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詩意的對話與影響：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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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交往詩」是以人事交游為前提，重複進行詩篇的往還交換，整個過程既是詩學的，也是社會的。
元和詩人的交往詩，不只涉及詩歌的交換，創作主體的對話，也是文學社會化的標誌，更是詩人意識得以獨立、詩人自覺愈形明確的表徵。
全書以元和詩人的交往詩為研究對象，探討詩歌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特質與相互影響，以及在人我互動中所衍生、開拓的詩學新面貌！歸納成三種詮釋範型──「互為主體詮釋型」、「目的規範型」、「自我實現型」。
不僅僅針對唐詩史特定時段的研究，更著意於以特定角度及新視域說明元和時期的詩學語境！開闊出新角度的元和詩變。
本書特色
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
建立元和交往詩的模式與範型，為後續群體研究、詩派研究提供參考。
揭顯「對話」與「影響」在詩人交往活動中的重要意義，及其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與詩學價值！
目錄
◆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第二節論題的界定
第三節研究方法
◆第二章韓愈與孟郊、張籍
第一節韓孟的交道表述
第二節韓愈與孟郊
第三節韓愈與張籍的詩學關係
第四節韓愈交往詩中的遊戲性
第五節「文字飲」：眾聲喧嘩的詩歌聚會
◆第三章白居易與元稹
第一節微言相感的政治對話
第二節相互吟詩中的批評與表演
第三節記憶的對話
◆第四章劉禹錫與白居易――兼論元和名公
第一節 劉禹錫交往詩創作的文學背景與政治情境
第二節與白居易互為主體詮釋的交往
第三節劉禹錫與令狐楚的唱和
第四節與裴度、李德裕的唱和
第五節與牛僧孺的唱和：政治出處的寓言感諷
◆第五章元和詩人與姚合
第一節詩吏形象：詩之場域與政治場域的相融
第二節詩人意識與官況書寫
第三節詩人自我的表述――從特定詩語使用的角度
◆第六章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第一節元和詩人交往詩的模式與範型
第二節元和交往詩的詩學特徵
第三節元和交往詩的詩學價值與社會意義
◆參考書目
試閱
◆元和詩人交往詩論
■提要
本論文以元和詩人的交往詩為研究對象，探討詩歌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特質與相互影響，以及在人我互動中所衍生、開拓的詩學新面貌。在唐代詩歌研究史中，不乏從詩風新變、語言創新、主題開拓等角度研究元和詩人的專著。而且元和詩人的交往互動行為，學界也早已有所注意，然多聚焦於唱和、贈答等形式中，沒有正視「交往」乃是獨特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故本論文適度參考西方社會學關於「交往」、「對話」、「關係」等界說的基礎上，以元和詩人作品為分析、詮釋的對象，在歷史情境與文學語境相互參照下展開論述。此一論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對於唐詩史特定時段的研究，更著意於以特定角度及新視域說明元和時期的詩學語境。對此語境的詮釋分析，既有助於深刻理解當時詩歌創作的現象；同時也把詩文本回歸到它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因為，「交往詩」是以人事交游為前提，重複進行詩篇的往還交換行為，整個過程既是詩學的，也是社會的。其中所發生的藝術觀念交流、精神意識對話，性情主體的相互影響等等，都與「詩到元和體變新」的出現密切相關。再者，元和詩人的交往詩，不只涉及詩歌的交換，創作主體的對話，也是文學社會化的標誌，更是詩人意識得以獨立、詩人身分愈形明確的表徵。本文經由詩歌文本的分析、意義的詮釋，將元和詩人交往詩簡略分為顯性、隱性兩種主要模式。