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不單破壞文化，也重構文化，其宣傳藝術通過欽定典範、複製樣板等方式，為毛時代的政治帶來了巨大能量，讓文革的理想和暴力走向極端。文革時期的中國，到處是一式一樣的複製品以及千篇一律的行為，任何人若要展示自己的獨特性，都必須背負極大的壓力。然而，許多參與文革者在服從權威的同時，卻又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自由。到底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文革除了是一段佈滿傷痕的歷史，我們還可以從甚麼角度去理解那高度同質的世界中，各式各樣的文化經驗？
二十世紀全球死於饑荒的人中，有80%喪命於中國和蘇聯。基於對這個問題的大量和深入的研究，文浩教授在這本書中對這些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的饑荒及其歷史和政治根源進行了剖析。他指出，斯大林和毛澤東所主導的過於雄心勃勃的工業發展計劃比革命之前的饑荒給蘇聯和中國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這是一本新清史的經典之作，開創了清帝國邊疆研究的先河。清帝國是中國歷史上疆域最遼闊的國家，本書聚焦於十九世紀的嘉峪關，以及嘉峪關西邊更廣袤的新征服之地─「新疆」，這塊土地佔了今日中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通過考察清政府在新疆實行的財政和民族政策，尤其是其對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南疆的商業活動以及不同民族出身的商人所採取的管理和控制，作者試圖回答一個更深遠的問題，即清帝國如何向中國民族國家過渡這一歷史難題。
葛兆光教授十年前開始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計劃，把日本、韓國、越南等地保存的有關中國史資料作為「新材料」，試圖提供重新認識東亞和中國的多重視角與立場。為此，葛教授陸續出版了《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受到廣泛關注。本書是葛兆光教授有關東亞與中國研究系列論著之一。為了對「周邊」及其相對應的「中國」概念做一個清晰的界定，作者在這本書中梳理歷史上中國疆域、族群和文化的移動與交錯，說明「內」與「外」之變化，並嘗試溝通原本分屬中外關係史、中國民族史（包括「邊疆民族」）、歷史地理學（包括「邊疆史地」）、全球史（和區域史）等各學術領域的資料和方法。
本書探究十七至十九世紀日本數個重要學派的產生與論爭。作者詳考原始文獻，論證西學東漸與明末思想對日本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提出異於學界通識之新說。作者指出初期水戶學具有尊虛君敬幕府之深意，古學主論與發展，國學與後期水戶學則日益走向極端狹隘民族主義的道路。
歷史事件的真相往往存在於史家對種種歷史細節的深入考據之中。1953–1954 年中共黨內發生的令人震驚的所謂高饒事件，其原因和內幕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本書作者將近些年陸續披露的中外相關史料條分縷析，一一梳理勘比，並結合已知史實詳加考析，無疑能夠使讀者更接近於歷史的真相。—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凝聚了作者幾十年研究高饒事件的學術功力，是在詳盡地收集了國內外權威資料上的推陳出新。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澄清了許多學界長期模糊不清的歷史疑點，史料詳實，立論公允，視野開闊，是為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的必讀書。—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發生在1950年代初的「高饒事件」，是中共執掌政權後的第一輪黨內高層鬥爭，形成了之後一系列黨內鬥爭的最初模式，影響深遠且疑點重重。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崗、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被指責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結成「反黨聯盟」， 最終被開除出黨。高崗於1954 年8 月自殺，饒漱石被監禁直至1975年去世。 以往的相關研究，不是按照官方結論敘事，就是摘取片斷史料進行編織。本書是關於「高饒事件」的第一部系統、嚴謹的學術專著，是作者三十年來持續追蹤探索的集大成之作。研究根據目前為止有關這一問題的幾乎所有史料，包括中共領導人的年譜、文集、傳記、當事人的回憶錄及中蘇有關檔案，對當年案件的諸多事實和經過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評介，逐一詳盡考證了頗有爭議的歷史疑點。 作為資深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作者對該事件相關史料極其熟稔，考據功夫紮實，分析嚴謹敘述清晰。在嚴格的史料考辯之下逐漸顯現出的歷史真相令人歎息或驚訝，重重檔案之中也可窺見複雜歷史環境之下的複雜人性。若想要理解中共黨內鬥爭和中國當代歷史，本書是不可錯過的讀本。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暴力行為人所共知， 但其極端形態— 集體殺戮—卻極少被談論。1967至1968年間，以公開處決、鄉鄰互相殘殺等為形式的集體殺戮在中國農村大範圍存在，其廣度和深度令人震驚。 本書首次透過地方檔案、政府公開材料和南方兩省倖存者的訪談資料，有系統地記錄和分析這種殘暴現象。研究聚焦於農村普通人的行為，探討文革期間千萬人自願參與文革甚至集體殺戮背後的深層邏輯。作者提出解釋力極強的「社區模型」，挑戰主流種族滅絕研究所採用的「國家政策模型」。在揭示史實與建構理論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 正如作者所說：「都說文革是因為愚昧造成的，如果沒有深入的研究，我們恐怕永遠不會明白愚昧在什麼地方。」 這是一本了不起的書，我們期待已久。它超越了已被廣泛探討的北京紅衛兵研究，選擇直面文革時期中國農村中集體屠殺的恐怖真相。在這部範本式的嚴謹著作中，蘇陽將「文化大革命」納入了它本該屬於的領域：種族滅絕研究。