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玉成璧【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胡適這位超級名人，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無數的人想要窺探他
也有無數的人誤解他
《璞玉成璧》
是《舍我其誰：胡適》這套傳記五部中的第一部
從胡適1891年出生，細數到1917年他學成歸國
本套書是胡適研究者的寶書
保存了幾乎所有的日記、回憶和信件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範圍最廣，自傳、傳記資料收藏最豐的一個名人；同時，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顧盼、窺伺、又最被人所誤解的一個名人。他最對外公開，可是又最嚴守他個人的隱私。他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於是已經是由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是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所先打好了的一個模本。
面對胡適的這個傳記模本，研究者必須要能取其所用，而不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的窠臼；要能不為了換取些許資料，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得其寶，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
目錄
前言
序幕
第一篇 從「穈先生」到敝裘鬑鬑少年郎(1891-1910)
第一章 「穈先生」初長成 第二章 新學堂，新世界 第三章 作新民，以愛國
第二篇 乘風之志今始遂，萬里神山採藥去(1910-1917)
第四章 進康乃爾，作新鮮人
第五章 哲學政治、文學歷史
第六章民主革命，國際仲裁
第七章 勵志進德，宗教人類
第八章 詩國革命，造新文學
幕間小結
照片目次
圖 1：攝於上海(1)
圖2： 攝於上海(2)
圖3：1910年代初的江冬秀
圖4：1910年庚款留美學生放洋前在上海所攝
圖 5：1910年秋初抵美國所攝
圖6：康乃爾大學時期
圖7：時間地點不詳
圖8：康乃爾大學時期的照片
圖9：1914年著畢業服照片
圖10：辛亥革命後，康乃爾大學中國留學生持龍旗攝影
圖11：1916年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同學會在哥大師範學院合影
圖 12：1914年8月的照片
圖13：1913年春康乃爾大學中國同學會合照
圖14：1915年攝於旖色佳
圖15：1913年康乃爾大學文學院中國留學生讀經班師生合照
圖16：與康乃爾師生合照
圖17：胡適1912年參加“美東中國學生聯合會”舉辦的第八屆夏令營
圖 18：旖色佳郊遊照片
圖19：第12幅：〈難不成自由女神變成支那人的新偶像〉
圖20：第25幅：〈中國的自由女神〉
圖21：第 31幅：〈最新成員：「歡迎！歡迎！小不點兒！」〉
圖22：1913年胡適母親馮順弟與家人合影
圖23：康乃爾大學時期的師生合影
序／導讀
作者推薦文
《舍我其誰：胡適》全面改寫胡適的一生 江勇振
胡適說從他在1915年的暑假發憤盡讀杜威的著作以後，實驗主義就成了他生活和思想上的嚮導。他說他寫《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導。其實不然。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接受了五年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教育，外加實證主義史學的熏陶。相對之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只有兩年的時間。他寫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的時候，他對杜威的實驗主義仍然不甚了了。胡適的思想裡有人所不知的折衷調和、糅雜挪用的一面。即使他一輩子以杜威實驗主義的門徒自居，即使在他回國以後，實驗主義成為他為學論事時所一再祭出的語言，他其實是實驗主義其表，而實證主義其實。同樣值得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在世的時候，就有人說他新詩的主張是受到了美國現代詩、意像派新詩的影響。對這個說法，胡適一向是不置可否，以致於這個美國現代詩影響了胡適的說法，到了今天仍然被人云亦云地訛傳著。其實，胡適一輩子對美國現代詩，特別是前衛新詩敬謝不敏。胡適提倡詩國革命的靈感，他新詩寫作的格式、節奏、音韻都是來自於他從在康乃爾大學開始所學、所讀、所師法的傳統英詩。
對胡適誤解的例子所在多有，俯拾即是。有些是胡適自己的誤導，但更多是擅作解人、或好作臧否的人自己的無知與成見。在胡適研究，或者更確切的說，在胡適想像——想當然爾的胡適——裡，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荒謬之最，莫若於所謂胡適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興趣」的說法。胡適一輩子一再地強調，說：「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然而，這真是所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謂胡適對政治的「不感興趣的興趣」也者，是誤譯、拙譯的結果。胡適明明是說，他對政治有「超然的興趣」 (disinterested interest)。誤譯、拙譯的結果，卻把一句原本文理不通的話，積非成是地變成了一句仿佛還蠻有點哲理的假洋涇□。所謂一字之差，謬以千里。信然。
