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透過書寫失衡的房屋市場，戴斯蒙欲改變我們對貧困還有底層剝削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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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房租超過薪水三分之一，我們再也無力翻轉貧窮！
∥ 哈佛社會學家花費數年，住進兩個底層社區、採訪三十多名房東、出席一千多場法庭，將美國底層的居住現狀化為八個家庭的真實報導 ∥
榮獲2017年普立茲獎！
評審盛讚：「一份深入的研究，揭示了2008年金融風暴後越演越烈的居住問題，這可說是加劇了貧窮，使貧者更貧。」
______屋況合宜、價格合理的居住環境，絕對應該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______
_______________唯有穩定的棲身之所，是脫離貧困的第一步_______________
林宗弘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專文導讀
《紐約時報》、亞馬遜書店、《出版人週刊》、GoodReads、《衛報》、《柯克斯書評》、《歐普拉雜誌》_____年度好書
尤美女（立法委員）、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李鴻源（台大土木系教授）、花敬群（內政部政務次長）、房慧真（記者）、柯文哲（台北市長）、徐世榮（政大地政學系教授）、黃哲斌（新聞工作者）、黃國昌（立法委員）、張鐵志（資深評論人）、劉美妤（媒體工作者）、蔡培慧（立法委員）_______政界、學界一致推崇
▪ 阿琳是一位單親媽媽，被房東逐出家門後，發現新家的租金得花上月收入的八成……
▪ 帶著孩子找屋住的凡妮塔處處碰壁，只能住進毒蟲與幫派氾濫的社區……
▪ 多琳一家九口窩在兩房公寓裡，當房屋漏水、堵塞，房東卻相應不理，他們決定也放爛這間房子……
▪ 拉瑪想幫房東工作以抵房租，只可惜房東卻覺得他的付出一文不值……
為了書寫貧窮的真相：是何種經濟體系聯繫起貧富兩者？貧者為什麼難以脫貧？哈佛社會學者馬修‧戴斯蒙住進兩個底層社區，花費數年，採訪三十多名房東、記錄數十萬筆驅離資料、追蹤百萬筆911電話、出席一千多場住房法庭，找到牽繫起貧富兩者的經濟體系──租屋市場。只是，他發現兩種自由在此互槓：房東想靠租金賺錢，房客希望一家能住得安全舒適。
當入的一半必須拿來繳交房租，許多家庭因為入不敷出，被迫遷徙至更骯髒、暴力、拮据的街區；而喪失安穩的棲身之所，致使貧困者失去原有的財產、遠離熟悉的街區、更因為居無定所的壓力，讓學業與工作表現失常。物質匱乏加上消極與憂鬱的心理，讓貧窮生生不息，一代傳給一代……
透過書寫失衡的房屋市場，戴斯蒙欲改變我們對貧困還有底層剝削的認識，他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化身為八個貧困家庭與他們兩名房東的故事。正如《紐約時報》盛讚本書，「不談論居住議題，我們便無法徹底正視貧窮。」書中貧困家庭的希望、難忘的驅離場景，皆提醒了我們：失去家，人就失去了一切。唯有安穩的居所，才是人生一切的根源。
目錄
導讀 驅離與居住正義：從美國經驗關照華人社會／林宗弘
序曲 冷冽之城
第一部：房租
第一章 房東這一行
第二章 拚房租
第三章 熱水澡
第四章 大豐收
第五章 第十三街
第六章 鼠窩
第七章 難過死了
第八章 四○○室的聖誕節
第二部：驅離
第九章 外送的來了
第十章 毒蟲等於免洗勞工
第十一章 貧民窟，是好物
第十二章 免洗的人際關係
第十三章 E-24車格
第十四章 能忍則忍
第十五章 妨害設施
第十六章 雪地上的灰燼
第三部：後來
第十七章 這就是美國
第十八章 用食物券買來的龍蝦
第十九章 小不點
第二十章 顧人怨的北部
第二十一章 大頭男寶寶
第二十二章 如果他們要處罰媽媽
第二十三章 寧靜俱樂部
第二十四章 地獄倒楣鬼
結語 一個家，一個希望
研究始末與回顧
誌謝
序／導讀
導讀
驅離與居住正義：從美國經驗關照華人社會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一七年四月十二日，美國知名的頂尖新聞獎項—普立茲獎，將非虛構類的書籍大獎，頒給了一本年輕社會學者的傑出著作，《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 2016，直譯為《驅離：美國城市裡的貧窮與財富》），作者馬修．戴斯蒙（Matthew Desmond）在二○○八年到二○○九年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深入採訪密爾瓦基市的貧民區，主要是一個拖車公園與出租社區，故事主軸環繞著八個貧困家庭，以及拖車公園與出租社區的房東，加上法庭與社工等政府機構，構成美國城市底層生活的縮影—換句話說，本書詳盡描繪近年美國魯蛇的悲慘世界。
