高等教育的民族，為什麼會受一個謀殺者煽動，陷自己於道德無存的深淵？這個問題一直在我心中揮之不去。但我明白，那些追隨希特勒的德國人並非特殊個案；這世上沒有永遠的壞人，也沒有永遠的好人。有人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邪惡的納粹，只等著適當時機爆發；我也不贊同這種憤世嫉俗的看法。但我相信，若賦予人操控他人的生殺大權，許多人會濫用這樣的權力。無限上綱的權力在披上了崇高的道德外衣之後，必會導致殘忍的酷行。
 

藝術可以轉化我們對權力、殘酷、死亡的恐懼和著迷。本文集的書名即源於此。這並不是說所有偉大的藝術或戲劇都和這些負面的主題相關，但我讓最感興趣的藝術和戲劇，揭露了我們所謂的文明行為，在其光鮮亮麗的外表下，經常有其他動機。我猜這大概是為什麼我對一九二〇年代的德國藝術情有獨鍾。那個年代中我最喜歡的藝術家，像是馬克斯・貝克曼（Max Beckmann）、喬治・葛羅斯（George Grosz）、恩思特・路得維希・克希那（Ernst Ludwig Kirchner），都曾親眼目睹一次大戰的壕溝和戰地醫院，以及受盡戰火摧殘的柏林，那裏充斥著貧窮、犯罪，道德已然崩壞。這些藝術家見證了人類處境的深淵，從中開出藝術的花朵。
 

德國的戰爭同盟——日本，則犯下了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殘酷暴行。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試圖解釋日本的行為，把日本在國境外道德淪喪的表現歸咎於「武士道精神」、不受基督教原罪觀念羈絆的「東方式殘忍」、極度封閉的心態。不過，這些說法都讓我難以信服。日本軍隊在中國等亞洲國家展現的殘暴行為有其特殊的環境背景；我並不是在為日本軍隊開脫，而是認為這些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我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東京住了六年，不過這個決定和戰爭本身沒什麼關係。大學時的我沒什麼方向，選了中文和中國史，兩個我一無所知的科目。我心裡盤算著這兩個科目不但可以讓我了解異國風情，學會了中文，以後也可以派上用場。不過七〇年代初期，中國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可以在中國自由旅行的美夢幻滅，我學的中文看來無用武之地。
 

因為學習中文的關係，我接觸愈來愈多的日本電影，在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看了許多現代日本劇場。那時的我正年輕，想要出去闖一闖，日本似乎是比中國更好的選項。於是我申請了一所日本電影學校的獎學金攻讀電影，這所學校附屬於東京一所大學的藝術系。
 

說到日本，一般外國人最感興趣的是武術或禪宗。這些對我都沒什麼吸引力。最讓我著迷的是日本現代及傳統的電影、戲劇、文學，都流露著德國威瑪年代藝術的相同韻味。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對用藝術來揭露文明行為背後的黑暗動機有特殊偏好。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嚴格的禮教守則，這似乎可以說明這樣的藝術偏好。這些禮教守則旨在減少人際衝突，以及動物本能所帶來的風險。當人們愈是感到這樣的束縛時，就愈傾向於用藝術轉化這樣的束縛感。日本藝術家、作家和戲劇家對於性和死亡，可以說進行了最為前衛的探索。我認為這種藝術表現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東方殘酷情懷，而是基本人性。
 

我在日本只待了六年。好奇心以及容易無聊的個性讓我繼續闖蕩了香港、倫敦、柏林，最後，我來到了紐約。我不想要當個「亞洲通」，成天向讀者介紹連他們都沒聽過的亞洲國家的禮俗。
 

本書其他的主題則來自我的個人興趣。閱讀、寫評論的確很有趣，但我自美國作家、電影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那裡學到，讚美比批評更難寫，卻更經得起歲月的洗禮。這本書集結了我所著迷的各種事物。我非常感謝麥可・夏（Michael Shae）為本書所做的編輯工作。本書所有的文章原先刊載於《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其編輯羅伯特・斯爾文（Robert Silvers）一直是我寫作生涯的指導。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讓讀者認識一些我所欣賞的藝術家、電影人、讓我著迷不已的題材，也了解一些關於我的好事與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