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100年前的中日韓（1）文明‧風物篇：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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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今日我們對於鄰國的歷史，持有怎樣的態度呢？對於中國歷史，我們透過教科書對其有一定的認識，但對於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日本及朝鮮歷史，又了解多少呢？對於日韓兩國的近代史，我們又有多少關注呢？
筆者在長期比較研究東亞歷史過程中，對中日韓三國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文化、藝術、社會、風俗、民眾的日常生活等方面進行劃分，並以特寫予以還原。本書共分三冊，第一冊《文明‧風物篇》、第二冊《人物‧思想篇》、第三冊《政治‧軍事篇》。
筆者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再發現、再思考對我們而言不太了解或者已隨風而逝的歷史場面。擺脫單一國家歷史觀點，以多國、多層次的視角，省察整體的歷史環境，重新審視東亞近代史。
目錄
作者前言 011
1. 文明「中心」和「邊緣」的交替 013
2. 100年前的留學日本熱 015
3. 「白話文」的誕生 018
4. 西方人眼中的東亞三國人的面孔 022
5. 日本人蔑視中國人的風潮 025
6. 近代「時間」意識的產生 028
7. 獲得解放的近代的屁股 031
8. 近代日本人是如何學習中文的？ 034
9. 豆腐和辛亥革命 037
10. 近代的「身體」是怎樣煉成的？ 040
11.「新女性」粉墨登場 043
12.「戀愛」的發現 046
13. 百年前日本人到中朝旅行的風潮 049
14. 所謂「性欲研究」的學問 052
15. 近代公園－－殖民地文化的移植空間 056
16.「民族」這個單詞的誕生 059
17. 近代亞洲「學知」的熔爐－－日本 062
18. 近代國旗設計背後的歷史文化 065
19. 從「文明開化」開始的日本人的肉食 068
20. 近代中日研究領域巔峰之作 071
21. 百年前中國人發現的「日本文明」 074
22. 女人的腳－－裹足及「天足」 077
23. 東亞近代美女的誕生 080
24. 席捲西方的「日本浪潮」 083
25. 100年前西方人所寫的中國國民性論著 086
26. 中日韓三國火車的命運 089
27. 中日韓三國「文人」和「武士」的行為方式 092
28. 鹿鳴館－－文明開化之花 095
29. 100年前預測的上海萬國博覽會 097
30. 中國近代最初的女留學生 099
31. 日本殖民地時期朝鮮人的日常生活 102
32. 奠定朝鮮新文學基礎的《新約全書》 104
33. 朝鮮末期的社會真相 107
34. 婦女第一次開始有名字 110
35. 近代上海的朝鮮人 113
36. 近代上海的日本人 116
37. 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 119
38. 100年前日本人對中國的「訪書」活動 122
39.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在朝鮮的日本人 125
40. 「人種改良」成立嗎？ 128
41. 無窮花三千里華麗江山 131
42. 祭祀敵國犧牲者的日本傳統 134
43. 「支那」的百年歷史 136
44. 「春宮畫」裡的近代風 139
45. 近代中國精英階層的「出逃」 142
46. 近代日本的書道和中國 145
47. 近代後宮生活 148
48. 紫禁城的黃昏 151
49. 泡菜是如何在日本流傳開來的？ 155
50. 近代「中國」意識的誕生 158
51. 從白衣到西裝 161
52. 咖啡文化的芳香 163
53. 近代北京和上海的對立競爭意識 167
54.《點石齋畫報》中令人驚異的世紀末中國社會 170
55. 「新小說」的黃金時代 173
56. 近代新聞出版業的誕生 175
57. 韓國的報紙和日本 178
58. 百年前的日常用品都有哪些 182
59. 近代文明的面孔－－廣告 185
60. 花鬪、名片以及賀年卡 188
61. 百年前的漢城是如何轉變為近代城市的？ 191
62. 近代漢城市內的日本人街區 194
63. 近代殖民地城市－－香港 197
64. 《論語》和算盤 200
65. 近代中國的海外移民熱 203
66. 「國語」和近代東亞 206
67. 近代日本的「中國通」 209
68. 近代中韓兩國留學生的日本體驗 211
69. 近代「漫畫」文化 214
70. 國民與「明太」 217