近年來，公共社會學的書寫，逐漸受到學術社群與一般讀者關注（王宏仁 2016）。儘管受到學術象牙塔的保障，社會科學工作者無論對自己、對同儕、或對提供研究資金的納稅人，都應該清楚地回答，我們的研究能夠提供當代社會怎樣的省思？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科學分析，又能對公共政策提出什麼建議？
《下一個家在何方？》這本書提供了極為傑出的公共書寫典範。在本書中，馬修．戴斯蒙發現，美國在一九六○年代民權運動末期所建立的社會住宅政策已然瓦解，原因是以少數族群—非洲與拉丁裔家庭為主的社會住宅建立後，中上階級白人就會搬離該社區，稅收流失導致缺乏地方政府預算挹注，這些社區學校與治安也每況愈下，社會住宅最後多半被視為「城市之瘤」，面臨被拆除的命運。過去二十年來，美國政府對貧窮家庭補貼金額從未增加、反而開始附帶嚴格條件或「以工代賑」，所以他們多數只能依賴私人房東所提供的租屋市場，一旦付不出房租或水電瓦斯費，房東就會去法院申請強制驅離命令，而被驅離的往往是最無助的單親媽媽。諷刺的是，這些貧民區的房東及其員工，本身往往也出身於少數族裔的貧困社區，靠剝削自己族群與社區裡更弱勢的人來累積巨大的財富。由於本書的參與及觀察非常精采，值得讀者自行品味，導讀僅是提供大致脈絡，至此不再暴雷了。
新世代的社會科學傑作
本書作者馬修．戴斯蒙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學的社會科學院，除了普立茲獎之外，他曾在二○一五年獲得美國公民團體與學界著名的麥克阿瑟獎，此一獎項來自生前曾為美國前三大富豪之一、目前仍為美國第十二大的麥克阿瑟基金會，該基金會每年選出大約三十名各學科最優秀的『天才』年輕學者，給予高額獎助，而且這些學者多半與美國重要的公民團體或公共政策關係密切，可說是美國傑出青年公共知識分子的榮譽。他也是極少數在哈佛擔任助理教授之後，成功升等為副教授的特殊案例，遠在二○一○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前，馬修．戴斯蒙便已經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發表了描繪美國野外消防隊員生命史的民族誌（Desmond 2008），而且與指導教授穆斯塔法．艾米爾巴耶（Mustafa Emirbayer）合寫美國族群研究的著作（Emirbayer and Desmond 2009）。有趣的是，他此前相關民族誌期刊論文未受充分重視，直到二○一二年才登上美國社會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破天荒連續兩期刊出兩篇論文（Desmond 2012a; 2012b），是美國青年社會學者的空前成就。
近年的都市民族誌研究，深入房東與被驅離者生活世界的著作，確實相當少見。本書最終，馬修．戴斯蒙透露，他本人是鐵鏽地帶白人勞工家庭出身，而且在剛上大學之際，親身經歷過父母付不出房貸而全家被驅離的事件，導致他對可能解釋自己家庭貧困與流離失所經驗的社會學產生強烈興趣，因此申請進入美國最佳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攻讀社會學博士。然而他很快發現，芝加哥學派的城市民族誌傳統，已經是快半個世紀以前的傳說，多年以來，社會學界並沒有持續深入美國城市底層。尤其是沒人注意到他關注的房東與租客「弱者相殘」，使前者成為暴發戶、而後者深陷貧困泥沼，這是導致美國貧富差距與種族關係持續惡化的一個特殊機制。
馬修．戴斯蒙在本書展示了優秀的民族誌傳統，採取第三人稱寫作，也暗示對後現代主義人類學民族誌過度自我中心的憂慮。在本書精彩的附錄裡，作者介紹他目前持續進行的《密爾瓦基地區租屋者研究》（Milwaukee Area Renters Study, MARS），以量化社會調查方法，追蹤近一千一百個貧困家庭在密爾瓦基市的生活與居住動態，還取得該市警察局一百萬通報案電話紀錄，來篩選驅離案件，做出近乎大數據的統計分析；作者甚至使用過實驗法—利用假名進行低收入戶申請等方式，揭露種族因素對行政程序的負面影響。此外，他廣泛引用各種實證文獻，從有關營養不良影響兒童早期發展的公共衛生研究、實驗經濟學裡窮人的消費行為、美國犯罪學裡最突出的警民關係與族群歧視、到社會住宅政策對兒童教育與犯罪效果的研究，跨學門且包羅萬象。因此，本書不僅故事好看、對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千萬不要錯過研究方法附錄與註腳。總之，以都市社會學傳統民族誌為主，作者提供了非常傑出的跨學門與多元研究方法的公共書寫範本。
華人社會脈絡下的驅離
近年來，隨著二○○七年美國房地產次級貸款引爆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與二○一○年代前半，台灣房價逆勢上漲的泡沫現象，「崩世代」青年貧窮成為輿論焦點（林宗弘等 2011），居住正義也成為台灣公眾與媒體注意的重要問題之一。最近，以底層勞動者觀點討論其生活的著作如《過勞之島》（黃怡翎、高有智2015）、《做工的人》（林立青2017）等，在台灣市場上相當暢銷，然而，《下一個家在何方？》深入記錄底層民眾所面臨的房租議題，在華人社會尚未獲得充分關懷。