《舍我其誰：胡適》立意重新詮釋胡適的思想、全面改寫胡適的一生。《璞玉成璧，1891-1917》，是這套全傳的第一部。要全面改寫胡適的一生，要重新詮釋胡適的思想，就必須先要不被胡適牽著鼻子走。套用胡適在《四十自述》裡的話來說，就是要有「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用這個以胡適之道來還治其人的治學方法來看胡適，我們就可以發現胡適用自傳、自述的方式所留下來的夫子自道，其實是他為了要替自己在歷史上定位，用渲染、淡出的手法，篩選、建構出來的產物。他在《四十自述》裡幾個膾炙人口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小時候讀傳統白話小說的故事，其實跟「羅生門」的故事一樣，有好幾個不同的版本。他幼年時期的無神論，與其說是一曲程朱理學自然主義宇宙觀衝破了迷信的陰霾的凱歌，不如說是一齣「營救少年胡適」的故事——一齣把心靈稚嫩的胡適從他那地獄裡的牛頭馬面的夢魘裡營救出來的故事。
胡適同樣用淡出的手法在《四十自述》裡所描繪的，是他在上海求學時期所受到的梁啟超的影響。他說梁啟超的〈新民說〉給他「恩惠」，是為他「開闢了一個新世界」。然而，就像禪機一樣，他從來就沒有說明這個新的世界觀究竟是甚麼樣子。這個禪機說破了無他，就是梁啟超在〈新民說〉裡所頌揚的共和國公民及其公德心。用胡適形容梁啟超的話來說，那是梁啟超思想裡的維多利亞時期；換句話說，把這句話套用在胡適身上，胡適在上海求學的時期，就是他自己思想裡的維多利亞時期。胡適淡出了他心路歷程裡的維多利亞時期、淡出了他在上海求學時期對修身進德的焦慮。然而，那最被他淡出以致於完全湮滅的，是他從上海帶到美國去的那種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
留美生涯是胡適一生思想形成的關鍵階段，也是胡適一生中最不為人所知的一個階段。誠然，胡適是留下了《留學日記》，他晚年也在紐約作了《口述自傳》。然而，前者如果沒有放在當時的美國文化、思想、社會、以及中國留美學生社群的背景脈絡之下來看，只等於是自己不會說話的「史實」；後者，則又像《四十自述》一樣，是他為自己在歷史上定位所建構出來的產物。試問，有多少人知道胡適在康乃爾、哥倫比亞大學選了些甚麼課？看了些甚麼書？他的留學生涯如何？師從了哪些教授？受到甚麼思想學派的影響？他為甚麼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他如何揚棄了他那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如何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轉去擁抱絕對的不抵抗主義？然後，又如何再次蛻變，轉而服膺他一輩子不渝的國際仲裁主義？他對中國、美國、世界、宗教、性別、種族、戰爭、和平、以及人類前途的看法又如何？
所有這些問題要得到解答，就必須要用「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工夫去搜尋資料，以填補《留學日記》裡的空白、匡正《口述自傳》裡的錯誤。我們還必須要養成「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去重尋胡適的心路歷程、去重讀胡適讀過的書、去重新思索胡適思索過的問題。然而，最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帶著「一點點懷疑的傾向」，不隨著胡適起舞、不人云亦云，必須去追問胡適如何求學、如何參與學生運動、如何關心世事、如何讀書、如何理解、如何挪用。胡適一輩子喜歡說他為文論學的目的，是要讓讀者學到一點科學的精神、一點科學的態度、一點科學的方法。這也就是說，他要用金針度人，教給人一點防身的本領。胡適要讀者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他說他「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諷刺的是，從胡適成名到現在已經將近一個世紀了，有多少人是被胡適——更等而下之的，是被人云亦云的成見、誤解、與無知——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前言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範圍最廣，自傳、傳記資料收藏最豐、最齊的一個名人；同時，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顧盼、議論、窺伺；卻又是最被人所誤解的一個名人。這原因當然跟他自己處處設防、自己刻意塑造他的公眾形象有很大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說，在中國近代知名的人物裡，胡適可能既是一個最對外公開、又最嚴守個人隱私的人。他最對外公開，因為從他在 1917年結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國，到他在1948年離開北京轉赴美國的三十年間，作為當時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界領袖、輿論家、以及學術宗師，他的自傳資料產量與收藏最為豐富與完整。這些自傳資料，他有些挑出來出版，有些讓朋友傳觀，有些除了請人轉抄以外，還輾轉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其謹守他個人隱私的人。他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其實等於是已經是由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那就好比說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們要為他立傳之先，他已經把那些他不要讓人窺密或分析的隱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後所已經放棄了的主張和想法，都一一地從他的模本裡剔除了。
