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失控的蔑視性社會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團體來撫平「政治正確」警方造成的創傷。但多虧她善用技巧指導我，又不會讓我存有戒心，我才能夠領悟並接受教訓。

我真希望經過此事之後，我能以她為榜樣，在美國各地播撒智慧的種子，最終發展成進步的民粹主義革命運動。但事實不盡然。

就在我大學畢業後的夏季，某天在游泳池邊，我朋友的男友得知我要搬到舊金山後，他表示絕對不會想住在有那麼多「同性戀」的地方。我回答：「如果男人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信心，就不成問題。」若按照一九八○年代的「性別二元論」標準來看，我的回答有十足的把握，對可悲的恐同者而言，無疑是討厭的回擊。我向他表達「沒什麼大不了」的概念，但我實際上傳達了什麼嗎？該怎麼對言詞尖銳的自由主義者表達憤恨？

我繼續以類似的格調過日子。直到二○一六年大選，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收聽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的節目，以便提醒自己：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圈子內多半是支持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白人，我們是多麼聰明、多麼優秀啊。接著，噩夢來襲了。支持虛無主義的煽動家奪走了我們僅存的民主思想，並改造成非常糟糕、粗魯又危險的真人秀。

十一月九日，天還沒亮時，我的輕蔑態度漸漸變本加厲，不只是針對川普，也是針對他的支持者。那時，我沉迷在文章、部落格及臉書的筆戰中，不屑程度達到了極點。這些人是誰？就是一群瘋狂、支持種族主義、歧視女性並持槍的蠢蛋，他們把選票投給了自吹自擂、說話冷淡又易怒的有錢騙子。這種騙子顯然會趁著他們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大口喝著非精釀啤酒，一邊接受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洗腦時，冷不防地放暗箭？

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但我認為自己只需要知道：他們是很容易被洗腦的愚鈍鄉巴佬，情願袒胸露背也不願穿上套裝；比起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的諷刺才華，他們偏好安‧庫爾特（Ann Coulter）的惡毒種族主義；愛吃肉的鄉下人並不是為了遵循原始人飲食法。他們都該帶著重大的錯誤沉入海底。

在我最需要喬恩‧史都華時，他在哪裡？我還記得，他上次感謝川普從喜劇天堂搭金色電扶梯下來，以虛榮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時，他正在模擬性高潮。

我們斥責和嘲笑了一半的人口，但誰又能責怪我們呢？我們怎麼可能不奚落他們？畢竟，我們的敵人早就因為出生地質疑主義、班加西（Benghazi）聽證會、槍械，以及怒斥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和跨性別者廁所，而變成不折不扣的瘋子了。他們太愚蠢，又有認知障礙，真可悲。講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一群可憐蟲，我們大可同情他們就罷。

還記得小布希連「核」（nuclear）的發音都不會嗎？還記得我們怎麼不小心低估他嗎？兩次吧？然後我們又低估茶黨（Tea Party）怪咖。接著，我們又低估了川普。我們確實該承認自己的狂妄，但我們更該理直氣壯──因為「紅州」土包子的愚蠢再度摧殘美國。

川普當選，使許多人感到難過、憤怒又害怕。我們每天從震驚和畏怯的情緒回過神來，盡量保護自己不受他的歹毒手段影響。通常，我們的防衛心理是以鄙視的形式呈現，融合著怒氣、憎惡及優越感。

人們面對日益寡頭政治化，並結合著軍事、監控、監獄、金融、產業的心理負擔，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更迭並不會產生多大的變化，因此百姓經常需要對當權者說出真話，以及談論關於權力的真相。然而，我們常常以文學評論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所說的「無效諷刺法」道出事實：

評定諷刺的標準相當簡單：只要不是朝著積極改變的目標，或無法鼓勵人更開明地思考，便是失敗的做法。但這不代表諷刺的方式不有趣、觀察力不夠敏銳或不滑稽，因為詼諧地嘲弄政敵可以達到既滑稽又令人滿足的效果，也可以強化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若說到諷刺，的確不起作用。最糟糕的情況是，諷刺會使心理狀態受到更大的損害，使偏見兩極化，並激起原本譴責的行為。

帕克斯批判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嘲諷方式很荒唐，但他也可能是指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及政治人物如何培養道德與知識方面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已引起保守美國人的反感。