台灣社會大規模的居住正義抗爭，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也帶動城市社會學與批判理論城市研究之崛起，一九九○年代中期湧現一批探討都市結構、地方派系、農地買賣、都市計畫變更及房地產炒作的城市社會學經典文獻（陳東升1995；王振寰1996；黃樹仁2002；章英華2015、1995），其中少數以「非正式部門」這個概念來分析五分埔成衣與流動夜市等城市經濟活動（柯志明1993；戴伯芬 1993），亦有涉及台灣都市裡的弱勢族—都市原住民（傅仰止 1987），或是城市街友的文獻（戴伯芬 2014），與本書所呈現美國少數族群的都市隔離分析，觀點較為類似。然而，一九九○年代中期台灣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房價在二○○三年探底，相對而言，非民眾關注的社會政策焦點，城市社會學的整體發展有所停滯，研究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的園區建設與土地炒作（楊友仁、蘇一志2005；楊友仁2013），例如苗栗縣張藥房抗爭事件等，因都市更新或公權力強制徵收土地—特別是區段徵收政策，所導致少數家庭或社區家破人亡的悲劇（鍾莉娜、徐世榮2013；徐世榮 2016）。不過，除了少數論文提及高房價與生育率降低的現象（林佩萱、張金鶚 2016），與本書類似的城市青年貧窮、居住隔離與私人租屋市場亂象，迄今較少獲得媒體與學界的重視。
在中國，房地產開發已經成為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為了防止經濟衰退，寬鬆的金融政策與一線城市的限購措施，更使得房價狂飆。北京大學周飛舟（2012）等社會學者調查發現：中國地方政府幹部為了財政與個人利益勤於「圈地」，建立土地儲備中心與開發公司，以強制徵收的土地來反覆抵押貸款，使銀行與金融機構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擴大房地產泡沫與金融風險（孫秀林、周飛舟 2013）；另一方面，地方幹部與開發商壓低給農民的補償費用，壓制上訪，造成失地農民暴力抗爭（周飛舟、王紹琛2015）。周飛舟將這種地方幹部土地掠奪的後果稱為「驅趕效應」（周飛舟 2012）。至於進入城市工作、無本地戶口、薪資又無法追上房價的外地青年或民工，經常只能蝸居在一些廉價又居住品質極差的「城中村」，成為所謂的「蟻族」（廉思 2009），隨著房價上漲，這些蟻族貧民窟不斷成為地方政府拆遷與驅離的對象。目前，針對中國大陸青年蟻族的慘況，有不少描述性著作與少數問卷調查，但是與本書相比，理論分析尚有不足。
居住政策的他山之石
近年來，由於兩岸三地的房地產市場狂飆，強拆事件觸動人心，居住正義問題屢屢成為民怨的引爆點，台灣有關社會住宅建設的爭議、香港的農村保育或公屋與居屋政策如何安撫青年的不滿、或有關中國大陸戶籍與土地制度改革的討論，引起公眾關注，本書優秀的翻譯，及時提供美國學界當前倡議的政策方向。
馬修．戴斯蒙明確指出，穩定的居所，是人們建立身分與地方認同、發展互助網絡與政治結社、參與公共領域與脫離貧窮的基礎，面對美國社會住宅成本過高與融入社區失敗的經驗，作者認為政府應該採取兩手策略，一手立法壓制租金上漲，另一手提供貧困家庭限定用途的租屋卷，降低貧困家庭的租房支出負擔，如此才能如少數書中案例，保留部分收入投資於技能以逃離貧困。馬修本人身體力行，投入數個推動租屋政策改革的民間團體。雖然各國房地產市場結構與政
試閱
從小我有一名牧師父親，而四處打工的母親則是標準的勞碌命。家中的金錢從不寬裕。有時候瓦斯被切掉，母親就會在燒柴的爐子上弄晚餐。如何持家她心裡有數，畢竟她幼時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的家對門就是個垃圾場，後來甚至連舊金山惡名昭彰的福特飯店，她都「有幸」住過。她沒有自甘墮落，也希望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以奮發向上。雖然她跟我爸爸都沒有能力幫忙出錢，但她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唸到大學。我父親會以他的方式，讓我們把這點牢牢記在心田。每當我們開車經過一排彎著腰在烈日下揮汗做著「爛」工作的人，我爸爸就會轉頭問我們說：「你們會想一輩子那樣嗎？」
「不會。」
「那就要讀大學。」
