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艱難的轉型：現代化與中國社會

前言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這段話最好用來形容今天的中國。

由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短短三十多年間，中國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國民生產總值在2014年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工業生產總值佔了42.6%，1可以說中國已是一個工業大國，甚至是「世界工廠」。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亦有顯著的改善。貧窮人口從1978年的2.5億大幅削減至2013年的8,249萬。2識字率亦由1979年人口的70%3提升至近年來的95%以上（Wang1985）。現在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已攀升至每年約700萬。4無可置疑，中國已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經濟發展和教育改善令中國有「底氣」在世界面前展示國力。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成功舉行，開幕禮場面盛大，最後中國取得51面金牌，成為全球第一的體育強國。2007年，中國發射火箭登陸月球，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11年，中國第一艘自製航空母艦下水，標誌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上揚，有必要時不惜亮劍。中國的崛起，自然令國際競爭對手神經緊張。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角色，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南海亦難以安寧。但中國顯然仍以發展經濟、維持社會穩定為當前首要國策，一個和平的國際和區域環境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此，更多的觀察家關注的並非戰爭的威脅，而是中國會否被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所拖垮。

在2014年四中全會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依法治國」的概念，反映近年中國出現的利益集團，在全國不同領域侵吞國家資產、掠奪農民土地、壓搾勞工，而「權大於法」和司法腐敗問題也日益嚴重，造成民怨沸騰，群眾事件不絕。習近平深明官商勾結已將國家引至危險境地，故此在執政後致力打擊貪腐，令多名國家級領導相繼下馬。但這種雷厲風行的反腐方式，由於不是從制度入手，容易令人聯想是藉反腐進行權力鬥爭。此外，改革的手段是先讓習近平集權於一身，壓抑媒體和公民社會的力量，以從上而下整頓黨風的方式去對抗利益集團，不單效果成疑，更令人擔心會造成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倒退。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的改革思路是「放權讓利」，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央權力不斷下放至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招商引資成為考核地方幹部表現的標準，國有企業亦以創收而非為工人提供全面福利作為首要任務。這種權力下放和利益引導調動了幹部的工作動機，同時亦引發官員弄權、侵吞國有資產等惡果。在經濟領域，中國政府適時引入民營企業的競爭，視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組成部份」，將缺乏效益的集體和國營企業淘汰。不過基於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的阻礙，大型國企的控股權仍然掌控在國家或相關高幹手中。在政治領域，中國政府卻完全沒有引入任何權力競爭機制。不單憲法上規定了一黨專政，連人大以至村委會選舉都受到中共的高度控制，令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如同虛設。再加上政府對媒體和公民社會的限制，無法在體制外調動社會監督，地方官員更是專橫跋扈，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因此，「放權讓利」固然造就了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奇跡，亦引發出眾多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譬如地方官員盲目招商引資作為政績，罔顧環保法規，容忍工廠污染環境，造成生態災難。又譬如地方政府喜歡以硬件建設作為形象工程，審批工程又涉及重大利益，提供貪腐的機會，結果是各地出現重覆建設、甚至建完重修的「豆腐渣工程」。社會學家更是關注權力下放會否加劇中國的社會分配不均。中國的堅尼系數已經連續十年超過聯合國提出的警戒線0.45（2014年官方數據為0.4695，民間統計則高達0.736），可見經濟發展的成果並未能合理地分配。造成這種社會分配不均的原因，首先是城鄉的差距，其次是地域因素（沿海與內陸）。這不單是因為沿海城市有地理優勢，亦是因為國家對這些城市提供經濟優惠政策（如稅務減免）。各地政府亦因為稅收的龐大差距，更令內陸地區較難通過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第二次再分配」去調和社會不均。因此，在90年代初有學者提出中央政府應加強財政收入，以強化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達到調和區域的差距，減少分配不公（王紹光及胡鞍鋼1994）。

隨後中國政府的確進行一系列財政改革，減少地方政府保留的稅收。但通過中央集中運用的財政資源是否有效促進不同地域較平均的發展機會？農村在基建與福利措施方面是否得到明顯的改進？這些問題仍有待研究。地方政府在上繳更多稅收到中央後，為了支撐地方的建設和維護官員的既得利益，卻出現更多官商勾結，騙搶農民土地的事件，令「土地流轉」成為當前農村的重大議題，亦是廣東「烏坎事件」的背景所在。