71. 近代日本的「恥部」－－女性為國賣春 220
72. 百年前的海嘯與日本 223
73. 近代名士與「豬尾巴」 225
74. 近代的紀念碑 228
75. 近代朝鮮的博物館和美術館 230
76. 成為「東洋文庫」基石的莫理循收藏 232
77. 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街－－神田神保町 235
78. 近代中國的南北文化論 237
79. 百年前的中國人是如何認識日本人的？ 240
80. 百年前的京師大學堂是如何講授
近代西方科學的？ 243
81. 近代中國語、韓國語中的日語單詞 245
82. 浸滿淚水的「關釜聯絡船」 248
83. 說說鴨綠江鐵路大橋 251
84. 漢文實力即為國力 254
85. 租界再發現 257
86. 近代朝鮮的學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259
87. 法國人寫的《韓國書志》 262
88. 「日本鬼子」的形象是如何產生的
序／導讀
作者前言
回顧歷史，近代東洋（東亞）的文明發展，是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開始起步的。中國和韓國、日本立志於西洋的近代化，開始了一場類似於龜兔賽跑的競爭。不幸的是，日本帝國通過明治維新，率先實現了西洋近代化。隨著這一力量的侵入，東洋近代史的格鬥正式展開。
近代東亞的文化、思想、社會，在這一幸與不幸的歷史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在建構壓制、抵抗及適應的多層版圖的同時，逐漸形成其明暗面。如文明史學家所說，從地緣政治學上講，介於大陸和島國夾縫中的朝鮮半島，是遭受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般的慘痛，並在一系列變化中立於歷史之中的。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種教訓。」這一古訓至今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從這一視點出發，通過重新審視、重新揭示亞洲近代的明與暗，重新發現和思考不被我們充分了解的近代史，這對生活於21世紀的我們而言，都是一件極其重要，且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
什麼是歷史呢？歷史正是以堅韌的紐帶，把昨天連接起來的今天。但是，我們今天對於100年前的近代史，持有怎樣的態度呢？對於中國的近代史，我們通過學習教科書中的知識，對其有了一定的認識，可對我們民族自身的近代歷史，我們又了解多少呢？另外，對於具有密切關聯的鄰國－－日本的近代史，我們又有多少關注呢？
此外，我們透視歷史的角度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這一點尤其令我感到焦慮。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擺脫單純的二分法思維方式的桎梧，而採用一種更為溫和、更為多樣化的視角。巧合的是，所謂歷史，並非是根據某種特定性的目的論、認識論展開的。歷史也是將個人和民族、集團社會、國家糾纏在一起，在穿越時空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所以，在歷史中，我們和他者、此方和彼方，要麼在彼此影響過程中形成和諧關係；要麼與此相反，彼此反目成仇，進而在格鬥過程中形成極其複雜的形態。因此，歷史這一巨型連續劇的主人公，總是由自我和他者構成，是一種複合的形態。
那麼，他者成為鏡子，並起到照出我們真實面貌的作用，這本身是否就是歷史的真實面貌呢？
「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比較、回顧100年前的中國、韓國、日本，也是反觀我們自己的好方法。
筆者在長期比較研究東亞歷史過程中，試圖在該書中以類似於MRI（核磁共振成像）的方法，對中日韓三國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文化、藝術、社會、風俗、民眾的日常生活等方面進行切分，並以特寫鏡頭予以還原。
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對我們曾經不太了解的，或者已經隨風而逝的歷史場面，進行再發現、再思考。通過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已逝的近代史的光明與黑暗，同時也能感受到溫和而又冰冷的近代史的體溫。
筆者所希冀的是，擺脫單一國家歷史的視角，並以多國的、多層次的視角，省察我們和我們周邊的歷史環境。