在這場堪比盧旺達大屠殺的集體殺戮中，村民與村民反目，成千上萬的人互相殘殺。—馮客（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 在理論層面，本書首次嘗試揭示這樣一個過程：現代的種族滅絕不只被充斥著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所形塑，在國家的計劃之外，地方行動者和結構性力量也影響著這個進程。而在經驗層面，這本書再次提醒了我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現代世界最大的悲劇之一。它也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城市中活躍的文革運動，轉移到不為人所熟知的鄉村故事。無論在文革研究、中國共產主義政權的政治研究、種族滅絕研究還是社會運動研究等領域，這本書都將是我們書架上的一部傑作。—趙鼎新（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這本書在各個方面都非常出色。首先，蘇陽巨大的貢獻在於收集了極其大量的原始資料，包括地方報紙、政府公開檔案、訪談等。書中記錄的歷史事件不僅外國人不熟悉，大部分的中國人也未必瞭解。但這並不只是一本揭露真相的歷史學研究，它以重要的社會學角度介入了一個長期被壟斷的研究領域，該領域充斥著對個體心理的解讀、將暴民行為簡單化的理論和特殊化具體歷史契機的論述。同時，這本書證明了僅僅是政策動員並不能導致集體行為—突發事件、環境因素、社會崩潰等都是相同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書對政治社會學和社會運動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美國社會學學會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獎得獎評語
中國王朝時代的政權之所以能夠讓「周邊」及「異民族」自由自然地與中國交流和融合，皆因長期崇尚「德治」這一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價值，從而延續其統治的正當性。進入二十世紀後，這一歷史趨勢卻戛然而止—周邊開始拒絕中國，異民族集團開始抵制「中國人」意識。這一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弄清楚這個問題，對於民族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中國，實在刻不容緩。 本書作者指出，因為近代中國導入了「民族」的話語，造成了「民族」與「國民」二者不分的現象；隨著民族話語不斷被政治化，各種官制及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以「民族」來頂替「國民」的結果，不僅促生和強化了漢族排斥和歧視其他周邊民族集團的狹隘民族主義，也使處於中國周邊的其他民族集團在社會流動的自由屢受限制，因而對自詡為「近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意識。 本書集結作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之思考，當中包括他在多個中國伊斯蘭民族地區的生活經驗與大量田野考察工作。 如何建設一個具有跨越階級、民族和國家利益的讓全體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將會是少數民族集團邁向國家認同的關鍵，好讓他們不再成為這個國家的「他者」。
本書解釋了統治中國的技術官僚階級的動蕩起源。通過引人入勝的敘述，作者回溯了彼此敵視的兩大群體—1949年奪得政權但缺少知識的農民革命家與舊中國政權的知識精英—最終聚合為一個新的掌控階級的過程。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初, 毛澤東和共產黨剝奪了有產階級的資產，並採取激進的措施以剷除教育造成的階級差別，這一做法加劇了新政治精英與舊文化精英之間的對抗。然而，在文革中毛澤東對兩大群體的攻擊，卻促成了精英團體之間的團結。在毛去世後，這又為融合了政治和文化資源的新階級的鞏固鋪平了道路。 本書以對清華大學的個案研究為基礎。清華作為中國最精英的理工學府，始終位於上述變革與衝突的中心，並培養出大批黨所倚重的技術官僚，其中包括許多現任國家領導人。透過清華剖析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構成了本書獨特的視角。
夏濟安、夏志清昆仲，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兩大巨擘，他們早年的求學生涯，既是東西方學術交織融匯的實例，又是民國和1949年後「大歷史」的親身見證。他們的往來書信經由志清先生鄭重珍藏，經夏志清太太王洞女士授權，蘇州大學季進教授註釋整理，首次向外界披露。本書分為四卷，收錄了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學到1965年夏濟安因病逝世的17年間，兄弟兩人的通信六百余封。在這些書信中，他們說家常、談感情、論文學、品電影、議時政，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我們可以看到夏志清如何從一位年輕的求學者，一步步成長為國際著名學者，也可以看到夏濟安如何流轉各地，為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努力奮鬥的艱辛。 在滯留海外的歲月裡，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上以蠅頭小字寫下生活點滴、慾望心事，還有種種文學話題。這對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難得的平生知己。我們不禁想到西晉的陸機（261–303）、陸雲（262–303）兄弟俱有文才，嘗以書信談文論藝。千百年後，在另一個紊亂的歷史時空裡，夏氏兄弟以書信記錄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論文藝，竟然饒有魏晉風雅。──王德威教授(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 人物介紹 夏志清（1921–2013） 江蘇吳縣（今蘇州市）人，生於上海浦東，中國文學評論家，教授。