而很感謝有這裡一個學貸跟那邊一些獎學金，我成功進入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那兒開車從我家溫斯洛過去要四個小時。當時我想的是當個律師，所以我選了傳播、歷史與司法等課程。在這些課堂上，我開始學習到很多事情。我開始發現這世界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爸媽、主日學老師、童子軍隊長說給我聽的美國，一個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美國，而這兩個美國彼此格格不入。貧窮滲透美國之深，蔓延之廣，真的在已開發國家中「無人能出其右」嗎？美國夢真的已經變成了少數幸運兒的專利了嗎？有了這種疑問的我開始在工作或研究之餘翻找圖書館裡的資料，我想知道美國作為我的家鄉，究竟還是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國家。
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刻，銀行奪走了我從小長大的家。一個朋友跟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回到老家，就為了幫忙我爸媽搬家。我記得那股深沉的哀傷與難堪。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一切。但或許是有某種東西開始在我內心發酵，於是在回到了校園裡之後，我發現自己竟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加入當時女友的行列，一起跟「國際仁人家園」蓋起了房子。然後我開始每個星期有幾天晚上會跟在坦佩市米爾大道上的遊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認識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們風趣，他們真心、他們苦於各自的問題。畢業之後，我感覺到一股使命要去了解美國的貧窮問題，因為在我眼中，貧窮才是許許多多問題與苦難的核心，而社會學又應該是最適合研究這一點的領域。於是我申請進入了威斯康辛大學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是麥迪遜，也就是老密爾瓦基人口中「被現實包裹住的方圓三十英里」。
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 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不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跟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那些隨便一個動作就能影響到低所得家庭跟窮困社區的富人，他們在哪兒？那些就是因為拿窮人開刀而致富的人，他們在哪兒？我納悶的是我們是不是光忙著記錄窮人如何打平收支，卻忘了問：他們的帳單金額為什麼如此之高？也忘了問他們的錢都流到哪裡去了？
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在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讓我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綁在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二○○八年五月，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了說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後來事情並沒有這樣發生（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雖然驅離沒有發生。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了下來，因為我發現那兒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的朋友。還有就是住在那兒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
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高檔」貨。除了乾淨以外，我的這個「家」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銹橘色地毯。問題是我在那兒住了四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個作家，然後他們跟拖車公園都是我書中的內容，但他們還是依然故我，無動於衷。要是我硬開熱水器，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兩英寸（約五公分）的空隙。