本書中文繁體版共分三冊，第一冊《文明‧風物篇》、第二冊《人物‧思想篇》、第三冊《政治‧軍事篇》，由臺灣大地出版社出版。
試閱
1. 文明「中心」和「邊緣」的交替
在解讀東亞歷史時，筆者發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文明對中國文明的生成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換句話說，東亞的文明中心，從中國轉移到了日本，形成了文明史上的大轉移。進入近代以後，尤其是在嘗到了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苦酒以後，大清帝國這頭沉睡的雄獅開始甦醒。這是因為大清帝國刻骨銘心地認識到：「日本在文明方面已經超越了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不僅是洋務運動的領袖張之洞、李鴻章，就連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也都異口同聲對日本文明讚歎不止，並大力主張學習明治維新以及西方文化思想。
近代東洋史學方面最博學的大學者內藤湖南（日本近代漢學的重要學者，日本漢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也認為：無須那聳人聽聞的「東洋文明中心轉移說」推波助瀾，中國近代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知識份子、教育家等已經陷入「中國已從東洋文明的『中心』地位，沒落到邊緣地帶。」的危機之中。由此發起了洋務運動。時間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1920年間。我們絕不應輕率地評價當時日本留學熱的歷史事實。所有關於「國民國家」、「近代性」言論和思想，都是在那一時期通過留學日本，被中國吸收的。最近中國年輕學者也不得不公開承認：「近代日本文化，對形成同時代的中國文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原因也正在於此。
內藤湖南曾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鹵水』，所以才像有了『豆腐』那樣誕生了中國文化。」這與中國當代年輕學者的言論一樣，說的都是同樣的狀況。
將漢字作為共同用語，在中國延續了4000多年的漢族的歷史自負感，確有驚人之處。但是，漢族知識份子一時還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落後於一向被他們視為「極東」地區的邊緣小國－－日本文化，被迫退居到東亞文化的邊緣地帶。漢族知識份子的自豪感，不會輕易承認這樣的事實。但歷史卻也不可能僅憑這樣的自豪感向前發展。
縱觀中國的悠久歷史，雖然漢族以漢字敘述體系為優勢，構建了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卻總是被不及漢族人口5%-10%的異族（少數民族）的征服，從而被置於文明邊緣。這種實例不止一二。
最少被漢文明同化的蒙古民族創建的蒙古帝國，並非「只識彎弓射大鵰」。最近，世界蒙古學研究者最近發現，當時，佔領了世界上廣闊領土的蒙古帝國，其實也促進了世界化，同時也曾是世界的中心。因為他們擁有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訊傳遞系統、紙幣、護照等尖端的技術和金融等系統。
漢學者通常言及的是漢文化如何給邊疆民族帶來文化方面的恩澤，但卻絕少提及他們為何要吸收漢文化的事實。關於這一點，他們或者是無視，或者是尚未認識到。這是否也是一種心理上的「鎖閉者」，而且還安於文化邊緣人地位的做法呢？
可是，直到步入近代，日本才作為周邊民族，第一次給中國帶來巨大衝擊，而中國也第一次從鴉片戰爭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機。這一切，都是從日本這一「邊緣」島國的逆襲開始的。
1860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加速實現了西洋化。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治」這個辭彙，卻來源於中國古典《易經》中的段落：「聖人南面聽天下，向明而治。」如果沒有中國這一文明「中心」，也不可能會有日本這一「邊緣」，以及明治維新以後的飛躍。
在此，我不得不言及福澤諭吉著名的《脫亞論》。他在這篇論文中，用「亞洲的痼陋」、「古風舊習」、「儒教主義」、「陰陽五行」、「仁義禮智」、「外見之虛飾」等用語來形容日本應該脫離的亞洲（中國和朝鮮）。這雖然是在指當時朝鮮的開化遭遇慘澹挫折的狀況，但卻明確指出，如果不脫亞入歐，日本也會像朝鮮一樣滅亡。從此以後，日本開始匆匆邁開脫亞入歐的步伐，並在西方式近代化方面獲得了成功。日本就是這樣把中國文明作為一個踏板，實現了自己的飛躍。