面對著中國這個幅員遼闊、地域經濟與文化差距龐大、已經實行分權讓利政策多年的國家，習近平以一種近乎「新權威主義」、從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去挑戰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其成效將會如何？習近平又能否超越黨內的監督系統和整風運動，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去規範幹部的權力？他又能否更進一步依賴社會力量（包括自由媒體與公民社會），甚至是民主制度去制衡權力？這些問題不單涉及中國黨政一體的政治制度，更涉及這套制度更深遠的意識形態根源。而所謂的意識形態，不單是指馬列毛思想中無產階級專制的理論，還涉及多年來中國文化中對「多元思想」的抗拒。

遠者，可追溯至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如何經歷秦漢的高壓與收編而最終變成「獨尊崇儒、罷黜百家」的局面。近者，是中國於19世紀中面對烈強入侵，知識界出現「中國意識的危機」（林毓生1988），最終變成全盤否定儒家思想，轉而向西方取經以富國強兵，卻又痛恨西方霸權氣焰，內心矛盾重重。BenjaminSchwartz（1979）認為馬克思主義便是一種「來自西方而反西方」的思想，正能疏解當時知識分子忐忑不安的心理。今天中國雖已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卻形成當前執政者與不少知識分子對西方霸權的防備心理。隨之而來的，是對民主、自由、多元、法治等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有所抗拒。特別近年西方國家面對金融風暴以及經濟衰退，也出現了對自身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種種反思；相比之下，中國卻成為「發展的孤島」，憑其龐大的市場和總體財力縱橫國際政治舞台，更有自信談「中國模式」，包括以集權的方式進行反腐和「依法治國」的政革。

但這種自信是否有充份根據？中國模式是否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的改革是否能引領中國成一個強大而文明的國家？本書無法直接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期望讀者先了解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脈絡、指導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每個領域最凸顯的問題，然後自己去探索中國何去何從的大課題。本書作者大多為中國研究領域的中青年學者，嘗試用社會學理論疏理各種繁複的社會現象，讓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國社會」課程及其他有興趣了解當代中國的讀者，能在這「最好的時代亦是最壞的時代」中，以關懷和理性的態度審視自己的國家。

國際學術界研究現代中國社會的理論框架多種多樣，NormanStockman（2000）將其總結為四個主要角度：（1）文化角度側重東西方文明的對比；（2）經濟角度視中國為龐大的經濟體，著重分析中國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3）政治角度則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共產」國家，更關注其意識形態和國際關係；而（4）社會的角度或許最為綜合全面，社會學家們試圖跳出中國的「特殊性」，藉研究百年來中國各方面的「變」與「不變」來探索人類社會變遷的進程。本書採納這種社會的角度，試圖從多個側面向讀者描述真實的現代中國，讓讀者了解到社會發展每一步的博弈過程及其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效應，並通過綜合評介中西方的研究成果引發讀者進行多維度的比較和思考。

百年來的中國社會變遷，緊緊圍繞著中國幾代人對現代化的追求。儘管學界對現代化和現代性存在種種反思和批判，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現代化」的社會形態仍是大多數人期望發展的方向，中國並非例外。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不同年代的中國領導人與知識分子都認識到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性，也朝著這個方向做出種種努力。研究現代化進程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在列強侵略的刺激下才被迫奮起革新。與「早發內生型」國家（英美法等）相比，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起點較低，又面臨著不平等國際秩序的掣肘和資源人才的局限，導致其發展道路不可避免地充斥各種曲折。此外，根據現代化理論解釋，現代化涉及了工業化、城市化、結構分化與整合、世俗化及理性化等多方面的社會發展，而這些現代化因素之間必然存在矛盾與衝突，因為社會中幾乎沒有兩個因素能夠以同樣速度適應劇烈的社會變革，比如經濟增長與收入平等的矛盾、政治穩定與政治民主化的矛盾，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的矛盾等等。早發內生型國家的現代化通常經歷了幾百年，這類社會可以通過較長的歷史時期去消化或逐步減輕各種矛盾；但後發外生型國家的發展速度過快，這些矛盾可能同時爆發，程度也可能更加嚴重。與許多後發現代化社會一樣，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不得不面臨上述矛盾，並在矛盾的兩面艱難抉擇（Levy1972;孫立平2005）。

基於中國屬於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事實，本書採用以上介紹的現代化理論框架，通過不同章節具體分析現代化的各個因素在中國的表現，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今日中國各種問題之根源。全書分為十個章節，前兩章屬於綜合性的介紹，第三章至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