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忿恨的囚徒

【前言】

我處理人際關係和社會問題的方法，可以追溯到我在心理治療方面的工作。將近四十年前，我透過一系列觀察，扭轉了我對患者精神問題的理解和治療。在對患者進行正規精神分析時，幾乎可以說在偶然情況下，我發現他們沒有如實陳述在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過程中腦海浮現的某些想法。儘管他們認為自己已確實遵守「在治療中公開所有念頭」的重要規定，而我也假設他們沒有任何隱瞞，但我發現，他們在意識邊緣仍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想法。患者幾乎沒有意識到，自然也沒有專注於這些前意識（preconscious）的想法。經過反覆觀察，我猜想他們在經歷某種情緒或興起做某事的衝動之前，通常都會浮現這類想法。
當我指導一位患者鎖定這些想法時，我發現，與更抽象的精神分析相比，這些想法以更易於理解的方式說明了當事人的情緒波動。例如，一位年輕女性在治療中浮現這樣的想法：「我是不是令他感到厭煩？」接著她的焦慮便大爆發。另一位患者會這樣想：「治療沒用，我只會愈來愈糟。」隨之陷入悲傷之中。在上述兩個案例中，思想和感覺之間，都存在合乎邏輯和看似合理的關係。我運用一種簡單的技術來捕捉這些自動出現且稍縱即逝的想法。當我判斷患者即將表現出悲傷或焦慮，或他們主動陳述有這些感覺時，我便會問：「你現在在想什麼？」患者很快學會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想法上，很明顯，正是這些想法造成了後來的感覺。
鎖定這些想法提供了足以做為資料庫的大量訊息，不僅可以解釋患者的情緒，也能說明他們的心理現象。例如，我發現患者一直在監控自己以及他人的行為。他們對自己下令以指導或禁止自己從事某些活動。當表現不如預期，內心便會湧現自我批判；當他們成功時，也會自我慶賀一番。
他們的思想主軸有助於闡明產生特定情緒的特定心理模式。例如，包括挫敗、被拒絕或失去有價值的東西等等想法（或認知），會令患者覺得被貶低，因而感到悲傷。有收穫以及自我提升的想法會帶來快樂的心情，危險或威脅的想法則導致焦慮。另有一項觀察結果與本書主題相關：被別人冤枉的想法會產生憤怒和報復的欲望，「我應該報復」和「打她沒關係」等一連串飛快閃過的念頭，最終可能導致肢體暴力的結果。
這些想法有個有趣的特質，那便是它們往往轉瞬即逝。我發現，即使是簡短而不重要的想法也能產生深刻的情緒，這令我相當訝異。此外，這些認知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出現的—患者既不能觸發也不能壓抑它們。儘管它們通常順應情勢出現，並且會反映實際的損失、收穫、危險或違法行為，但通常與觸發它們的特定情況不對等或不相稱。例如，一個容易生氣的人會對輕微的怠慢或不便大為光火，並想要重重懲罰冒犯者，但與受到的待遇相較之下，他的怒氣不成比例地高。
另一個發現也令我相當訝異，這些患者的思維錯誤（認知扭曲）有固定模式，往往極度放大有害事件的重要性，並誇大發生的頻率，像是「我的助理總是搞砸事情」或者「我從來沒有把事情做對」。他們會將明顯偶然發生的事或困難情境所導致的結果，歸咎於他人的惡意或性格缺陷。
這些患者接受他們對事情誇張的解釋或表面的誤解—這對他們來說似乎完全可信。然而，當患者學會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解釋上並審慎評估和質疑，通常就會意識到它們並不恰當或不正確。接下來患者便會充分了解自己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能改正。例如，一位容易被激怒的母親一開始便發現她對孩子的輕度違規感到憤怒，當她能夠識別並回應腦海的批判性想法（「他們是壞孩子」），轉而認為他們「只是表現得像正常孩子」，她發現憤怒不再長久持續。此後她反覆改正批判性、懲罰性思維，類似想法便較少出現了。
然而，有個問題讓我感到困惑：為什麼接受分析治療的患者沒有主動回報這些想法？明明他們不管多麼尷尬，都會嚴謹地表達每一個浮現腦海的念頭。難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意識到這些想法嗎？我的結論是，這些前意識想法與我們會對他人陳述的一般想法不同。它們是自我內在溝通系統的一部分，是一種網路，旨在提供對自己的持續觀察、對自己和他人行為的解釋，以及對即將發生之事的期望。例如，一位中年患者與哥哥的談話令他大發雷霆，儘管他全心投入這場激烈的交流，依然能夠擷取到這些不自覺跳出的想法：「我說話太大聲了……他沒在聽我說。我這是在自取其辱……他好大的膽子，居然無視我的話。我該斥責他嗎？他會害得我看起來像個蠢蛋。他從來沒在聽我講話。」患者愈來愈生氣，但後來回想這次談話，他意識到心中的憤怒不是源於爭吵，而是因為他滿腦子只有這個念頭：「哥哥不尊重我。」
做妻子的往往腦海會閃過一個念頭：「丈夫晚歸是因為他喜歡和其他男人一起出去。」並為此難過。這是她與自我的溝通。她會對丈夫脫口而出：「你從來不會準時回家，既然你這麼不負責任，我該如何為全家人準備晚餐？」事實上，丈夫和其他男人一起喝啤酒，為的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後放鬆一下。她的責罵模糊了焦點，使得丈夫和她自己都沒能察覺她心中那股被排斥的感覺。
內在溝通系統還包括了人對自己和他人的期望及要求—這被稱為「應該的專制」（tyranny of the shoulds）。認識這些指示和命令很重要，因為嚴格的期望或強迫規範他人行為，必然會導致失望和沮喪。
還有個觀察結果我也很感興趣：每位患者對特定情況都有獨特的一系列反應，並且始終對某些刺激產生過度反應，對其他刺激則不然。我能預測特定患者針對特定情況做出哪些詮釋或誤解，這些過度反應在他或她對特定情況的自動反應中非常明顯。一名患者可能慣於對某些特定情況加以曲解、以偏概全或誇大，但對其他患者會過度反應的其他情境，則沒有這樣的問題。
特定信念模式會被一組特定情境激發，從而產生想法。這些公式化思維或信念，構成一種特定的脆弱：當被相關情境激發時，它們會形塑患者對該情境的自動化詮釋。這些信念非常明確，例如：「如果有人打斷我，那就意味著他們不尊重我。」或者，「如果配偶不按照我的意願去做，那就意味著她不在乎。」信念賦予情境意義，然後在自動浮現的思維中表達出來。
我在前文提到一位憤怒的母親，她下意識地相信：「如果孩子不守規矩，那就意味著他們是壞孩子。」而傷害來自信念所產生的深層意義：「如果孩子行為不檢，那就意味著我是壞媽媽。」以偏概全的信念導致以偏概全的解釋，母親透過責備孩子來轉移她對自己負面形象的注意力，每位患者都有自己專屬的一組誘發敏感因子。
當一個人從事諸如開車之類的日常活動，也會發生類似的自動化思考和行動。例如，當我在城市街道上行駛，我會放慢速度讓行人過馬路、繞過坑洞、超越前面的慢車—這一切都是在與朋友專心交談時進行的。如果我將注意力轉移到與駕駛有關的自動化思考，我會察覺到一組非常快速的念頭—「注意那坑洞……繞過它……。那傢伙的速度也太慢了……有足夠的空間超他車嗎？」這些想法完全脫離我與朋友的談話，但卻控制著我的駕駛行為。