顯性交往指具體可考的唱和集編纂、交往詩數量的繁多等表現；而隱性交往則指詩人之間主要透過精神意識的相互影響、生命情境的對話等，是一般文學史較易忽略者。至於元和詩人的詩歌交往行為，亦可進一步歸納成三種詮釋範型，分別為「互為主體詮釋型」、「目的規範型」、「自我實現型」。「互為主體詮釋型」以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與白居易為主要代表，他們以同理心看待對方，參與對方的生命歷程，開拓出政治對話、追憶主題等特質。「目的規範型」則以韓愈和孟郊、韓愈和張籍為主要代表，他們之間的詩歌交往，具有理想的追求、典範的形塑等特質。「自我實現型」則以姚合的交往詩為主要代表，在以詩人角色作為自我表述這一點，他深受元和詩人影響；在詩人意識與詩人形象的表現上，又具體實踐於與他同時代詩人的交往對話中。經過上述詩人交往詩的分析，詮釋與歸納，本論文的學術價值，約可概括為以下三點：一、不僅可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也在既有流派、唱和詩研究的基礎上，掌握元和交往詩的社會性特質與詩性特徵。二、初步擬構元和交往詩的兩種模式與三種範型，為後續群體研究、文學創作互動研究提供參考。三、揭顯「對話」與「影響」在詩人交往活動中的重要意義，及其中所具有的社會性質、詩學價值。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目前唐代文學研究已在「作家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重要文人的年譜、箋校、箋注等陸續出版。但此一研究多集中在譜主的個別交游、生平經歷、創作分期等，較少從整體的文學環境來對詩歌進行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近年來，唐代研究的視野已從早期的宏觀研究，轉向多元視域的開展與特定主題的深入探索，如政治制度、宗教民俗等等，議題愈趨細密，然而詩歌史研究却仍有極豐富的拓展面向與闡釋空間。事實上，文學的研究除了告訴讀者這一歷史時期發生什麼事，還可以從創作活動與作家精神，詮釋出更為細微深刻的意義。觀察他們的文學觀念與寫作是如何產生細微的變化，並反映在作品當中。蔣寅針對此點指出：
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這裡說的「史」既包括作家們生活、寫作、交往、影響的過程，也包括文學觀念、寫作範式、藝術手法的演變，因而其材料既是顯在的，又是隱在的。
所謂的「史」，非如一般文學史書寫模式：以時間為軸，羅列重點作家，描述文學發展。而應該是以某一範疇作為研究的主要材料和討論焦點，不僅要照顧到顯性特徵，也要發掘出隱藏其中的意義。綜觀目前多數唐代時段研究，在敘述個別作家與歷史發展時，往往有精闢深入的見解，提供了翔實的文學史材料。而一旦面對文學創作中群體與個人如何互涉、如何透過對話精進詩藝、如何相互影響等問題時，則仍有待更深入的闡發。上述問題尤其容易發生在作家林立、作品數量龐大、文學史意義複雜豐富的中唐時期。近代以來，與中唐相關的論文、專著蔚為熱潮，中唐文學的豐富性、多元性、變革性等特徵正獲得越來越多現代研究者的重視與投入。中國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者為韓愈、柳宗元成立專門的研究會，其他大家如白居易、李賀等人的論文數量也是相當驚人。日本學者川合康三等人，也有類似中唐研究會的成立，推動日本學者對中唐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中唐文學的豐富性與複雜度受到更大範圍的開拓，如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結合中唐文化與文學，對於當時文人獨具的詮釋行為、觀念轉變等現象提出解釋；而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在《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書中，將韓愈、孟郊等文學表現與個人的自我意識聯繫在一起，深刻地闡述了中唐文人精神世界與藝術內涵。