「日韓併合」、辛亥革命已經過了100年，但是，縱觀今天的東亞情勢，日本領先，而中國、韓國落後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
一直以來被日本人視為落後的中國，不知何時已然實現了近代化，並重新奪回了失去百年以上的文明中心地位。
歷史是否就像是一座水車，在不停地旋轉交替。由日本領導的亞洲「近代的優越」性，現在正在慢慢土崩瓦解。對於這一現狀，日本當代漢學研究領域的泰斗、東京大學教授溝口雄三（1932-2010，著名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在其著作《中國的衝擊》中向日本這樣敲響警鐘：「我在此使用『中國的衝擊』這一命題，是以其自鴉片戰爭以來，即『西方的衝擊』為沉默的前提的。」他指出，中日兩國的西方化（近代化）過程，並非是時間上的前後差異，而在於兩者在近代化過程形態上的差異，進而斷言中日間的優劣關係將被顛覆。
東亞文明的「中央」和「邊緣」，在以百年或百年以上的單位進行交替的過程中，超越了文化上的「優劣版圖」概念。其中隱藏著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亞洲的更為多元、複雜的豐富史詩。
2. 100年前的留學日本熱
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即1896年農曆3月，13名中國留學生被派往日本。時任清政府駐日公使委託西園寺公望（1849-1940，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日本在明治到大正時期、戰前的政治元老）代為照顧這13名中國留學生。西園寺公望又將這批留學生交給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安排入校學習。
這是近代史上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日學生，從此開啟了中國人留學日本歷史的新篇章。其實，在1862年前後，在中國留學生先驅者容閎的建議下，清政府曾於1872年向美國派出了120名學童。但在此後的1880年便中止了這一計畫，留學運動也遭到了挫折。
熱情迎接這13名中國留學生的嘉納治五郎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柔道高手，曾培養了黃興、魯迅、陳獨秀等中國現代史上的巨人。
此後，陸續有中國留學生像洪水般湧入日本。1902年有500名，1904年有1300名，而在1905年廢止了科考制度以後，留學人員急劇增加到7000名。在1906年，則遞增到驚人的7285名（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記載為8600名，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則統計為12000名）。
這在當時，是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的大規模留學浪潮。1896年至1906年這十年間，僅東京一處，便有弘文學院、成城學校、東京東文書院等多達20多家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日語學校。其中，唯一一所接收中國女留學生的實踐女子學校是由下田歌子創辦的。這一舉措，也翻開了中國女子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值得在此一記。這些留學生在日本不僅能夠學到無法在國內學習的日本語、數學、理科、體操等方面的新知識，同時也學到了經濟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近代教育體系，進而熟悉了建設「國民國家」所需的「國民教育」觀念。
在日本學習的留學生當中，有無數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偉人、巨匠。不妨簡單羅列一下這些人物名單：陳獨秀、李大釗、蔣介石、周恩來、董必武、魯迅、郭沫若……除此而外，雖沒有在日本留學，卻曾逃亡日本，或者受到日本援助、通過日本的書籍在思想上受到深刻影響，並與日本保持緊密聯繫的人物更是數不勝數。如，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等。
