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穈先生」初長成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已經就要結束，而且他的困頓也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一定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對茫茫的人生滋生了無所適從的感覺。他唸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就已經開始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背，衝突自然難免。
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到了九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了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但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
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級班的英文老師，但他並沒有給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了他在1908年8月搬進了《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8年12月30日寫的，他說他當時跟中國新公學已經訂了約，但還沒有簽。看來，他開始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恐怕還是1909年初以後的事。
這封信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適說：「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換句話說，他當時早就已經有了留學西洋的念頭，只是一旦輟學，他的留學夢想來是更加不可能如願了。
眼看著清廷即將招考第一次的庚款留美學生，鬱鬱不平的胡適在《競業旬報》第27期的〈時聞〉欄裡寫著：「學部現在又要考試出洋留學生了，那一班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都一個一個的趕進京去了。
聽說這一次考試，先要考一考各種普通學，好像考舉人的要考一次錄遺，才得進場。普通考過了，再考各人專門學。又聽說這一次投考的人，有百餘人，內中有幾十個被部裡駁去，不許應考，唉，何苦呢！何苦呢！」其實，胡適自己也是一個「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只是時間未到，他自己就會在1909年第二次招考庚款留美學生的時候「趕進京去」考上的。
更有意思的是，胡適還在下一期裡批評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其應該運用的方法。他說：「看官要記得庚子那年的賠款，美國也派著許多萬。後來美國的政府懷著詭計，就想把那些賠款一齊退還中國〔按：不正確，不是一齊退還中國〕。。。
列位中國國民要曉得，這賠款的錢，是誰種下的禍根？這一年一年的賠款，可不是我們國民的血汗錢麼？如今美國退還了這麼多的賠款回來，政府就應該揀那受害最大、擔任最多的幾省，攤派了，每年減少幾成，使我們國民的擔子，輕一些兒；官民的勒索，少一些兒；關卡的釐金，減一些兒；各項的加捐，少一些兒。」
更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已經有了要出洋留學研究西洋文學的夢，他卻又在《競業旬報》裡，說中國文學的偉大，是沒有一個其他國家所能企及的：「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我們應該研求研求，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低』〔a, b, c, d〕，便稀奇得不得了，那還算是人麼？」
這種看見別人去考庚款留學，自己卻因為輟學無緣叩門投牒一試，不油然心生酸溜溜之處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這並不是胡適第一次吐露出他有出國留學的想法，在這半年以前，他已經在一封家書裡提起，也就是我們在下一段會提起的那一封。然而，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這裡所批判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他說中國的傳統文學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的論調。