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不只是強烈反對他們的信仰，也對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殘暴大為光火。我們靠著自以為是的高傲態度表達反對，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有誤，質疑他們的智力，並輕視他們視為神聖的價值觀──秩序、穩定、宗教、忠誠、個人主義。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但從我觀察到的事，以及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左派與右派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喬蒂‧肖克法（Jodie Shokraifard）是支持歐巴馬的勞工階級選民，她沒有參與二○一六年的大選。她講述自己在臉書看到「迷因」 將移民大隊與都市犯罪做對照，令她感到困惑的經歷。當她請臉書朋友解釋迷因時，他們譴責她是「川普腦粉」。沒人願意向她說明迷因的意涵。一個人也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比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白目還困難嗎？」喬蒂問。確實如此。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一名女子虛心請教，只可惜傲慢的「朋友」自以為了不起。這種態度很常見，導致無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溜走。喬蒂被自由派朋友排擠後，她該請教誰呢？

有一名年輕人告訴我──暫且叫他陶德（Todd）──他向來很尊敬的阿姨得知他是偏向右派的無黨派者後，就開始在臉書攻擊他。她發布長篇大論抨擊共和主義，找他的臉書朋友吵架，並要求他回應是否支持歐巴馬。他表示不支持歐巴馬，原因在於他對醫療保健及其他議題的立場，但阿姨堅持認為他的理由站不住腳，想必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關係變得疏遠，再也無法挽回，這個轉折讓他非常傷心。

美國的政治文化變得愈來愈分裂、惡毒、粗魯、殘忍又可恨。「主流媒體，」柏克萊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說：「從誤導大眾溝通的方式，賺了不少錢。」政治對話成了盲目偏袒、刻薄的嗜血娛樂，對媒體界極為有利，卻對社會極為不利。

左派分子並不是殘酷和仇恨的主要傳播者，但我們在貶低政治對話文化的價值方面是同謀者。我不認為以下這兩者在道德層面同等：（一）針對弱勢群體的可憎言論與行動。（二）針對助長或默許偏見者的粗鄙、狂妄或有惡意的言辭。然而，我認為前者盛行並不能證明後者盛行的合理性，尤其對象是美國夢在沉睡中化為泡影的低收入白人。

即使是參與左派，也會讓人覺得像參與循環砲轟隊。在二○一六年的初選期間，有些憤怒的希拉蕊支持者譏笑「伯尼兄」，而有些惱火的伯尼支持者譴責希拉蕊是「民主黨內的共用蕩婦」。

或許進步主義者認為挖苦人和沒耐心合乎情理，畢竟我們失守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速度，就像大冰原質量減少一樣快。我們的對手怎麼會不明白川普與共和黨（以及某些人認定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要逼我們跳下懸崖？

《紐約客》諷刺作家安迪‧鮑洛維茲（Andy Borowitz）指出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者懶得再啟發無知的人：

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厭倦了為傻瓜釋疑解惑，尤其是談論的問題不言而喻時……根據這項由明尼蘇達大學民意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當數百萬人因無法向傻瓜解釋清楚非常基本的資訊，而傷腦筋一段時間時，引起的挫折感已達到了極限。

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體現出人們不願意再試著與蠢人溝通，例如氣候變遷會導致棲息地嚴重破壞及駭人的滅絕事實尤為明顯。多數人表示不想再跟笨蛋浪費口舌。

我想，鮑洛維茲是在嘲笑自由主義者的優越感，但我不信我們是他譏諷的對象。川普宣布參選的一週後，這篇文章發表於網路，鮑洛維茲與史都華一樣都乘機利用川普送給諷刺作家的禮物。不過，就像帕克斯批判《查理週刊》的無效嘲諷內容，此文也煽動了原本譴責的行為。

羞辱對手是很危險的事。即使羞辱的方式既巧妙又令人滿意，卻不夠明智。蒙羞的感受參雜著羞愧和憤怒。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伊芙林‧琳德納（Evelin Lindner）形容蒙羞是「情感的核彈」。剝奪別人的尊嚴後，羞辱引起的極大傷害，會使受辱者認為有必要對欺侮者施加更大的痛苦。琳德納指出在德國、索馬利亞、盧安達、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史中，可怕的蒙羞問題不斷加劇。她學到了索馬利亞諺語：「羞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戰爭時期，言語暴力比子彈更傷人。」

大多數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與自由主義者格格不入。當我們進一步將觀點轉化成羞辱、詆毀及排斥別人時，麻煩就出現了。這些「可憐蟲」不僅蒙受可鄙的信念體系，也承受著差勁的品味、低智商及輕信。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對待呆板又俗氣的典型偏執狂，或被洗腦的福音派教徒──他們沒有抱怨的正當理由。

我們否認川普支持者發牢騷的合理性，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信奉民族主義的白人妖言惑眾，強行控制上述的不滿問題。然而，琳德納警告：「為了我們自己著想，也考量到安全，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關注所有的屈辱感受，因為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想像出來的，報復行為卻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剝奪別人的人性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別人激發我們的獸性。惡性循環開始運轉時，離心力足以拋棄支撐整個社會的利他主義推動力。