1946年9月隨長兄夏濟安至北京大學擔任助教，醉心於西歐古典文學，因研究威廉‧布萊克檔案（William Blake Archive）論文脫穎而出，取得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博士。在紐約州立學院任教時，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也奠定他學者評論家的地位。1961年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席。2006年7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夏濟安（1916–1965） 江蘇吳縣人。夏志清教授的兄長。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教西南聯大、北京大學外語系和香港新亞書院。1950年赴台後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為早期小說作家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陳若曦、葉維廉等人的啓蒙老師，1956年與吳魯芹、劉守宜等創辦《文學雜誌》並兼任主編， 在雜誌上主張「樸素的、清醒的、理智的」文學，與其弟夏志清對當代文學的貢獻十分深遠。1959年赴美，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1965年2月23日因腦溢血病逝於美國奧克蘭。夏濟安的中文著作還有《夏濟安選集》、《現代英文選評註》等；英文著作有The Gate of Darkness，這是一本1949年以前左派文人的評論集。
本書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於2011年主辦的「宋代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基礎上集結而成的。這次研討會是道教研究歷史上首次以宋代道教為專題的研討會，本書也是首本以宋代道教作為研究中心的學術論文集。 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法國、美國的學者們以宋代道教為中心，從儀式文本、圖像學、物質文化、墓葬、符籙的考古發現、內丹、宮觀管理、民間信仰等不同角度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宋代道教的方方面面。這些橫跨物質文化、藝術、考古、文本研究、田野調查、歷史研究等領域的豐富圖景，共同構成一部開放多元、富有活力的宋代道教史。
香港就是文學：從海上孤島到世界都會，從帝國殖民地到社會主義特區，香港經驗比傳奇更傳奇。從駐節香港的殖民地大員，到心繫勞工大眾的左翼文學家；從求全責備的香港文學大系，到活潑精要的各式選本；從先鋒的現代詩、人間小說與話題電影，到蒼涼南音和悲情粵劇；從彌敦道上的詠嘆，到維多利亞港邊的回想……無數的香港故事，如何說？ 作者為我們述說文學香港的前世今生，揭示香港對整個華人文化圈的意義，思考香港的未來。地區、中國、政治、殖民、現代性等等這些看起來如「三尺青鋒」般冷硬的議題，經作者娓娓道來，化為寫給香港的一部抒情史。
夏志清教授除了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的開創性貢獻而廣為人知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也展示出精深的造詣和卓越的眼光。本書介紹了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等六本重要的小說作品，每一部都是中國白話文學五百年發展歷程中的標誌性著作，而在夏志清教授結合比較文學與新批評學術訓練的分析之下，處處飽含洞見，啓迪深思。問世五十年來，歷久彌新。對英文讀者而言，它已被證明是該研究領域內最優秀、最全面的入門指南。對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它也蘊藏着豐富的閱讀樂趣，是所有想要了解中國傳統小說傑作以及它們因何而特別的人士手中必不可少的一本書。
哲學家的想法經常看似奇特怪異，這可能只是因為常人沒有充分反省自己的信念，未覺察到常識中的種種錯誤和偏見。哲學可以改變人的思想，例如宗教信念和對人生的看法，而且可能是翻天覆地的改變。哲學注重討論和交流。雖然閉門造車可能會想出一些理論，也可以建立論證來支持這些理論，可是，如果不和別人討論，沒有接受過質疑，便很容易自以為是、自圓其說，看不到自己的理論和論證的錯誤或不足之處。 本書採用對話錄的形式，比起論文式的直接論述沒那麼枯燥和論點密集，給讀者多一些放鬆的空間去思考。此外，對話錄可以讓正反兩面的觀點和論證比較對等地表達出來，以便如實論述宗教信仰重要的各方面，其中對於宗教的批評，亦會更顯得有力。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來回往復的對話形式讓讀者較清楚看到思辨的困難和複雜性，從而鞭策自己對宗教的問題想得更深入、更仔細。
498篇原始文獻，九成首次面世 ‧ 多篇影響中國命運的里程碑式文件 ‧ 系統、準確、權威的巨型一手史料庫 ‧ 全景還原「中國崛起之初」的幕後曲折 ‧ 深度折射1980年代高層政治博弈 《趙紫陽文集（1980–1989）》共四卷，約九成的文稿為首次公開出版，是迄今為止最系統、最全面的趙紫陽文獻彙編。《文集》匯集了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和批語共498篇，約180萬字，並首次展示了若干重要歷史文獻的原件，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所有文稿由原趙紫陽辦公室部分成員和相關工作人員根據第一手原始文獻資料集結而成，來源可靠，忠實於原件，編排規範。 《文集》全面地展示了1980年代中國高層所推行的各種政策及其背後的困境、博弈和突破，涉及經濟、政治、黨務、外交、國防、教育等各個方面，完整而具體地呈現了中國改革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全過程。 《文集》為研究趙紫陽和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不僅為反思中國1980年代改革提供了重要文獻基礎，對世界範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比較研究也具有重大價值。這套文集的出版，使我們對中國1980年代改革的認識從模糊、碎片、猜測，走向清晰、完整、真實。對中國和世界的研究者和普通讀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