胡適一生中所收集保存起來的自傳檔案，卷帙浩瀚，對研究者來說，當然是一大挑戰。然而，最大的挑戰並不在於數量，而毋寧是在於它已經是一個篩選過的傳記的模本。面對這個傳記模本，研究者必須能取其所用，而不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窠臼；要能不贏得了些許資料，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換句話說，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得其寶，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
胡適的日記與書信，都不屬於那種秘而不宣、寫給自己看的私領域的產物。一般所謂的私密的文件，比如日記與書信，用在胡適的身上，已經是在公眾的領域。就像我在一篇文章裡所強調的，胡適的日記不但不屬於秘而不宣的性質，而且它更是他「知識男性唱和圈」裡一個重要的環節。這是因為胡適的日記並不單只是留給後人看的。就以他《留學日記》為例，他在留美的時候，就已經把他的日記寄給許怡蓀瀏覽、保存、和選刊。在他一生中，他不只讓他的朋友借他的日記去看，有時還主動的把他的日記借給朋友。更重要的是，胡適的日記所記載的，幾乎完全和他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毫無關係。即使我們用他所用的「劄記」這個字眼來形容他的日記，即使他在《留學日記》的〈自序〉裡，說那是它「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整體來說，我們與其說胡適的日記是他個人心路歷程的記錄，不如說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記錄。從這一點說來，他的日記實際上是他的來往書信和學術著作的延伸。如果我們借用崔芙‧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對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傳記文學所下的斷語，我們可以說，胡適的日記，就和他所有的自傳寫作一樣，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行為 (activity)，而非一個單純的文學成品(literary event)；是脈絡(context)、是介於文本之間(intertext)，而非文本。」
無怪乎美國名作家威廉．蓋司 (William Gass)會說：「如果我已經顧慮歷史會怎麼寫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後，我所留下來的塗鴉會讓人家拿去審視、讚嘆、和品評，我可能就會開始埋下一些能幫助我開罪的伏筆、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編一下、報一點小仇、改寫、讓自己看起來像樣一點。於是，就像莎士比亞戲劇裡的獨白，它們等於是說給全世界聽的。」琳．卜倫(Lynn Bloom)說得更直接，她認為專業的作家所寫的東西，沒有一件真正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她說：「專業作家沒有下班的時候。」
作為胡適傳記的「模本」，最典型的莫過於他的〈四十自述〉了。試問到現在為止，哪一個為胡適立傳的人，對胡適早年生涯的敘述不是跟著〈四十自述〉亦步亦趨？胡適在〈四十自述〉裡膾炙人口的故事，從他母親的訂婚、慈母兼嚴父、三歲入塾讀書、發現白話小說、無神論的萌芽、在上海進了三個學堂卻沒有一張畢業證書、《競業旬報》的白話撰述、叫局吃
試閱
第一章 「穈先生」初長成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已經就要結束，而且他的困頓也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一定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對茫茫的人生滋生了無所適從的感覺。他唸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就已經開始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背，衝突自然難免。
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到了九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了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但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
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級班的英文老師，但他並沒有給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了他在1908年8月搬進了《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8年12月30日寫的，他說他當時跟中國新公學已經訂了約，但還沒有簽。看來，他開始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恐怕還是1909年初以後的事。
這封信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適說：「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換句話說，他當時早就已經有了留學西洋的念頭，只是一旦輟學，他的留學夢想來是更加不可能如願了。
眼看著清廷即將招考第一次的庚款留美學生，鬱鬱不平的胡適在《競業旬報》第27期的〈時聞〉欄裡寫著：「學部現在又要考試出洋留學生了，那一班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都一個一個的趕進京去了。