其中甚至還應算上毛澤東。毛澤東自己曾說過的話，也對此提供了佐證。日本親中知識份子竹內實在其主編的《毛澤東集》（1871年出版）中稱，毛澤東在1960年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一行時曾這樣說道：「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日本是領先於中國的。我是從日本購買馬克思主義著作，並用日語學習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寫的書，至今還是我們的參考書。」
可是，100年前的中國，為什麼在尋求西歐化道路的同時，卻選擇了並不屬於西歐的日本作為留學目的地呢？這是因為日本在亞洲不僅首先實現了西歐化，此外，另一重要原因是，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文化上，日本都是中國的近鄰，所以相對而言，留學的成本更為低廉。
著名教育學家、洋務運動領袖張之洞作為最熱烈提倡留學日本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勸學篇》完全可以媲美福澤諭吉的同名著作。該書作於1898年3月，僅10天時間內，便第三次印刷，在中國售出了200萬冊，可謂是一本最暢銷的書之一了。
在書中，他這樣寫道：「談到留學，東洋（日本）要勝過西洋。其理由為，距離近，能節省經費，因此可以大量派遣。」「留學一年，相當於讀五年洋書；在外國學堂學一年，要勝於在國內學堂讀三年書。」
清政府和知識份子，在同時思考留學日本的緊迫性和實用性，並將其視為科舉考試，積極實施留學政策。而日本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層次，對中國和朝鮮留學生表現出同樣的熱情。之所以如此，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考：「如果大清帝國能夠實現近代化，對抗西歐列強，那麼無論是對整個東洋還是日本來說，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朝鮮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始於1876年，要早於中國20年。那一年，朝鮮政府派往日本的紳士遊覽團與留學生一同前往日本。與劉大致、魚允中一行同時抵達日本的兪吉濬（25歲）和柳正秀、尹致昊（16歲）等人作為留學生留在了日本。他們住在福澤諭吉的家裡，並在慶應義塾（也稱慶應大學或慶大，乃日本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所創建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學，仿照英式教育風格，慶應大學以學術自由及校園內蓬勃發展的活動著名）留學。其中，兪吉濬為韓國留學日本的第一號人物。後來，他和金玉均一同成為甲申政變的主角，被後人稱讚為韓國近代史上的大知識份子、政治家以及實業家。
進入1880年代，朝鮮開始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學生。這些留日學生，在韓國近代化進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1884年12月，在甲申政變以前，金玉均曾三次前往日本，最多一次曾送去60多名留學生。孫秉熙在逃亡日本之際，也曾帶去數十名留學生；而在朝鮮被日本強佔之前，崔南善也是公費留學生之一。其中成為知識份子、作家、詩人的有李光洙、李仁植、鄭芝溶、吳相淳、尹東浚……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構成了韓國近代的「日本留學精神史」。日本《外務省記錄》等各種資料表明，韓國留日學生情況如下：1910年併合時為420名，1920年初為2000名，1930年代為5369名。到了1940年代初，則達到了29427名的頂峰。
中國和韓國在近代大量派遣留日學生，對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本身也是中日韓三國「近代史」的縮影。在過去了100年後的今天，留學日本的熱潮依然如火如荼，當然從品質和權利方面都比百年前有所下降，但具體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可能也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3.「白話文」的誕生
1910年8月16日，「中國號」郵輪從上海起航前往美國。乘坐這艘遊輪的70多名中國年輕留學生當中，有一個伶俐俊秀的小青年，他就是胡適。
抵達美國後，胡適進入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5年，胡適考上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世界上著名的哲學家杜威。1917年歸國後，就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與魯迅不同的是，並沒有在同為漢字文化圈的東洋留學，而是在西洋新生共和國美國的西方文明海洋中，度過了他的青春年華。