對我來說，民族誌是你想要瞭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要做到這樣，你首先要跟你想瞭解的族群打好關係，長時間追蹤、觀察、體驗他們在做什麼事情，包括跟他們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跟人的互動記錄下來，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說話像他們、思考像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在我「這一行」裡，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田野」裡，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現地，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說得更實際一點，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租一輛拖車，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可以對租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事情。總歸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
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事實上我很多在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驅離隊發的警告，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我人也在辦公室裡面。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了出去。她前腳回到自己的拖車，我後腳也跟了過去。拉蕊給我開了門，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了擦眼淚。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在消息傳出說我有興趣跟有遭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潘去要到我的號碼，然後自己打了電話過來。我們見過面的幾天之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了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一天早上我去赴約，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我們散個步吧。」然後他又說：「嗯，我就挑明了說吧。我當過十年護理師，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然後就什麼都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車子，我的家，全都沒了。」
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板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自己的醜事都交代了，至今仍是個謎。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租客而言，好處除了實質的東西，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心理上的好處。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心理醫生」。但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講再多又會怎樣。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史考特用頭指了指在記事板上振筆疾書的我，丟了個問題給對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阿迪亞：「馬修在這兒會讓你緊張嗎？」
「三八，不會啦，」安娜說。「我早就沒秘密了啦。」
史考特呼應說：「沒秘密加一。你懂的。什麼尊嚴，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