聽說這一次考試，先要考一考各種普通學，好像考舉人的要考一次錄遺，才得進場。普通考過了，再考各人專門學。又聽說這一次投考的人，有百餘人，內中有幾十個被部裡駁去，不許應考，唉，何苦呢！何苦呢！」其實，胡適自己也是一個「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只是時間未到，他自己就會在1909年第二次招考庚款留美學生的時候「趕進京去」考上的。
更有意思的是，胡適還在下一期裡批評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其應該運用的方法。他說：「看官要記得庚子那年的賠款，美國也派著許多萬。後來美國的政府懷著詭計，就想把那些賠款一齊退還中國〔按：不正確，不是一齊退還中國〕。。。
列位中國國民要曉得，這賠款的錢，是誰種下的禍根？這一年一年的賠款，可不是我們國民的血汗錢麼？如今美國退還了這麼多的賠款回來，政府就應該揀那受害最大、擔任最多的幾省，攤派了，每年減少幾成，使我們國民的擔子，輕一些兒；官民的勒索，少一些兒；關卡的釐金，減一些兒；各項的加捐，少一些兒。」
更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已經有了要出洋留學研究西洋文學的夢，他卻又在《競業旬報》裡，說中國文學的偉大，是沒有一個其他國家所能企及的：「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我們應該研求研求，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低』〔a, b, c, d〕，便稀奇得不得了，那還算是人麼？」
這種看見別人去考庚款留學，自己卻因為輟學無緣叩門投牒一試，不油然心生酸溜溜之處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這並不是胡適第一次吐露出他有出國留學的想法，在這半年以前，他已經在一封家書裡提起，也就是我們在下一段會提起的那一封。然而，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這裡所批判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他說中國的傳統文學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的論調。
這些論調都是留學歸國以後的他所深惡痛絕的。就像他1929年10月10日在杭州火車站買了一張慶祝「雙十節」的報紙，猛然看見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這句大膽的話，嚇得他「連忙揩拭眼鏡，仔細研讀。」這才發現原來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說的話。他後來每聽到這種過渡頌揚中國國粹或傳統的論調，都會嗤之以鼻，叱其為「誇大狂」、「迷夢」、「反動」。
然而，十七歲時頌揚「祖國文學」最為偉大的胡適，其實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如果他在〈四十自述〉裡所作的回憶是可靠的，他其實在編輯《競業旬報》的時候，就已經被梁啓超的〈新民說〉把他從這些誇大狂的迷夢裡救醒過來了。
他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他在用英文寫的〈我的信念及其演化〉(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裡，說得更為激動和徹底，他說是梁啓超的這些文章「的棒喝，把我從我國的古文明是自足的，除了武器與商業機制以外，沒有任何東西須要向好戰、物質的西方學習的這種迷夢裡驚醒過來；它們為我呈現的，是一個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當然，人的回憶是不可靠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和〈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都是他四十歲以後所寫的，他當時的想法與境遇跟十六、七歲的他當然大不相同；胡適十六、七歲時所說的那些「誇大狂」、「迷夢」、「反動」的話， 也許並不是言不由衷的，而很可能就是他當時的信念。
如果所有的回憶都是建構、過濾、篩選之下的產物，則在有意、有心之下所作的回憶更必須作如是觀。梁啓超當時給他的影響只不過是播下了種子，畢竟他出國以前所能看到的西洋文學的書還是有限。梁啓超所給他開闢了的一個新世界的這顆種子，還必須等他到了美國留學才能生根發芽。無論如何，這個胡適在上海時代所形成的「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為何？就是我們在下一章所要分析的一個主題。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已經就要結束，而且他的困頓也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一定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對茫茫的人生滋生了無所適從的感覺。他唸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就已經開始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背，衝突自然難免。
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到了九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了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但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