上述二人的研究，不但緊扣文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繫，也深入地探討當時文人的內心世界與思維特徵。此種闡述文化與文學之間的研究進路，更能夠突顯中唐文學的豐富特質。台灣學界也有《中唐士人文化反省研究》、《中唐文人社會意識之研究》等相關學位論文，但研究重點多非文學本身。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顯示，中唐文學的複雜性、多變性遠超過盛唐，不同的詮釋角度可闡發出特質各異的精神面向和文學意義。如果善用前賢所建立的諸如個別作家、宏觀時段、流派詩派以及主題學式的研究成果等，勢必可對中唐文學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中唐的代表性詩人，如孟郊（751-814）、韓愈（768-824）、元稹（779-831） 、李賀（790-816）、柳宗元（773-819）等，創作活動時間主要在西元825之前；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張籍（766-831）、王建（766-834）、賈島（780-843）、姚合（779-846）等，創作活動時間則延續至武宗會昌年間（840-846）。看似獨立的各個詩人，實際上透過唱和、聯句、集會等方式，形成複雜的文學活動；並且在風格表現、創作觀念、文體討論等方面互有交涉，形成複雜、豐富的文學交往網絡。研究中唐詩者，也多注意到詩人之間彼此交往關係的密切，以及對於流派意識、群體精神的促進作用，茲舉代表性三家：
盛唐詩人的交往或者屬於「私誼」性的，是純粹朋友關係；或者「社交」性的，是因同為文人，在某種場合即有唱詠的可能…而元和文人的交往性質，除了私誼與社交之外，有時已類似現代所謂「文學活動」的性質。中唐文壇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的出現。……雖然沒有後來的文學宗派或文人結社那樣固定的形式、明確的綱領和有組織的活動，但其成員由於在社會地位、政治觀點、文學傾向等方面的類似，結成了親密的關係，互相支持、互相影響，實際上成為一種不太固定、比較鬆散的文學群體。
以韓孟、元白為標誌，中唐開始出現了各種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出現了不僅作品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題材、體裁、審美情趣甚至創作風格）而且具有一定群體聚落的、社交型的、自覺的文人集團和文學流派。
從「類似現代所謂的文學活動」、「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這些用語中，不難發現，研究者都意識到中唐時期文學創作活動的獨特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追溯中國文學流派、詩派意識時，莫不以中唐為肇始期。故二十世紀以來，韓孟詩派、元白詩派、新樂府詩派、險怪詩派等專著，陸續出現。然而，上述詩派研究與群體研究，多強調同一性，傾向宏觀論述，還未將重點放於詩人彼此之間的交往互動。事實上，從元和時期（806-820）開始，詩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不再如六朝那樣，是以帝王、公侯、貴族為中心；也非如初、盛唐時期的作家，彼此之間雖有文學交往，卻難以在有限的作品材料中，自覺到交往行為所帶來的文學創造性與時代精神。元和時期則不然，詩人已普遍自覺到，群己之間透過對話與相互影響，既溝通了情意，也交流了詩藝。舉最具代表性的白居易為例，他於元和十年（815）回顧自己與元稹詩歌交往歷程時，如此說道：「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從「相戒」「相勉」「相慰」「相娛」這些用語看來，白居易很清楚詩歌的價值與意義是透過人我的對話與交往所彰顯。這種表現已超越儒家「詩可以群」的認識，其人文內涵與文學特質，很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劉禹錫與白居易對文學交往行為帶給彼此的刺激作用，也是相當自覺。劉禹錫〈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夕陰。