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中被驅離之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有一天我把這事兒說給了保全員伍哥聽，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但他逢人都叫人用小時候的綽號叫他。伍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車公園裡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他習慣穿著6 XL的特大號T恤，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
「你說你想搬出去到銀泉那邊嗎？」伍哥問，他想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市中心過渡到北邊郊區像格倫岱爾與布朗迪爾的地區。
「我想的比較是市中心，」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馬凱特那邊？」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了一句，他說的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
「不是馬凱特大學，我是想找個市中心的社區來住。」
伍哥瞇起了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那種社區的路標都是綠色的，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用藍色的路標。瞭解我想幹嘛之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口的民宿當他室友，租金含水電是四百塊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舍蓮娜與昆汀。
這間的民宿是在一棟雙拼公寓的二樓，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浴廁還有廚房。怕室友「誤吃」你食物的話，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我的房間有窗，窗上像簾子般覆蓋著厚毯。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經典冰啤」鋁罐、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腳）趾甲剪跟一台硬塑膠提箱裝著的打字機。民宿後面是條巷子，巷子牆上標記有急就章出來的「幫派弟子」塗鴉，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會像在灑碎紙花一樣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從那時開始到二○○九年的六月為止，我都以這間民宿為家。
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書。」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
「舍蓮娜，我有點希望能當你的徒弟，」我說。怕她不懂，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
舍蓮娜非常配合。「我答應你，」她說。「就照你的意思。」她熱愛她的工作，也以這份工作為榮。她希望外界知道「房東的辛苦之處」，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腳步想想房東在幹嘛。
我開始使亦步亦趨地當起舍蓮娜的昆汀的影子。這之後他們不論是買新房子、篩選租客、把阻塞的汙水管道通好，還是遞送驅離通知，旁邊都有我的一雙眼睛。這跟我當托賓與連尼的跟屁蟲是一個意思。經由舍蓮娜，我認識了阿琳、拉瑪跟辛克斯頓一家。然後透過阿琳，我認識了克利絲朵，透過克利絲朵我認識了凡妮塔。孤單的多琳很開心我願意坐下來跟她聊天。在我捲袖子幫忙粉刷派翠絲的舊公寓之後，拉瑪跟我之間也開始有「融冰」的現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瑪「破冰」成功，是因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麼說在大學時代當消防員時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算是比較棘手的案例。起初她拒我於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釋書的時候她會一聲不吭。等我想說點什麼來避免冷場了，她又會打斷我說：「你不用一直講個不停。」她最擔心的事情是我是兒童保護局的臥底。「我不喜歡跟你講話，」阿琳在我們剛認識時的某次交談中提到，「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怎樣，而是因為我過去發生的事情。我跟（兒福）體系交手的歷史太久，搞到我現在誰都不相信。」對此我回她說我了解，然後我拿了些自己以前出過的書給她看 – 經驗告訴我要在車上放一些自己的舊作，遇到這種想爭取信任的時候會非常好用。這之後我開始用非常漸進的速度跟阿琳互動，包括規定自己每次會面時的問題不能太多。