這些論調都是留學歸國以後的他所深惡痛絕的。就像他1929年10月10日在杭州火車站買了一張慶祝「雙十節」的報紙，猛然看見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這句大膽的話，嚇得他「連忙揩拭眼鏡，仔細研讀。」這才發現原來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說的話。他後來每聽到這種過渡頌揚中國國粹或傳統的論調，都會嗤之以鼻，叱其為「誇大狂」、「迷夢」、「反動」。
然而，十七歲時頌揚「祖國文學」最為偉大的胡適，其實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如果他在〈四十自述〉裡所作的回憶是可靠的，他其實在編輯《競業旬報》的時候，就已經被梁啓超的〈新民說〉把他從這些誇大狂的迷夢裡救醒過來了。
他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他在用英文寫的〈我的信念及其演化〉(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裡，說得更為激動和徹底，他說是梁啓超的這些文章「的棒喝，把我從我國的古文明是自足的，除了武器與商業機制以外，沒有任何東西須要向好戰、物質的西方學習的這種迷夢裡驚醒過來；它們為我呈現的，是一個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當然，人的回憶是不可靠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和〈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都是他四十歲以後所寫的，他當時的想法與境遇跟十六、七歲的他當然大不相同；胡適十六、七歲時所說的那些「誇大狂」、「迷夢」、「反動」的話， 也許並不是言不由衷的，而很可能就是他當時的信念。
如果所有的回憶都是建構、過濾、篩選之下的產物，則在有意、有心之下所作的回憶更必須作如是觀。梁啓超當時給他的影響只不過是播下了種子，畢竟他出國以前所能看到的西洋文學的書還是有限。梁啓超所給他開闢了的一個新世界的這顆種子，還必須等他到了美國留學才能生根發芽。無論如何，這個胡適在上海時代所形成的「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為何？就是我們在下一章所要分析的一個主題。
胡適是在1908年8月搬進《競業旬報》社的。雖然他不可能預知他在上海的學生生涯已經就要結束，而且他的困頓也將會加劇，但是敏銳善感的他，一定可以從周遭所發生的事物，對茫茫的人生滋生了無所適從的感覺。他唸了兩年的中國公學，從那年春天起就已經開始發生風潮。原來由學生自治管理的學校，由於經費短缺，從1907年開始接受兩江總督的專款補助，一年以後，又得到大清銀行的貸款建校舍。既然接受了政府的撥款與貸款，中國公學於是成立了董事會，由董事會任命校長以及行政主管。這與中國公學原來不設校長，而由學生公選齋務、教務、庶務等等幹事來主持校務的自治傳統相違背，衝突自然難免。
胡適在1908年春天寫的一封信裡，已經提到衝突的惡化。這封信是寫給當時他在績溪里仁村的思誠學堂教書的朋友程玉樨（字春度）：「公學近日幾起大風潮，苟非監督［即校長］明白事理，則公學已破壞矣。」到了九月，衝突終於白熱化。由於校長和行政人員拒絕承認學生有參與學校行政的權利，並進而禁止學生集會演說。這些舉動激起學生全體簽名罷課，校方於是開除學生領袖，並威脅將罷課學生集體解散。這種壓迫的手段激起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公憤，於是決定集體退學，另成立了中國新公學。
中國新公學成立，但胡適卻沒有入學。他當時如果繼續上學，第二年就可以畢業，拿到一張畢業證書。然而，由於他二哥事業失敗，把他們家在上海的瑞興泰茶葉店讓給了債權人，他們家只剩下了漢口一家無利可圖的酒棧，叫兩儀棧。他沒錢住宿舍，於是搬進了他擔任編輯的《競業旬報》社裡去住。他在1908年12月30日给程春度的信上說：「弟來年以家境之困迫，人事之錯迕，遂決計暫且輟學，專為餬口之計，鄙意此為萬不獲已之舉。蓋不如此，則弟讀一日書，中心一日不安，吾壽或且日促一日。且弟年尚少，一二年後俟境遇稍裕，再來讀書，正復不晚。年來以此問題大費躊躇，今決計向此途，此心反覺泰然自得。
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明年啖飯處大約仍在上海，近擬與新公學訂約教授戊己兩班英文，每日四時，月可得八十元，此外或尚可兼任外事。惟此約尚未訂定，故行止尚未大定，大約上海一方面居其多數。蓋弟意在上海有三利：人地兩熟，一也；可為吾績旅滬旅淞諸人作一機關部，二也；課餘之暇尚可從人受學他國文字，三也。弟來年境況大略如是。足下聞之，千萬勿為吾悲。人各有志，吾行吾素而已。」
胡適在〈四十自述〉裡也提到他在中國新公學擔任低級班的英文老師，但他並沒有給寫下明確的時間，只是在敘述了他在1908年8月搬進了《競業旬報》社的同時，籠統地說：「正在這個時候，李鶴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然而，這封給程春度的信是1908年12月30日寫的，他說他當時跟中國新公學已經訂了約，但還沒有簽。看來，他開始在中國新公學教英文恐怕還是1909年初以後的事。
