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黎凡特

前言

「黎凡特」一詞代表著地理區域、對話與尋求。如同「東方」（Orient）一字源於拉丁文的「升起」（oriens），黎凡特（Levant）則源於法文的「升起」（levant）。對西歐人而言，le Levant（法文）、the Levant（英文）與il Levante（義文）都是太陽升起之處的同義詞，亦即地中海東岸之地，包含今日的希臘、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與埃及，這些現代國家從十六到二十世紀都屬於鄂圖曼帝國的範疇。

黎凡特是西方人對於東方區域的指稱，同時也暗指著東西方之間的對話，而在十七世紀穆斯林征服地中海東岸多數區域後，更代表著伊斯蘭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稱地中海東岸為「長久以來迴響著世界辯論之聲的海岸」。但此刻，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的論辯聲更加高昂。

本書透過黎凡特三個核心港市來描述這塊區域的歷史，包含士麥拿（Smyrna）、亞歷山卓（Alexandria）與貝魯特（Beirut）。十九世紀時，除了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外，它們是區域內規模最大、最富裕、也最國際化的城市，同時也最具體而微呈現區域特色。這三座城市位處地中海岸的位置，亦即今日的土耳其、埃及與黎巴嫩，讓它們立基於鄂圖曼帝國與歐洲、東方與西方之間。這些城市挑戰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刻板印象，為區域歷史帶來新視野。它們既是注視西方的窗口，也是反抗西方的發動者，更是西方戰艦的目標。在黎凡特城市的人群與市容中，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時萌發繁盛，而非難易相容的對抗命題。

士麥拿、亞歷山卓與貝魯特正位於黎凡特對話的中心。在這些兼容並蓄的城市中，同時兼具了地中海與中東、鄂圖曼帝國與歐洲、民族主義與國際化的性格，清真寺、教堂與猶太聖堂比鄰錯落，城市中也經常不見明顯的穆斯林或基督徒多數族群，這段歷史說明了為何法國與英國勢力能長久維持在區域內的存在。在分裂社會中，當政府無能提供核心服務與保護時，城市與個人便轉向外國「救星」，甚至在今日某些案例中仍舊如此。這些城市中的外國領事經常擁有與當地總督相當的權力，而後者也常在使用領事服務同時多幾句抱怨，或視情況需要向外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城市之名也反映出黎凡特對話的特質。士麥拿和亞歷山卓的名字皆淵源希臘，前者據信由希臘殖民者建城於西元前六八八年，後者則是由亞歷山大大帝建立於西元前三三一年。貝魯特之名則來自古腓尼基語中的「清泉」。相對地，偉大的內陸城市如阿勒坡、大馬士革、巴格達及開羅，則都源自阿拉伯語。除了阿勒坡外，這些城市都帶著莊嚴氛圍。大馬士革被先知比擬為天堂，巴格達跟開羅則是穆斯林哈里發的計畫性帝都，分別建於西元七六二與九六九年。它們都是政府都市，多數採穆斯林風格，與黎凡特城市的差異，一如華盛頓與紐約的區別。

這些黎凡特城市遠離首都君士坦丁堡，經常無視來自帝都的命令，通常不在省府管轄之下，性格活潑奔放、與眾不同，扮演著城市與國家、內地與港口及東西方對話的主角。城市是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第三條路線，是新世界在經濟、文化跟政治上的實驗室。比起國家的「硬實力」，城市的「軟實力」更能對居民產生影響。廣場或碼頭作為地理位置的同時，也是政治紀錄。少了巴黎的歐洲，或少了士麥拿、亞歷山卓與貝魯特的黎凡特，歷史將完全改寫。此外，若少了催生地薩洛尼卡（Salonica）這個後續篇章中也將談到的另一座黎凡特城市，我們也將無從理解催動整個區域改變的一九○八年土耳其青年團（Young Turk）革命。

多元與彈性是這些黎凡特城市的本質。它們是民族主義跟宗教藩籬的出口，在這些介於不同世界之間的城市裡，人們轉換認同就像轉換語言一樣輕鬆自然。例如在十九世紀初期，將一片廢墟的亞歷山卓轉變成國際都會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以及他的孫子赫迪夫．伊斯瑪儀（Khedive Ismail），就宣布埃及是歐洲的一部分。士麥拿的巴塔奇家族（Baltazzi）同時是希臘人、鄂圖曼人，也是歐洲人。亞歷山卓的大詩人康士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一如眾多其他城市的居民，也從諸多不同的認同及語言中擇其所愛。貝魯特的三語作家群能夠使用阿拉伯文、法文跟英文寫作。城裡部分以國際化為宗旨的學校與大學，讓士麥拿、亞歷山卓與貝魯特成為黎凡特的文化標竿城市。但這些城市也哺育出同時代裡某些最傑出的民族主義者，例如在一九一九年，士麥拿擊發了土耳其獨立戰爭的「第一槍」，而埃及建國的民族英雄納瑟（Gamal Abdul Nasser）則生於亞歷山卓。

黎凡特也是一種心理狀態，將交易置於理想之上。對中東來說，黎凡特跟黎凡特主義，相當於派翠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眼中的羅馬精神（Romiosyne），也就是倖存於鄂圖曼帝國皮面之下的拜占庭世界與態度。對希臘人來說，這意味著充滿「變動與妥協」的世界，「個人野心勝過群體渴望」，務實勝過教條。也有些人認為黎凡特人是「善變的同義詞」，其他人反而欽羨他們缺乏理想。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在一八三九年間訪問士麥拿後，喜歡上了這座城市，因為「這地方沒有無趣的崇高莊嚴」。

士麥拿、亞歷山卓跟貝魯特正符合西塞羅筆下的港都。他在《共和國》（The Republic）中認為港口城市擁有「某種腐敗與道德低落……混雜的奇異語言習俗……對於走私航海的渴求……此類地點的愉悅生活，在奢華散逸中帶來許多歡愉誘惑」。並藉此讚美羅馬不屬於這類城市。但在這三座城市，民族主義熱潮最終仍舊勝過「走私渴求」跟「歡愉誘惑」。

《黎凡特》這本書不單是三個核心城市的歷史，也反映出東西方、城市與國家對話的方式。它還是一種探尋，試圖去理解這些城市是否真的如居民所宣稱的普世化，擁有全世界渴求的，穆斯林、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共存共生的精髓。在全球化之前，它們是否就是全球化都市，就像今日洛杉磯或倫敦出現的混雜城市（mixed city）？還是說，閃亮的表面下卻是即將爆發的火山，就像二十世紀士麥拿所遭逢的災難、或貝魯特內戰所彰顯的發展。

今日，貝魯特是碩果僅存的黎凡特城市，伊斯蘭或基督教都未占主導地位，而是取決於「對等原則」。然而，不同區域都面臨推升的宗教極端激化，諸如自從黎巴嫩前總理兼國際商人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在二○○五年二月被謀殺之後，有一連串政治人物與作家遭到暗殺，以及什葉派真主黨（Hezbollah）崛起於南方市郊。這兩件事都暗示著貝魯特可能終將步上其他城市的後塵，走向均質同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