宮徵不獨運，塤篪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沉。」而白居易〈與劉蘇州書〉：「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從劉禹錫「不獨運」、「自相尋」以及白居易「因彼唱此和中得知」等語，可知他們二人都深刻而自覺地闡明對方對於自己創作的重要性。即使是「餘事作詩人」的韓愈，其交往行為也呈現出鮮明的特徵，他與孟郊所留下的聯句創作，正是競爭意識之下的對話；而〈和侯協律詠筍〉：「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也說明，韓愈對於創作的競爭性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其他中唐詩人的表述，如張籍〈逢王建有贈〉：「新作句成相借問，閑求義盡共尋思」；〈喜王六同宿〉：「十八年來恨別離，唯同一宿詠新詩。更相借問詩中語，共說如今勝舊時」；賈島〈酬姚少府〉：「刊文非不朽，君子自相於」；項斯〈送蘇處士歸西山〉：「早晚重相見，論詩更及微。」等等，均可視為對以詩交往之行為的自覺省識。在此不禁令人好奇：這種以詩交往，形成人際互動的常態，在當時的社會意義，以及對於詩歌創作與詩學發展上的價值和作用為何？由此看來，中唐時期，特別是元和詩人的相互往來，除了可作為考證生平的史料文獻之外，其文學性與社會性的價值意涵還有待闡發。而從以詩交往的互動行為中，實可尋繹當時詩歌創作中豐富而複雜的內涵與面貌。其中的詩學價值與意義，更是文學史中常被忽略的問題。在相互影響與對話的過程中，各種新異的創作特質紛呈競現，這些問題與現象，值得深入的考究與釐清。
■提要
本論文以元和詩人的交往詩為研究對象，探討詩歌交往行為中的對話特質與相互影響，以及在人我互動中所衍生、開拓的詩學新面貌。在唐代詩歌研究史中，不乏從詩風新變、語言創新、主題開拓等角度研究元和詩人的專著。而且元和詩人的交往互動行為，學界也早已有所注意，然多聚焦於唱和、贈答等形式中，沒有正視「交往」乃是獨特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故本論文適度參考西方社會學關於「交往」、「對話」、「關係」等界說的基礎上，以元和詩人作品為分析、詮釋的對象，在歷史情境與文學語境相互參照下展開論述。此一論題的探討不僅僅是對於唐詩史特定時段的研究，更著意於以特定角度及新視域說明元和時期的詩學語境。對此語境的詮釋分析，既有助於深刻理解當時詩歌創作的現象；同時也把詩文本回歸到它們之所以產生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因為，「交往詩」是以人事交游為前提，重複進行詩篇的往還交換行為，整個過程既是詩學的，也是社會的。其中所發生的藝術觀念交流、精神意識對話，性情主體的相互影響等等，都與「詩到元和體變新」的出現密切相關。再者，元和詩人的交往詩，不只涉及詩歌的交換，創作主體的對話，也是文學社會化的標誌，更是詩人意識得以獨立、詩人身分愈形明確的表徵。本文經由詩歌文本的分析、意義的詮釋，將元和詩人交往詩簡略分為顯性、隱性兩種主要模式。顯性交往指具體可考的唱和集編纂、交往詩數量的繁多等表現；而隱性交往則指詩人之間主要透過精神意識的相互影響、生命情境的對話等，是一般文學史較易忽略者。至於元和詩人的詩歌交往行為，亦可進一步歸納成三種詮釋範型，分別為「互為主體詮釋型」、「目的規範型」、「自我實現型」。「互為主體詮釋型」以白居易與元稹、劉禹錫與白居易為主要代表，他們以同理心看待對方，參與對方的生命歷程，開拓出政治對話、追憶主題等特質。「目的規範型」則以韓愈和孟郊、韓愈和張籍為主要代表，他們之間的詩歌交往，具有理想的追求、典範的形塑等特質。「自我實現型」則以姚合的交往詩為主要代表，在以詩人角色作為自我表述這一點，他深受元和詩人影響；在詩人意識與詩人形象的表現上，又具體實踐於與他同時代詩人的交往對話中。經過上述詩人交往詩的分析，詮釋與歸納，本論文的學術價值，約可概括為以下三點：一、不僅可從新的角度認識元和詩變的特質，也在既有流派、唱和詩研究的基礎上，掌握元和交往詩的社會性特質與詩性特徵。二、初步擬構元和交往詩的兩種模式與三種範型，為後續群體研究、文學創作互動研究提供參考。三、揭顯「對話」與「影響」在詩人交往活動中的重要意義，及其中所具有的社會性質、詩學價值。