其他人以為我不是警察，就是議員派到拖車公園的「特務」。還有些人想說我是毒蟲或嫖客（在民宿裡，伍哥跟我有過些性工作者的室友）。舍蓮娜會介紹我是她的助理，而對托賓來說我什麼都不是。
有些租客懷疑我跟房東串通，有這想法的人會對著我說房東是「你的朋友」。不止一次，他們曾想聽我親口說出他們的房東有哪些不是，像拉瑪有一次就逼著我承認舍蓮娜是「土霸王」。我一拒絕，拉瑪就給我貼上了「房東同路人」的標籤，指控我是她的眼線。有些房東會拒絕談特定租客狀況的細節，或者會反過來要我對特定的案例發表意見。對此我的一貫立場是盡可能不插手事件（雖然我下面會講到我曾兩次「破戒」），惟房東往往會逼著我選邊。就我所知，我惟一一次「公親變事主」，對案件造成了影響，是舍蓮娜一再問我她應不應該打電話給郡治安官去告阿琳的狀。我被問到最後，只得擠出了一個「不」字，而舍蓮娜也果真沒這麼做。舍蓮娜後來跟我招了說：「要是沒有你的那聲『不』，講真的，我執行令狀應該已經給它申請下去，在現場等郡治安官大駕光臨了……要是你沒插手，阿琳那傢伙應該早玩完了。」總之阿琳因此沒讓老鷹搬家收走她的東西，而可以把身家存放在大眾倉儲，只不過最後東西還是因為欠款而被當成廢棄物處理。
一段時間後，租客跟房東都慢慢接受了我的存在，繼續過他們的日子，真要說他們也那麼多閒功夫管我。我會跟著房客去驅離法庭，開庭時我會坐在他們的身邊；我會幫忙他們搬家，會跟著他們去到收容所或荒廢的房子，會幫忙看孩子，跟他們吵架，睡在他們家。他們不論是上教堂、去心理諮商、出席匿名戒酒會例會，參加告別式、迎接新生命，我都無役不與。這當中我曾跟著某家人去到德州，也跟著史考特去了愛荷華州。人跟人相處久了總會有感情，於是我們之間產生了某種姑且可稱之為信任感的東西，只不過就算是信任，這也是一種極其脆弱與充滿條件的信任。事隔多年再見，阿琳還是會在某個沉默的瞬間問起我是不是在替兒童保護局工作。
前面說過我搬到北區的決定讓伍哥一時間無法理解，但真正為此感到不安的事我拖車公園的鄰居們。我把這事兒跟拉蕊說的時候，她幾乎是用喊的說：「不不不，麥特，你不知道那裡有多危險。」畢可也在一旁「附議」：「他們那兒可不買白人的帳。」
不過實際上，白人在貧民窟裡還是享有一些特權。比如說明明兩宗獨立的槍擊才剛在我的門前發生，警察對於我的作為還是比較客氣而且速戰速決。後來我看著一名警官把巡邏車開到阿琳大兒子傑傑的旁邊，他說話的口氣馬上變成：「老兄，你怎麼這副德性！」（傑傑有學習障礙，所以走路慢，說話也慢）。我走出公寓想看個清楚，那位警官往我這兒看了一眼，隨即驅車離開。話說要不是他看到現場有一個白人男性手拿記事板，很難講事情再來會如何發展。
像這樣的場面是常態而非例外。就拿克利絲朵跟凡妮塔跟第十五街那位歧視人的房東來說，雙方交鋒時我人就在外頭的車上顧凡妮塔的小孩。克利絲朵跟凡妮塔一回來，就立刻向我轉述了事情的經過。我從出租招牌上抄下了房東的電話號碼，然後隔天打了通電話過去。我跟男房東約在跟克利絲朵、凡妮塔一樣的地方，然後我月收入報一千四百美元（跟凡妮塔跟克利絲朵加起來一樣）。我另外說自己有三個小孩（跟凡妮塔相同），還說我想租有浴缸的房子。聽完房東說他有另外一間房子要租，甚至還開他的紳寶載我過去。我向民間組織公平住房委員會檢舉了他，但對方收受完報案也沒有下文，電話也沒有回我一通。
市中心的朋友對我算是「呵護備至」，生怕有人會欺負我。像拉瑪會飆罵他身邊那群像他兒子似的「猴囝仔」：「鬧夠了沒！」，意思是叫他們不要再跟我要錢了（雖然只是一美元）。有一天在民宿，樓下一個叫Ｃ.C.的鄰居問我有沒有幾塊錢可以借她，她要買垃圾袋。我給了她，然後不以為意地回家接著寫稿。但這事兒讓伍哥的年輕姪女，也就是當時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凱莎（Keisha）給看到了。她盯著C.C.離去，然後自稱看到C.C.打電話給藥頭。我對這情形並不清楚，一會兒也就自顧自買東西去了。伍哥回到家，從凱莎那兒聽到這個情形，就立刻氣沖沖地打了電話給我。「麥特，你不准再給她一毛錢了！」他劈頭就說。「他們覺得因為你跟我們不一樣，因為你不出身這附近，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揩你的油……，我這就他媽的去樓下叫他們把錢還你。」
「那個，伍哥，是這樣……」
「就這樣了，麥特。」
伍哥掛上了電話。我不知道他後來跟C.C.說了什麼，但總之我回到家之後，C.C.在門外有事找我。這會兒她的打扮是假髮、七分褲、遮不了多少肉的削肩小可愛，還有綁帶多到像羅馬鞋的高跟鞋。她把錢還給了我，而我並沒多問錢是怎麼來的。
我感覺心如刀割。「你太保護我了，」上樓之後我這麼跟伍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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