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級班的英文老師，但他並沒有給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了他在1908年8月搬進了《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8年12月30日寫的，他說他當時跟中國新公學已經訂了約，但還沒有簽。看來，他開始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恐怕還是1909年初以後的事。
這封信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適說：「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換句話說，他當時早就已經有了留學西洋的念頭，只是一旦輟學，他的留學夢想來是更加不可能如願了。
眼看著清廷即將招考第一次的庚款留美學生，鬱鬱不平的胡適在《競業旬報》第27期的〈時聞〉欄裡寫著：「學部現在又要考試出洋留學生了，那一班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都一個一個的趕進京去了。
聽說這一次考試，先要考一考各種普通學，好像考舉人的要考一次錄遺，才得進場。普通考過了，再考各人專門學。又聽說這一次投考的人，有百餘人，內中有幾十個被部裡駁去，不許應考，唉，何苦呢！何苦呢！」其實，胡適自己也是一個「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只是時間未到，他自己就會在1909年第二次招考庚款留美學生的時候「趕進京去」考上的。
更有意思的是，胡適還在下一期裡批評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其應該運用的方法。他說：「看官要記得庚子那年的賠款，美國也派著許多萬。後來美國的政府懷著詭計，就想把那些賠款一齊退還中國〔按：不正確，不是一齊退還中國〕。。。
列位中國國民要曉得，這賠款的錢，是誰種下的禍根？這一年一年的賠款，可不是我們國民的血汗錢麼？如今美國退還了這麼多的賠款回來，政府就應該揀那受害最大、擔任最多的幾省，攤派了，每年減少幾成，使我們國民的擔子，輕一些兒；官民的勒索，少一些兒；關卡的釐金，減一些兒；各項的加捐，少一些兒。」
更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已經有了要出洋留學研究西洋文學的夢，他卻又在《競業旬報》裡，說中國文學的偉大，是沒有一個其他國家所能企及的：「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我們應該研求研求，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低』〔a, b, c, d〕，便稀奇得不得了，那還算是人麼？」
這種看見別人去考庚款留學，自己卻因為輟學無緣叩門投牒一試，不油然心生酸溜溜之處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這並不是胡適第一次吐露出他有出國留學的想法，在這半年以前，他已經在一封家書裡提起，也就是我們在下一段會提起的那一封。然而，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這裡所批判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他說中國的傳統文學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的論調。
這些論調都是留學歸國以後的他所深惡痛絕的。就像他1929年10月10日在杭州火車站買了一張慶祝「雙十節」的報紙，猛然看見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這句大膽的話，嚇得他「連忙揩拭眼鏡，仔細研讀。」這才發現原來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說的話。他後來每聽到這種過渡頌揚中國國粹或傳統的論調，都會嗤之以鼻，叱其為「誇大狂」、「迷夢」、「反動」。
然而，十七歲時頌揚「祖國文學」最為偉大的胡適，其實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如果他在〈四十自述〉裡所作的回憶是可靠的，他其實在編輯《競業旬報》的時候，就已經被梁啓超的〈新民說〉把他從這些誇大狂的迷夢裡救醒過來了。
他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他在用英文寫的〈我的信念及其演化〉(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裡，說得更為激動和徹底，他說是梁啓超的這些文章「的棒喝，把我從我國的古文明是自足的，除了武器與商業機制以外，沒有任何東西須要向好戰、物質的西方學習的這種迷夢裡驚醒過來；它們為我呈現的，是一個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當然，人的回憶是不可靠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和〈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都是他四十歲以後所寫的，他當時的想法與境遇跟十六、七歲的他當然大不相同；胡適十六、七歲時所說的那些「誇大狂」、「迷夢」、「反動」的話， 也許並不是言不由衷的，而很可能就是他當時的信念。
如果所有的回憶都是建構、過濾、篩選之下的產物，則在有意、有心之下所作的回憶更必須作如是觀。梁啓超當時給他的影響只不過是播下了種子，畢竟他出國以前所能看到的西洋文學的書還是有限。梁啓超所給他開闢了的一個新世界的這顆種子，還必須等他到了美國留學才能生根發芽。無論如何，這個胡適在上海時代所形成的「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為何？就是我們在下一章所要分析的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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