川普堪稱「蔑視之王」。他對國家缺乏積極的願景，經常藉著侮辱敵人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左派沒有持續專注在創造與傳達有效的進步議題，反而利用刻薄的推文和YouTube上的攻訐反擊，以期實現自由派英雄「徹底摧毀」或「擁有」保守政黨。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一八年的國情咨文，嘲諷地回擊川普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因此被封為「傲慢女王」。此事發生在美墨邊境牆的資金問題形成對峙時，川普的「男子氣概」遭到質疑，並被比喻成臭鼬之後。

無論川普有多麼粗魯無禮，我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表達風格，也就是選擇通往的途徑──作家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稱之為「內心深處更美好的境界」。每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妨考慮這幾個問題：尖刻的反擊能減輕我的傷痛和恐懼嗎？效果能持續多久？這樣做可以觸動別人的心，或喚起別人的痛苦，然後把我當成同胞看待？

有些人認為務必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把重視禮貌的溝通呼籲當作一種保護壓迫者的語氣管制形式，而這種形式令人反感。其他呼籲行動，包括夢想部隊（Dream Corps）的「愛軍」（#LoveArmy）計畫、革命之愛專案（Revolutionary Love Project）、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牧師的裂痕修復運動（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皆主張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的人性是延續社會正義的先決條件。「愛軍」的使命是在不使分歧加劇的情況下獲勝。該計畫要求成員致力於引導一些原則，例如「互相幫助，互不指責」、「團結起來，互不使喚」、「修補分歧」。

一九五九年，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為反戰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發表演講時，提到公民權利的奮鬥是為了對抗惡勢力，而非惡徒；最終目標是救贖、和解以及創造令人喜愛的社群。「憑著滿腔恨意和怨氣去報復，只會增強宇宙中的仇恨……人要有足夠的理智和道德觀，才能切斷憎恨的鏈條。」他說。

經過幾十年的回響，我在二○一九年的排外與歸屬大會（Othering & Belonging Conference）聽到同樣的觀點。牧師班‧麥布萊（Ben McBride）的停戰行動（Operation Ceasefire）計畫，使加州奧克蘭的謀殺率降低了四○％，並呼籲聽眾「嚴以治理，寬以待人」以及禁止排擠對手：「如果你在過程中成了暴君，抵達樂土又有什麼意義呢？」他成立的PICO加州（PICO California）組織致力於消除隔閡，而非決裂。

二○一七年，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在底特律發表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講，也引起了類似的共鳴。她省思不僅要壯大權力，還要改造權力的需求，並籌劃一些跨越不同界限的運動，避開復仇的欲望，以期召喚人們回歸人性。儘管她的演講主要與白人女性在社會正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關，我相信她闡述的原則也適用於保守主義者。

凡是抵制解放關係潛力的運動，注定會失敗。凡是認定不可能實現變革的運動，終究徒勞無功。即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追求變化。但許多人願意改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出比現狀更有吸引力的另類選擇。殖民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本位、父權制──這些體制都會毀壞人際關係的連結。我們發起的運動一定要有所不同：謀求建立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抵制拆散我們的體制，遏制恐懼和仇恨，排斥凌駕一切的權力，支持權力共享……我們要研究如何創造嚮往的世界，同時廢除不嚮往的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偏激的包容理念。有些人認同理論，卻無法或不願意遵守。信念攸關網（Faith Matters Network）創辦人珍妮佛‧貝莉（Jennifer Bailey）牧師憐憫地解釋，有些人承受的痛苦太過沉重，以至於無法豪爽地參與消除鴻溝的行動。付出的過程多多少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而這一點對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父權制或階級歧視傷害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代表我個人決定如何與那些我認為觀念有害、危險或不合理的人溝通。身為體格健全、財務穩健、順性別、異性戀、在本土出生的猶太裔白人女性，我不受川普引起的諸多威脅影響，也不想批評被壓迫者決定如何保護自己或表達悲傷、恐懼及憤怒。因此，我藉著這本書發出邀請，而不是開處方箋。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是為了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寫。他們希望能夠與數千萬支持川普及其觀點的美國人交流。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你的家人、朋友或鄰居，還有你在二○二○年夏季與秋季拜訪的選民，或觀看你的推文、部落格、臉書貼文、寫給編輯的信、競選廣告的人，以及聽你說話的人。如果你從二○一六年開始，一直在躲避川普的支持者，或帶著怒氣而受宿醉之苦，那麼你很適合讀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