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盛會不歇

序章

我在一九七○、八○年代擔任記者時，曾報導拉丁美洲軍政府的種種暴行，此後，我便對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藝術家和作家回應政治與社會的方式，產生濃厚的興趣。這些文化菁英曾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保持低調，支持武裝起義或在海外發起抗議活動。雖然有人曾遭到背叛而被出賣給自己國家的獨裁政權，但他們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在一九八九年搬到巴黎後，這個議題便更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發現自己已置身在孕育積極入世的知識分子、造就具有傳奇色彩、總是準備接手政權的左岸知識分子的搖籃裡。不過，我心裡也很清楚，若要在巴黎探討藝術家和作家如何回應外在壓迫這個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其實應該針對數十年前德國納粹所占領的巴黎，而不是現在的巴黎。那麼，當巴黎陷入二十世紀最惡劣的政治處境時，它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如何面對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是否擁有不凡天賦和聲望的人應該承擔更高的道德責任？當人們失去自由時，文化是否還有可能出現蓬勃的發展？以上都是我想一一探究的問題。

當然，盟軍在二戰末期解放巴黎後不久，人們便對這類問題展開熱烈的檢討。法國臨時政府在這個時期曾下令處罰那些因為支持納粹政權、或支持納粹的魁儡政權（即維希政權）而被視為背叛祖國和同胞的藝術家和作家。不過，人們當時對通敵叛國的斷定—正如現在一樣—卻不清楚明確。是否在德國占領時期繼續工作就是通敵合作？是否作家應該為本身的主張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制裁？是否有天賦的畫家、音樂家和演員應該成為民眾在倫理道德上的表率？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便成了我撰寫本書的起點。

許多法國人認為，被德國占領的過往至今仍是法國人的禁忌話題。一些法國友人還曾警告我，這方面的詢問會招來法國人的猜疑、不安或甚至沉默以對。但我卻發現，這樣的警告與事實有所出入。自從一九七○年代初期以來，所謂的「法國抵抗運動」的神話，早已隨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帕克斯頓出版《維希法國：老衛隊和新秩序，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這本著作而破滅，一些作者也紛紛著述探討德國占領時期法國的各個面向。此外，透過美國猶太裔導演馬塞爾．奧菲爾斯的《悲傷與遺憾的事》以及法國新浪潮電影導演路易．馬盧的《通敵少年拉孔伯．呂西安》這些電影作品，法國民眾才明白，比起抵抗運動，與敵人合作以及設法自保才是更強大的生存本能。

為了撰寫本書，我曾拜訪一些親身見證這段「黑暗時期」的藝術家、作家和其他領域的人士。這些已高齡八十幾歲或甚至更年長的耆老都同意與我會面，而且我相信，他們在接受我的訪談時所做的回答，是直率而坦白的。他們的證詞已充分證明，法國人的生活在占領時期並不是一張靜止的、由某一時刻代表其他所有時刻的照片，而是一齣劇情不斷發展的戲劇，一座沒有冷場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忠誠與背叛、食物與飢餓、愛與死都找到了共同存在的空間。那條區別好與壞、愛國的抵抗者與叛國的合作者的分界線，似乎隨著事件的發生而有所變動。文化界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在那個圈子裡，首屈一指的人物在言行上幾乎跟其他的人沒什麼差別，除非出現一些與切身息息相關的問題，而讓他們無法坐視不管。他們的藝術專業還他們設定了某些具有示範作用的社會角色，因此，人們便依照這些社會角色而以更高的倫理道德標準來衡量他們。

這些從前的要角現在已離開巴黎這座舞台，但舞台上大部分的布置卻沒有改變，仍舊留在原地。巴黎的街道和建築物，其實還承載著七十年前活躍於這座城市舞台的人物們所共有的記憶。我在準備撰寫本書期間，時常感到那段巴黎的歷史與我結伴同行。只要搭乘一小段巴士路程，我就可以從伏案寫作的書桌來到我在書中所描述的地方：德意志國防軍在香榭麗舍大道上行軍，納粹的卐字旗在協和廣場上飄揚，羅浮宮的畫作全數被移走而顯得冷清荒涼，巴黎歌劇院的包廂坐滿了穿著德軍制服的男士，對於當時發生的這一切，人們既可以輕易地想像，卻也同時難以想像。至於巴黎左岸著名的魯特西亞大飯店則因為二戰而承受著雙重的傷痕：在一九四○年至四四年德國占領期間，魯特西亞大飯店是德國軍事情報局的巴黎總部，在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後，轉而充作歸國戰俘以及從前被納粹驅逐出境的人民的收容中心。然而，有些舞台布置卻已在戰後被改換：從前位於魯特西亞大飯店對面的舍爾什—米蒂監獄—對街設有這種關押人犯的設施，就德國軍事情報局而言，確實相當方便，但對它的敵人來說，卻很恐怖—已被拆除，現在原址上矗立著一座既沒有歷史、也沒有特色的玻璃帷幕建築。

我的辦公室位於巴黎第六區的王子先生街，那附近所留存的戰時記憶甚至更為鮮明：法國反納粹的人類博物館陣線曾在這條街門牌號碼30號的建物裡舉行會議；在相隔一個街區的索邦廣場旁，曾有一家專門供應德軍需求的德文書店，而且法國知名諷刺作家尚．嘉提耶—波瓦西耶當時也住在這個廣場旁邊，他所發行的雜誌在納粹占領期間還是巴黎最尖銳、最機智的刊物。如果我們往北邊走，就會發現桑莫哈街的一間小學的外牆上釘著一塊紀念牌，用以紀念「從一九四二年至四四年被逐出校園的猶太裔學童，亦是維希政府主動與殘暴的納粹共謀的無辜受害者」。行經一座小公園後，我們便來到聖米歇大道，與納粹發生激烈戰鬥的巴黎起義就發生在這條路上。此外，曾被充作德國空軍司令部的法國參議院也在附近，參議院後方則是盧森堡公園，即盟軍和德軍所進行的最後一場坦克戰的現場。為了紀念那些參與解放巴黎而喪命的青年戰士，巴黎有許多牆面都釘著這類紀念牌。每逢八月二十五日巴黎解放紀念日那一天，人們都會在這些紀念牌下擺上花束，以紀念這些年輕人的壯烈犧牲。我經常會在這些紀念牌前駐足停留，並看著刻在牌上的那些陌生姓名。有時我還會問自己，比起這些英勇捐軀的青年，當時那些赫赫有名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是否也曾展現出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同時，我也努力讓自己記住二戰期間的英國外相安東尼．艾登所說過的一句話：「人們如果不曾經歷自己的國家被外來政權占領的恐怖，便無權對那些國家被占領的人們所經歷的一切表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