這封信裡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胡適說：「此時種種留學西洋研究文學之妄想已不再入夢矣。」換句話說，他當時早就已經有了留學西洋的念頭，只是一旦輟學，他的留學夢想來是更加不可能如願了。
眼看著清廷即將招考第一次的庚款留美學生，鬱鬱不平的胡適在《競業旬報》第27期的〈時聞〉欄裡寫著：「學部現在又要考試出洋留學生了，那一班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都一個一個的趕進京去了。
聽說這一次考試，先要考一考各種普通學，好像考舉人的要考一次錄遺，才得進場。普通考過了，再考各人專門學。又聽說這一次投考的人，有百餘人，內中有幾十個被部裡駁去，不許應考，唉，何苦呢！何苦呢！」其實，胡適自己也是一個「想作『外國狀元』的東西」，只是時間未到，他自己就會在1909年第二次招考庚款留美學生的時候「趕進京去」考上的。
更有意思的是，胡適還在下一期裡批評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其應該運用的方法。他說：「看官要記得庚子那年的賠款，美國也派著許多萬。後來美國的政府懷著詭計，就想把那些賠款一齊退還中國〔按：不正確，不是一齊退還中國〕。。。
列位中國國民要曉得，這賠款的錢，是誰種下的禍根？這一年一年的賠款，可不是我們國民的血汗錢麼？如今美國退還了這麼多的賠款回來，政府就應該揀那受害最大、擔任最多的幾省，攤派了，每年減少幾成，使我們國民的擔子，輕一些兒；官民的勒索，少一些兒；關卡的釐金，減一些兒；各項的加捐，少一些兒。」
更令人玩味的是，胡適已經有了要出洋留學研究西洋文學的夢，他卻又在《競業旬報》裡，說中國文學的偉大，是沒有一個其他國家所能企及的：「我們中國最擅長的是文學，文哪！詩哪！詞哪！歌曲哪！沒有一國比得上的，我們應該研求研求，使祖國文學，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賤去學幾句『愛皮細低』〔a, b, c, d〕，便稀奇得不得了，那還算是人麼？」
這種看見別人去考庚款留學，自己卻因為輟學無緣叩門投牒一試，不油然心生酸溜溜之處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這並不是胡適第一次吐露出他有出國留學的想法，在這半年以前，他已經在一封家書裡提起，也就是我們在下一段會提起的那一封。然而，更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他在這裡所批判美國退還庚款的動機，以及他說中國的傳統文學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得上的論調。
這些論調都是留學歸國以後的他所深惡痛絕的。就像他1929年10月10日在杭州火車站買了一張慶祝「雙十節」的報紙，猛然看見 「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這句大膽的話，嚇得他「連忙揩拭眼鏡，仔細研讀。」這才發現原來是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說的話。他後來每聽到這種過渡頌揚中國國粹或傳統的論調，都會嗤之以鼻，叱其為「誇大狂」、「迷夢」、「反動」。
然而，十七歲時頌揚「祖國文學」最為偉大的胡適，其實可能是言不由衷的。如果他在〈四十自述〉裡所作的回憶是可靠的，他其實在編輯《競業旬報》的時候，就已經被梁啓超的〈新民說〉把他從這些誇大狂的迷夢裡救醒過來了。
他說：「〈新民說〉諸篇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他在用英文寫的〈我的信念及其演化〉(My Credo and Its Evolution)裡，說得更為激動和徹底，他說是梁啓超的這些文章「的棒喝，把我從我國的古文明是自足的，除了武器與商業機制以外，沒有任何東西須要向好戰、物質的西方學習的這種迷夢裡驚醒過來；它們為我呈現的，是一個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當然，人的回憶是不可靠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和〈我的信念及其演化〉都是他四十歲以後所寫的，他當時的想法與境遇跟十六、七歲的他當然大不相同；胡適十六、七歲時所說的那些「誇大狂」、「迷夢」、「反動」的話， 也許並不是言不由衷的，而很可能就是他當時的信念。
如果所有的回憶都是建構、過濾、篩選之下的產物，則在有意、有心之下所作的回憶更必須作如是觀。梁啓超當時給他的影響只不過是播下了種子，畢竟他出國以前所能看到的西洋文學的書還是有限。梁啓超所給他開闢了的一個新世界的這顆種子，還必須等他到了美國留學才能生根發芽。無論如何，這個胡適在上海時代所形成的「徹底不同的新的世界觀」為何？就是我們在下一章所要分析的一個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