魯迅和胡適這兩位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做出罕見功績的文化巨匠，無論在性格，或是在思想、人生道路方面都各不相同。但在二者之間，至少在如下兩點上是一致的。第一，他們兩人都是超越了文化範疇的「世界人」；第二，作為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二人都是近代中國白話文的鼻祖。胡適在美國和美國學生一起接受了西方近代文化教育，發現了中國文言文存在的致命缺陷：無法如實表現事物原貌。胡適認識到，以漢朝以來的古漢語和語法為基礎的文言文，雖然在傳統形式上的修辭、辭藻方面具有很強的表現性，但在大眾傳播意義上的傳達、表現方式以及功能方面，卻十分脆弱。
胡適發現，要想變成一個國民國家，就應該像美國的近代英語體系一樣，需要一種言文一致的口語文。於是，他開始援引歐美的進化論，提倡改變中國的傳統文言文，創造一種新的語言，即新的國語形式。顛覆「士大夫階層＝文言文，平民階層＝白話文（即口語）」這一傳統語言價值結構，使其進化為一種新的口語形式，即國語－－這是青年胡適史無前例的大膽構想。
胡適於1916年執筆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於第二年的《新青年》雜誌上。這是宣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此後，1918年5月，魯迅創作的中國近代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從此開始，中國的近代「中國語」（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體系）正式誕生了。
當然，受到1913年日本的國語改革影響，教育部在廢止了作為文言文士大夫語言傳統之象徵的科舉制度，隨後召開了讀音統一會議，試圖以北京話為基礎，制定漢語標準。如果沒有胡適和魯迅的理論指導，近代中國語的誕生顯然會大大推遲。
1920年，胡適出版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一部白話文詩集《嘗試集》，以實踐自己的白話理論。魯迅的白話文實踐，事實上早在日本語的影響下開始了。
所有魯迅研究學者，針對他的日本留學生活，似乎都局限於思想或文學方面，來考察他和日本之間的聯繫。但魯迅和日本語，以及由此引發的魯迅白話文體之間的相互關係，卻多有欠缺，或一概視而不見。根據筆者研究，留學日本時期的魯迅，已經領悟到：相對於中國的文言文，中國應該選擇一種類似於近代日本語的文體，以使大眾更易於理解和接近。
在閱讀魯迅全集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使用的表現形式、單詞、語法等，存在著大量日本語因素。日本語不僅是魯迅觀察世界的強有力的手段，同時，日本語也成為魯迅文學與思想的血肉。魯迅留下來的藏書當中，日本語書籍佔有很大的比重，這一事實，也可以從側面證實這一點。
魯迅和他的前輩梁啟超，一致認為日本的新小說、文體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並通過1920年創刊於橫濱的《清議報》反覆提倡。其背景也是因為他們同樣認識日本語。所謂文化交流，本來就不是單向進行的，而是像密集交叉的道路那樣相互流動的。這是文化交流的特徵之一。直到近代以前，一直都是向日本傳授文化的「師徒關係」，發生了逆轉－－中國開始接受日本的影響。
透過留學日本，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的日語漢字、語言等，在中國至今還在沿用。有一項統計資料表明，在社會學、哲學、科學等領域，這一比例多至70%以上。根據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1915年出版的《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以及1958年由高名凱、劉正琰、共同編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和王立達著《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辭彙》等資料，近代中國語在語言、文字、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法律、風俗、軍事以及日常用語等幾乎所有領域，都受到了日本語的極大影響。歷史、民族、國家、宗教、信用、自然、侵略等辭彙，也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此外，帶有「化」字的組詞方式，如民主化、革命化、近代化、機械化、科學化、世界化等也都是從日本引入的。帶有「性」、「式」、「型」、「觀」、「力」、「界」、「的」等的組詞方式和辭彙，也都是日語形態。中國和韓國曾因為日本的新名詞、新潮語所佔比重過大，甚至將其名之為「倭色語」予以警惕。清朝末期的開化派張之洞，對此曾在一份文件中寫道：「不要使用新名詞。」可是其手下的學者辜鴻銘卻指出，「『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這個用語本身就是新名詞。這是從日本引進的，張大人。」說完兩人相視大笑。