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目前唐代文學研究已在「作家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重要文人的年譜、箋校、箋注等陸續出版。但此一研究多集中在譜主的個別交游、生平經歷、創作分期等，較少從整體的文學環境來對詩歌進行觀察和研究。另一方面，近年來，唐代研究的視野已從早期的宏觀研究，轉向多元視域的開展與特定主題的深入探索，如政治制度、宗教民俗等等，議題愈趨細密，然而詩歌史研究却仍有極豐富的拓展面向與闡釋空間。事實上，文學的研究除了告訴讀者這一歷史時期發生什麼事，還可以從創作活動與作家精神，詮釋出更為細微深刻的意義。觀察他們的文學觀念與寫作是如何產生細微的變化，並反映在作品當中。蔣寅針對此點指出：
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這裡說的「史」既包括作家們生活、寫作、交往、影響的過程，也包括文學觀念、寫作範式、藝術手法的演變，因而其材料既是顯在的，又是隱在的。
所謂的「史」，非如一般文學史書寫模式：以時間為軸，羅列重點作家，描述文學發展。而應該是以某一範疇作為研究的主要材料和討論焦點，不僅要照顧到顯性特徵，也要發掘出隱藏其中的意義。綜觀目前多數唐代時段研究，在敘述個別作家與歷史發展時，往往有精闢深入的見解，提供了翔實的文學史材料。而一旦面對文學創作中群體與個人如何互涉、如何透過對話精進詩藝、如何相互影響等問題時，則仍有待更深入的闡發。上述問題尤其容易發生在作家林立、作品數量龐大、文學史意義複雜豐富的中唐時期。近代以來，與中唐相關的論文、專著蔚為熱潮，中唐文學的豐富性、多元性、變革性等特徵正獲得越來越多現代研究者的重視與投入。中國大陸唐代文學研究者為韓愈、柳宗元成立專門的研究會，其他大家如白居易、李賀等人的論文數量也是相當驚人。日本學者川合康三等人，也有類似中唐研究會的成立，推動日本學者對中唐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中唐文學的豐富性與複雜度受到更大範圍的開拓，如美國學者宇文所安結合中唐文化與文學，對於當時文人獨具的詮釋行為、觀念轉變等現象提出解釋；而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在《終南山的變容―中唐文學論集》書中，將韓愈、孟郊等文學表現與個人的自我意識聯繫在一起，深刻地闡述了中唐文人精神世界與藝術內涵。上述二人的研究，不但緊扣文學與文化之間的聯繫，也深入地探討當時文人的內心世界與思維特徵。此種闡述文化與文學之間的研究進路，更能夠突顯中唐文學的豐富特質。台灣學界也有《中唐士人文化反省研究》、《中唐文人社會意識之研究》等相關學位論文，但研究重點多非文學本身。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顯示，中唐文學的複雜性、多變性遠超過盛唐，不同的詮釋角度可闡發出特質各異的精神面向和文學意義。如果善用前賢所建立的諸如個別作家、宏觀時段、流派詩派以及主題學式的研究成果等，勢必可對中唐文學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中唐的代表性詩人，如孟郊（751-814）、韓愈（768-824）、元稹（779-831） 、李賀（790-816）、柳宗元（773-819）等，創作活動時間主要在西元825之前；劉禹錫（772-842）、白居易（772-846）、張籍（766-831）、王建（766-834）、賈島（780-843）、姚合（779-846）等，創作活動時間則延續至武宗會昌年間（840-846）。看似獨立的各個詩人，實際上透過唱和、聯句、集會等方式，形成複雜的文學活動；並且在風格表現、創作觀念、文體討論等方面互有交涉，形成複雜、豐富的文學交往網絡。研究中唐詩者，也多注意到詩人之間彼此交往關係的密切，以及對於流派意識、群體精神的促進作用，茲舉代表性三家：
盛唐詩人的交往或者屬於「私誼」性的，是純粹朋友關係；或者「社交」性的，是因同為文人，在某種場合即有唱詠的可能…而元和文人的交往性質，除了私誼與社交之外，有時已類似現代所謂「文學活動」的性質。中唐文壇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的出現。……雖然沒有後來的文學宗派或文人結社那樣固定的形式、明確的綱領和有組織的活動，但其成員由於在社會地位、政治觀點、文學傾向等方面的類似，結成了親密的關係，互相支持、互相影響，實際上成為一種不太固定、比較鬆散的文學群體。