全新療法

我透過觀察患者有問題的想法（或認知）與他們的感受和行為之間的關係，開發了一種精神疾病的認知療法。我應用這門理論後，發現幫助患者改變認知就能改善病情。因此，我將這種治療命名為「認知療法」，透過多種方式解決患者的問題。首先，我幫助患者培養更客觀的想法和信念，方法是鼓勵他們質疑自己的詮釋。我提醒他們：你的結論是否符合事實？有其他詮釋嗎？你的結論有什麼證據？此外，我也與他們一同評估潛在的信念和公式化思維，它們是否過於僵化或極端，以致被不當和過度使用？
這些治療策略能幫助患者避免對情況過度反應。就在我制定理論和治療方式時，很高興發現了亞伯．艾里斯 （Albert Ellis）的著作。他的作品比我的早幾年問世，而且與我的觀察結果相似。我從他的著作中獲得一些關於治療的新想法，前文描述的一些治療方式，便是沿用艾里斯的研究成果。
據我觀察，這些發現不僅限於患有常見、「普通」精神疾患的人，例如憂鬱症和焦慮症。對於那些受婚姻問題、成癮困擾和反社會行為所苦的人，相同的錯誤信念也會影響他們的感受和行為。這些領域的專業治療師開發認知理論後，將理論與療法應用在各自擅長的專業領域。大量文獻研究各種形式的反社會行為認知療法，包括毆打配偶、虐待兒童、刑事攻擊和性犯罪。我們在這些不同形式的有害行為中觀察到共通點：受害者被視為敵人，而攻擊者將自己視為無辜的受害者。
我相信人在從事個人或群體暴力時具有相同心理歷程，因此我潛心研究有關偏見、迫害、種族滅絕和戰爭等社會弊病的文獻。儘管在社會學、經濟和歷史背景上存在高度差異，但它們有一個最終的共通點：攻擊者對自己有正面偏見，對對手有負面偏見，通常把他們視為敵人。配偶對分居丈夫的看法、激進分子對少數民族或小眾宗教的看法，以及士兵對從塔樓向他開槍的狙擊手所抱持的看法，它們之間的相似性令我震驚。這些人經常使用諸如「怪物」、「惡魔」或「混蛋」之類的辭彙來指稱危險的他人。當他們被這些極端思維模式控制時，對於假想敵人的評價就會因憎恨而扭曲。
我撰寫本書，旨在釐清導致憤怒、憎恨和暴力的典型心理問題，也試著闡明這些問題如何透過朋友、家人、團體和國家之間的衝突表現出來。提升我們對認知因素（解釋、信念、想像）的洞察力可以為解決現代社會的個人、人際關係和社會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在撰寫這樣一本書時，自然會面臨一些問題。有沒有新的和有用的療法？有沒有證據足以表明療法有效，而不僅僅是一種意見陳述？一九六四年，當我第一次提出認知理論和憂鬱症治療時，我不得不思考類似問題。到了一九七六年，當我進一步擴展這個理論，再度面臨相同問題。至今，我和同事已審查近千篇評估認知理論幾個特定層面的文章，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本理論和治療的經驗基礎和有效性。在這些研究中驗證的大部分假設，也構成了本書的概念基礎。
除了臨床材料，本書主要依賴臨床、社會、發展和認知心理學文獻中關於憤怒、敵意和暴力的認知知識體系。許多關於群體暴力、種族滅絕和戰爭等更廣泛問題的表述，部分來自政治學、歷史、社會學和犯罪學文獻。
本書將依序介紹連鎖概念，儘管它們都屬於同一個範疇。我首先要釐清日常生活中的敵意和憤怒，讀者可以將這個主題與自身經歷連結起來。然後我會一一闡明具有重要社會意義的主題，包括家暴、犯罪、偏見、大屠殺和戰爭。儘管這些現象與大多數讀者的個人經歷相去甚遠，但全都基於相似的心理因素。最後，關於如何運用這些見解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我會提出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