眾所周知，孫中山曾數次發起反清起義。當時他把自己領導的起義稱之為「造反」。有一天，他的部下陳少白看到日本報紙上的一則報導上寫有「支那革命黨孫文」等字樣，便將它拿給孫中山看。孫中山看罷，有感於日文表現的新奇，拍手叫絕：「好啊！從今以後，不叫『造反』，而要叫『革命』！」
在近代韓國語（朝鮮語）的形成過程中，大量日本語中的新名詞、新潮語，同樣成為其血肉，其規模和程度遠遠超過了在中國語中佔有的比例。這一點恐怕尚未廣為人知。
中國的朝鮮族，至今還在沿用「벤또」（餐盒、盒飯）、「리어카」（手推車）、「 앗싸리 」（乾脆）等日本語。而且在使用過程中完全當作是自己的語言，沒有絲毫的排斥心理。事實上，這些辭彙已經成為朝鮮語的固有語言成分。
當外來語被引進，並成為我們日常用語而固定下來，便意味著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和血肉的組成部分。如果說單詞是一種包含著文化內容的象徵物，那麼這些單詞本身同時也和一個民族莊嚴的文化一起，成為規定該民族思考方式和行動方式的精神財富。
4. 西方人眼中的東亞三國人的面孔
在100年前的近代化過程中，西方人是如何認識、描寫中日韓東亞三國人的面孔的呢？經過18-19世紀，西洋繪畫創造了明暗法和遠近法，並將其運用於搜集異民族資料領域。被用於資訊收集領域的繪畫所起到的作用，相當於今天的照片、攝影、航拍等資料。
繪畫的種類繁多，有素描、銅版畫、油畫、水彩畫、漫畫、連環畫等。這些繪畫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必須的手段，以將異國事物或人物的表情、輪廓、動作，以及風景、建築物、風俗習慣等形象化，便於他人理解和記憶。
通過產業革命，實現了新的飛躍、並建構了先進國家的西方，開始要求非西方社會也接受自己的文明體系。正如薩伊德曾經尖銳地提出的批評那樣，他們用一種傲慢的「東方式」的目光，輕蔑東洋，並將其對應於自己過去的某個歷史節點，從而視其為某種劣等形象。
13世紀的馬可波羅、16世紀的利瑪竇等人之後，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期踏上東亞土地的西方傳教士們的記錄中，也多有記述相對於當時的西方來說十分落後的中國、日本、朝鮮的形象。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中國在他們眼中是什麼樣的。傳教士阿瑟‧史密斯的經典著作《中國人的性格》（又譯《支那人氣質》）中，作者分析、羅列了多達22條中國人的劣根性。有時甚至還將中國人比喻為熊或者蜘蛛類的動物。「骯髒無知、未開化」的中國人形象隨處可見。與中國人稱西方人為「洋鬼子」、稱日本人為「東洋鬼子」的說法形成對照的是，西方人把中國人視為「豬」。這是當時典型的意識形態格局。他們把清朝國民的辮子鄙視為「豬尾巴」。在西方人的眼中，「清朝人」的典型形象具有這樣一些特徵：他們臉色發黃，細長的眼角上翹，看上去十分狡猾，都有標誌性的齙牙……
我們再來看看西方人眼中的日本人。同時期出現在西方人繪畫中的日本人則有這樣一些特徵：他們都帶著一副眼鏡，細長的眼角上翹，突出的大齙牙，萎縮的身材……這就是千篇一律的日本人面孔。明治維新時期的西方畫家G‧維柯（Georges Ferdinand Bigot）著名作品，就是《模仿猴子的日本人》。一對日本男女（夫妻？）站在文明開化時期名為「鹿鳴館」的武館內一面鏡子前，而他們兩人的面孔，在鏡中則是不折不扣的猴子。
彷彿是為了對這幅畫進行解讀，法國人皮耶‧羅逖（Pierre Loti）在其著作《秋天的日本》中的《江戶的舞會》一文中，寫下了辛辣的評論：「太耀眼，太妖豔。這些無數的、穿著盛裝的日本紳士、大臣、提督和各地官吏們。不知為何，他們總會讓我想起某位曾經以追逐潮流而著稱的將軍。另外，即便是對我們自己來說，燕尾服這種東西也都是俗到極致的，為何他們會穿在身上？況且，他們的體型根本就不合適穿這種衣服。我不知道為什麼，只是覺得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是那麼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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