以韓孟、元白為標誌，中唐開始出現了各種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出現了不僅作品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題材、體裁、審美情趣甚至創作風格）而且具有一定群體聚落的、社交型的、自覺的文人集團和文學流派。
從「類似現代所謂的文學活動」、「社交型與理論性兼具的文學流派」、「自覺結合的文人集團」這些用語中，不難發現，研究者都意識到中唐時期文學創作活動的獨特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追溯中國文學流派、詩派意識時，莫不以中唐為肇始期。故二十世紀以來，韓孟詩派、元白詩派、新樂府詩派、險怪詩派等專著，陸續出現。然而，上述詩派研究與群體研究，多強調同一性，傾向宏觀論述，還未將重點放於詩人彼此之間的交往互動。事實上，從元和時期（806-820）開始，詩人之間的交往互動，不再如六朝那樣，是以帝王、公侯、貴族為中心；也非如初、盛唐時期的作家，彼此之間雖有文學交往，卻難以在有限的作品材料中，自覺到交往行為所帶來的文學創造性與時代精神。元和時期則不然，詩人已普遍自覺到，群己之間透過對話與相互影響，既溝通了情意，也交流了詩藝。舉最具代表性的白居易為例，他於元和十年（815）回顧自己與元稹詩歌交往歷程時，如此說道：「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從「相戒」「相勉」「相慰」「相娛」這些用語看來，白居易很清楚詩歌的價值與意義是透過人我的對話與交往所彰顯。這種表現已超越儒家「詩可以群」的認識，其人文內涵與文學特質，很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劉禹錫與白居易對文學交往行為帶給彼此的刺激作用，也是相當自覺。劉禹錫〈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懷也〉：「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夕陰。宮徵不獨運，塤篪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思日已沉。」而白居易〈與劉蘇州書〉：「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從劉禹錫「不獨運」、「自相尋」以及白居易「因彼唱此和中得知」等語，可知他們二人都深刻而自覺地闡明對方對於自己創作的重要性。即使是「餘事作詩人」的韓愈，其交往行為也呈現出鮮明的特徵，他與孟郊所留下的聯句創作，正是競爭意識之下的對話；而〈和侯協律詠筍〉：「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暾。」也說明，韓愈對於創作的競爭性有著異乎尋常的執著。其他中唐詩人的表述，如張籍〈逢王建有贈〉：「新作句成相借問，閑求義盡共尋思」；〈喜王六同宿〉：「十八年來恨別離，唯同一宿詠新詩。更相借問詩中語，共說如今勝舊時」；賈島〈酬姚少府〉：「刊文非不朽，君子自相於」；項斯〈送蘇處士歸西山〉：「早晚重相見，論詩更及微。」等等，均可視為對以詩交往之行為的自覺省識。在此不禁令人好奇：這種以詩交往，形成人際互動的常態，在當時的社會意義，以及對於詩歌創作與詩學發展上的價值和作用為何？由此看來，中唐時期，特別是元和詩人的相互往來，除了可作為考證生平的史料文獻之外，其文學性與社會性的價值意涵還有待闡發。而從以詩交往的互動行為中，實可尋繹當時詩歌創作中豐富而複雜的內涵與面貌。其中的詩學價值與意義，更是文學史中常被忽略的問題。在相互影響與對話的過程中，各種新異的創作特質紛呈競現，這些問題與現象，值得深入的考究與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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